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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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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3日 13:25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冯善书:为何艺术投资也要讲“山头”
       一位大家就是一座山头。

       这是很多业内人士对艺术生态圈的相同看法。事实上,不管在艺术界,还是在投资界,名人对资源集聚效应的都是非常明显的。对很多正在建设中的文化创意园来说,造影响力可以直接理解成拉名人。

        在珠三角文化圈混的人,很少没有听过小洲艺术村的,这里曾被业内人士视为艺术家成长成名的摇篮。小洲村是怎么成名的呢?如果问一些普通的村民,他们肯定会说,小洲村有独特的水乡环境和浓厚的文化底蕴。但对熟知小洲发展史的人来说,他们更认同,是因为当代岭南画派杰出代表关山月、黎雄才等著名画家当初在此建立艺术村后,才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其他知名艺术家到此建立工作室,从而聚集了一大批与艺术相关的文化产业。

        同样的例子还有号称珠三角最豪华的茅草房的茂德公草堂。这个坐落在番禺化龙那个偏僻乡村的私人会所,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名声在外的公共文化空间,实际上也是因为首先有了陈永锵、纪光明、谢有顺、陈文、孙金龙等一大批文化名流的聚集。

        通过一位或多位名人形成的圆心效应来实现快速传播和集聚资源的目的,实际玩的就是一种圈子文化。虽然绝大部分的社会人都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这类不同的圈子,但是,由于影响力的差异,不同人的圈子外延也很不一样。譬如,同样是同学的圈子,一个性格内向、能力不足的人,能够经常保持到的同学数量肯定远远不足那个助人为乐、活力四射的班长。艺术家里边的名人,他们的圈子真可谓五花八门。尤其是那些人缘较好、社会上有口皆碑的艺术界名人,他们的交往圈甚至可以说是可以无限放大的。笔者就曾经细心观察过著名画家陈永锵的日常生活,发现只要他愿意拿出自己的私人时间来,工作室里边天天都可以门庭若市。相信其他人缘不错的大艺术家的社交圈也同样如此。这些若放在一个小商贩人眼里,他们就会想:“我的天啊,身边有这么多人围着,可以做多少的生意啊!”话糙理不糙,这就是对名人的商业价值的一个最形象的判断。

        类似的圈子文化,其实早就渗透到投资收藏界。现在广州比较活跃的艺术品经营机构,基本上都是利用自己的圈子资源来物色合作对象的。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沟通成本,迅速建立信任关系;二是可以减少经营风险;三是可以节约经营成本。但不好的地方也有,一是限制了自己的合作范围。圈子与圈子之间有时候会相互排斥,刚刚讲了,一位大家就是一座山头,选择了这位名家,常常就意味着是对另一些名家的放弃;二是要承担很多不必要的经营成本,圈子是讲感情的,有些明知是有投入、没产出的项目,但是,因为考虑到要长期在这个圈子混,得罪不起或不愿得罪,所以,硬着头皮都要花钱把它扛下来;三是阻挡了自己的视野,长期深植的某一个圈子,确实比较容易“坐井观天”,适应了这一类东西,常常就很难去适应其他东西,哪怕别人的东西比自己的东西好。

         了解了投资收藏界的圈子文化,我们就可以大略看出,有些领域,看似没有围墙,但在利益上却非常封闭。一旦市场信息出现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外来者冒然越线,很可能就会承担巨大的风险。


    ————————————————————————

    作者系资深艺术品市场评论员,专栏作家,媒体人。

    吻火书生 发表于 吻火时评 | 评论(0) | 引用(0)


    2015年1月26日 11:5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冯善书:慎将艺术品完全投资工具化
    今年的艺术品市场延续调整行情,笔者身边有不少朋友开始抱怨生意难做了。

    生意难做,意思就是说货走不动,现金套牢,没办法循环流动了。事实上,早在当初这些朋友固执地把艺术品当作纯粹的投资品来对待时,今天这一步就应该意料到了。

    在一些分析机构的文章里,艺术品经常被拿来跟股票、房地产等近十年来非常流行的投资工具作比较。每年的雅昌艺术品拍卖市场调查报告,甚至还直接对比三者的投资收益率。经过有关专家的对比分析,结果往往是投资艺术品的收益远远要高于股票和房地产。

    在专业的理财专家看来,仅仅把收益率一项单独拿出来进行对比,继而得出艺术品作为一种投资工具的价值要高于其他两种,是非常不科学和不严谨的。过分渲染艺术品的投资收益率,而忽略其短板,等同于是对投资者的一种变相误导。

    对于投资者来说,在决定某一项投资时,不仅要考量单个项目的收益率,而且要考量即将投入的这笔资金的周转效率,更需要考虑这笔资金即将转换成的资产的实际流动性。不管是实物资产投资,还是金融资产投资,如果在一个项目2年投入10万元,定期收益率有50%,那肯定不如在另一个需要1年投入10万元、收益率只有30%的项目。因为,即使不算复利,后者也可以在2年中得到60%的收益率。

    此外,投资标的的流动性同样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这项投资标最终的变现能力。现金资产(即货币)的流通性是所有资产中最好的,但因为把它存在银行所能获得的利息收益与其他理财投资品没有比较优势,因此,很多投资者会选择把现金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资产,以获得更高的增值利益。假使投资者有机会把一笔现金资产转换成其他两种资产中的某一种。那么,在预期收益率相等的情况下,他会考虑投向流动性相对较高的一种。即使前者的预期收益率不如后者,当后者的流动性不如前者时,投资者还是会选择前者。

    秉持流动性优先原则来重估股票、房地产和艺术品的投资价值,就会得出与那些艺术品研究机构不同的结果。就目前而言,在此三者中,股票流动性是最高的,只要投资者的报价与当前的市场价格行情一致,它就可以随时通过券商卖出去套现。房地产的流动性次之,尽管套现的周期会长点,但是只要卖家可以接受目前的市场价格,还是可以找到适当的买家。艺术品的流动性是最弱的,虽然它的收益率可以是无限的,但是,你必须有专业的渠道才能卖出去。

    通过对流动性的比较,我们进而会发现:股票的投资风险虽然最高,但因为它有最好的流动性,而且投资门槛比较低,因此,是最吸引大众投资者的投资工具;房地产的短期风险低,流动性没有问题,但因为门槛比较高,所以前段时间成为高净值人群投资的重要选择项;艺术品的预期收益率虽然很高,但因为流动性很弱,所以成为这三者之中最后的选择,只适合有较多闲钱、不急着获得增值利益的投资者。

    综上,艺术品要想跟股票、房地产等其他投资工具掰手腕,除非自身已经变成市场上的硬通货。然而,对大多数艺术品来说,一旦它已经成为这个市场上的硬通货,预期的收益率肯定就要下降。道理很简单,“无生有,有生万物”,非名家的作品市场成长空间永远都比名家作品大。

    吻火书生 发表于 吻火时评 | 评论(0) | 引用(0)


    2013年8月22日 22:16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冯善书:菜鸟弱市抄底书画简明攻略
    2013年春拍显示,当代书画市场略见起色,投资机会受关注

    菜鸟弱市抄底书画简明攻略














    (图为李绪洪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国画作品)



         今年春拍释放重要信号:当代中国书画已进入弱复苏轨道。尽管只表现出3.3%的微弱起色,但对比整个艺术品市场持续下滑的态势来说,已是不折不扣的好消息。

         当许多投资者还在犹豫是否该当借弱市杀入抄底时,另一些藏家却早已果断出手,迈出前冲步伐。日前,在广东美术馆举行的《情感的回归——李绪洪艺术展》开幕式现场,记者亲眼目睹一位腋窝夹着水壶的神秘人物,以大陆游客在香港扫货的气势,一举买下10幅作品。事实上,李绪洪的作品目前市场化非常低,而且现场有不少藏家还在激烈讨论着这位有着建筑学教授头衔的跨界艺术家的古怪画风,有人不禁要问:“水壶哥”如此凌厉的出手会否有些冒险?

         在艺术品投资领域,历来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藏家来说,当代书画市场一直潜藏着更多的投资价值成长机会,但这一投资板块也是众多菜鸟望而生畏的深水区。面对琳琅满目的市场,菜鸟们该如何避开风险,平安渡岸呢?南方日报记者根据采访资料梳理了一份简明攻略。



    攻略一:做功课

    加强自身艺术修为和知识储备



           今年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发布的2013年春拍情况分析报告再次提醒,当代书画的价值和价格仍有待市场的检验、沉淀以及学术系统梳理。画外音是“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雅昌艺术网专栏专家、资深藏家刘九洲把书画投资看成是既拼资金又拼知识的行当。

          多数资金实力不够的菜鸟都会先选择到价格门槛较低的一级市场去寻找机会,而这一板块往往也是最乱的地方。就像买创业板的股票一样,如何从垃圾股中找出最有成长空间的潜力股,就很依赖知识和眼光了。因此,在资深业内人士、华艺廊总经理张向东看来,投资前做足功课,是降低投资风险最有效的手段。

            面对汗牛充栋的市场,要想买到能够增值、保值的作品,必须提高自己的美术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这一方面要靠自己平时通过阅读不断积累全面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实践不断通过与专业人士的交流去加强对不同艺术家和作品的分类认知及学术梳理。比如,就算策展人在现场告诉你,李绪洪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他的教育背景是美术学学士、硕士和建筑学博士,然而,对于一个马上就要出手“进货”的投资者来说,这一点信息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其创作经历、学术风格、参展和获奖的情况等等作全面了解。



    □攻略二:请帮手

    找一位专业能力强的投资顾问



    不过,在美术评论家胡红拴看来,要想从一个对书画艺术的认知“一穷二白”的菜鸟,转变成一个见多识广、博闻强记的专业户,靠“临时抱佛脚脚”的办法是做不到的,必须靠长时间的下功夫。因此,在投资者的知识储备不够或没有及时更新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快速有效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一名好帮手。

    这一点,在国内最早经营画廊的张向东也非常赞同。据了解,目前活跃在广州区域市场上的艺术家就有几百上千位,其创作风格和学术流派纷繁复杂,何况学术和市场本身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对艺术家和作品评价标准和机制不尽相同,因此,要想最大程度地避免投资风险,聘请有专业能力和丰富经验的艺术顾问和经纪人不失为最好的办法。

    记者后来调查了解到,在广东美术馆“扫货”那位神秘的“水壶哥”,实际是有备而来的,背后有着高人指点。“否则,一次性大批量地买进市场认知度还不是很高的作品风险太高了。”一位在某房地产公司任副老总的收藏者私下评论道,这名画家的艺术表达方式太古怪了,其大胆用墨和提炼结构的手法,与一般人对传统水墨技法的认识和理解有着强烈的反差,对一般藏家的审美已经是种挑战,何况收藏它。



    □攻略三:查口碑

    选择品牌美誉度高的机构



    当然,对于直接牵涉经济利益的投资行为来说,就算有帮手也不能一劳永逸。

    中国的书画市场事实上还处在初级阶段,经历近两年寒冬的磨练或许已经进入一个拐点,但总体上来是有点乱。张向东向记者坦承,利益取舍使得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他建议投资者在选择自己的艺术投资顾问和纪纪人的时候,一定要找在业内口碑好的机构或专家。不要买那些你不了解的人的东西。

    此建议不无道理。记者随便打开一家和艺术有关网站,都可以看到大量书画展览和交易信息。在雅昌艺术网的展会平台,来自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咨讯信息每天可翻出好几页,这还是一些大型美术馆和知名画廊主办的部分活动。如果加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社会机构和商业组织的信息,就更加是让人目不瑕接。很多展览,连业内人士也搞不清其来头。

    一位不愿具名的美术馆负责人告诉记者,不排除有些机构为了商业利益,会与一些艺术顾问或行业协会勾结起来欺骗初入门的投资者。因此,找对人才是成功的第一步。如果对方是一家机构,一定要看其品牌实力,如果对方是一个人,则要看其名声和操守。



    □攻略四:挤水份

    注意寻找投资价值的洼地



    当前的书画市场,最遭人诟病的就是价格泡沫的问题,这与整个艺术品交易市场是一样的。因此,提防价格里边的水分也是投资者必须非常注意的。

    南京书画院的孙金龙是一位走南创北、曾经非常活跃的书画家。这些年一直隐居在广东的偏远农村,一边支教一边潜心创作,原因是看不惯目前艺术市场的混乱和美术界的不端。“很多艺术家被利益绑架后,根本就不再把精力放在创作上。这就造成了一种怪现象,一些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多年来都在不断重复着近似拷贝的工作。在商业机构的包装炒作下,其出产的本来不具任何艺术和收藏价值的所谓艺术品,居然还能够在拍卖市场上价格越卖越高。甚至有些当代书画家的作品,被无底线地炒到了天价,就像一只被庄家恶意炒高的垃圾股一样,目的是找下一个傻子来接盘。”

    在孙金龙看来,当代书画市场的泡沫和水份多得惊人。他本人绝不会建议身边的投资者去买进那些被拍卖公司爆炒的当代书画作品。

    一些业内人士则认为,选择弱市抄底当代书画,更应该看准哪些地方才是真正的投资价值洼地。作为商业机构的画廊和拍卖公司,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本身是可以理解的,投资者一定要保持理性。“水壶哥”的做法也许是一种冒险,但因为买进的作品市场化并不高,所以仍可以期待后市的发展。若是追高,就不能叫抄底。建议菜鸟多关注那些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学术学位、专心创作且作品风格比较明显,同时又不再热衷于商业炒作的艺术家的作品。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艺术品市场观察员)
    吻火书生 发表于 吻火时评 | 评论(0) | 引用(0)


    2010年6月21日 19:55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葛洪义教授批评最高院如何让群众满意?
    关于司法改革的对话
    葛洪义  冯善书


    群众有不同的利益,截然相反的利益追求。原告与被告是由于针锋相对的诉求而来到法院的,而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因此,说深入群众,让人民满意,是让作为原告的人民群众满意,还是作为被告的人民群众满意呢?盲目迁就当事人和群众,走大众化的司法路线,不仅破坏了司法的权威,而且还会引发更多的群众通过闹事达到自己的目的,酿成更多的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





    编者按:
    近年来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沿着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新需求的方向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这在职能部门和地方就演变为:既然人民群众要闹事,就说明法院、检察院联系群众不够,不能解决群众疾苦。所以,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就应该多做深入群众的工作,处理问题时不要仅仅考虑、甚至主要不能考虑法律的规定,一切必须让群众满意。
    那么,司法改革是继续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进一步强化依法办案,坐堂问案?还是脱下法袍,深入群众,能动司法,主动出击,政法并举,化解矛盾?
    本刊特约记者冯善书诚邀我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教授就以上话题秉烛夜谈,或能引发大家作一番思考。

    司法乱象的背后

        冯善书:最近,又出现了多起使司法机关蒙羞的事件。例如,河南商丘的赵作海案,一个被指控杀人并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因被杀者的还乡而被无罪释放,活脱脱一个佘祥林案的翻版;武汉黄陂区法院长岭法庭法官,以“为了方便群众”的理由,在大酒店开房办案,7个小时审理、调解了35起案件,平均每个案件12分钟,而且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案件;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法院法官向当时人索要了19000元办案经费,2年后当事人反过来要求法院支付50000元赔偿,讨价还加未达成一致,当事人将录像录音曝光并举报;重庆“打黑”中的“黑律师”李庄案对律师形象的丑化,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葛洪义:的确是些司法乱象。这些问题的出现,在现在这个体制下,似乎也是不奇怪的。赵作海案件,真正的问题在于政法委协调案件的机制。本来,检察机关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局,但是,柘城县政法委找商丘市委政法委,由后者出面,协调公检法三家的看法,最后,在两位主诉检察官都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起诉。这说明,分工制约的重要性,也说明,违反分工制约原则的危害性;
    武汉这个案件,说明法官在固定场所审理案件的重要性。“方便群众”,如果可以成为法官流动办案的借口,那么,这类荒唐事情是很难避免的。过去,我们的法官经常主动去收集证据,上门去办案,如此一来,很难避免偏听偏信,先入为主,导致不公正的审判。这个案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调解。据新闻媒体报道,这个事情,本来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涉及到200万的标的。法院判决一方胜诉,另一方需要给付胜诉方200万。结果,败诉方突然冒出另外55个债权人,在同一名法官主持下,以调解方式了结这些债务纠纷。如果不是出了问题,被媒体公布,原来的胜诉方可能拿不回自己的钱了。事后经查,只有7个案件是真的,其余都是伪造的。而法官居然以调解的方式,把伪造的东西合法化。这难道还不能使我们对司法调解的问题持一个客观冷静的观点?
    山东潍坊的案件,更是荒唐。法院像是被人讹住了,网络上称法院被敲诈。仔细看,这个问题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与能动司法有关。实际情况是,由于一些地方法院经费不足,法官又必须外出收集证据,只好要求一方当事人提供经费并且陪同。这在许多地方是司空见惯的。如果不深入进行司法改革,树立被动司法的司法理念,这些现象是很难消除的。这起案件,根子或者还在法院没有满足当事人的要求,如果当事人的目的达到了,出了钱,法院又替她办了事,她恐怕就不会搞了;
    李庄案也是如此,这么多律师,个别出了问题并不奇怪(我不是说李庄案没有疑点),但是不应该抹黑律师。律师的权利得不到保护,他们也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委托人了。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就通过反右运动,把律师抹黑了一把。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以上这些,大多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司法乱象”。由于指导思想出现了混乱,实际工作也就出现了混乱。

    冯善书:根据您的说法,司法机关“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等提法都是错误的?

    葛洪义:当然不是。我不赞成的是对中央要求的简单化、模式化、图解式处理方式。一些职能部门和许多地方的司法机关把“以人为本”、“司法为民”作为一个简单的口号,由此出发,创新司法工作,而不是认真深入地结合司法工作的规律研究问题,导致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思想混乱。例如能动司法,据说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发出了能动司法的指示。我不知道事实真相如何,但这个提法是非常不慎重的。无论如何解释,能动司法都是在强调司法机关的能动性、主动性。或者,要求司法机关不必恪守法律标准的严格限制,必要时可以突破法律的框架;或者改变司法权必须被动行使的基本准则,主动深入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

    就前一个方面而言,必然涉及到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立法权由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集中行使的宪政原则,助长法官批评法律的不正常现象。贝卡里亚曾经说过,法官的唯一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而“法律的精神需要探寻”则是一个危险的公理。仁慈是立法者的权力,而不是司法官的权力。前不久,有兄弟二人绑架了一女子,后来法院以他们兄弟实施犯罪行为是为了给母亲治病为由,没有给弟弟判刑,对哥哥也在法定刑以下量刑。这个案子一出,立刻引起多起类似案件,不少犯罪者都声称为了给家人治病而不得不实施犯罪行为,试图以此逃避惩罚;
    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则涉嫌挑动群众诉讼的问题。由于任何一个国家司法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各个国家都希望矛盾与纠纷能够在民间社会得到解决,只有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到法院起诉,才能求助于国家。为此,各国都不断提高诉讼的门槛,迫使当事人双方通过自己的律师,在法院之外达成和解。哪有法院主动要求为当事人打官司的?动员当事人打官司,这不乱套了?前一阶段,我们把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费降低到每件案子10元,从而导致大量劳动争议诉讼涌向法院。

    冯善书:您刚才提到法官批评法律的问题,把它作为不正常现象。我也觉得这有些问题。

    葛洪义:肯定有问题。你知道,在许多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高级公职人员任职时,有一个程序性的规定,即宣誓遵守宪法。我国虽然没有类似规定,但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作为专门的法律实施人员,肯定不能藐视宪法法律。这是基本的法律职业道德问题。不能吃谁家的饭,砸谁家的锅。然而,我们经常发现,我们的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人,甚至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法律人,经常在媒体上,在公开讲话中,提到法律的所谓空白、不足,为自己不履行职务或不依法履行职务寻找借口。学者、老百姓可以对法律提出批评,甚至说某些法律是“恶法”,以促进法律的修改完善。但是,法律部门的官员没有这个权力,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怎么能带头指责法律呢?怎么能突破法律办案呢?很难想象这样下去可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冯善书:能不能说,在司法改革方面,近一个时期,是诊对了症,开错了药?

    葛洪义:大致就是这个意思。毕竟,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人民群众、各级党委对司法工作总体上不是很满意,司法工作不仅没有充分化解矛盾,而且看起来还导致了一些新的矛盾的产生。因此,提高司法机关及其工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满意度,提升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这个方向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在于,真理向前一步,可能就是谬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满意度,就犹豫要不要坚守法律的基本规定。盲目迁就当事人和群众,走大众化的司法路线,不仅破坏了司法的权威,而且还会引发更多的群众通过闹事达到自己的目的,酿成更多的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不能病急乱投医。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来自于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来自于司法中立,所谓深入群众,实际上只能是深入部分群众,必然破坏司法中立原则,如何能够保证公正司法?

    司法改革为何徘徊?

    冯善书:最近一段时期,法律界人士议论纷纷,似乎有点不知该如何办案子了,一下不会工作了。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葛洪义:的确如此。长期以来,法律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按照法律处理案件。若忽有一天,他们被告知,办理案件,光靠法律不行,还要考虑案件处理以后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尤其不能引起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不能出现因为判决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或群众上访信访,不能给维稳工作添乱,那么,法律人的工作负担和思想负担势必加大。法官的判决只能有一个标准,标准一多,他就无所适从了。检察官、律师、警察都是如此。有标准,就有是非;有是非,就要保护正确的,处罚错误的。如果标准多了,判断的难度就大了,是非就容易混淆。搞不清是非,怎么办案呢?这就是目前的状况。有人主张继续坚持区分是非,依法办事,推进司法改革,有人则主张不要单纯依靠法律,是非问题上不必较真,处理问题多从群众角度、从当事人满意不满意的角度考虑。这样一来,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司法改革总体上就停滞了,被拽住了。

    冯善书: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是宪法规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思想顾虑?

    葛洪义: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理论上很好说,实际工作中就不同了。如果你是领导人,法院判决以后,当事人自杀了,群众闹事了,你会没有压力?上级领导不会给你压力?你如果是领导,就不会责怪法院给自己添麻烦?如果律师一介入纠纷,就出现各种群体性事件,你对律师会怎么看?主管律师工作的司法行政部门会没有压力,书记不打他的板子?他当然就会经常召集律师讲讲政治、大局等。这是可以理解的,维稳是一票否决,很厉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思考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结束目前的司法乱象。

    冯善书:这对司法改革有什么影响?

    葛洪义:有啊,有很大的影响。过去的司法改革,比较强调职业化与专业化,认为法律工作是个专业工作,需要由熟悉法律的专业人士依法办理案件。现在呢,似乎一切必须让群众满意。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因为群众有不同的利益,截然相反的利益追求。原告与被告是由于针锋相对的诉求而来到法院的,而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因此,说深入群众,让人民满意,是让作为原告的人民群众满意,还是作为被告的人民群众满意呢?想让双方都满意,这个愿望可以理解,也出现过这样的个别案件,但是,绝大多数案件,都不可能“胜败皆服”的。

    冯善书:你能不能评估一下,这种看法对司法改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葛洪义:相当大。例如,地方各级政法委明显加强了对案件审理工作中公检法的协调力度,这正面地看凸显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负面看,则势必影响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诉讼法原则。很多冤假错案,都是这么协调出来的;再如,为了追求胜败皆服,各级人民法院都加大了调解力度,有的地方要求50%以上的民事案件都要调解结案,有的个别省份甚至提出民事案件100%要调解。过去,民事诉讼法试行稿要求处理民事案件“着重调解”;等到正式的民事诉讼法出台后,就改为“可以调解”。这不是偶然的,调解一般情况下多少是模糊是非的,否则,如何调解?现在,把调解率作为一个衡量法院工作的指标,显然违法了;还有的地方的法院,干脆把让人民群众满意变成让人民代表满意,凡是人民代表提出意见的案件,原则上按照人民代表的意见办,以争取本法院的工作报告能够以比较高的票数通过;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办案,法官逐渐学会了经常向上级请示然后判决的工作方法,检察官根据领导指示出庭支持公诉,律师不敢代理刑事案件,等等,大家都不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了。这些情况在全国不同程度地存在。你说危害大不大?

    司法改革要坚持专业化的方向

    冯善书:您的意思,司法改革不能走司法大众化的路线,而是要走司法精英化的路线?

    葛洪义:对,我个人对此确信不疑。不过,我不太主张使用“精英”一词,更愿意使用专业化与职业化这两个概念。顺便强调一下,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司法改革都是沿着这个路线前进的,只是最近出现了一些思想混乱。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个路线把司法改革推向前进。
    冯善书:如您刚才所说,我们30年的司法改革,并没有解决司法的公信力问题,没有解决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个路线呢?

    葛洪义: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能够满足现阶段和今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应该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具体原因是:第一,司法机关和法律工作者只有坚持依法办事,提高依法处理案件的能力,才能真正做到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办事。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所以,在我看来,离开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法律,去探寻所谓的人民群众的意愿,是一种违反体制的做法。当然,目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否定这个制度的理由。
    试想,如果不从体制化的人民群众反映自己要求的机制中去形成人民公共意志,不努力建立一个人民行使权力的民主体制,而是直接从网络、从媒体、从上访群众、从闹事者那里去感知民意,然后以这种所谓的民意为借口,扩张司法机关的权力,把司法活动变成个别领导人对人民群众的关心与恩惠,这怎么能称为按人民群众的意愿办事呢?所以,只有建立一个能够让法官以及其他司法活动的参与者真正做到依法办事的司法体制,我们的司法改革,才能达到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目的。尽管我们经过了30年的改革,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体制,但是,这个方向不应该否定。

    冯善书:您是说,人民满意不满意,首先要看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等是不是按照人民制定的法律办事。不依法办事,就不可能让人民满意;离开了法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按照人民意愿办案。那么,第二呢?

    葛洪义:法律人依法办事,就必须走职业化、专业化的司法改革路线。前一阶段,有的省份法院领导提出,法官办案不一定穿法袍,敲法槌。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这么正规,容易脱离群众。这是一个很表面化的看法。法官是否脱离群众,不在于他穿的是法袍或者便装或者警服,也不在于他敲的是法槌或者惊堂木,而在于他的专业素养。他的着装以及工作设施,是与他的工作性质相关联的。法律是一个知识体系,如果要依法办事,就必须依赖一支专业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职业法律人队伍。这种现代法律人队伍,如果穿的是地下工作者一样的服装,用的是封建时代的惊堂木,岂不滑稽?法律工作的性质,要求法官必须在一个严肃的审判环境中坐堂问案,以便处处显示司法的庄严。如果他可以随便走到群众中,和群众称兄道弟、拍拍打打,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他的公正性。
    法官是否随和,同样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他是否能够做到依法判案。律师称职与否,也不在于收费多少,大律师水平高、有大智慧,多收费,市场行为,有何可非议之处?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对群众态度很好,穿着低调,见了当事人就嘘寒问暖,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懂法律,或者不按照法律办事,人民群众敢相信他吗?如果一个法官敢于公开宣布他可以不按照法律办案,然后由当事人来选择,有人敢选他作为主审法官吗?我们必须把司法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工作,把符合专业化工作需要的制度逐渐建立起来,这才是司法改革应该做的。

    冯善书:法律是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制定的,应该全力建立一个法律人能够且必须依法办案的体制机制,这是司法改革的要义之一。

    葛洪义:对。第三,要相信基层、依靠基层,充分依靠和发挥各级国家机关、各级司法机关的作用,建立起各级各类司法机关真正能够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工作制度与机制。我不赞成直接按照所谓人民群众意愿办案的说法与做法,原因之一就是,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以所谓的人民群众要求,否定基层国家机关的工作。30年的法制建设与司法改革,是我们国家建立了一整套虽不很完善但比较系统的司法机关,逐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司法机构,依法形成了各个司法机构公职人员的岗位职责。如果我们离开法律来按照人民满意不满意的标准衡量他们的工作,他们整个的工作机制将面临毁灭性地颠覆。这也势必导致当事人永远不会满意基层司法机构的决定,诱导当事人采用上访信访闹事的方式以引起上级甚至中央的关注,从而还造成下级司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权威尽失,使整个国家丧失地方治理的能力。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不相信各级国家机关,试图直接诉诸于人民群众。他号召青年学生组成红卫兵造反队伍,打倒各级国家机构官员,甚至把国家机构的名称都改了;后来觉得红卫兵也不行,就发动工人造反;在之后又动员解放军“支左”,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这是深刻的教训。
    所以,司法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基层、地方司法机构和法律人集团依法办事能力及其相应的制度建设。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各级各类司法机关之间作出进一步的权限划分,使各个国家机关能够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各负其责。同时,要认真切实保障法律人的权利,一个法官、检察官、律师或者警察,只要是依法履行职务,无论其行为给领导带来多大的麻烦,引起了多少事关稳定大局的后果,都不应该受到追究。这样,各个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律师以及其他法律人,才可以真正做到认真负责地执行法律,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最近听说了一个“包案”的规定,大意是,如果法官处理案件,导致有关人员上访,本着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由这个法官负责解决好。这种做法,如何能让法官依法办案?

    冯善书:您说到了一个根本问题。在单一制的国家里,如何处理地方国家机关与中央国家机关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司法权的配置,更是直接面临这个问题。

    葛洪义:对。无论怎么复杂,这个问题都必须解决。毕竟,我们这个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与问题,需要一个合理的司法体制与之相适应。我对此很有信心,相信早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此文发表在《南风窗》201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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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18日 19:26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防卫是有限度的...
    防卫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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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17日 12:15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冯善书:谁说邓玉娇案是一场舆论审判?
    2009年6月16日,随着巴东县法院的一纸判决,轰动全国的“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沸扬不止的舆论中一锤定音。法院认定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邓贵大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鉴于邓玉娇只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且属于防卫过当,案发后又主动向公安机关自首,依法免予处罚。

        邓玉娇如释获重。有人说,这样的结果,不仅邓玉娇会满意,社会舆论也该满意了吧。

        然而,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邓玉娇还没走出法院大门,其重获自由的消息已装上翅膀飞向全国各地。与击掌叫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种以理性自居的意见流开始在社会上潜流暗涌,并很快被媒体节节放大。这样的迹象表明,巴东县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在社会上定纷止争:

       “杀人怎么不用偿命?”

       “法官的理性怎可轻易向激荡的民愤低头?”

       “舆论审判又一次强奸了司法独立!”

    ……如同案件开始时大家对公权力的质疑一样,拿到判决结果之后的民众,对民意的诟病同样激烈,舆论再次沸腾。我们不禁要问,在公平正义的面前,民意到底充当着怎样的角色?有人提出,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舆论暴力。这到底是对民意的一种恶意贬损,还是一种客观描述?一时间,好像谁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于是,舆论讨伐舆论,成为邓玉娇案后坊间飙起的一个奇趣现象。



    舆论讨伐舆论



        在一个思想多元化的社会,舆论的分化本来再也正常不过。但是,在中国,这显然还有待人们慢慢来适应。舆论对舆论本身的讨伐,由此越演越烈,甚至咬得有点不可开交。

        有些人也许会说,中国的法官也太难做了,怎么做都是吃力不讨好。尤其当他们面对一个社会关注的案件,不管最后给出裁判结果怎样,总有人不满意而跳出来反对。

        事实的确如此。自古以来,尽管实体正义和实体正义同为司法裁判者的掌上明珠,然而,绝对的利益平衡通常是做不到的,现实中的法官在审判中,难免要伤害一方去满足对方。这是已经被法治国家所公认的司法规律。因之,在跌宕起伏、阴晴难测的舆情社论面前,法官不必有过多焦虑和埋怨,其他国家的法官面受的社会期许和社会压力其实是一样的。

        回到邓玉娇案,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巴东县法院合议的结果,到底是法律适用的必然结果,还是一场社会压力下变相的舆论审判?毫无疑问,支持判决的人会说,这是司法公正的彰显,判决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不支持判决的人则会说,邓玉娇明明杀了一个人,法官却不让她接受刑罚,这是司法对民愤的屈服。

        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其合理的地方。问题是,哪一种观点更能服众?

        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舆论关注邓玉娇案初衷讲起。

        在谙熟法律的专业人士看来,邓玉娇刺死官员事件,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个案:面对多个来自陌生人的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在身体上博斗中处于明显弱势的女服务员,为解除不能预测的侵害,紧急和混乱中拿起一把水果刀,奋力将对方刺伤;之后其中一名陌生人抢救无效死亡。本案中,尽管官员和女服务员都同时兼具加害人和受害者的不同身份,但是,其行为背后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根据成熟的刑事法律理论,要对邓玉娇的行为进行定性易如反掌。在司法公正的假设前提下,法官适用刑律来审理案件并不会遇到多少理论争议。

        问题是……话说到这里,很多人马上会接口道,这是案件受到了全国民众的关注。其实,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问题所在。为什么邓玉娇案会受到全国民众的关注?

    我们假设,她当时刺死的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市井流氓,数量如此巨多的眼球,还会把焦点放在她的身上吗?答案是肯定不会的。



    强弱对决引关注



        那么,问题的本质还应该在前面——邓玉娇身为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女服务员,刺死了一个身份和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她的政府官员。无论是巴东县政府,还是司法工作人员,都未予否认,这名被刺死的官员叫邓贵大,是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办主任。

        在我国现实的社会生态结构中,政府官员和宾馆女服务员,分别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力量悬殊的社会阶层。这是一对极易挑动社会民众敏感神经的力量对比关系。前者太强,后者太弱。正因为如此,媒体报道后,这起事件立马被一些民间人士粉刷成当代版的民女奋勇当反抗恶霸官吏的典型,由此还被评论家们说成故事情节太符合中国人的文学想象。

        乍一看,这好像成了民意对客观事件的一种鼓捣。实则不然。根据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查明的事实,尽管邓玉娇事前不知道想非礼和强暴她的邓贵大是一名政府官员,但事实上,邓贵大当时的确在侍强欺弱,并且,当时,周围不存在任何邓玉娇可以依靠来顺利解除侵害的其它力量。合法暴力远水难借,自救不过是邓玉娇可以选择的唯一手段。如果不选择自救,她完全有可能遭遇身体和人格受侵犯的恶果。这哪里是一种文学想象,根本就是赤裸裸的现实。

        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者,都在标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都面临急剧转型的中国,民权意识刚刚被快速发展的经济所唤醒,民众对法律的平等就更为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邓玉娇案实际给民众提供了一个窥探社会转型和权力转型的标本,强者与弱者的法律对决,成为这起人命案广受社会关注的最大关键点。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强与弱的对决,吸引了无数社会人士对邓玉娇案的关注,但不同人关注邓玉娇案的动机和目的是不同的。前面已经讲到,社会是多元化的,而民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中国有十三亿人。谁是民众?这显然不好回答。有人说,除去官员,其他都是民众。然而,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中,未必所有的官员都能以官员的身份进入由此引起的社会关系。所以,民众应该是无限大的。既然民众的数量如此巨大,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阶层、文化背景肯定就会有所不同,价值观也千差万别。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并不是所有关注邓玉娇案的人都是一边倒支持邓玉娇而对邓贵大喊打喊杀的。这一点,从案件判决后,许多民众对民意的诟病就可以反证。

        不过,客观来讲。在案件中,由于邓贵大是强者,邓玉娇是弱者,特别是案件发生后一段时间,有关部门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了一些封销消息、干预办案的行为后,支持邓玉娇的声音一度对反对邓玉娇呈压倒趋势。这种现象也是很好理解的。

    邓贵大以非正常的状态死亡。公安机关马上对邓玉娇启动了刑事侦查程序,这在法理上并无不当。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同为侵害人的邓贵大的同伴黄德智,公安部门却并未调查。加之,新闻记者、代理律师此后遭遇的种种障碍,也刺激了民众的忍耐力。这对于原本就掌握信息不够的民众来说,主观上怀疑公权力运作的公正性也是完全合理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些主张舆论不要干预司法的人当时没有跳出来大发议论的原因所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民众的注意力,其实普遍还只是集中在对公权力的监督,虽然也关注司法独立,但质疑的对象,并不是民意。



    舆论造就阳光判决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认定法院的判决是一场舆论判决,判决邓玉娇免除刑事处罚就是法官的理性向民愤低头屈服。

        原因一是,这种判断本身就不是在一个事实的前提下作出的。

        案件判决后,不少人发出了法官遭遇民意暴力的评论。其中一篇题为《民愤代替了法律?》就提到,“过激的情感宣泄代替不了法律的理性裁判,如果为求得平息民愤,将重罪轻判或将重罪轻判,也是不公平的。”其潜台词实际就是,法院轻判了邓玉娇。与这篇文章持同一论调的网文比比皆是,笔者参加了两场有关讨论会,也听到许多类似的声音。持这类观点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他们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够公正,邓玉娇有轻判之嫌。

        事实确乎如此?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意见。6月16日,巴东县法院刚刚对邓玉娇案作出宣判,有媒体便采访了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导马克昌教授。

        马克昌说,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法定刑确实是很重的。法院之所以对被告人邓玉娇判处免予处罚,因为她具有三项依法从宽处罚的情节:其一是防卫过当。刑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防卫过当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其二是部份(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经法医鉴定,邓玉娇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刑法第18条第3款规定,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三是自首。法院认定邓玉娇自首,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院综合考虑邓玉娇具有的上述三项法定从宽处罚情节:防卫过当即“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再加上另有两项“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所以选择防卫过当刑事责任中包含的免予处罚的规定予以判处。

        从马克昌的解读可以看出,在邓玉娇案中,法官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听到任何一位能在专业上对判决找出硬伤的人来。反倒有人指出,根据刑法规定,对于正在发生的抢劫、强奸、杀人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侵害行为,被受害人享有无限防卫权。邓玉娇应该被判无罪。

        由此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一份司法解释、学理解释或人大解释能够证明巴东县法院在本案中所作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判决。既然判决不公只是一种猜测,又何来的舆论审判?判决书哪一条理由遗留着民意暴力的痕迹?

        原因二是,没有法理的支持,舆论根本不可能站得住脚,更无论影响法院判决。

        笔者曾经对一些法官作过调查,领导干预(纸条)、金钱诱惑和舆论压力这三大因素,哪一项对司法公正影响力最小?答案是最后一个。

        客观来说,现阶段,由于大量冤假错案的存在,的确有大批民众对司法失去了信任。我们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当今中国,影响司法公正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有人回答是舆论压力,我想很多人听了都要发笑。

        当然,舆论对司法不具最强影响力,并不能直接证明邓玉娇案的判决结果就不存在舆论的影响。舆论到底有没有影响邓玉娇案?肯定有。问题是,这种影响是干预了司法独立,还是保护了司法独立。笔者认为,是保护了司法独立。因为舆论的广泛关注,使得这宗案件避免了黑箱操作的可能。在阳光下进行的判决,就像做一道数学题一样。并不是你想要什么结果,就能得到什么结果的。必须遵守程序正义的公式。当然,法官手里掌握有一定的司法裁量权。问题是,自由裁量,也必须经得起法理的推敲。邓玉娇案,聚集了几亿人的眼球。里头肯定有大量专业人士,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法盲,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专业水准和法律素养很可能在法官之上。如果判决有硬伤,他们早就跳出来指出法官的不对了。为什么直到现在,只有指责舆论暴力的人,却没有能拿得出过硬法律证据和意见的人?

        由是,笔者认为,巴东县法院对邓玉娇的判决,基本上是公正的。如果有人认为不公正,可以提出有力的法律意见来反驳。如果不能反驳和推倒判决,就说明这并不是一场舆论审判,而是法官正确适用法律、依据刑法原则准确量刑的结果。没有法理和道理支持的舆论,是脆弱的无力,也是一扳就倒的。吹眉瞪眼、鼻孔冲天并不能救邓玉娇。舆论审判只是某些人的假想和利害关系人的托辞。没有法理和道理支持的舆论,也是一种假民意。社会是多元化的,民意不可能总是给偏激的人所控制和左右。只要能独立思考的公民越来多,民意就会变得越理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6-17 12:15:2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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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17日 02:52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冯善书:谁说陈玉娇案是一场舆论审判?
    2009年6月16日,随着巴东县法院的一纸判决,轰动全国的“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沸扬不止的舆论中一锤定音。法院认定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邓贵大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鉴于邓玉娇只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且属于防卫过当,案发后又主动向公安机关自首,依法免予处罚。

        邓玉娇如释获重。有人说,这样的结果,不仅邓玉娇会满意,社会舆论也该满意了吧。

        然而,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邓玉娇还没走出法院大门,其重获自由的消息已装上翅膀飞向全国各地。与击掌叫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种以理性自居的意见流开始在社会上潜流暗涌,并很快被媒体节节放大。这样的迹象表明,巴东县法院的判决并没有在社会上定纷止争:

       “杀人怎么不用偿命?”

       “法官的理性怎可轻易向激荡的民愤低头?”

       “舆论审判又一次强奸了司法独立!”

    ……如同案件开始时大家对公权力的质疑一样,拿到判决结果之后的民众,对民意的诟病同样激烈,舆论再次沸腾。我们不禁要问,在公平正义的面前,民意到底充当着怎样的角色?有人提出,我们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舆论暴力。这到底是对民意的一种恶意贬损,还是一种客观描述?一时间,好像谁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于是,舆论讨伐舆论,成为邓玉娇案后坊间飙起的一个奇趣现象。



    舆论讨伐舆论



        在一个思想多元化的社会,舆论的分化本来再也正常不过。但是,在中国,这显然还有待人们慢慢来适应。舆论对舆论本身的讨伐,由此越演越烈,甚至咬得有点不可开交。

        有些人也许会说,中国的法官也太难做了,怎么做都是吃力不讨好。尤其当他们面对一个社会关注的案件,不管最后给出裁判结果怎样,总有人不满意而跳出来反对。

        事实的确如此。自古以来,尽管实体正义和实体正义同为司法裁判者的掌上明珠,然而,绝对的利益平衡通常是做不到的,现实中的法官在审判中,难免要伤害一方去满足对方。这是已经被法治国家所公认的司法规律。因之,在跌宕起伏、阴晴难测的舆情社论面前,法官不必有过多焦虑和埋怨,其他国家的法官面受的社会期许和社会压力其实是一样的。

        回到邓玉娇案,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巴东县法院合议的结果,到底是法律适用的必然结果,还是一场社会压力下变相的舆论审判?毫无疑问,支持判决的人会说,这是司法公正的彰显,判决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不支持判决的人则会说,邓玉娇明明杀了一个人,法官却不让她接受刑罚,这是司法对民愤的屈服。

        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其合理的地方。问题是,哪一种观点更能服众?

        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舆论关注邓玉娇案初衷讲起。

        在谙熟法律的专业人士看来,陈玉娇刺死官员事件,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个案:面对多个来自陌生人的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在身体上博斗中处于明显弱势的女服务员,为解除不能预测的侵害,紧急和混乱中拿起一把水果刀,奋力将对方刺伤;之后其中一名陌生人抢救无效死亡。本案中,尽管官员和女服务员都同时兼具加害人和受害者的不同身份,但是,其行为背后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根据成熟的刑事法律理论,要对陈玉娇的行为进行定性易如反掌。在司法公正的假设前提下,法官适用刑律来审理案件并不会遇到多少理论争议。

        问题是……话说到这里,很多人马上会接口道,这是案件受到了全国民众的关注。其实,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问题所在。为什么陈玉娇案会受到全国民众的关注?

    我们假设,她当时刺死的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市井流氓,数量如此巨多的眼球,还会把焦点放在她的身上吗?答案是肯定不会的。



    强弱对决引关注



        那么,问题的本质还应该在前面——陈玉娇身为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女服务员,刺死了一个身份和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她的政府官员。无论是巴东县政府,还是司法工作人员,都未予否认,这名被刺死的官员叫邓贵大,是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办主任。

        在我国现实的社会生态结构中,政府官员和宾馆女服务员,分别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力量悬殊的社会阶层。这是一对极易挑动社会民众敏感神经的力量对比关系。前者太强,后者太弱。正因为如此,媒体报道后,这起事件立马被一些民间人士粉刷成当代版的民女奋勇当反抗恶霸官吏的典型,由此还被评论家们说成故事情节太符合中国人的文学想象。

        乍一看,这好像成了民意对客观事件的一种鼓捣。实则不然。根据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查明的事实,尽管陈玉娇事前不知道想非礼和强暴她的邓贵大是一名政府官员,但事实上,邓贵大当时的确在侍强欺弱,并且,当时,周围不存在任何邓玉娇可以依靠来顺利解除侵害的其它力量。合法暴力远水难借,自救不过是邓玉娇可以选择的唯一手段。如果不选择自救,她完全有可能遭遇身体和人格受侵犯的恶果。这哪里是一种文学想象,根本就是赤裸裸的现实。

        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者,都在标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都面临急剧转型的中国,民权意识刚刚被快速发展的经济所唤醒,民众对法律的平等就更为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玉娇案实际给民众提供了一个窥探社会转型和权力转型的标本,强者与弱者的法律对决,成为这起人命案广受社会关注的最大关键点。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强与弱的对决,吸引了无数社会人士对陈玉娇案的关注,但不同人关注陈玉娇案的动机和目的是不同的。前面已经讲到,社会是多元化的,而民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中国有十三亿人。谁是民众?这显然不好回答。有人说,除去官员,其他都是民众。然而,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中,未必所有的官员都能以官员的身份进入由此引起的社会关系。所以,民众应该是无限大的。既然民众的数量如此巨大,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阶层、文化背景肯定就会有所不同,价值观也千差万别。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并不是所有关注陈玉娇案的人都是一边倒支持陈玉娇而对邓贵大喊打喊杀的。这一点,从案件判决后,许多民众对民意的诟病就可以反证。

        不过,客观来讲。在案件中,由于邓贵大是强者,邓玉娇是弱者,特别是案件发生后一段时间,有关部门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了一些封销消息、干预办案的行为后,支持陈玉娇的声音一度对反对陈玉娇呈压倒趋势。这种现象也是很好理解的。

    邓贵大以非正常的状态死亡。公安机关马上对陈玉娇启动了刑事侦查程序,这在法理上并无不当。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同为侵害人的邓贵大的同伴黄德智,公安部门却并未调查。加之,新闻记者、代理律师此后遭遇的种种障碍,也刺激了民众的忍耐力。这对于原本就掌握信息不够的民众来说,主观上怀疑公权力运作的公正性也是完全合理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些主张舆论不要干预司法的人当时没有跳出来大发议论的原因所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民众的注意力,其实普遍还只是集中在对公权力的监督,虽然也关注司法独立,但质疑的对象,并不是民意。



    舆论造就阳光判决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认定法院的判决是一场舆论判决,判决邓玉娇免除刑事处罚就是法官的理性向民愤低头屈服。

        原因一是,这种判断本身就不是在一个事实的前提下作出的。

        案件判决后,不少人发出了法官遭遇民意暴力的评论。其中一篇题为《民愤代替了法律?》就提到,“过激的情感宣泄代替不了法律的理性裁判,如果为求得平息民愤,将重罪轻判或将重罪轻判,也是不公平的。”其潜台词实际就是,法院轻判了陈玉娇。与这篇文章持同一论调的网文比比皆是,笔者参加了两场有关讨论会,也听到许多类似的声音。持这类观点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他们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够公正,陈玉娇有轻判之嫌。

        事实确乎如此?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意见。6月16日,巴东县法院刚刚对陈玉娇案作出宣判,有媒体便采访了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导马克昌教授。

        马克昌说,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法定刑确实是很重的。法院之所以对被告人邓玉娇判处免予处罚,因为她具有三项依法从宽处罚的情节:其一是防卫过当。刑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防卫过当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其二是部份(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经法医鉴定,邓玉娇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刑法第18条第3款规定,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三是自首。法院认定邓玉娇自首,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院综合考虑邓玉娇具有的上述三项法定从宽处罚情节:防卫过当即“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再加上另有两项“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所以选择防卫过当刑事责任中包含的免予处罚的规定予以判处。

        从马克昌的解读可以看出,在陈玉娇案中,法官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听到任何一位能在专业上对判决找出硬伤的人来。反倒有人指出,根据刑法规定,对于正在发生的抢劫、强奸、杀人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侵害行为,被受害人享有无限防卫权。陈玉娇应该被判无罪。

        由此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一份司法解释、学理解释或人大解释能够证明巴东县法院在本案中所作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判决。既然判决不公只是一种猜测,又何来的舆论审判?判决书哪一条理由遗留着民意暴力的痕迹?

        原因二是,没有法理的支持,舆论根本不可能站得住脚,更无论影响法院判决。

        笔者曾经对一些法官作过调查,领导干预(纸条)、金钱诱惑和舆论压力这三大因素,哪一项对司法公正影响力最小?答案是最后一个。

        客观来说,现阶段,由于大量冤假错案的存在,的确有大批民众对司法失去了信任。我们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当今中国,影响司法公正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有人回答是舆论压力,我想很多人听了都要发笑。

        当然,舆论对司法不具最强影响力,并不能直接证明陈玉娇案的判决结果就不存在舆论的影响。舆论到底有没有影响陈玉娇案?肯定有。问题是,这种影响是干预了司法独立,还是保护了司法独立。笔者认为,是保护了司法独立。因为舆论的广泛关注,使得这宗案件避免了黑箱操作的可能。在阳光下进行的判决,就像做一道数学题一样。并不是你想要什么结果,就能得到什么结果的。必须遵守程序正义的公式。当然,法官手里掌握有一定的司法裁量权。问题是,自由裁量,也必须经得起法理的推敲。陈玉娇案,聚集了几亿人的眼球。里头肯定有大量专业人士,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法盲,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专业水准和法律素养很可能在法官之上。如果判决有硬伤,他们早就跳出来指出法官的不对了。为什么直到现在,只有指责舆论暴力的人,却没有能拿得出过硬法律证据和意见的人?

        由是,笔者认为,巴东县法院对陈玉娇的判决,基本上是公正的。如果有人认为不公正,可以提出有力的法律意见来反驳。如果不能反驳和推倒判决,就说明这并不是一场舆论审判,而是法官正确适用法律、依据刑法原则准确量刑的结果。没有法理和道理支持的舆论,是脆弱的无力,也是一扳就倒的。吹眉瞪眼、鼻孔冲天并不能救陈玉娇。舆论审判只是某些人的假想和利害关系人的托辞。没有法理和道理支持的舆论,也是一种假民意。社会是多元化的,民意不可能总是给偏激的人所控制和左右。只要能独立思考的公民越来多,民意就会变得越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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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7月31日 12:19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冯善书:广东教育新政忽视人民办学权?
    2008年,一场以维护非户籍学生教育公平为核心的教育新政运动,开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逐渐升温,强烈吸引了全国民众的目光。以广州、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发达城市最近同时提出,要加大地方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以实际行为来降低外来工子女入读公立学校的门槛。
      
    外来工子弟遭教育歧视
      
      这场新政,源于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急剧扩大的外来工群体持续呼吁改善其子女受教育权利的诉求给当地政府带来的沉重压力。
    《中国改革》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全国有2400万外来工子女异地接受义务教育,其中有244.08万就在广东, 8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且每年以30万左右的增幅快速增长。
      前不久,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罗伟其也公开承认,大量涌入的流动人口子女,已经给这些流入城市的教育部门造成了巨大负担。
    在深圳整个义务教育在校学生当中,2/3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户籍学生数只有1/3。而东莞市教育部门所统计到的非户籍生人数,已超过四十万。日前,《中国改革》从东莞市有关部门获得的一组数据显示,2007年,在东莞就读的新莞人多达44.23万,比去年增加了5万余人,占全市中小学生总数的比例也从2001年的23%骤升至58.6%。
      许多地方官员担心,外来工子女数量的爆涨,大量挤占当地本来就非常有限的教育资源。因为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一直由多级政府财政统筹解决。一些地方官员指出,义务教育的经费从理论上讲,应该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国家实施分税制以来,中央每年从地方抽走60%的税收。譬如,东莞的收入有2/3都上交了中央,只有1/3留在本地,没理由还要让地方财政来给义务教育配套经费。
      目前,流入东莞接受义务教育的非东莞市户籍学生,还在以每年5万至8万的速度增加。东莞市教育局局长杨晓棠表示,以每所学校1000名学生的规模设置,东莞每年至少需要新建50所学校,才有能力接纳新来的学生。
      政府出面建这么多学校,需要投入的土地和资金量将是天文数字。杨晓棠局长算了一笔帐,土地方面,仅按县一级小学的建设标准(占地30亩)计算,全市每年就需要提供学校建设用地1500亩,东莞无法提供如此大规模的建校用地。而资金方面,按照2006年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年均培养成本测算,去年东莞公办中小学共接收新莞人11.54万人,市财政为此提供教育补贴达2.63亿元,相当于当年各级财政用于市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7.6倍。
    事实上,办好50所学校,需要的资金远不止这些。有官员坦承,东莞公办学校解决新莞人子女教育的能力将达到极限。  东莞市现有公立学校根本容纳不了如此庞大的借读生数量。2007年,在东莞市公办中小学就读的新莞人子女为11.77万人,仅相当于新莞人子女总量的1/4。
      正因为学位紧张,几乎每一个挤进公立学校的新莞人子女,每年要比户籍学生多交1000-1800元的学杂费和其他附加费。东莞市一些公立学校的老师透露,从2007年9月起,东莞已取消了户籍人口子女读书的所有费用。而同在一个城市上学的新莞人子女,却依然在承担这些负担。教育不公,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的压力,也出现在了广州市政府的头上。前不久,广州市教育局就公布了一组数据:广州市流动人口子女已超过43万人,数量庞大,若按照超过50%在公办学校就读即为达到“以公办学校为主”的要求来计算,预测从2008年到2012年,广州公办学校需向来穗务工就业人员子女提供学位数分别为:22.92万个、27.44万个、30.48万个、31.69万个、34.29万个。
      “目前广州借读费标准为每人1000元/学年,学杂费标准为小学每人486元/学年,初中每人780元/学年。照此标准和2008年预计的符合条件学生人数测算出,若完全解决非户籍生义务教育问题,今年需要经费13703万元,其中借读费8947万元,杂费和课本费4765万元,这些加起来所带来的巨额经费开支,是广州财力难以承担的。”广州市教育局的一位官员称。
      该局还介绍,今年来广州的非本地户籍学生数量增长速度远超过公办学校学位增长速度,根据教育规范化学校建设的需要,广州部分区公办中小学的学位今后几年将出现递减的局面,目前以公办学校为主解决所有非本地户籍学生的入学问题存在较大困难。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袁征教授此前所作的一项调研则认为,到2010年,如果广州的公立学校逐步接纳所有非本地户籍适龄少年儿童,全市的初中和小学总学位数将达到约160万个。比起2005年的101万个学位要新增约65万个。“这意味着,在这五年中平均每年要增加13万个学位、教师年均增加6000人;按平均每所初中容纳1000人、小学容纳620人计算,需平均每年新建初中22所,小学175所;每年需追加当年新增公立学校投入的经费24亿多元,五年共累计追加财政投入约123亿元。而2006至2010年广州市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合计约为491亿元。扣除预算中公立初中、小学的需要,实际五年合计新增经费约为51亿元。很显然,这绝对不足以支持公立学校一次性接纳所有适龄少年儿童或分五年逐步接纳所有适龄少年儿童。”
      
    教育新政重塑政府形象
      
      “想到公立学校上学的外来儿童可以用挤破头皮来形容。愿意每年交1000-2000元的家长实在太多了。”日前,东莞虎门镇某服装厂工人叶伟仑告诉《中国改革》的记者,“我认识的新莞人子女,能够真正挤进去的少得可怜。”
      公立学校满足不了借读生的需求,他们唯有流向民办学校。东莞市教育部门作过统计,2007年在该市民办中小学就读的新莞人子女为32.15万人,占新莞人学生总数的比例由2001年的17%猛增至72.7%。这意味着,超过7成的新莞人子女无法入读公办学校,而只能转战民办学校。
      2007年,全市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开办的民办中小学有180所,其中专门招收新莞人子女的民办中小学可以占到全市民办中小学总数的85%以上。民办中小学校的大量出现,虽然解决了新莞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急迫需求。然而,由于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太差,却远远未能令他们满意。
      根据物价局的调查,在东莞市180所民办学校当中,有约150所的核准收费在每学期1600元以下,客观上来说,还属于低档次收费民校。
      广州的形势与东莞差不多。早前一项调查显示,广州市有外来工子女40多万,而现有登记在册的外来工子女中小学约150所,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另外有一批无证学校。70%流动人口子女就读于这类学校。这些学校,多数是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华同旭嘴里形容的“民办麻雀学校”:规模小,硬件软件设施非常不齐全。
      广州市政协委员、市政府特约教育督导员李伟成对广州的流动人口子女学校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办学条件普遍较差,与广州市公办学校有较大差距;教师队伍极不稳定,无证上岗比较普遍;教学质量堪忧,停留在识字教学、扫盲教学、托管的层次上。”
      老家不便回去,公校挤不进去,民校不愿进去……这被认为是当前广东外来工家庭安排子女上学的普遍尴尬。而在叶伟仑等外来工看来,这都是政府没有尽到责任的结果。
      教育歧视给城市社会带来的矛盾越积越深,一些民众开始通过他们认识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频繁地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对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开刀,尽快消除不公平的因素,还外来工子弟以平等的受教育权。然而,要打破一座在中国教育系统顽固生存了数十年的体制堡垒谈何容易?
      近年来,一些广东省地方的官员开始以另外一种务实的姿态陆续改变着民众对他们的看法。
      2008年5月,东莞市政府突然宣布,市财政将将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11个亿,帮助14.5万新莞人子女入读公校。
      消息传出后,新莞人无不奔走相告。14.5万新增学位,对比44.23万的庞大需求,犹如杯水车薪。
      在东莞某些教育界官员的眼里看来,让新莞人子女享有与户籍生同等的入读公校的机会,是一场酝酿已久的新政。而主导这场新政的幕后主推手,是现任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
      早在2006年,刘志庚就针对流动人口免费义务教育的问题提出过一系列解决方案。
      2007年5月,由他主政的东莞市政府,承诺每年建设10个解决“新莞人”子女就学的学校,进一步统筹解决“新莞人”子女上学的问题。
      2007年9月起,他要求市政府按照户籍生的标准减免借读生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杂费,学生只需交纳课本资料费、住宿费等费用。
      2007年12月,在他的推动下,东莞市教育局针对解决新莞人子女在莞义务教育问题提出三个设想,包括由省政府制定相应法规明确由外来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范围,由政府统筹建立专门招收新莞人子女的公办学校,以及给予民办学校适当的资金补助。
      2008年初,针对新莞人子女上学问题,刘志庚再次表示,虽然东莞540亿元总收入,2/3要上交国家,不到1/3留给东莞。但是,父母在东莞工作时间久,报了户(指登记了暂住证),加入社保,我们可以帮他们解决一部分问题,费用上可以优惠。目前教育部门正在制定相关的办法。
      2008年5月29日,《东莞市新莞人子女教育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向全社会公布。
      这项即将出台的地方立法明确规定,凡年满6至15周岁,有学习能力,持有原户籍地乡(镇)以上教育管理部门开具的就学联系函,或学校开具的转学证明的,且父母在该市连续工作(签定劳动就业合同)及居住五年以上,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持有经该市人口及计划生育部门审核的计划生育证明材料,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新莞人子女,可申请在该市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一、适龄儿童父母一方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须出具学历鉴定证明),在我市有固定工作(签定劳动就业合同),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满5年以上;二、适龄儿童父母一方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执业资格或高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须出具职称鉴定证明),在我市有固定工作(签定劳动就业合同),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满5年以上;三、适龄儿童父母一方在本市投资并持有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年纳税额人民币在3万元以上,或适龄儿童父母一方个人所得税年纳税额在人民币1万元以上;四、属于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人员的适龄子女(须出具优惠政策规定的有关材料)。
      虽然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草案中的多个条款为一些高学历高技术职称的人进行了倾斜,这对于更多的打工族新莞人来说,显然不符合条件。然而,民间人士普遍认为,这已经是当地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所迈出的非常可喜的一步了。
      就在东莞市政府公布这一草案的同时,广州市教育部门也宣布,该市也将在今年9月份,出台一个降低外来工子女入读本地公立学校的规定,其中,仅在减免非户籍生义务教育借读费这一块,今年所需要的财政支持就达13703万元。
      这些迹象表明,降低外来工子女入读公校的门槛,已经成为广东多座发达城市的教育改革方向。《中国改革》记者调查发现,就在东莞和广州两地政府宣布自己的改革方案时,由广东省政协组织的外来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专题调研组,也在陆续开往全省各发达城市进行调研。而此前,广东省有关部门已经分别向这些地区下发了一份通知,特别提到:“凡是符合在广东省居住半年以上,有固定住址、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等条件,流动人口的子女,应可享受义务教育。”
      一些地方教育部门的官员告诉记者,这实际是上级部门下发的一份指导性文件,旨在帮助各地根据外来人口居住年限、与监护人的关系以及住所、监护人工作、收入、纳税、社保、计划生育等方面情况予以界定和分类,分别提供相应的义务教育服务,保证每个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子女都能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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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26日 22:50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冯善书:中国红十字会亟需一场变性手术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在媒体和官方的簇拥之下迅速走向募款救灾的前台。截至5月23日21时,该会系统内已接收到的款物捐赠达59个亿。逐日飙升的数字,让灾区民众喜极而泣:抗灾和重建的工作负担终于可以减轻许多了。

    然而,这样的开心并没有维持多久。正当全国各地的募捐活动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网络上突然抛出“行善中很可能出现猫腻”的声音。紧接着,媒体不断披露在赈灾中出现的各种丑闻事件,矛头直指红十字会、民政部门等一些掌握着大量救灾物资的单位。民众对红十字会组织的担心,由此被媒体推到了极致。

    5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闻发言人王平针对舆论的步步进逼,首度对管理费等问题作出回应,直言从善款中抽取管理费用,实为国际惯例。此言一出,犹如火上烧油。

    “中国红十字会享受国家机关待遇,根本不应该适用国际惯例?”

    “允许这么做,意味着几个亿的善款要被他们白白抽走?”

    “我们是捐款给灾民,而不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员?”

    ……

    一时间,类似的话题被舆论炒得更加沸沸扬扬。

    5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等有关官员作客媒体,再度就爱心物款的管理和使用问题,与舆论展开直接对碰。不过,这次行动并未能起到任何平息争议的作用。

    这边厢,官员还在为善款管理问题与民众吵得面红耳赤,另一边,长期戴在中国红十字会脸上的那张伪民间组织面具,也在媒体的步步进逼中昭然若揭。

    日前,一位佚名者在网上撰文指出,国际红十字会所认可的各国红十字会,是独立的社会救助团体,红十字会的标志“是一种保护性标志,其中不含任何政治、宗教、哲学等各种意义”。按照中国红会也认可的国际红十字会七项准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中国红十字会本应是一个纯粹以人为本,不依附于任何包括政府在内政治势力的独立机构,包括政治上的中立、经济上的独立、人员上的独立。

    然而,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按照自身认可的国际惯例来做。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1993年,国家为中国红十字会专门颁布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该法明文规定“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红十字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与其职责有关的活动”;二,中国红十字会在官方网站对自己的介绍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国务院领导联系”,这进一步证明红十字会对政府的依附性;三,1996年,中组部和人事部发出一份《关于印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参照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把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招聘,纳入到国家公务员序列统一组织,并提出“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等与公务员一样的招聘条件;四,从中国红十字会平时的运作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具有和一般国家机关部门共同的特征。以上四点,全部跟国际惯例相冲,完全违背了民间公益组织成立的要求。

    由是可见,中国红十字会根本不是什么中立、独立的社会救助团体,而是一个具有很深的官方背景,组织资源、运作经费和人员安排严重依赖于政府,一切活动均必须接受政府监控的公立组织,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个二级官僚机构。让人费解的是,中国红十字会为了在开展各种慈善活动中获得民间社会的广泛支持,从来不敢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承认其这一实质,而习惯上把自己和纯民间性的公益组织混为一谈,这实际是对民众的误导。

    就是这样一个伪民间公益组织,和中华慈善总会等其它一些官办组织,长期垄断着中国的慈善事业。有学者甚至指出,如果继续允许中国红十字会这样存在和发展下去,很可能对国家和社会形成以下几方面的伤害:一是利用其跟政府的脐带关系,大量占用和挥霍本来就高度紧张的国家资源;二是对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既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也未接受过纳税人和捐赠人的有效监督,严重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三是官僚化运作,不仅对其它公益组织形成坏的示范,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公益组织在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中间的形象;四是一边吃着国家财政的奶,一边向民间社会开口要钱,借用所谓国际惯例和内部规定强行从善款中抽取行政费用,严重损害了捐赠人的真实意愿;五是官办民间组织容易让工作人员养成官僚、慵懒等不良积习,从而影响公益事业的效率化和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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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24日 22:20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冯善书:NGO能否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急先锋?
      
         汶川启示录

        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过去十多天了,尘埃落定,当我们擦干泪水,从默哀中抬起头时,痛定思痛,我们感悟到了什么?

        已经有太多的亲情和激情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在人们面前,从各国政要到黎民百姓,全世界的爱心都在为人类这一共同的悲遇所震撼,所激发。人们同时也伸出援手,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

        在所有的哭泣和呼唤中,我似乎总觉得缺少了一点理性的思考。我以为,如果以几千万人受灾、几十万人伤亡为代价而不能从中领悟到点什么,那应是更大的悲哀。

        不错,抢救应该勇猛,重建应该迅速,但已经反映出人们在进行这些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时刻,仍然未能从这样的大灾大害里领悟到大自然的启示。那启示就是必须敬畏自然。

        人类在大自然的面前已经表现出种种大无畏的精神和业绩。那些是人类和大自然相对和谐的美好时光。大自然时常像只猛兽,在它温柔的时候可以让你玩弄它的头发,而人们在似乎驯服的猛兽面前也往往忘记了它的咆哮后面的狂野。

        可以这样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预测到大自然会给人类造成多大的灾难。人类可以创造无数的辉煌,但人类永远不可能征服自然。天地之间,人类是唯一的精灵,渺小的精灵。

        所以,我们在和自然进行斗争的时候,在进行建设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把自然的狂野充分考虑在内。不要再做轻视自然的事情。那些因为自然的狂野而可能给人类造成极大伤害的工程尤其要谨慎。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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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3月25日 14:5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冯善书:杨恒均实际是误读了龙应台




        3月20日,龙应台先生的《给我们一个政治家》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后,广州的杨恒均随即拍案而起,撰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龙应台,台湾不需要你说的那种政治家》。前后两篇文章,我均细心比照研读过,结果发现,杨先生实际是误读和曲解了龙先生的意思。
        龙先生的文章继续张扬其贯有的深刻、尖锐、说理、思辩的文风,字里行间依旧闪炼着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时常让我们忘记黑暗的火光。杨先生成名较晚,敢于跟龙应台争锋,让人肃然起敬。
        龙应台与杨恒均的观点有什么不同?相信一接触到这场论战的人,都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杨先生到底在反对什么?我大致疏理了一下,析列如下(以下四点只代表杨先生个人理解的意思,并不一定代表龙应台的真正立场):
        1.杨认为,龙应台归纳了国家元首的四个核心责任(一,不管国家处境艰难,他要有能耐让国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二,不管在野力量多么强大,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的认同。三,他要有能耐提出国家的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的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这种对总统选举一往情深的愿景在民主国家是不现实的,只能在极权国家里边去实现。杨还举例说,这种政治家在北朝鲜、古巴等国家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2.杨认为,龙应台要找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来做总统,这种愿望是愚不可及的,举凡世界各国几千年历史,没有一个国家元首能做到。
        3.杨认为,龙应台希望消除政党对立不符合民主的逻辑,因为政党和谐了,人民就不和谐。
        4.杨认为,龙应台想把教育孩子和民众的责任交给政治家,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边,这是根本不需要的。
        杨先生的文末总结非常幽默:龙应台所说的那种“政治家”在大陆有大把,台湾是不需要的,龙应台也不可能在台湾找得到。
        杨先生对龙应台的指摘对不对呢?
        众所周知,龙应台是两岸三地非常熟悉的学者,她的文章曾经被誉为文化圈“罕见的档案”。对于龙应台的个性、文风及其价值理念,大陆的学者可说非常清楚。带着这样的认识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龙先生的观点和立场。
        其实,杨先生所理解的《给我们一个政治家》,并非龙应台的真正意思。我们可以逐一剖析。
        先来看第一点,龙应台的确归纳了国家元首的四个核心责任。但是,这四个核心责任所投聚的总统类型,是否跟杨先生所理解的那种国家元首相吻?从杨先生的举例,晚辈足可一语否定。数十年来一直为宣扬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殚精竭虑、肝胆涂地的龙应台,其心目中的国家元首,竟然就是那些曾经活跃在北朝鲜、古巴等国家的历史舞台上的极权领袖?如果杨先生真的是这样认为,晚辈无语。如果杨先生也认为这不符合龙应台的价值偏好,那么,杨先生就应该承认:他已经在误读龙应台了。如果杨先生没有误读,那么,就是龙先生的表达有问题,使他产生了一个错误的理解。龙先生的表达有问题吗?读者最清楚。
        第二点,找一个干净的人来做总统,只是龙应台的一个愿景。这一点,杨先生自己也承认。一个普通的选民,想要找一个干净的人来做总统,这有何不妥?台湾的民主比之英美发达国家来说,虽然还不够成熟,不够健康,但是这不意味着台湾的民众就不可以有跟发达国家的民众一样的愿景。何况,“廉洁自持,一介不取”并不意味着国家不需要用纳税人的钱来给总统发工资,而是说,总统只能拿他该拿的,不该拿的哪怕是一小点也不能拿。像这样的要求,对一个民主、法治国家的元首来说,其实是最基本的。选民总是根据自己所了解的事实来评判其眼前的所有候选人,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社会,他们拥有许多去了解候选人的渠道和方法。基于此,他们要找出一个相对干净的人,不明白杨先生为什么会认为有问题!面对龙应台对未来的愿景,杨先生居然还从历史的旧纸堆上去找例子来反驳,拿蒋介石父子和陈水扁来说事,这就更不能让杨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杨先生也是读法律出身的人,应该知道,追求完善的民主制度,与选举一个符合自己标准的人当总统并无任何矛盾,并且,完善的民主制度,还是保障选民获得公正选举权的重要前提。
        第三点,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政见和理念,这是我们对多党政制的基本常识。面对台湾民主发展的现状,龙应台提倡政治包容,反对政党对立,并不是对现实的无知,而恰恰是一种有知。不同的政党,为了夺取国家的权力,都会在选举的过程中,向选民作出各种不同的承诺,发表不同的治国方略。当民主不成熟的阶段,难免出现失信于民、不择手段、恶性竞争,从而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选民利益造成伤害。龙应台呼吁总统要有胸襟,正是对这种伤害的深刻反思。她所主张的和谐、包容,指的是在保障国家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目标上的和谐,在治国主政过程中的有序竞争,和对政见不同的包容,遗憾的是,杨先生却把这种期许理解成了政党统一、一言堂,这不正是一种曲解吗?
        第四点,龙应台阐述政治对教育的影响,只是想说,国家元首不能给社会坏的示范,从而给下一步造成错误的引导。然而,杨先生却理解成,龙应台要把教育孩子和民众的责任交给政治家,并且说,在教育方面,总统比不过学校老师,比不过教育专家。
        由是可见,杨先生根本不是在跟龙应台讨论问题,而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所批判的东西,或者不是龙应台的观点,或者是他自己本来就在接受的东西。在我看来,杨先生的观点没多少问题,龙应台的观点也本身没错,错就错在杨先生发起了一场本无必要的辩论。杨先生实际是误读了龙先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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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月3日 16:39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冯善书:泼妇与社会底层的妇女维权



        一提到泼妇,许多人的脑海立马会浮现出孙二娘、包租婆、芙蓉姐姐等一类人物的形象。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边,泼妇给人的刻板印象是凶悍、泼辣、蛮横、脸皮厚。大凡道貌岸然者,或自诩知书达礼之辈,均张大嘴巴,敬而远之,惶恐躲闪不及。
        我以前见过一个泼妇,因第三者插足,与丈夫闹得很不开心。某天,冤家路窄,当她到农贸市场买菜,刚好与之相遇,当场便捉住对骂起来。好家伙,妇人盖头便是几句不堪入耳的粗话:#^%&$@&#*^(%……唾沫吐得对方挣不开眼。那话脏得,十句听下来,有九句是带生殖器的,一万桶水都洗不干净,连五十岁的阿婆在旁听了都一脸臊热。可怜那个当了人家第三者的女人,本来就理亏,遭遇对方这般架势,两只脚早就软了,腰板更是直不起来,拼死拼活想离开。那泼妇哪容她挪开半步,张牙舞爪地一只手就把她头发揪住,另一只手则粗野地从对方胸口伸了进去,一阵狂拉硬扯之后,硬生生地把人家的胸罩抽了出来,外边的衣服竟未脱未破。被缠住的女人又羞又怕,哪还有力气招架。接着城管闻讯赶来,制服穿得笔直,却没有一个敢越雷池一步。可怜的第三者痛苦流涕地,当着满街的人,就这样被羞辱缠打了一下午,弄得人头鬼面,竟无一人相劝。
        如此出格的表现,让该妇一举成名,好比抗美援朝让中国解放军扬名天下一样,打那以后,反正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过,还有谁敢因为任何事情跟这个泼妇过不去。
        传统的泼妇,多见于某些熟人社区。在熟人的中间,人是最爱惜自己名声的。俗话说得好,树有皮,人要脸。对某些人来说,在熟人面前,面子远比法律重要。特别在农村,谁要是敢把一个人的丑事张扬出去,对方非得寻他拼命。反之,在农村,报复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他的丑事。这也是为什么,农村人吵架都要往人多的地方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泼妇有别于常人的一点是,她们恰恰是那种可以丢弃面子不要的人。对一个正常的泼妇来说,只要有必要,她可以随意撕去身上任何一块道德的遮羞布。话说到这,我们大概已经明白,事实上,泼妇的特质,就是敢于为了自己的利益,出让一些别人不愿意出让的道德代价。这种不受任何时空限制的非典型的勇气,反而能够经常性地让她们冲上舆论的致高点,让脚下的人望之胆寒。
        不要脸,甚至让一些妇女的地位上升到了一些男人望尘莫及的位置。换句话来说,这些妇女得已从传统的弱势群体,摇身一变,成了社会强势的一方。在底层社会里边,你找流氓的晦气都不要找泼妇的晦气,谁要是跟泼妇对着干,那简直是厕所里翻箱倒柜——找死(屎)。不过,在底层社会里边,耍泼尽管是妇女们扭转自身社会地位的一条捷径,但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跟风蜕变。毕竟,用传统人的道德眼光来看,一个有涵养的良家妇女,突然当街袒胸露乳、粗言烂语地叫骂,那简直是一种堕落。这样的事只要做一次,往后她的名声就坏了。这种代价无疑是超出了一般妇女所能承受的极限的。
        既然泼妇在整个妇女群体里边,代表的是这样一支有着深刻负面影响的力量,那其她一些克己复礼、内秀温顺的女性,应以之为耻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生活过的那条村里,乡亲们哪怕经常对一些泼妇谈虎色变,内心却极希望能够跟她们攀上些许关系。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边,只要跟泼妇结交,自然对谁都不用怕了。老虎再凶猛,也不会去伤害自己的朋友。不与泼妇交恶,实际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策略。我认识的一些成名的泼妇,不但没被主流社会所孤立,反而为他们所依赖。最简单的例子是分田抢水,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跟在泼妇屁股后面,还会吃亏的。我甚至曾经认为,农村的治理有时候也要依靠泼妇的权威来实现。村委会干部挨家挨户做群众的工作,如果首先把几个泼妇的堡垒攻破了,剩下的肯定一路畅通。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是缺少不了泼妇的。
        在传统的社会里边,泼妇一直扮演着一支可以直接跟男系抗衡的强势力量。可惜,民众对泼妇的认识,多局限在其负面的形象,而大大忽略了其对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实际上,泼妇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一方面是其它社会群体不敢或不愿意得罪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也充当着妇女的代表,一直主动参与社会博奕,为维护妇女的集体权益而斗争。
        为什么泼妇能够在平衡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发挥正面的作用,这里有个深层的社会背景。我们知道,农村是一个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地区。到了现代,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虽然拉近了城乡的距离,然而,类似的差距依然存在。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干预,农村的治理只好依赖于本土资源。长期以来,农村是一个民间法大于国家法的社会。这些民间法是如何制定的,制定了又如何执行,往往又被一些强势的力量所左右。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妇女作为农村最主要的弱势群体,自然要被排挤出去。但是,恰恰是在妇女中间,又存在着泼妇这样一支特殊的力量,使得她们能够以各种非正常的方式去跟男性争夺话语权。
        每个社会群体都需要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去为他们说话。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同样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社会底层的妇女需要泼妇。在中国的底层社会里边,妇女是权利最常受到侵害的群体之一,也是最大的群体。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是报告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透露,我国每年有15.7万女性死于自杀,150万自杀未遂。自杀已成为农村女青年的首要死因,约占总死亡的30%。全球每100个自杀死亡的女性当中,55.8人就是我国女性。我国农村女性每年的平均自杀率达30.5/10万。这些妇女为什么要自杀?难道是因为她们吃饱了撑着,没事干?或者是闹着玩的?肯定不是。许多社会学者和法学者研究表明,选择自杀的妇女当中,多数是因为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
        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亲眼目睹过许多自杀的妇女,对于她们自杀的原因,自然也非常清楚。在这些自杀的妇女当中,没有一个是村里成名的泼妇。为什么?我后来总结分析,第一,较之一般的妇女,泼妇遭遇不公的机会要小很多;第二,就算遭遇了不公,以泼妇的本质,也会毫不犹豫地揭竿而起,与对方大干一场,绝不会忍让屈服;第三,泼妇一般比较自信,自信的人往往对生活充满信心,在选择自由的情况下,她们绝不会走上绝路。
        如此优越的后天优势及心理素质,泼妇怎么可能不成为那些软弱同胞的依靠?今天,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由于大量优质的资源都集中在城市,使得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外部环境改变太慢,多数农村的社会模式事实上依然维持在原来状态。可见,对当代的社会学者来说,泼妇与社会底层的妇女维权,仍是值得他们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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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7月28日 13:40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香港紫藤:希望妓女们组织起来
         我们这一代,对香港的了解多是从“港产片”开始的。特别是香港的警匪片,曾经让多少大陆青年痴迷不已。彼时,黑社会和红灯区都是警匪片关注的重点,所以,对香港社会最初的印象就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再加上无拘无束的色情暴力。

        2007年6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的访问学者。某天,拿起一份太阳报,翻出一个被当地市民称为嫖娼指南的版面,里边居然有大半个版都在做各种色情服务的广告,形式之大胆,内容之露骨,完全超出了我这个大陆市民的想象。一位在本地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只要持有香港本地户口,在社会上从事性服务是合法的,其中也包括直接在报纸上打广告。我当时便咋舌,大陆的法律是明文禁止卖淫嫖娼的,躲藏在社会暗角的色情行业尚如此泛滥,在完全把这一行合法化的香港,情况岂非更加糟糕?社会的性秩序只靠人的道德来支撑,这怎么行?

        次日,与一位同在香港访问的大陆女性学教授谈起此事,她宛尔一笑:在香港这个多元的社会,市民不仅可以提供合法的性服务,而且有权缔结自己的行业组织。前几年,香港本地一位记者便带她去探访过一个妓女协会。闻言,我的舌头便更长了。

        发现她是前辈,于是我问:“听过香港的红灯区吗?你是女的,不怕惹嫌,有时间带我去看看。”

        她说红灯区只是一个俗称,事实上香港的法律并没有给卖淫的场所划定区域界线。不过,据一些香港的朋友介绍,钵兰街那片是色情业是最发达的地方。

        “是吧?”我眼睛一亮,“何时去看看?”

        “没问题。正好我也想深入了解一下香港的性工作者。找个有空的晚上一块去见识见识。”

        敲定后,我有些不放心,便给在香港工作的那个朋友打电话,向他讲述了这一计划,并询问晚上出去是否安全?

        没想到,他闻言便说,这几天香港警方一直在扫黄,前天才刚在钵兰街那边行动。为免麻烦,你们还是过一阵再去看吧。

        我翻开昨天的报纸一看,果然有警方扫黄的新闻。暗访的计划泡汤了。我唯有寄望于那个妓女协会,看看能否透过这个特殊的组织,管中窥豹地了解一下香港的性行业。

        后来,我了解到,其实,香港本地那些关心性工作者的市民,是很反感人家在自己的面前把性工作者称为妓女或鸡什么的,他们认为这种称法带有歧视的味道,是反人权的。这也是那个组织一直在传播和倡议的一种平等观。

        

    紫藤的历史



        以前,我对香港的了解,仅限于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而对本港的社会生态结构及市民生活基本上一无所知。因为不了解,所以,我对这个专为性工作者服务的组织,便有了多一分的兴趣。

        在那位女性学教授的帮助下,我们联系到本地的一位媒体同仁,然后,通过她的牵线搭桥,终于走进了这个神秘而陌生的世界。

        这个被大陆某些人习惯称为妓女协会的组织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紫藤。

        紫藤是一种生命力颇为强韧的植物,其叶和皮可作绳或织物用,它们默默生长,鲜为人知。这象征着本港20多万的性工作者,她们从事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一直遭受世人的唾骂和歧视,得不到应有的权益和保障,在工作生涯里要面对中间人的剥削、嫖客的虐待、性病的侵害、法律的不公平对待等问题。她们同为市民,却是长期被社会所忽视的群体,无法享有基本人权,更勿论过有尊严的生活。

        本港的那位媒体同仁Linda,带着我们走街串巷,东张西望地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在太子道找到了这个组织新搬迁的地址。Linda告诉我,紫藤选址在这里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有名的钵兰街便在附近,那里有他们的服务对象。

        在紫藤工作室里边的任何资料,我们都找不到妓女协会这个名字。因为紫藤给自己的定位是:关心性工作者团体。如果只从外表,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已经有十多年历史的民间组织。

        1995年,本港的严月莲女士串连了三个关心女人处境的女人陈惠芳、区美宝、蒋虹,决心成立一个专门关心怀工作者的团体。她们在词典里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了一个贴切而特别的名字:紫藤。当年,紫藤的义工便开始落区探访性工作者。

        1996年7月,紫藤在香港民政部门正式注册。同年11月,紫藤开始有全职的义工。

        1997年后,紫藤开始广泛与世界各地的民间组织和研究机构联系和合作,其中包括与大陆的合作。

        成立组织,最重要的是共识。在紫藤注册前,几位元老翻来覆去地侃谈、碰撞,她们最初的共识是,同意性工作是一份正当职业。接着,从这份工作的本质开始讨论,她们找到了一些应该思考的共同话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什么都商品化,人们出卖不同的东西,有人出卖劳力,有人出卖脑力,那么性交易为什么不能够是一份正当的工作?性工作者为什么要受到歧视?

        带着这些问题,几个充满知性和理性的女人,开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去推广自己的理念和观念。由于频密和持续的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民间和官方对紫藤的了解越来越多。10年后的今天,紫藤从一个名不经传且颇具争议的组织,已赫然成长为香港公共社会里边一股不容忽视的民间力量。

        在紫藤,接待我们的是一名叫林依玲的义工。别看她年纪轻轻,却已经为紫藤服务了近10个年头。从她那里,我们了解到,紫藤的服务对象是本地及由中国大陆来港从事性工作的妇女。

        在香港,性工作者是以女性为主,她们的工作交易场所和类别包括站街、一楼一(在单位内独自工作)、跑钟(电召)、卡拉OK、夜总会、指压中心、按摩院和桑拿浴场等。

        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紫藤一直很希望官方能够有所透露,但是,直到几年前,他们才拿到一个很模糊的数字:20万。这还不包括那些从中国大陆、东南亚国家及俄罗斯来到香港从事性工作的人。

        境外来的数字有多少呢?2003年紫藤作过一个估计,从境外来港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近10万人次,其中接近8成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又不熟悉本地情况,她们的工作环境更为恶劣,受伤害的可能性也更大。

        紫藤的活动范围,一是为这些性工作者提供法律、职业安全和健康的咨询服务,并协助她们建议相互支援网络。紫藤还设有24小时的免费咨询热线,提供紧急支援和其它服务。二是开展公众教育,反映性工作者的生活状况及处境,让公众对她们有更多了解,消除漠视和歧视,并关注政府政策及相关法律的订定及执行,留意其对性工作者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作出回应,要求卫生部门关注性工作者的医疗和健康服务。三是开展相关研究。

        义工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不论她的职业、阶级、宗教、种族、年龄、性向,每一个妇女都有权享有基本人权,在法律及其它社会制度前受到公平的待遇,不被暴力侵犯及压迫,有尊严地生活。

        虽然理念和工作思路都如此清晰,但是,这10年来,紫藤走过的路并不平坦。

        

    性工作也是工作



        紫藤在香港民政部门注册时,法人性质被定义为非赢利型组织。根据香港的法例,非赢利型组织并不等于慈善组织。市民只有向慈善组织捐款,才能获得减税的政策照顾。紫藤不具有慈善的特质,这无疑大大地挫伤了民间捐款的积极性。

        为此,创建之初,义工曾试图说服官方允许其注册为慈善组织,但官员回应说,你们服务的不是妇女,而是性工作者。

        作为非慈善组织,紫藤甚至不被允许上街向市民蓦款。所以,紫藤成立后所面临的第一大难题,便是如何生存下来。起初,紫藤的所有工作开支,灯油火蜡,包括义工的补贴,全部都得依靠各方好友的个人捐助。

        义工阿john告诉我们,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整个社会对性工作者的生活状况和处境,长期不愿意去了解,不但不理解,而且持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紫藤却专为这种人服务,所以,在起步那几年,紫藤充满了各种争议,经常招来民间,甚至是官方的非难和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他们的支援,就更是不易。

        直到后来,紫藤申请到一些国外基金的支持,工作的条件和环境才慢慢有所改观,而活动的空间也才有所拓展,可以开展更多计划,例如落区、法律咨询、健康推广、义工计划、研究及出版等。目前,紫藤每个月的开支都在15000元左右,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援,仍然是他们眼前的主要工作。

        今天的紫藤,已经有四位专职的义工。每天,除了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会议、访问、游行、培训和交流等活动,每周还规定必须有两晚到各区主动联络姐姐仔(即性工作者)。

        在发展初期,紫藤重点关注的是站街女。起初,严月莲女士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抽出一天到性工作者经常出没的街道上去探访她们。那时,她就发现,站马路的基本上是一些比较没有市场的妇女,年龄多在30岁以上。她见过一个最老的性工作者,60多岁。她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卡拉OK、夜总会了。因为那种地方一般都是比较漂亮、年轻的。

        在香港,做小姐虽然是合法的,但是,在香港做小姐,比在大陆还要难。而香港的性行业,也远没有达到泛滥的程度。站在马路上问人家要不要服务,或者抛一个媚眼,被警察发现,就是违法。在严女士看来,这样的规定给了警察过大的权力,他们很可能就会用这些法律去伤害那些不懂法的站街女。

        跟这些站街女慢慢混熟后,严才从她们口中得知,警察侵权的现象事实上是经常发生的。尔后,严开始学习法律,期望通过法律来帮助小姐们维权。但是,参与的个案越多,她就越发现,“法律不是站在弱势群体的这一边,而只是维持现在的道德框框。所以要帮助她们改变现状,有时能靠法律,有时却不能。”

        这时,刚好天主教的修女们也出来做站街女的工作。为了节约资源,紫藤转而关注“一楼一小姐”(就是一个房间里面只有一个小姐)。

        在香港的“一楼一”小姐里边,紫藤接触过的超过3000人。这些人当中,80%都是单亲妈妈。据严女士透露,改革开放让很多香港人可以回大陆娶老婆。但是,这些女人到了香港,却各有各的命运。比如说,有些是老公比她们老很多,孩子没大就已经死了。有些在香港根本就是流氓,回来骗人,有赌鬼,有吸毒的。这些姑娘结了婚,有了小孩,最后就离婚。她们能靠什么呢?香港没有工业。她们根本找不到工作,只有用身体来赚钱。许多就是靠卖身把儿女拉扯大的。

        关注的重点虽然有所改变,但是,支援小姐的维权,依旧是紫藤实现组织目标的一大工作要点。起初,无论是警方,还是民间社会,都把紫藤的呼吁视为一个微弱的声音,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但是随着紫藤对香港公共社会介入越来越多,义工们频繁出席更种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传播与性工作者有关的出版物,甚至就警察侵权事件直接约见立法会,阐述自己的主张,紫藤逐步成长为民间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公共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在紫藤的诸多行动中,最引人注意的当属对警权运作的质疑。

        2004至2005年,紫藤对外发布该组织收到的324宗性工作者对警方的投诉。其中,投诉警员在放蛇行动中接受手淫服务的投诉分别有27及23宗。而警察接受口交及性交服務,同分別有14及8宗。最近,紫藤再次公布了其2006年1月至12月的统计,声称该会共收到364宗性工作者对警员滥权的投诉,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一倍。

        2007年4月18日,紫藤在约见立法会申诉部的《声明》中指出,紫藤一直关注警察对性工作者侵权之事件。过去三年,该会多次要求警方关注事件,采取措施改善有关情況,亦就事件向立法会申诉部及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提出,可是情况依然沒有改善。所以,紫藤要求,“保安事务委员会继续跟进警察接受手淫事件,要求修改警察內部指引,清楚禁止警察享用任何性服务,包括性交、口交及手淫,调查及严惩违规的警员。保安事务委员会跟进警察投诉课妨碍受害人投诉警员,及迟迟没有交待调查結果。彻查警员用手机拍摄性工作者样貌,并立即交待背后理据。改善拘留程序,停止警员无理搜身。警方採取措施阻止警察滥权 (特別是停止所有有关性工作的诬告)。为警员提供培训,消除对性工作者的歧视和偏见。成立独立投诉机制,调查警察滥权。性工作非刑事化,肯定性工作是工作。”

        在媒体的参与下,紫藤的理念与行动逐渐被公众所认识和理解,而支持紫藤的组织和个人也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紫藤紧紧抓住公共卫生、预防艾滋、社区发展、司法公正、法治精神、平等人权和公共开支这些香港市普遍关心的话题入手,以此来说服社会,争取获得来自民间和官方的更多支持。    



    希望小姐能自己组织自己



        对本港市民来说,他们一直在追求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但是,紫藤的出现,最初的确引起过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的不安。

        1997年,紫藤组织另类回归活动;

        1999年,紫藤组织一楼一阿姐约见立法局议员;

        2000年,紫藤组织姐姐仔们蒙着脸第一次上街反对对女性暴力大游行,拉着“妓权=人权,不容践踏”的横幅招摇过市;

        2001年,第一次参与五一游行;

        2003年,召开记者会,公开警察滥用职权赶绝性工作者的情况,并于“人权日”举行首次性工作者游行,要求警察修改放蛇指引。

        2005年,为性工作者李婉仪被警察放蛇诬告自杀事件呼吁。

        ……

        当一系列的行为成为公共事件而出现在市民的眼前,他们的头脑也许依然在想着,香港是不欢迎这些小姐的,紫藤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为他们说话。

        更让市民们咋舌的是,紫藤还接待过一个贩卖人口的组织。像这样的事情,在一般的人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

        在香港,由于法律的宽容,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分布在各个领域,做着成员们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像紫藤这样,曾经让市民的心情那么复杂过。

        john是香港某高校一名大三的学生。他进入紫藤并成为一名兼职义工已经差不多一年了。起初,他的父母不太同意他做这个工作。而他自己在参与紫藤的各种活动中,也深感这份工作要被社会所理解,实在不容易。不过,他本人非常认同紫藤所宣扬的平等人权的观念。所以,即便不被外界所理解,他依然乐此不疲的做这份不拿薪水的工作。

        据他说,成立至今,进入紫藤工作的兼职义工已经有上千人次,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背景:医生、律师、教师、记者……

        10年的成长期,部分市民对紫藤的接受程度从反感、排斥到不支持不反对到部分认可和支持。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些高校或组织邀请紫藤出席他们的会议或讲座。而紫藤在社区或其它公共领域所开展的活动,也开始引起市民的侧目和重视。

        让义工们最有感触的就是,警察对他们再也不像以前态度那么恶劣了。

        在许多市民的眼里,紫藤只是一个人权组织,它的职责就是为性工作者们说话。而实际上,除了帮助性工作者们维权外,公众教育和合作研究在紫藤的日程安排中也相当重要。

        在紫藤的活动室里边,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与性密切相关的图书、器具和其它用品。这些,都是他们开展各种性教育的资源。

        10年来,紫藤与外界合作出版了大量的出版物,如《性就是牛油和面包》、《亚洲性坊间》、《我的生活》等,而与一些学术单位合作的研究性报告、书籍就更多。紫藤还印刷了各种各样的法律读本、性教育读本在社区免费派发。

        一些学者说,紫藤对推动本港在医疗卫生、健康教育和普法等方面的工作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

        大陆的性行业是法律禁止的,所以紫藤与大陆的联系与合作一直都侧重于医疗卫生、健康教育和研究方面。

        1996年,紫藤刚刚在香港注册,11月,便来到深圳社会科学院,了解合作开展研究的可能。1998年8月,到北京出席“北京艾滋病与买卖淫参与人员的调查研究结果汇报研讨会”。1999年3月,开始中、港、澳性工作者的流动研究;6月到北京出席一个为性工作者服务人员开办的分享会;9月,协助杭州成立妇女健康热线及训练义工;10月主办中韩妇女访港交流。2000年1月,与AMRC合作,在珠海举办“东亚及东南亚性工作者会议”;8月到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传媒对性工作的误解研讨会”。2002年,应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邀请,前往四川、云南训练外展工作人员……

        近几年,紫藤与大陆方面的联系和合作就更加频密了。在大陆,只要开展过性工作调查研究的机构,多数都与紫藤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和合作。紫藤,实际已经为大陆的性教育和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实践模式。

        无论为研究提供相关支援或服务,还是自主策划开展各种公众教育活动,对今天的紫藤来说,都早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了。

        “今天,能够接受紫藤的市民虽然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理解紫藤的理念和宗旨的,毕竟还是少数。官方现在的态度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反对,但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支持。而市民的认同和支持,则直接关系到我们以后的存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往后要走路还很长。”紫藤的义工如是说。

        严月莲女士则在多个场合提到,紫藤最大的希望就是,小姐能自己组织自己,去争取她们应该有的东西。这个我相信在没死的时候,还能看得见。其实世界上,陆陆续续地出现了一些小姐的工会,最近日本的小姐也成立了工会。我相信以后,这个社会会有这种大的改变,可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的累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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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7月25日 15:59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东莞市委书记为何容不得任何杂音?


        治摩,终于让社会底层沉积已久的矛盾提前爆发了。
        最近,东莞桥头、石龙和茶山等6镇陆续有摩的司机走上街头,质疑《东莞市整治本地摩托车工作实施方案》,在热浪逼人的天气下,抗议人数多达数百人。好在东莞的警察胸怀宽阔,明白这是民意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也是东莞政治开明的一种表现,并没有误解成干群之间的对立。
        说到治摩,不能不提到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的铁腕雄心。几天前,刘还在动员会上重申去年针对治摩工作讲过的三句话:“在思想上不能有任何动摇,在言论中不能有任何杂音,在行动上不能有任何疏忽。”许多市民都曾为这份雄心感动过,喝彩过。但是,一股突如其来的民意,却使这份雄心遇到了挑战。许多市民都在猜测,这位铁腕书记面对群情汹涌,能否拿出足够的肚量和勇气来面对眼前的问题,并积极探寻更为妥善的办法去平衡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
        翻开去年至今的报纸,我们可以看出,东莞政府对摩托车进行综合整治,目标明确,决策果断,执行的方式也被媒体美称为“人性治摩”。为什么摩的司机的意见还这么大?这得从头说起。
        自2006年9月1日起,外地牌的摩托车开始在东莞销声隐迹。3季度不到,官方宣称,全市整治异地摩托车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今年6月,全市飞车抢夺和盗窃摩托车案件同比分别下降38%、74%,“涉摩”交通事故同比下降55%,所造成的的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下降64%、59%,同时市委市政府的威信也明显增强,以前东莞给人“一片繁荣一片混乱”的印象,也因此有所改变。正是倚仗了这一成绩,市政府决定步步为营,在今年9月1日,把“治摩”矛头进一步指向本地摩托车,其中,首要的是“坚决取缔非法摩托车搭客营运”。
        认真分析过官员讲话、政策文件的市民,心里都清楚,东莞治摩的主要理由是想“根治”一直以来让人颇为头痛的交通治安问题,这跟邻近的广州并无二致。交警部门还拿出了当时的数据:近年来“涉摩”交通事故数量在全市交通事故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超过60%,而“涉摩”的治安案件占全市治安案件总量的30%以上,此外,大量摩托车的存在,还制约道路通行效能,污染城市的环境,影响公共交通的发展。
        政府的想法被媒体传到了大街小巷,那些曾遭遇飞车抢劫和交通困扰之苦的市民无不出来拍手称赞,这些声音随之被渐渐放大,甚至成为全民的意见代表。与此对应,与治摩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群却保持着惊人的沉默。不用说,本地媒体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政府官员说过的话。一夜之间,治摩的政策便仿佛深入人心了。整个社会的人,为一解交通治安的燃眉之急,都不愿意去思考太多。而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方,更不会去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当决策在一瞬间具备了合法性,剩下的事也就顺理成章:没有听证,也没有具体缜密的调研,更没有充分听取摩托车用户的意见,政策旋即付诸实施。
        当一切工作都在按部步班向前推进时,谁能想到,那些一直在沉默的摩的司机居然上街了。
        听着摩的司机激动的呐喊,人们恍然大悟:我们原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治摩政面前,某些人此前所称的“万众一心”其实都是假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禁摩,一方面给社会带来了美丽与安全,但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便和伤害。
        曾几何时,东莞,被外地人称为一只脚踏在摩托车上的城市。某政协委员曾透露,治摩以前,东莞拥有的摩托车数量超过100万辆,其中本地摩托车近70万辆,而外地(非粤S号牌)的摩托车超过30万辆。外地车到底有多少,运管部门估计在70万辆左右,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35万辆。那么,这里边有多少摩托车是在搞营运的呢?据长时间从事营运的摩的司机估计,以前包括外地牌有20万。但这个数字被运管部门否认了,他们说只有1万多。官方与民间的数字相差了20倍,我们该相信谁?
        禁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数万摩的司机丢掉了赖以生存的饭碗。这些人,是社会最底层的自雇者,他们没社保,没有组织依靠,面对养家糊口、疾病、市场风险和暴力犯罪等各种生存压力,只能从每月1500元—3000元的收入里边去寻求化解。现在,连这只饭碗也砸掉了,拿着政府补贴的5000块钱,他们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其实,禁摩的后果还远远不止这些。早前,便有媒体报道,没有摩托车的东莞,将使数十万人的出行面临困难。而没有了摩托车这种轻便灵活的运输工具,也将使原本充满活力的商业经济受到影响。精于计算的家庭主妇早就感觉到,现在市场上出售的蔬菜价格比以前上涨了0.3-0.5元。据有关部门统计,东莞原有200多家摩托车销售店,禁摩后,这些商店全部都得关门。而随之一起关门大吉的摩托车修理店则不计其数,还有摩托车零配件的销售店……许多许多,我们想不到或者看不到的成本,都纷纷交由社会去埋单。有谁想得到,一次快刀斩乱麻似的治摩,竟然需要整个社会为之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有人说,东莞经济好,市民有钱,他们完全有能力为治摩埋单。但是,我们似乎忽略了,东莞还有1000万的外来工,他们普遍是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底层劳动者。就算本地居民,也绝非个个都有能力供小汽车,或者出入打的。治摩,不仅让社会背上沉重的负担,而且让底层经济不再具有活力,更重要的是,这座原本多元化的城市永远失去一种曾让无数家庭获得发展希望的生活方式。
        社会需要安全和秩序,更需要包容和和谐。政府是掌握最多公共资源的部门,其政策应该为所有的公众服务,而不应该服务强者,压制弱者。既然治摩对社会的影响如此之大,而市委书记亦曾表示“事关老百姓的的切身利益,事关城市环境和形象的升级,事关经济社会双转型……”,为什么却还要宣称“容不得任何杂音”呢?(完)
    吻火书生 发表于 吻火时评 | 评论(1) | 引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