壶公评论
    文化现代主义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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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把日射去了九个,天地昏沉,
山崩地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夸父从海西的崇山峻岭中惊醒,望着日出匆匆,悄悄然西逝。
他要为莾林留住温暖,他要为湍流挽回光明,
于是伐闽山之木为拄,向着逝去的太阳追去。

渴了,他喝尽了黄河的乳汁;
累了,他又饮干了渭河的浊水;  
他蹒跚着,扑在罗布泊的边上舔着湖床上的水渍;
他撑住自己的身子,向着太阳落下的地方倒去。

大地记忆着他的脚迹,山川托起他的躯体;
他的拐杖插在大漠之上,成为一片绿树,
和着西去的风唏嘘。

――摘自壶公评论《大同论》

本愽立意在与读者的交流和笔者思维的保存。文章全部为原创。转帖请署名“壶公评论”,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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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4日 08:26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为《经典咏流传》喝彩
    经典复出,文艺复兴,为近期央视的努力喝彩


    2018年2月12日 16:48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辜鸿铭、鲁迅文化主张的致命缺陷
    百年之前,辜鸿铭先生对西方说:
    我们的哲学家曾有过用法律和秩序治理国家的梦想,你们却用枪炮把这一梦想打得粉碎。现在你们又来向我们的青年人传输你们的经验。你们将你们邪恶的强加给我们。
    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着天赋的民族吗?
    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拥有四万万世界上最讲实效,最为勤奋的人们吗?
    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学会你们的技术吗?
    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会剩下什么优势吗?
    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是到最终你们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
    认识东西,辩异华满:
    辜鸿铭先生说得很有激情,在当代中国能够引起很强烈的共鸣。但是,在梁启超看来,能够让晚清青年“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的事情是明末理学家朱舜水关于满清亡中华的历史叙述。
    梁启超在日本见识了明末理学家朱舜水关于满清亡中华的历史尤其愤怒,他写到:
    “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他著有《阳九述略》一篇,内分'致虏之由’、'虏祸’、'灭虏之策’等条。末题'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谨述’。”
    梁启超写到:
    “这类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的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
    梁启超不能不有这样的感慨:
    “他死后葬在日本,现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便是他生前的住宅,死后的坟园。这回大震灾,侥幸没有毁掉。听说日本人将我们的避难学生就收容在该校。我想,这些可爱的青年们当着患难时候,瞻仰这位二百多年前蒙难坚贞的老先生的遗迹,应该受不少的感化吧!”
    对于梁启超观点给予明确证明是晚清学人陈天华,其诗《警世钟》写到: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仄,腥膻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陈天华情结还可见于谭嗣同的《仁学》,邹容的《革命军》等等,此二作都“像触着电气一般”令读者“震得直跳”。例如孙中山,1903年10月5日孙中山到达檀香山。此前梁启超以“名为保皇,实为革命”为名组织保皇会失败,孙中山向华侨散发了数千册《革命军》,11月13日起又连续3天发表演说,号召“必要倾覆满州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提出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于目前危险和悲惨地位,檀香山成了革命党人在海外的一个重要据点。
    同样令人有“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的是关于反满女杰秋瑾的事迹:
    1907年春,秋瑾同徐锡麟秘密组织“光复军”,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中失败牺牲,10日秋瑾得知消息,明白清政府马上要来追捕。众人劝她速离绍兴,但她却把所有同志安排撤离,唯自己独自一人孤守在大通学堂。她说:“革命要流血才能成功。”实现自己加入“同盟会”时许下的诺言:“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
    1907年7月13日,秋瑾被捕后,次日面对审问秋瑾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寄托不了情怀。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她为了推翻满清,为中华民族伸张正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仅32岁,后誉“鉴湖女侠”,令人无限敬仰。
    有感于中华精神,日本作家永田圭介写作《秋瑾——竞雄女侠传》,文章中记录了秋瑾与鲁迅的对立,准确地说,这是时人对中华文化的不同理解。
    秋瑾与鲁迅都是浙江绍兴人,如果溯之于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都可以列于“江左”学系,但是论于文化精微,其差别还是在原则性级别上的,即对于满清部落政治与满清文化的认识。
    应该了解,曾国藩与其学生李鸿章、俞樾一系和满清的关系是藕断丝连的,鲁迅曾经师从俞樾的门徒章太炎,章太炎本名章学乘,慕顾炎武反清意志而号太炎,反出师门,但是鲁迅的思想显然不如章太炎思想之纯粹,其一即在反对满清文化一节上。
    我们通常认为鲁迅是一个硬骨头,但是在秋瑾这一代英雄目中并非如此,如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郭世佑的作品《秋瑾判鲁迅死刑,罪名:投降满虏卖友求荣》记述:
    1904年,鲁迅在日本遇见秋瑾,从而走上反清革命道路,他多次在集会上慷慨陈辞,鼓动暗杀。不久,他接到暗杀任务,却临阵退缩,遭秋瑾唾骂。1905年,秋瑾以“投降满虏,卖友求荣”的罪名,宣判鲁迅死刑,并拔刀高喊“贼人吃我一刀”。
    《秋瑾——竞雄女侠传》披露了秋瑾与鲁迅留日的冲突,文章细述革命文豪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和宋教仁、秋瑾等组织追悼活动的经过,云:
    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的并不只是上述三人,而是整整一代优秀青年,例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等。历史上,中华民族的知识青年反抗力度最大的事例就发生在满清入主中原与满清垂亡之时,这一史实说明,东西之辩与华满之证是不同级别的,前者是一个抵御外寇的命题,后者是关于亡国、亡天下的认识。
    辜鸿铭贯通中西,融合孔孟,可与同时代的王国维、陈寅恪共为一翼。这一代学者中的杰出者都有强烈的国家情怀,也同样表现为保守主义,例如王国维被诬指殉清,陈寅恪也同样有颂清文字,辜鸿铭于此也含混,可谓能辩东西,不证华满。这是他们的理论不彻底的一面。而王国维从历史和哲学上说,陈寅恪从人性学上说,则又是一个更为深刻的讨论,因此王国维殉清是谬说,陈寅恪颂清是另说,笔者在《生命礼赞》中企图说明此问题。
    故以此论文明优劣不得结论,一定要把华、满两个文明分开看。
    历史是可以推证的,但是历史是不能臆断的,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都是贯通中西,融合孔孟的大学者,他们的学说是西学东渐时代联系中西的桥梁,在中国向世界开放,在中国走向超级大国的时期,在中国张扬软实力的时候,了解这一些先行者是非常必要的。对他们的解说是对历史的理解,不能臆断。
    而华、满文明之别是要讲清楚的,在15-16世纪入华的西方传教士常常把明王朝看成是一个哲学家治理的国家,这一点与他们接触的以理学为理论的中国官员和学者的言行和政治主张有关。但是满清是一个以杀戮治国的野蛮政权,至辜鸿铭时代已经做威风丧尽,在西方学人目中,例如近代法学奠基人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例如大历史学家英国人汤因比都以鄙视的笔调描述这一个充满罪恶的文明。
    讨论及此,我们当然明白华、满文明不能混为一谈,否则中国软实力不能张扬。
    满清以杀戮治国的野蛮后来为侵华的日本人所效仿,南京大屠杀就是杀人立威的典型事例,所效仿的榜样就是扬州十日、嘉庆三屠。对扬州十日、嘉庆三屠的谴责是推翻满清的重要依据,但是现代中国人谴责南京大屠杀却不能谴责扬州十日、嘉庆三屠,谴责日本侵略却不能谴责满清杀戮,于是历史不明,理论模糊。
    人之为人,这是多么巨大的诱惑,我们当然能够理解陈天华、秋瑾那一代人所作出的牺牲,我们同样能够明白辜鸿铭、鲁迅文化主张的致命的缺陷。我们必须清除满清文化,并非只是历史研究的必须,是我们返回中华道统的必须,也是把中华文明置于发展之文明位置的必须,更是我们走出奴隶意识,建立公民意识的必须。
    壶公评论2018/2/12写于东岩山麓
    壶公评论 发表于 史哲札记 | 评论(0) | 引用(0)


    2016年10月16日 16:26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满清理学辩证
    满清诗人倭仁理学师承嘉庆进士唐鉴(1778~1861),唐鉴论学“于宋宗程朱,于明宗薛胡,于清宗陆张,排斥心宗最力,以为害道。”倭仁问学于唐鉴,唐鉴明示程朱格致主旨:“学以居敬穷理为宗,此外皆邪径也。”倭仁领会其师,评曰:“唐敬楷先生【学案小识】一书,以程朱为准的,陆王之学概置弗录,可谓卫道严而用心苦矣!”倭仁于理学“从王学入手”,而改宗程朱,并且确立了“恪守程朱”的学派立场。


    但是,唐鉴“以居敬穷理”为程朱理学宗旨论并非正道,其一、曲解了程朱理学“理高于势”的本旨;其二、在低一个层面上以经世济用服务于现实政治。事实上,唐鉴、倭仁能够在满清皇朝官高禄厚本身就在说明其理论是对程朱理学宗旨的扭曲,而另外一个唐鉴的弟子曾国籓以经世济用推动洋务运动,却不能对腐败已极的满清皇权稍有疑义,也足以说明这一学派对程朱理学理解的局限。  


    程朱理学本旨,程朱理学谓理境界为“冲膜无朕,万象森然。”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朱熹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了。”因此提出理高于天地,理高于势。  理学千万言,其实就是一句话:摆脱人为的所有规定。  因此,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朱熹都曾为帝王师,他们以理入政治,他们对于皇权的理解是空前的,他们都明确要求皇帝正心诚意,也就是要求皇权服从于理。这是理学的基本点,是从孔孟的仁义、荀子的“崇圣隆礼”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一路发展开来的中国思维的最高点。  

    就其本旨言,程朱理学不容于皇权,这一点从程颢、程颐、朱熹个人的命运可以读出,事实上也反证于唐鉴、倭仁、曾国籓等个人的命运。仍然没有摆脱人治格局的现代中国,理学境界依然令人仰之弥高。  综观理学。对于人的理解尤深刻于西方的天赋人权,宋理学五子之一的张载基于理的理解,这样写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出理学的根本愿望是:为人类创造出一套更具人性化的社会建构,这种建构基于人本身,而排除原来的家与国的概念。

    次而论之,即使以格致论主旨,唐鉴之说也是错误的。所谓格致,张载认为“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 张载的理具有明确的客观性,他认为“理不在人皆在物”,因此穷理是理解的过程“穷理亦当有渐,见物多,穷理多,从此就约,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这一点,对于唐鉴、倭仁等人是无法实现的。程颢描述穷理的境界:“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曾国籓时期已经有多人劝其推翻满清建立新朝,曾国籓有心而不敢,于是痛苦以终,又何时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再而论之,程朱理学是汉民族危机时期的产物,民族主义是程朱理学次一级的宗旨,对于异族政权的满清皇权尤其不能相容。这一点可以见证于明末清初的程朱理学之大儒吕留良的理论及其个人命运。


    吕留良正是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信念的学者,因此他持有坚定的民族主义思想。近代朱子钱穆论之,“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吕留良是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的,雍正之暴虐,满清皇权对程朱理学之恐惧可见一斑。 当然,吕留良并不局限于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同时是一个反专制主义者,也就是说他的思想达于程朱理学的主旨,他写到:


    “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因此“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 吕留良为程朱辩解: “自三代以后,习成一功利世界”、“凡礼乐刑政、制度、理财用人之道,纯是私心做就”、“故程朱责难于君,必先正心诚意,非迂阔也。”吕留良所述种种也就是程朱理学否定的规定种种,于是有“存天理灭人欲”一说。


    吕留良之程朱理学观即在反异族统治,也在批判君主专制,对于那一个时代而言,程朱理学对于汉民族,对于人类,无异于思维上的一质变性的进步。但是,真实的程朱理学绝不容于满清皇朝,吕留良案件后有唐孙镐写【讨诸葛际盛檄】,齐周华写【救吕晚村先生悖逆凶悍一案疏】为吕留良辩,或遭暗杀,或遭凌迟处死。


    能够见容于满清皇权的程朱理学当然是一个废其宗旨的学说,唐鉴倡导程朱理学所以能够得到满清皇权的赞同,即在其理论背离程朱理学宗旨;高举“卫道护教”旗帜的曾国籓,其道、其教只是服务于反对上帝教,□太平天国,应该承认曾国籓并非不明白程朱理学的主旨所在,但是残酷的虐杀无疑震慑了这一代豪杰,他们的意趣最终体现于他们的传人如袁世凯和章太炎,那是一个“又一代人”的问题;至于倭仁,其理论对程朱理学主旨的背离又较唐鉴更远一步,倭仁的荒唐即见于其理论,也见于其政治。  

    不能虐杀就只有曲解。应该说唐鉴们的曲解仍然为世人证明这一学说存在的意义,尤其是在经世致用上,却也为晚清的洋务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即使是现代的改革开放,仍然能够读出这一理论的证明。当然,我们能够明白,对于程朱理学言,经世致用并不是透彻的理论,与其说经世致用是洋务运动的“特色”,不如说理论的表层性是洋务运动的“特色”。


    满清(1644年—1911年)皇权□267年,终其一身都维持着部落统治的模式。以中国史上发生过的皇朝存在的时间作比较,清朝是一个中等时间段的朝廷,而以一部落统治大中华尤能开疆拓土,论史者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成功的政权。  如果说初期满清部落取得皇权的成功在于晚明社会思想的混乱,这一混乱因陆王心学过于强调个性的解放而发生,这一点是现代自由主义者应该引为教训而自戒的;而中晚期满清部落皇权的成功则建立于对汉民族惨烈的大屠杀和对中华历史和道统的修正,这一点不能不唤起我们重塑中华道统的意志与决心。  历史启迪智慧。纵观历史,中华历史和道统重视文化对于社会存在的决定性的意义,从周易的“成之者性”到程朱理学的“性即理”,都把共识-人性-文化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


    当我们以此视角观察社会,我们能够清楚,满清部落皇权对汉民族惨烈的大屠杀是在摧毁汉民族的意志和自信。应该承认满清部落皇权的手段是非常成功的,汉民族从此堕落为一个懦弱的民族,不仅仅因此维持了满清部落皇权267年的统治,在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出现的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许多次大屠杀,固然说明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也证明那些被屠杀者的懦弱,这种懦弱甚至延续于当代,表现为赵本山现象。

    更重要的是满清部落皇权对中国历史的篡改和中华道统的扭曲。以道统的演变看,荀、董儒学固然奠定了汉家制度,决定了汉人生活,但是东汉以降,儒家教义【公羊】与【谷梁】之间的交错已经导致社会思想的大混乱,大一统的局面一再被打破。魏晋是中国思想大变革的时期,它结束了前期的混乱,也奠定了宋、明时期的国家哲学—即宋明理学。以孟子义理为弘扬的宋明理学表现出一类非宗教性却胜于宗教之坚毅的信念特征,它表现为宋、明之前、之后的知识者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其一、读书是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做官;其二、气节高于生命。  作为信念的宋明理学典型地体现于北宋五子,南宋朱、陆、陈等学派诸子的人生;而对于明朝之理学诸子,又进一步表现于文化信念与政治权力之间激烈的冲突中,无论是明成祖朱棣时期的方孝孺案,明世宗朱厚熜时期的大礼仪案,明熹宗朱由校时期的东林党人案等等,都令后人感慨一种信念的坚毅和激励。


    但是,这一崇高的信念却毁于满清部落皇权的摧残,而满清部落皇权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明白一个民族文化、历史产生的信念是不可以被毁灭的,满清部落皇权对中华道统的摧残就表现于对理学,尤其是对程朱理学的扭曲。  壶公评论满清理学,固然出于批判,而立足点却在于,为程朱理学的弘扬求正解,寄托了对中华信念重塑的希望。


      壶公评论2015/3/22写于东岩山麓


    2016年5月15日 10:55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认识莆田--为中国海洋文明辩
    本文三节:

    其一、壶公评论关于莆田的一律一词;

    其二、驳斥朱大可谬论;
    其三、倡导大国学的创立,以集合中国传统文明三部分的融合,为国家求稳定,为社会论正义,为生民谋幸福。  

    壶公评论 发表于 东园夜话 | 评论(0) | 引用(0)


    2015年12月28日 18:05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毛诞的中国逻辑
    按:

    又是毛泽东诞辰日,四海欢腾。
    正阅读独立学者胡新民先生的文章【韶山为什么如此红火?】、【“韶山热”与人权】,这些年对毛泽东的崇拜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衰竭,反而越来越广播,越来越深化。尽管反毛者的声音也算是歇斯底里。


    如何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偏执?
    现代中国之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中、晚年是在西方阶级、阶级斗争论全面影响中国的时期度过的,后人记述其学,也时常应用了“阶级”一词。不过陈寅恪的“阶级”内容与西方的“阶级”内容并不一样,他是以豪族与寒族之间的矛盾及其转化来叙述历史的。


    陈寅恪的“阶级”观更早的可以见之于《孟子-离娄章句下》,其章:“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斩”并不是《尔雅-释诂》中的“杀”。 如果是“杀”,曾经是山西省长的于幼军曝光的“文革时期。。230万官员被迫害,75%的副部级被审查或遭打击迫害等。”这些官员和“副部级”在文革后就不可能存在了,于幼军即使不死,至少也肝胆粉碎了。
    这里的“斩”应该如《说文》的解释“截也”,即一类命运的结束,或是命运的改变,例如文革促使“230万官员”和“75%的副部级”不再拥有原来的特权;相对的是,中国工农有了当家作主人的感觉。


    这样的讨论当然能够产生这样的结论,中国的豪族和寒族之间的矛盾及其转化已经延续三千年,从近百年或未来百年看,这一过程并不可能结束。那么“毛泽东”作为中国寒族的旗帜也就不可能倒下。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人类社会进步的进程就是人类自我解放的过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毛泽东的旗帜将永远飘扬。


    壶公评论2015/12/26写于东岩山麓
    -----------

    韶山曾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过游客低潮,有一年到访的只有区区80万人。当然,这比起当今世界上其他名人故里的游客,如前南斯拉夫的铁托,美国的罗斯福还是要多得多。但是在当时,韶山的毛泽东故居纪念馆一度面临“办”还是“关”的问题。

    转折出现在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大多数人终于认识到:如果“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见邓小平:《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一九九○年七月十一日)。随着对毛泽东缔造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社会上兴起了“毛泽东热”。带来的连锁反应之一的是到访韶山的游客逐年增多。2013年的游客达到了创纪录的1000万,12月26日就有10万民众自发自费前来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

    韶山为什么会这样红火?除了上述原因外,笔者还有如下看法。

    首先是国家各级领导人和某些外国政要到访韶山的效应。最近习近平在北京吃“包子套餐”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样道理也适用于韶山。当然事情也有例外。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我国领导人和外国政要去得并不多,但同样一年到头人流不断。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除了极个别的外,都到访过韶山,这无疑对激发民众的热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历届湖南省到任和离任的领导人,到访韶山已经成了规律。更能激发民众的是他们发表的谈话。例如, 习近平2011年3月在韶山时指出:“重温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崇高精神和道德风范,深受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

    其次就是中国人的感恩传统。

    当年中国共产党在起早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时候,邓小平特地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九八○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这就是说,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工农和干部,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他们对毛泽东仍然怀有感恩之心。

    著名学者萧延中在毛泽东120周年诞辰时的讲座中,评价毛泽东的影响“无与伦比”和毛泽东与人民的关系,是很有见地的。思考“韶山热”的学者还不少。他们在想:为什么一个历史人物逝世这么久了还能永恒地活在人们心里,受到人们的爱戴?著名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也很好地解读了这种现象:“人们给毛主席拜寿,首先就是感恩,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很朴素的感情。西方有感恩节,毛主席的‘圣诞’就是中国的感恩节。”

    还有一点是人们对韶山这个地方也非常有兴趣,想来探索这里的秘密,甚至有些人想来沾沾灵气。

    有人相信,韶山之所以出了个毛泽东,是因为他的祖上葬在了虎歇坪这块青龙白虎之地。的确,这是一个难解之谜。毛泽东故居上屋场,本来就是群山环抱的好地方。祖上过世,附近便可安葬,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坟墓为什么舍近求远,葬在离家好几公里的滴水洞上面的虎歇坪?据说这是块“风水宝地”,传说中八仙吹箫之地,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山上常常传来悠扬的八仙吹萧声。今看虎歇坪,地势的确险峻无比,非同一般,它的对面就是龙头山,有人曾赞叹:“龙头山,虎歇坪,聚龙之灵,集虎之威,通三山之风,贯八面之气,藏龙卧虎,风云际会。”虎歇坪上亦有联:“气象万千虎踞高岗鸣胜境,岚光绕岫龙盘胜地吐紫珠”。

    其实应该说,韶山之所以走出毛泽东,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毛泽东本人发奋,是他性格和天赋以及湖湘文化的背景使然,正所谓“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

    尽管笔者相信韶山肯定会继续红火下去,但也有几点微言。一是希望韶山本地的民众在在市场经济面前要有度,如果过了度,就会为红火泼冷水。二是地方当局的投资建设也应该始终遵守习近平的“隆重简朴务实”六个字,更要严防建设中可能出现的腐败。最后一点是想对某些游客说的,那就是改革开放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



    2014-01-02 09:30 来源:大同思想网 作者:胡新民


    2015年12月28日 17:55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于幼军的反文革讲座想说什么?
    于幼军的反文革讲座想说什么?


    退休部级官员、现任中山大学教授于幼军的首个“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系列讲座有两个重要内容
    1、他提出,“文革有可能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部分重演”;
    2、他曝光了文革时期部分触目惊心的内部数据,如230万官员被迫害,75%的副部级被审查或遭打击迫害等。


    于是这个讲座引起关注,于幼军本人也称,本讲座“想低调也没办法”。


    现在还在讨论文革,本身就证明文革影响深远;更充分证明,这一场发生于上世纪中叶的运动确实是一场触及了一个群体灵魂的大革命,于是在几十年后这一群体还感到致命的威胁。


    但是,事情并不仅仅如此,观于幼军履历,有这样的一段:
    2005.06——2005.07,山西省委副书记;
    2005.07——2006.01,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2006.01——2007.08,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在山西塌方式的腐败案中,作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于幼军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现在他借文革大发牢骚是不是兔死狐悲,或者是因为自身感到了危机。


    他以文革隐喻什么?
    他的“文革有可能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部分重演”攻击的是谁?
    值得玩味。


    于幼军的反文革讲座突然提前结束了,据陆媒披露,由于于幼军临时有事要回北京。按照计划,讲座从12月9日开始一直将持续到12月25日,共分8场,每场两个半小时。根据通知,仅限于校内老师,硕博在校生。“现场请勿录音、拍照、摄像”。12月16日下午,于幼军突然提前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首个系列讲座——“反思文化大革命”。


    终究,中国当代的反腐有其源,也有其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某些人,是螳臂挡车了吧!


    2014年5月5日 11:18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以学术的名义抗争--关于吴晗
    讨论斯大林史学观对中国史学的危害;讨论中国大众民主观的形成。
    壶公评论 发表于 从吴晗读文革 | 评论(0) | 引用(0)


    2014年5月5日 11:15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胡耀邦的“民心”引发的思考
    文化、历史的批判是思想的本质,本文是对胡耀邦“民心”论的反思。


    2014年2月28日 07:22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为什么必须肃清满清文化
    本文是壶公评论文章【仕文化的沉沦】的一个释证,从陈寅恪的一首诗说起,讨论梁启超叛出师门成为反满斗士的原因,论证我们为什么反对满清的理由,推证“不灭滿奴文化 何论大国崛起”的主题。


    【仕文化的沉沦】主题:钱谦益--东林党人--明理学--中国的民主意识。


    2013年3月29日 09:5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文化史观与汤因比
    前言:
    本文是6 年前壶公评论读汤因比《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所作的部份笔记,去年曾经企图把这一份心情归纳于《汤因比与中华文化》,但是在写完前言后就搁笔了,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文章的主题只能是“超越国家观寻求文化的深刻”。汤因比主张的文化形态史学观实际上指的是以研究人类文化为前提,探讨人类社会变革的方向,以避免人类重蹈法西斯类的歧途。这种思考却正是“路迢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文化形态史学观的主张者还包括德国人斯宾格勒、巴勒斯坦裔美国人爱德华-萨伊德、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和日裔美国人法兰西斯-福山。斯宾格勒著作《西方的没落》、萨伊德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亨廷顿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福山著作《历史的终结》。
    但是,正如萨伊德说:
    “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或学者都不可能获得半个地球的视野,他只能关注历史的某一个复杂的阶段和区域。”
    萨伊德出生于巴勒斯坦地区,几乎是一个无国籍的世界公民,他的生存背景和马克思相似。事实上斯宾格勒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充满懊丧情绪的德国人,福山本质上是一个奴隶国在主子家读书的子弟,他们企图超越国家观的欲望显然远远大于汤因比,当然也远远大于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壶公评论。
    剩下的只能是佩服汤因比了,当然更佩服的是孔子――是孔子的思考奠定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以血亲模式为基础的共和制度。而世界上另外一个值得一谈的,即西方以上帝模式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却不知道是多少人共同探讨的结果。
    壶公评论写作《超越国家观寻求文化的深刻》,是《关于中日关系的一场辩论》中的一节。而《关于中日关系的一场辩论》则是壶公评论关于中日关系的一个观点在一个学术论坛上引起的讨论,因为讨论者基本上是当代的一些学者――也包括海峡对岸的学者,尤其是讨论长达四十多页,于是讨论之后笔者有一个愿望就是将其整理成文。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整理也令人乏力,真学术需要寂寞和孤苦,只能安步当车了,于是保存这样的笔记。
    壶公评论2013-3-29写于麒麟山麓

    一、关于《超越国家观寻求文化的深刻》
    博友 “ 春秋左转 ”评论《关于中日关系的一场辩论》 (2007-08-05 23:03:12 ):
    几位的论争实在精彩!拜读了~~~~~~~
    对博主的“超越国家观”憾未能详。不知是超越“国家观”,还是“超越国家”观,呵呵。有点扯字皮了我。
    壶公评论答:
    自然形态与国家形态是不一样的,文化观与政治观是不一样的。所谓国家观就是国家形态和政治观,笔者文章的立足点在自然形态和文化观。
    博友 “不戒之猫 ”评论:
    壶公,佩服你,怎么形容我的心情呢,也许我心太小,无法形容出来
    壶公评论答:
    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是容易而且合理的。
    例如,倭族和女真族都是中华文化圈内的民族,或者说都是接受中华文化的民族。
    日本人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比女真族更深刻一层,所以在女真族入主中原的问题上,大陆周边的民族都持有一种蔑视的心态,甚至全人类都以一种蔑视的心态看待滿清部落政权。
    为了中国人人格的正常化和中国的未来,必须坚决否定滿奴意识,恢复中华文化。在笔者看来是当今第一要务,所以很多文章都以此立意。
    这一个问题理解的难点在于:
    现代社会意识进入了对于前百年社会思想反思的时期,而前百年中国的社会思想其主流是建立于反封建反满清奴化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于是现在满清奴化文化有了一个复辟的社会环境。
    对于社会政治而言,前百年是社会寻求解放的时期,其特点是大众化的实现;而现代社会有一种恢复封建专制的倾向,其特点是精英化。于是现在满清奴化文化有了一个复辟的政治环境。
    这就是笔者认为坚决否定滿奴意识,恢复中华文化,是当今社会第一要务的原因。笔者是个足球迷,观察足球多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足球氛围就是满清政治的体现。看到中国足球一触即溃的状态,不能不想起八国联军和甲午战争的往事,不寒而栗。

    二、领略大历史学家的风范
    读汤因比《历史研究》记(1)

    读过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知识的丰富和论证的详实,使我常常钦佩这位西方大历史学家,于是决定通读《历史研究》。
    但是很快发现,在网上找不到这本书。我总是以笔记的方式伴随阅读的历程,即促进思考,也为了雁过留声。当以书本的方式阅读的时候,我意识到要做的任何笔录只有依靠键盘一个字一个字地点击了,也意味着对我的不成熟的打字能力有一个严峻的考验。
    似乎,这一点并没有阻挡我的进程,确实《历史研究》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当我们读惯了充满教训色彩,武断的,常常令人置疑的中国式的书籍,西方那些认真的学者们的严肃和诚恳极具吸引力,无论你是不是赞成他的观点,都有一种与之对话的愿望。于是我开始记录这一历程。

    中国人对汤因比并不陌生,而且钟爱,因为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感到失望,认为我们的文明已经老态龙钟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人却对我们的文明赞叹有加,这个人就是汤因比。
    其实我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失望,又有谁真的愿意承认我们应该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在这一点上,历史知识渊博的汤因比看得比我们更透彻。
    在《历史研究》绪论的第一节《历史研究的单位》中汤因比就这样写到:“具体说来,这一个品种的社会的面貌自从我们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以后就是稳定的。在为了生存所进行的斗争里,西方社会把它同时代的社会逼到了墙角,而且它的经济和政治的上升过程中,把它层层绑缚起来,可是它还未能在它们的不同文化方面解除它们的武装。它们虽然被压抑得很苦,它们的灵魂却还可以说是它们自己的。”
    汤因比说得多么透彻,今日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障碍无不因此而发生。
    既然大家都忠诚于自己的文明――这里的大家指的是具备自身文明的整个社会,对于自己文明忠诚所体现的整体的韧性并不因为某一个群体的愿望,或某一时段扭曲而改变。关于全盘西化的祈求是不现实的;逃避对自身文明的批判和继承显然是懦夫的行为。
    承认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尊重他人的顽强和张扬是一致的。于是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文明的冲突。因为坦然,我们也就具有了把握自身命运的方法,也就具有透彻人类文明深刻的内在,寻求共同的基础,谋求和谐与共存的可能。
    应该赞成汤因比,即使他是一个英国人。

    汤因比的大气源之于他的博学,他能够做到在大跨度的空间和大纵深的时间上横亘古今、旁征博引,也因此他具有横扫千古、鄙睨众生之气概。他的观点时常有违常规,因为他并不为某种势力而作,他是为人类而作。当我们理解了他的观点,可以感到自己更加深刻。他能够引导你走向深刻,使用的是知识的力量。
    例如,在《历史研究的单位》中,他实际是在为自己的研究作出度的规定,即不借助于圣人之言,也不躲藏于虚幻的假设,他残酷地把自己逼进严酷的科学维度。于是他获得真知。
    汤因比明确:“历史学家在社会里生活和工作,他们的职责一般只说明这些社会的思想,而不是纠正这些思想。”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学者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必须用世俗的思考来规定历史的探讨和取舍。不仅仅不能从历史的角度“纠正这些思想。”而且他们始终只能在于“这些社会的思想”的框架内的谋生。
    在这里说的“社会的思想”是指现实的政治需要,即使是在说明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的思想”也应该古为今用。所以和汤因比的“这些社会的思想”并不一样。因为在阅读了汤因比在对这个命题进行的讨论,进一步意识到如何对待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也进而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中赫然有一部分名曰“历史唯物主义”。

    开巻有益。读下去吧,感受他人的思考,舒展我的思考。

    壶公评论2007-06-16

    三、乌尔班二世、亨廷顿和小布什
    读汤因比《历史研究》(2)
    早上日出,一扫两天来的阴郁,心情开朗多了。
    晴阴,冷暖,自有天意。古人讲“中和”,就是因为大千世界的不“中和”;“致中和”即“中和”为我所求。“致中和”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过程,对于个人是如此,对于民族是如此,对于人类是如此。“致中和”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方式,唯有此行,方显大道。
    今天承担起买菜的任务,清晨的风吹出心身的舒畅,坦荡的溪流显得宁静而平和。几日来看的几篇文章在脑海里流淌,应该写一篇笔记了。
    其实“致中和”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欧洲人则喜欢剑走偏锋。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为基点稍加延伸,就可以领略很多西方人的风范。
    汤因比写到:“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即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个极端上的全人类,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
    上一篇笔记评论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单位“即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命题及其影响,而历史研究的单位“也不是另一个极端上的全人类”这一个命题同样意味深长。
    其延伸之一,即汤因比自己的看法:“我们发现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五个这样的社会,此外还有一些死灭了的社会的化石遗物。。。。”所谓“五个社会”汤因比分列为“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印度教社会、和远东社会。”
    写这一段的时候,汤因比把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统称“远东社会”。产生这种漠视的原因大约有二种,或者是对东方文明不甚了了,或者也是一个大欧洲中心论者。
    从以后的文章看应该是后者。因为在《文明的比较研究》一节中,也就是在第27-28页,汤因比就开始谈论“古代中国社会”,也知道有老子和孔子了,不过完全是用西方文明的模式套用中华文明。例如他说:“在这里,统一国家是建立在公元前221年的秦汉王朝,统一教会是大乘佛教,它是佛教的一个变种,传入汉朝成为今日远东社会的蛹体。”说得令人莫名其妙。以大欧洲中心论者来看,当个全人类型的历史学家简直太容易了。
    延伸之二,即亨廷顿的观点,因为他喜欢讲文明冲突,从“文明”的角度或者可以说延续了汤因比的某一类观点。亨廷顿也把人类主要文明分为五大类: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在这里东正教和印度文明都没有了,呑并文明原来这么容易。多了一个日本文明,把汤因比的“远东社会”作了一个人们不在介意的分裂。
    可不能小看亨廷顿的文明单位的划分,它比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评比“文明单位”要严肃多了。按照亨廷顿的观点,人类的文明只有两种:西方的“普世文明”与东方的“挑战者文明”。
    很有意思的是,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文明,在近些年的经济改革中接受美国经济学家的指导,搞得气息奄奄的拉美国家,也进不了亨廷顿的法眼,很有点过桥拆板的味道;可是把自己的身子都卖给美国的日本人还在另册,还真让人看不透这个魔术大师的鬼花招。
    亨廷顿划这道线的本意是什么?因为他认为,“未来的冲突很可能是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冲突。”他强调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手的可能性,鼓吹“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的威胁。最形象的说明是在《文明的冲突》书的封面,以地球背景,之上的基督教十字架,而其下是紧紧相挨的伊斯兰新月和中国太极图。那种大西方主义凌霄直上。
    亨廷顿一介书生,本不足为训。但是笼罩在西方的、属于西方文明本质的分裂症状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小布什先生就效仿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气魄开始他的就职讲演:
    “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下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暴政。。。。。”
    关于11-13世纪十字军东侵,汤因比写到“在1204年左右,当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分兵佯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好象东正教社会将地为它的姐妹社会所呑并。。。”,现在的俄罗斯人当然也有研究历史的;
    16﹑17世纪路德――加尔文引导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受到英国﹑法国封建政权的残酷迫害,这些现代生存在美国的新教徒们大概不至于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傻冒;
    而法国人大概不会忘记困扰自己三百年的的宗教战争。。。
    “普世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战争大约没有几多胜算。在这里说到的汤因比的观点是属于他早期的一些观点。只有尊重历史的文明才是理智的文明,因为文明本身就是一种不竭的延续。致中和,循大道,这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
    作者:壶公评论2007-06-16

    四、文明在战争中延续
    读汤因比《历史研究》(3)

    关于文明的比较研究,首先必须明白的是搜索的目标,寻找足以证明亲体-子体关系的征象。
    有三个基本征象:教会――代表文化的传续;帝国――表现政权的承接;民族大迁徒――群体的融合,也就是现代民族的形成。
    汤因比认为:我们就发现教会即属于过去又属于未来,而蛮族的继承国家同帝国一样,则完全属于过去的。显然,汤因比对历史的研究,主要的是对文化的研究,而政权和民族的变迁只是文化连续的载体。
    尤其是对于民族大迁徒――它事实上是外族的入侵。这些外部无产者从旧社会的边界以外象洪水一样冲下来。他们包括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萨马特人和匈奴人等等。它们的兴起仅仅是帝国崩溃时候的副产品,帝国的崩溃也无情地昭示了它们的命运。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主要思考的主题是二战之后西方社会的趋向,显然他十分蔑视那些依赖战争发家致富的民族。在他的笔下存在于西方历史的此类部族有二个:古希腊的斯巴达人和条顿人。
    斯巴达是古代希腊城邦。它的强大仅仅次于雅典。战争和奴役其他民族是他们的职业。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希腊部落的雅利安人南下侵入拉哥尼亚,把原来的居民变为奴隶,重建城邦名曰斯巴达。
    斯巴达人具有的独特的军事社会制度和尚武精神。它打败雅典,称霸南希腊,实行野蛮统治。但是在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却乏善可言。这个野蛮、落后的势力是希腊社会的进步的绊脚石。
    在汤因比看来这样的集团无论有多大的力量,可是又能为社会文化贡献什么呢?又有什么留存于后人的呢?

    所谓条顿部族,应该成名于公元9年发生在条顿堡森林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日耳曼各部族战胜了罗马帝国。大约是胜利催生了这个民族尚武精神,公元400年左右,他们已经进入南部欧洲建立了他们的王国,并且在407年与一些罗马人合作推翻了罗马帝国。
    这期间进入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正是属于条顿部族,他们侵入大不列颠,一路屠杀掳掠,所向披靡,原来的居民凯尔特人只好与之共享这一片乐土。
    但是条顿人的脚步并不止于此,1198年3月5日他们于巴勒斯坦的阿克他们成立了条顿骑士团,受教廷和德皇的双重领导。此后条顿骑士团非常卖力地与穆斯林作战,还偷袭了君士坦丁堡,差点把现代俄罗斯的祖先重新收回基督教的十字架下。到1221年1月,教皇乌诺利斯三世授予了条顿骑士团113项特权。
    1221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条顿骑士团回头帮助波兰的玛佐夫舍公国战胜了普鲁士人,1234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九世颁布诏书,宣布被征服的普鲁士为骑士团私产。他们奴役当地居民,许多德国移民在这里建立了的城镇和乡村,这就是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日耳曼人的帝国。

    作为英国人的汤因比,作为一个历史即时的反思者,当然不可能赞成以战争为职业,侵扰欧洲安宁的群体。
    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描写来自《荷马史诗》。这是一段很值得西方人骄傲的历史,歌颂了爱情,歌颂了勇敢,歌颂了暴力,也歌颂了血腥。在西方史上,在不同时期大量存在类似的事件,战争和掠夺总是隐藏在爱情和宗教的主题之下。汤因比在大谈教会文化的时候,实在不应该否定暴力文化,因为这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轻易否定西方文化中的暴力因素,显然不符合事实,也就无法得出客观的结论。

    当然可以看一看西方史,也包括汤因比自己的描述。
    公元前2500年前后,克里特岛人建立氏族制城邦;公元前1600年前后,克里特米诺斯王朝的势力遍布爱琴海周边。这就是克里特文明,也就是西方海洋文化的代表者。
    在同一历史时期,居住在多瑙河两岸的游牧部落――自称是神明希伦的后裔,迁徒到希腊,所以统称希腊人。其中一部分人进入伯罗奔尼萨,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就是迈锡尼文明。
    大约是因为海啸等自然灾害,海洋沿岸的克里特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后开始衰落。而内陆的迈锡尼文明逐渐强大。在公元前1450年前后,希腊人取代克里特人成为爱琴海沿岸的霸主。
    特洛伊战争发生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希腊联军的统帅就是迈锡尼王阿林门农。《荷马史诗》把这场历时十年的战争归疚于一个女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王麦涅拉俄斯的王后海伦,麦涅拉俄斯与其兄迈锡尼王阿加门农号令希腊盟友发动了特洛伊战争。
    抛去神话的外衣,问一问希腊人为什么要进攻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就象我们经常需要探讨美国人在中东大动干戈的理由。自古以来,小亚细亚是沟通亚欧的战略地区,它的战略地位、以及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希腊人穷十年之力,运动数万人,远征特洛伊,当然不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只能以其垂涎小亚细亚的利益为解释。
    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战争使得迈锡尼的王国势力大减,尽管是它胜利了,在公元前11世纪,迈锡尼诸城邦被雅利安人逐渐征服,迈锡尼文明开始衰落。正是战争引发的迈锡尼文明的衰落为雅利安人提供了机会,他们不断掠夺其他城邦的财物。在公元前10世纪以前建立了不少城邦王国,斯巴达城就在这一时期正式建立了,并且逐渐形成了与雅典分庭抗礼的军事城邦--斯巴达城邦。
    当然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形成,这场战争催生了后来的罗马帝国,据说罗马帝国就是特洛伊人的后代建立的。

    为什么要夸大蛮族对于我们西方社会的贡献,汤因比这样问到。应该说汤因比的这个问题问得十分勉强。他的思想相似于中国那些一相情愿的儒生,永远在幻觉中感受和平。
    壶公评论2007-06-16

    五、走出希特勒的蛮族情结
    ——读汤因比《历史研究》(4)
    汤因比把蛮族对于我们西方社会的贡献估计得如此之低和前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如弗里曼等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责任制议会政府这种制度本来是从那些来自无人之境的条顿部族的某种自治政府组织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点在汤因比看来是一切地方一切时代一切原始人类所固有的一种非常雏形的组织。

    蛮族对于社会的贡献其实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不应该低估。例如宋、元间的转化,从表面上看,蒙古族只是为中原带来暴力和落后,但是如果从存在的合理性作一个分析,可以看到基本的二点:其一,谁应该住在温润的中原或寒冷的雪原,上天本来没有作出规定,无非是强者优先,同时还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二,中原人的消沉和堕落已经失去他得天独厚的理由,只能让位于更有朝气的蛮族。
    历史应该有这样的、尊重事实的理解,否则无法解释现实,例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合理性。事实现在的美国人就陷入这样的困惑。

    另一个问题,人们对于过去的一些形式的欣赏,其实只是这些形式在当代人思想中的映照。正如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对原始社区米尔的钟爱,只是生存于封建农奴制中的人们对于否定封建农奴制的一种欲望。而生存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氛围之内的人们是决不会去憧憬这种流浪者自助的组织形式。其实19世纪末的关于俄罗斯革命的争论,其实质在于此。

    当然汤因比的观点并非毫无意义,因为从上述的讨论中形成不同的路径。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导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他们认为社会进步也可以说是由于在种族里存在着一种天生的内在品质。汤因比嘲弄地写到,历史学者们自欺欺人地认为'注入了新血液'――他们用这句话来形容蛮族入侵的种族效果――就会促成那些在后来长久呈现的构成西方社会历史的生命和生长现象。
    这种在今天看来是荒唐的观点,当它处于极端的时候也就出现种种怪异,曾经有人说这些蛮族是'纯种'的征服者,他们的血液一直鼓舞着而且提升着那些说是他们后代的人。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大肆鼓吹种族优越论,称人类每700年进化一次,最终目的是将优秀人种进化为具有超常能力的新人类。希特勒当然有理由为他的雅利安人-日耳曼人--条顿人的血统骄傲。
    1938年和1943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就组建了两支探险队深入西藏,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亚特兰蒂斯神族存在的证据,据说存在可以改变时间、打造不死军团的地球轴心。
    其实要寻找这些优秀的种族不应该到西藏去,而应该到中国的陕西和甘肃一带,因为那里的秦国人曾经把雅利安人打得落花流水――当然,这和希特勒又毫无关系了。
    汤因比批驳这些观点:事实上这些 蛮族并不是我们精神生活的创造者。他认为,这些蛮族只是啄食腐尸的兀鹰或是在臭骸里钻进的蛆虫。他们的英雄时代乃是古代希腊历史的剧终曲,而不是我们时代的前奏。

    这种激动是汤因比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依据而产生的。在汤因比的时代,人们处于谴责战争的时期,不过汤因比走得更远一些,把白种人的优秀作了一个剖析。这是汤因比后来走上和现代一些鹰派不同路径的原因。
    不过汤因比已经在不自觉中否定了西方文化,今天来看看西方列强的种种思路,其实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壶公评论2007-06-16

    六、比较:最后的帝国

    21世纪之交发生在中国主流媒体的有二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其一是以文人阎崇年为代表的鞑靼文化的抬头;其二是以《大国的崛起》为代表的关于国家发展的讨论。察其间,二者都以服务于中国的复兴为标榜;质疑之,这种即无自知,再无知人的言论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又何以导之于自明,导之于智慧?

    滿清余孽阎崇年大谈滿清十二帝,鼓吹滿清奴役文化。如果其理论得逞,现代中国与复兴的愿望是南辕北辙了,中国人最好准备接受第二次八国联军,第二次甲午战争。。。每一个中国人大约得留下万元存款以备对外赔款――不要把这一切看成耻辱,这是我们必须交的学费,重要的是要以欢呼的心态接受共和国的血的洗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向我们民族真正的复兴。
    无耻!这是笔者听阎崇年《百家讲坛》的第一印象。
    无耻!这是四百年来人类对滿清部落政权的评价。
    无耻!笔者听到了百年来千千万万为中华复兴而牺牲的烈士们苍凉的叹息。
    滿清余孽阎崇年的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现象,其发生的社会根源值得思考,历史也自有公断。

    所谓《大国的崛起》讨论的是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个讨论实质上是很片面的。
    首先,所谓大国的崛起并不只是器物上的成长,而是文化的张扬。论大国的崛起不能不谈科技的进步,但是不能够从文化的层面上予以理解,最终只能显现庸俗唯物主义的特色。道德和科技并不是并行不悖的,当毛泽东把对立统一律以中国概念的矛与盾予以说明的时候,已经极其形象地说明了道德和科技的关系,科技-生产力又岂能孑然独行?
    再之,《大国的崛起》中的大国基本上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植根于教会――民主文化,即得到它的推动,也得到它的制约。只看到它的推力而不了解它的局限,并不是有意义的讨论,推力与局限常常是共生的,对于一个良性的讨论更应该注重的是局限。即使是生存于西方文化氛围中的西方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或现代具有西方文化代表性的战略思想家亨廷顿等等,其理论的特点也是对于自身文化系统局限性的关注,局限性的突破才是理论的跃进,才能体现于社会的进步。
    《大国的崛起》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关注,因为大家都在关心中国是否踏入西方列强的同一条河――很可能是全人类的灾难。

    就是这样一些把鞑靼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宣传,就是这样一些对西方文化的张扬,构成现代中国的认知。对于这种现象的反思,不妨看看十七世纪人类三大最后的帝国的兴衰.
    壶公评论07-08


    壶公评论 发表于 史哲札记 | 评论(0) | 引用(0)


    2013年3月17日 09:59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壶公评论诗词(14 首2013-2)
    壶公评论诗词(14 首2013-2)

    14、《春来意》[七绝]    2013-02-27
    春来意  七绝三首 (新韵)
    一、
    潇然飘洒入三更,梦里忽觉天簌声。
    细雨踟蹰莲步稳,佳人羞涩掩琴筝。
    二、
    野林新绿半遮坡,向远溪江黯碧波。
    还是苎罗情有趣,面纱一角醉吴哥。
    三、
    流连烟霭淡离支,浮落春辉流岸坻。
    自信午间出好日,予人温暖咏诗时。

    13、《次韵也先生《感怀吾爱》》[七律]  2013-02-23
    出外散步刚刚回来,看到“也不知”先生来访,于是回访,读了《步韵(元夕将至,酬赠诗词吾爱众诗友) [七律] 》 (文/也不知 )
    也就在键盘上敲几个字。
    次韵也先生《感怀吾爱》【七律】

    漫步黄昏溪面开,麒麟隐约出蓬莱(1)。
    瑶台璀璨清明夜,江岸踌躇拙纳才(2)。
    月到元宵矜好句,春临今晚共银杯。
    清便宛转风流过,且把灯花细剪裁。

    注:
    1、穿过城市的中间是一条宽约50-100米的溪流,属于闽江上游。黄昏散步在岸边走廊,对岸灯火璀璨,休闲的人们在唱歌、跳舞,那一侧溪流的颜色是暗淡的,但是向着近侧的水面却逐渐开朗,所以有“溪面开”句;
    麒麟山是这个城市的公园,山顶有麒麟阁高耸,节日里总是灯光焕发,于是有“出蓬莱”句。此联重在“比”。
    2、拙纳:《老子》四十五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思秋诗友以为犯四法同一,故修改,谢思秋)
    =========================

    也不知先生【七律】感怀吾爱
    吾爱峥嵘禧岁开,八方文友醉蓬莱。
    填词莫畏苏辛句,运笔何须李杜才。
    思想春风茶满盏,灵魂秋月酒盈杯。
    弘扬国学承光大,敢把清心付史裁。

    =======================

    焚琴煮鹤站长原玉:
    因慕风骚网站开,怕教三径总蒿莱。
    伊余未有惊人句,群彦多怀旷世才。
    月到今宵思洗箧,春流明日盼浮杯。
    韶光幸沐情何已,唯把愚心复剪裁。
    ==========================

    【七律 • 共醉天涯心梦裁】

    诗文/三笑

    又渡春风花盛开,吉祥鹤舞似蓬莱。
    每吟孤月尘缨句,尝羡群星司马才。
    元夕同弹歌一曲,屏前尽兴酒千杯。
    真情许下宏良愿,共醉天涯心梦裁。

    12、《武夷宫登临》[沁园春新韵]   2013-02-21
    武夷宫登临 沁园春 新韵

    一壶青茶,百丈悬崖,杳杳远帆。
    步武夷宫侧,紫烟缭绕; 幔亭峰顶,万象森然。
    欲隐林间,红袍三亩,茅舍竹篱望野田(1)。
    待晴日,有鹤鸣松际,恬淡无年。

    遥思贾谊千端,过秦论、也为文帝烦(2)。
    若道心一片,浮云三重;鲲鹏垂翼,宇宙翩幡。
    纵使穷途,立锥少地,还应凭高宽处看。
    草茎味,苦尽甘于品,荈荈新鲜(3)。

    注:
    1、大红袍,武夷山岩茶精品。

    2、贾谊,李商隐诗《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群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情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上述二首见于网络录之待证)

    3、荈,音chuǎn,粗茶。

    11、《让梅》[五绝 新韵]   2013-02-19
    廖又蓉女士是画梅高手,于是常与笔者有诗画和韵,很久没有看到她的梅画,于是作五绝一首,当然别有意思。
    让梅  五绝 新韵

    又是冬寒日,
    梅花不见开。
    怯于冰雪住,
    抑或待春来?

    注:
    让,《广雅》:让,责也。
    住,《韻會》:“止也,立也,居也。”在“止也”,或如冰冻之下梅树止于苞萼,不能放开。
    壶公评论2010年

    杏花苑主

    拜读老师之佳作.梅花到冬寒时节,却不能按时令开放.何因也?却被压于冰雪之下冻住.不让开放也.梅还是在天真的地想:或许有另一盛春到来吧?可现实之中,却还是被人责问.梅也.何当开不开也?老师之入木三分地刻出现实之中在位不为民当家着主者之最深刻反应.读老师诗一首.胜读圣贤书一年也.佳作已推荐共赏也.
    2013-02-19 20:15  

    壶公评论回复: 2013-02-19 20:25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程度没有那么重。因为此诗是对廖女士回复的回复,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她没有传来画了,故有此问。当然也有心情之喻,或如你所言,但我是乐观派,更不是反体制派。

    杏花苑主 跟评: 2013-02-19 20:21
    此诗无任从题目到立意.还是从表象中.到联想到现实之中.确实是诗中杰作.短短二十个字中.胜过千语万言.让人联想感叹万千.

    壶公评论回复: 反映一种压抑的心情,无论你我都能共鸣其中,如同杜甫的《望岳》,引得多少伤心泪。
    这首五绝引起许多诗友的共鸣,在这个社会,过于强大的“官方”和“专业”给予民众太大的现实和精神的压力,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冲击已经越来越激烈,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改革,社会问题将越来越多、复杂、尖锐。
    就本质而言,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关于人的解放--这是针对封建制度提出的问题,是18世纪前后欧洲人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令人感到无奈的沉重。
    我常常觉得深深的压抑,自己评价,或者是过于深入理论性的思考而隔阂了现实生活,但是当我把这种情绪表达于诗词,却引来许多的共鸣。我发现,这是这个社会普遍性的问题。当央视到处寻问他人幸福的时候,他们自问幸福了吗?这个社会需要正视,更需要深度的思考,不要掩耳盗铃了。


    10、《贺春》[七绝新韵]     2013-02-18
    谭久德先生写到:
    刚从深圳回到娄底,便有摄友召唤去公园拍摄花卉。新春季节,南方的深圳已是春暖花开,而湖南却还在春寒料峭之中。公园内的山岭上,所有的植物似乎仍在酣睡,尚未苏醒,仅有几株新植的梅花稀稀疏疏地立在坡上,虽然树形单调,但枝上的花朵却已竞情绽放,在满坡绿地中点缀着那么几簇耀眼的红梅,也算是一枝独秀,自领风骚了!
    (图选自谭先生摄影)
    七绝 贺春  
    ――与谭君

    清纯绿意数梅红,似有馨香惊鹊鸣。
    镜揽初春真景色,留连正月好风轻。

    --------
    录思秋和韵 
    清风独醉一枝红,山月衔春琴瑟鸣。
    闲钓柳烟芳草碧,窗头莺语嘱云轻。
    2013-02-18 09:52  
      
    壶公评论赞:2013-02-18 10:19
    不知曹子燃萁曲,却见思秋七步诗。
    吾爱能得诸友爱,文华睿智应为师。
    ***
    录青龙雪剑《梅》

    江天万里剪梅寒,
    薄雾一开月侵衫,
    海阔楼台寻折柳,
    西窗闲倚玉花前。

    ****
    录馨荷红蜓诗友即兴跟韵和一首:

    江南春意百花红
    明媚阳光馨正浓
    元月暖风吹地醒
    神州喜庆瑞祥同
    -----------------
    录“淡淡的龙井”诗友和:
    轻启春心一点红,眷笔文章九州同。
    挥洒芬芳三千里,琴瑟清幽七音亭。

    9、《译王夫子《感怀》》[编译]   2013-02-17
    悲愤的信息,如同凛冽的风,
    剌痛了深夜中人们的心。
    厩中的马嘶叫着、咆哮着,
    是那么的愤怒,是那么惊恐。 
    我们的刀剑,就在匣中锵锵作响,
    响得如此激动,就象是迅疾的骤雨暴风。

    征服胡马的飞将军呵,
    你在那里?
    北方的战事为什么总徘徊着失利的阴影。
    三千里河山笼罩着忧愁的浓雾,
    狼烟籍籍,
    荒草凄凄,
    苦难幢幢。

    披上寒衣凝望这平静的夜空,
    直到银河西倾,天色即明。
    国运败落的忧虑难以释怀,
    读这诗书万卷,又怎么实现向往的生平?

    这首诗译自王夫子的感怀,激昂和诚挚的爱国情绪足以感动每一个爱国者。

    王夫子是谁?

    书载: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出生,湖南衡阳人。其父号武夷先生――是否因膜拜闽学,未见考证,但以“仕以荣亲,而赂以取辱,可乎?”不入官场,有朱熹遗风。王夫之从其父而启蒙,能不受其熏陶?

    又载:
    王夫之,岳麓书院学人,1638年(明崇帧十一年),19岁的王夫之来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当时担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是“以朱(熹)张(栻)为宗”,颇负盛名的吴道行。

    1640年,东林党人高攀龙之侄高世泰督学湖广,此人以东林先绪为己任,崇尚理学,膜拜朱熹、张载,学子尽染东林党人激浊扬清的风气。

    1639年(崇祯已卯),王夫之已与同学管嗣裘等人效仿东林、复社,成立“匡社”,旨在抨击时弊,议论改革,此后更一发不可收。王介之(王夫之长兄)规劝:
    “此汉季处士召祸之象也,文章道丧,不十年而见矣。”
    但是王夫之固执不萌,永历元年清兵入衡阳,诸生举义帜,即以“匡社”为组织基础。

    王夫子是谁?
    一个面对朝政腐败、国家存亡双重困厄而心忧天下的莘莘学子。
    对于一个平凡的书生,面对危局,难有力挽狂澜于即倒之功,但是王夫之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决不逊于袁宗焕类的精神对后代的感召。

    一个以弘扬道义自命,夙夜强学,治道精义,崇尚身体力行的书生。即使无立锥之地,居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饔牖;虽然一箪食、一瓢饮,饥寒交迫。终不忘儒者宗旨:
    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物格、意诚而后心正;身修、家齐而后国治。如同楚地古风,无以金玉为宝,惟善以为宝;无以土地为宝,惟仁义为宝。
    他不主张高蹈晦迹以求遁世,恬静淡泊非夫子之道。虽不见容于世事只能窜身于山林泽薮,与糜鹿为伍,然为天下兴利除弊,矢志不移,疾书不息。

    王夫之――明清之际、中国激变时代出现的伟大的思想家,他是电光石火的造化,他在苦难之中存续了的中华文化。他的思想激励了后世的人们,也引导现代的人们――扫除奴役者和汉奸们蒙盖的重重尘垢,寻觅我们祖先留下的伟大的传统,文化不灭,民族不亡。

    《杂诗》所描述的场景大约相伴了王夫子的一生。

    1643年(明崇帧十六年),王夫之考中举人,北上会试不成返回家乡。不久,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清兵入关;明朝灭亡。王夫之悲愤欲绝,曾于衡山等地图谋起兵反清复明,失败后流落零陵、常宁的荒山野岭之间,隐居写作了《周易外传》等书。

    1675中,他在衡阳湘江西边的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度过了自己晚年的17个寒暑。这时期,王夫之贫病交加,还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监视,常常早晨起来发现纸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窥视他的行动。在艰难的处境中,王夫之毫不丧气懈怠,发孤愤以著述。他的儿子王在《行状》中这样描写父亲:

    “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扰时置楮墨于卧蹋之旁,力疾而纂注。”

    在湘西草堂的17年,是王夫之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刻苦撰著,为后人留下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后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王夫之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品质,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王夫之是衡阳曲兰镇石船山乡民眼中的怪人。他走出他的居所湘西草堂二楼时,不管下雨还是天晴,必定要打一把伞,还要穿上一双木屐。据说王夫之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打伞穿木屐,表示与清廷不共戴天,表示不踏清朝之地。表达的是对清廷作出的道德抵抗,是他在精神上的无奈的最后坚守。

    8、《思乡》[七绝]     2013-02-16
    和楼兰暨诸诗友

    西湖柳絮乱飞扬,
    苏小衣衿还溢香?
    谁说杭州山水好,
    壶兰大地是我乡。

    “我”出律,但,也是一个强调,从律、意上说都是如此。  

    注:名妓苏小小墓在西陵,白居易职任杭州刺史时有《杭州春望》诗:

    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
    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
    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


    录楼兰先生《落叶归根》

    苏堤柳絮永飞扬,
    难舍乡音淡饭香。
    四海漂游终有老,
    到时落叶必回乡。平起(首句入韵)平水韵
    *      *      *
    录思秋诗友《醉西湖》:

    断桥梦里柳丝长,
    客醉西湖莫恋乡。
    闲捧诗心游绿水,
    轻舟泛月墨流香。
    ***
    录五谷丰登《思乡》:

    苏堤柳絮眼迷扬,
    袭逗春风桃李香。
    三月西湖人醉倒,
    一排鸣雁向家乡。

    --------
    录“秋的诗雨”佳作: 2013-02-17 10:48
    欣赏好诗,也学着玩一个。

    多情西子梦轻扬
    弱柳含烟墨韵香
    一缕诗心常荡漾
    还把他乡当吾乡

    ****
    雪儿飘飘诗友《问君》原玉:
    三月苏堤柳絮扬,
    桃花开罢李花香。
    多情西子常相伴,
    何日思尘回故乡?
    *      *       *
    思尘老师和答《问君》原玉:
    《不回乡》
    苏堤弱柳总轻扬,
    西子温情暗送香。
    一缕诗心风里系,
    思尘长此不回乡。
    *      *        *
    松间明月LJG诗友和思尘《不回乡》•《戏谑思尘》原玉:
    苏堤柳絮任飞扬,
    不忘村中茶酒香。
    四海漂游难到老,
    怎能长此不回乡。

    7、《我的春联》[古体]     2013-02-15
    我的春联:

    横批:登高壮观

    丹青一旨金榜翔凤

    晨夜唯读文心雕龙

    《祝福中国》[七绝中华新韵]     2013-02-10
    放了迎新的鞭炮,赋诗一首,与博友们拜年了。
    礼花入晚放云天,玉帝黎民一夜欢。
    雷震破得官体横,缤纷绽蕊公平观。

    6、《贺新年—步雅和先生韵》[七律]     2013-02-09
    贺新年—步雅和先生韵


    壬辰玉龙谱华章,
    癸巳金蛇降福祥。
    三百年来人祖愤,
    六十岁过世情昌。
    陌阡雨湿春苖绿,
    楼阁歌吟醇酒香。
    致敬友朋更进步,
    上苍有道护安康。


    “龙”、“十”出律


    录雅和先生七律:


    玉龙辞旧庆华章,
    竹报金蛇降福祥。
    瑞雪盈门五湖俏。
    和风漫野九州昌,
    礼花欢舞心萦曲,
    美酒斟飘怀满香。
    鸿信随春嘉愿送,
    阖家如意佑安康。

    5、《癸巳警示》[七绝]     2013-02-08
    《菲律宾星报》7日转载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报告称:
    中国正使用非军用海事船舶来推进其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声索,这一行为正在扰乱地区安全,很可能导致冲突。称,中国海监船一直在骚扰合法的外国商用和军用船只,占领围绕争议领土的海域,并“侵入”邻国海域。呼吁遏制中国“冒险主义趋势”。
    壶公评论:
    感受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疯狂者的言论。现在,态势正在向战争的方向倾斜,在中国复兴的道路上我们的敌人为我们设置了种种障碍,连续不断。随着中国跨越式的进步和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衰落,帝国主义者的嚣叫将越来越是充满激情而口不择言。
    博友梁振宇先生发来新年贺词,复七绝一首:

    龙起蛇兴又一春,
    人心与共亦弥珍。
    曾经癸巳皆烽火,
    但愿今年发强音。

    ---新年来临,我与振宇先生一起祈祷和平。

    注:
    癸,本义:古代兵器。戟属。
    巳,火也,。

    癸巳,前壬辰,后甲午。癸属阴之水,巳属阴之火,是水火相克。
    前一次癸巳年为公元1893年,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
    上一次癸巳年为公元1953年,朝鲜战争进入尾声;
    公元2013年又是癸巳年,日寇再次叫嚣战争于东海。


    当前形势:
    当中日关系稍有缓和,就有新的事态出现,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企图把中日推向战争。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于北京时间18时05分,在防卫省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军舰在1月19日和30日,在东海海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对峙时,曾使用导弹发射雷达瞄准护卫舰和战斗直升机。


    美国务院原日本部部长国会演讲:
    “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军身上,一定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攻击,从而进行反击”。他说:“中国海军军纪不行,一直没有受过良好训练,很危险”。他说日本必须应对中国海洋战略,对“尖阁”、琉球的威胁,日本应该在现有的6艘宙斯盾和预定的42架F35基础上,再买更多的宙斯盾和F35!

    面对相似于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愤而问曰:
    “日方究竟意欲何为?”

    卢沟桥事变之前,在当时北平市宛平县城和卢沟桥,日本驻军造谣有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第29军拒绝,战争爆发。卢沟桥事变被定性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和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

    2月8日,对于日方称中国海军舰艇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方舰机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
    “日方舰机对在公海进行正常巡航训练的中国海军舰艇长期进行近距离跟踪监视,是造成中日海空安全问题的根源。”
    华春莹强调,此次日方蓄意散布虚假信息,抹黑中国形象,渲染“中国威胁”,制造紧张气氛,误导国际舆论。我们不禁要问,日方究竟意欲何为?不得不对日方真实意图保持高度警惕。
    华春莹称:“我们希望日方不要再搞小动作,回到对话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壶公评论”愤而评论:
    不只是钓鱼岛问题,而是收复琉球群岛,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理智,只需要行动。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做不到,我们的下一代人一定要做到。要真真实实地向历史证明,中国人确实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人。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


    录梁振宇先生诗:
    龙去蛇来又一春,
    南朋北友情弥珍。
    盼得癸巳多吉日,
    品文把酒对知音。
    ----新年将至,阵雨祝福赵老师祥瑞一身,快乐盈心!幸福满门!拜年喽!

    解放军报北京2月7日电 特约记者蔡瑞金、杨永刚报道:蛇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第二炮兵举行首长机关与基层官兵网上互拜新年活动,中央军委委员、第二炮兵司令员魏凤和通过政工网视频,向节日期间仍坚守在值班值勤第一线的官兵表示慰问,向全体火箭兵将士致以节日问候和良好祝愿。

    魏凤和勉励官兵说,在新的一年里,一定要牢记习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要求,全面加强第二炮兵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强化打仗的意识,提高打仗的本领,做好能打仗的准备,完成打胜仗的任务,在新的起点上奋力开创部队建设发展新局面。

    4、《沁园春-望城》[沁园春中华新韵]     2013-02-06
    初春登临,雀啾鸦啼,草树葱茏。
    有溪流环绿,游船泊驻;岸栏绵远,水电燃灯。
    此地红区,林深路隘,闽岭烽烟赣水惊(1)。
    咏吟意,惜百年阴晦,今日方晴。


    遥思后稷农耕,脱游牧、造华夏兴盛(2)。
    恨满酋乱纪,汉人奴役;生息顿挫,国运沉暝。
    去矣千秋,天时我遇,排壑摧涛向复兴。
    但愿是,道理承唐宋,欧美来同(3)。


    注:
    1、红旗汀立:1929年3月,红军入长汀,建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为闽西、赣南第一个红色县组政权,
    “闽岭烽烟”句引证于毛泽东诗词:
    清平乐 蒋桂战争一九二九年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洋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如梦令 元旦一九三零年一月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渔家傲 反第二次大围剿一九三一年夏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各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2、后稷,周的始祖名弃,曾经被尧举为“农师”,被舜命为后稷。《诗经-生民》篇说: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粟。即有邰家室。
    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大分野中,中华民族在农业和游牧业的分离上取得优于其它民族的进步,创造人类最伟大的文明;
    但是唐宋后,中原的农业文明受到边疆游牧文明毁灭性的打击,中华民族在沉沦中,而欧洲却在农牧业的文明之上进入了工业文明,领人类又一光辉时代。
    当代,是信息业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代,中华民族能否能够领人类之先?当我们纵横于虚拟世界,我们就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但愿这个文明不会因专制而窒息。

    3、“道理承唐宋,欧美来同。”典出王安石《赠司空兼侍中文元贾魏公神道碑》:
    于皇仁宗,时宋之隆。奠此中国,四夷来同。

    3、《过弋阳缅怀英烈》[七律中华新韵]     2013-02-05

    初秋时分到弋阳,龙虎山清泸水芳(1)。
    舟过仙岩崖惕栗,人行龟顶气清香(2)。
    寄思志敏多豪志,遥想双山不受降(3)。
    人间曾经多少事,雷声渊默太凄凉(4)。

    注:
    1、弋阳,龟峰、龙虎山、泸溪等风景名胜所在地,山形、水势、人文俱佳,只是天不佑人,民众贫苦。
    2、二十四岩夹泸溪而立,三十六峰成龟峰八大景观。
    3、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1928年他领导弋横起义,后被捕,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没有一文钱。方志敏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文章《可爱的中国》、《清贫》深深地感动了数代人。

    “双山”即谢枋得与文天祥,二人同科进士,又同为汉民族殉难,明景泰七年九月,谢枋得与文天祥同赐谥,谢枋得赐文节,文天祥赐忠烈。谢枋得号叠山,文天祥号文山,史称二人为爱国主义的“二山”。

    4、“四声谷”有“渊默雷声”题于青崖之上,题字人为明代仕子王思任。王思任,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清军南下,王思任弃家入山,病中绝食而死。

    2、《春来早》[七绝中华新韵]     2013-02-04
    梦惊炮仗五更欢,今岁春来早数天。
    溪岸柳杨悄悄绿,桃园红紫点点添。

    点,出律。

    1、《迎春三首》[七绝 中华新韵]   2013-02-03
    迎春三首 七绝 中华新韵

    一、
    指上博文翻旧页,笔间韵律写新音。
    鲸吸天地纯一气,怀抱氤氲好为春。

    二、
    修篁静筑鹊鸦嗔,弱柳长亭藤蔓侵。
    苍昊飞英蕤欲壑,休光纷若吁纯真。

    三、
    崇冈幽谷能怀志,晚景虞渊犹履登。
    独茂高骧激越处,阴阳醇化步中庸。




    壶公评论 发表于 诗词与评论 | 评论(0) | 引用(0)


    2013年3月7日 08:28   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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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孔子

    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孔子?
    其一、孔子的学说是一类卓有成效的规定,但是和任何规定一样,在它产生的时候也孕育着否定,这种否定随着它的母体的衰老而成长,最后破土而出,完成生命的嬗变。
    其二、科学主义与文化主义的分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性。
    其三、儒学企图象韦伯那样“对社会行动作出解释性理解”,但是不免碰上困境,目前的“新儒家”们基本上束手无策,其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它的方法论太古老了。即使是韦伯式的“人文的、理解的传统”仍然必须依赖“工具理性”,也就与科学主义融合了。韦伯成功了,他的成功在于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当然,这是一种方法。
    在这里摘录善于这一个命题的曾经发生过的讨论:
    黄君写到:
    我很欣赏你的致思方向,试图追寻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无物”的原初情境。不过,这种追寻还有一些问题:“否定加之于社会的种种规定”,“使人们从自然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混淆了社会存在与自然状态(如卢梭做出的区分)。

    魏君复:
    我虽然引用了老子的话,但并不试图追寻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无物”的原初情境。“否定加之于社会的种种规定”,“使人们从自然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其实只是回到最现实的,最具体的问题之上,或者说是不带有色眼镜地认识社会。
    我的观点和卢梭的古典自由主义也不同,伏尔泰指责卢梭是野兽主义(大意)。一些法兰克人都有这个毛病,例如有一个德国人就极其推崇俄罗斯的村社模式。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在德国和俄罗斯的一些理论家有过广泛的讨论,并且持否定的态度,例如卢森堡和普列汉诺夫等,但是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坚持其道,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人民公社都是这些理论的产物。现在都已经是真相大白了,现在的人又怎么可能附会卢梭?

    黄君写到:
    社会之为社会,必有其规定性。斯宾诺沙的伦理学并不是否定对于社会伦理的规定,恰恰相反,他逻辑地(演绎分析)给出各种规定性。而自然则不然,先哲所谓“自然”是说的“自己如此”,而此“自己”亦是“无”而已。
    我们所应探究的问题,正如玄学的问题: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绝对对立)、还是“名教即是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绝对同一)?这是两个极端的观念。抑或有一种更健全的理解“名教出于自然”?后者肯定社会与自然的差异,但同时肯定社会的种种规定是由自然生成而“无中生有”的。
    魏君复:
    说到斯宾诺沙的伦理学,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自然社会,它是一类自然人性,黑格尔把它称为绝对精神,康德称之为绝对理念,孟德斯鸠称之为自然法,孔子认为是血亲等等,说得明白一些就是人性的天然。
    不过以后的发展就不一样了,黑格尔在其上建立国家,孟德斯鸠在其上建立法,孔子把家庭观扩大为社会建构。而我们所说的自然社会就是把“国家”、“法”、“仁”等等放在一边,从人性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其它。

    黄君写到:
    这正是我的生活儒学所探求的。这其实也正是老子与孔子的一致之处,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老子仅仅要求由社会而复归自然,而孔子则更进一步要求在复归自然后,由自然而重建社会、重建“礼乐”。
    魏君复:
    自然与其它的规定是相对的,例如与“仁”学一样,自由主义也是一类规定。胡适在《论自由主义》的时候就提出了四条规定,因为这四条规定,胡适认为古代中国只有自然而没有自由,我们从古代学说中读到的自由言论或者其它都是自然形态。
    并不只是胡适这么说,严复在翻译密尔的自由论时也是这么说的,例如他把柳宗元的一首诗作为举证,但仅仅只是说明我们中国人也有自由的基因。

    黄君写到:
    “当马克思把‘物’作为第一性的时候,也就把所有虚设的规定彻底抛弃。”——能够“把所有虚设的规定彻底抛弃”的不是“物”,而是“复归于无物”。“物”本身就是一种规定性。马克思所说的“物”是“物质”(matter),这个词语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是对物之“所是”的一种规定。
    “陈君对黄先生的理论不太明瞭,或者是希望黄先生抛开种种规定,从社会的原点思考问题,例如从人的生活的角度思考。”
    --—我的生活儒学,就是要首先回到无规定性的、即作为“无”的生活;然后重新给出所有一切。但此“生活”首先不是“人的生活”,因为“人的生活”意味着生活是被人(即某种主体性)所规定的。
    我的看法是本源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去生活”:首先是“在生活”,是生活给出了人,而不是人规定了生活;然后才是“去生活”,即,在生活中生成的主体去创造他的生活、包括“制礼作乐”、吃喝拉撒等等。所以,真正的儒学不是僵死的规定性,而是敞开的可能性。或者说:可能性的敞开。
    魏君复:
    我说,“当马克思把‘物’作为第一性的时候,也就把所有虚设的规定彻底抛弃。”事实正是如此,因为马克思的“物”是与黑格尔把的绝对精神,康德的绝对理念相对立的,也就是和人性是相对立的――当人性被抛弃了,还能剩下什么?所以解放后,在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反人性的,就是现代,许多政策也是反人性的,例如 “壶公评论”在《思考通钢》中就指责一些国资委在国企改革中见物不见人的作风。
    、我们不反对儒学,我们希望从儒学中理解传统中国,但是我们不会行走在儒学系统中,因为黑格尔认为“规定”从它产生的时候已经存在着内在的否定,我同意这个观点,太古老的儒学是不可能复兴的。

    评论:
    陈君与黄玉顺之间发生的关于“自然社会”的概念之争,最后以一种模糊的妥协结束了,但是笔者在下面的摘文和评论中则企图使这个争论有一个清楚的轮廓。
    这并不是为了挑起争端,而是认为有意义的争论至少应该使双方有一个明白的界限――你在河的此岸,我在彼岸,至于能否走到一起,则另问高明。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向来有方法论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一元论者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二元论者认为社会现象有其独特的性质,因而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而要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这两种基本观点的论争可以追溯到韦伯的同时代人。

    事实上,我们观察陈君与黄君的分歧,类似于于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或者说是科学主义和文化主义(人文主义)之争。
    严格地说,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因为黄君的文化主义实在太古老了,不仅仅具体的概念不能吻合现代生活方式,整个文化体系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太遥远了。

    当然陈君的观点也没有一个完全的表述,尽管魏君有了一些补充,终究单薄。这实在只是因为现代中国的社会科学仍然只能停留于课堂状态,用于解释社会则差强人意,或者说中国人还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科学模式。

    回到西方社会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在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德国的新康德学派将精神科学或称文化科学从科学中分离出来,指出自然科学以解释因果关系为目的;文化科学则以个体化的体验和理解方法研究人的行为。
    这种争论反映在社会学领域,就表现为社会学中两大研究传统的分裂,即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传统和人文的、理解的传统,分别以古典社会学大师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

    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学方法论原理》一书中提出作为独立科学的社会学要将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将因果律原理应用于社会现象的普遍研究。
    韦伯则将社会学的任务规定为试图对社会行动作出解释性理解,以便使其前因后果得到相应说明,也就是以理解的方法探究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和价值。

    在整个西方社会大发展的时代,科学主义盛行,社会学的诞生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科学主义的产物,因此社会学的兴衰伴随着科学主义的兴衰,社会学的危机出现了,社会学危机是科学主义衰落的必然结果。
    必须承认,科学主义,尤其是经济学类的科学主义在现代中国大获成功,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就是证明。科学的成功是由众多因素引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所推崇的实证精神极大地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对于程序、效率的追求。

    虽然贫富差别扩大,出现了社会危机的影迹,例如通钢事件。庆幸的是中国并没有系统的社会学,所以也不会出现科学主义导致的社会学方法论的内在分裂和客观性的困境,当然也不会构成社会学危机。
    只是出现了许多企图对种种现象的解释性理解,当然各种说明不应该对科学与科学方法产生误解了,科学与科学方法毕竟满足了人们追寻普遍性和终极目标的理想,所要做只能是以科学的态度对科学方法的调整――它是方法上的调整。
    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得到极大张扬,使科学得以战胜文化中的其它力量而上升到主流地位。科学事业与资本主义逻辑相互推波助澜,科学所获得的权力最后归由方法来代言。
    坦率地说,儒学尽管企图象韦伯那样“对社会行动作出解释性理解”,但是总不免碰上困境,目前的“新儒家”们基本上束手无策,其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它的方法论太古老了。
    因为,即使是韦伯式的“人文的、理解的传统”仍然必须依赖“工具理性”,也就与科学主义融合了。韦伯成功了,他的成功在于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当然,这是一种方法。
    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波普认为,科学方法是由科学目标决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对于具体目的才有意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如果说当年孔子的方法是科学的,目标也是科学的,但是加之于现代,就不免荒谬了。这不是孔子的不科学--而是现代人的不科学,因此,至少你可以认为现代人为什么不回到孔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