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
有些日子就是日子，
有些日子却是历史。
日子过去就过去了，
历史却年复一年被人提起。
有的人死了却永遠活着，
有些人活着却早已死去。
活着的人活着我们活着，
死去的不死我们只比死多一口氣。
过去的日子过去就过去了，
历史的日子才能让历史延续。
有些日子就是日子，
有些日子却是历史。
日子过去就过去了，
历史却年复一年被人提起。
有的人死了却永遠活着，
有些人活着却早已死去。
活着的人活着我们活着，
死去的不死我们只比死多一口氣。
过去的日子过去就过去了，
历史的日子才能让历史延续。
趙作海冤案商丘政法委集体涉嫌诬告陷害及渎职罪
河南趙作海2002.12.5日被商丘中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从1999年5月9日被拘算起，已服刑近11年。
2010年4月30日，被趙作海‘杀’ 掉十多年的趙振裳出现在1997.10.30‘案’发地商丘柘城县老王集乡趙楼村。
2010.5.9日，趙作海终于被无罪释放。
此案的表面症结，在于1999年5月8日趙楼村一口井内发现的一具无头、无四肢男尸。商丘公安坚持认定、商丘检察欲拒还迎、商丘法院半推半就的认为这就是和趙作海有过口角冲突后失踪的趙振裳。因该尸源无法鉴定、确定，案子超期羁押拖了三年多，检察也退过两次卷。
商丘检察公诉处处長宋國强介绍，2002年八、九月份经商丘政法委集体研究，认为此案‘具备’了起诉条件。其实这种凌架于公、检、法之上鬼魅般‘具备’ 的‘研究’ ，从来‘至上’ ‘ 能动’得没边没沿，既非法制规范也非法治行为。论‘罪’ 当杀的趙作海，却侥幸只被判了个死缓。11年后，又侥幸因为趙振裳的死而复活重见天日。趙作海十一年牢狱生活没白过，‘感谢黨、感谢政府、感谢各级领导’ 一套套顺溜。
无罪者获罪是中國之最罪，六十年来络绎不绝。一黨专制的巩固传承，政治的排他性决定了敌、我的分划，不靠杀人、关人则无法实现。在这一点上，人民的‘选择’实际是要成功地让人民畏惧。國有制要造成的是人民对饥饿和生存的畏惧，公检法要造成的是人民对争取自由的畏惧，加上新闻钳制及舆论‘导向，似乎如此‘红色江山’ 就能够万世千秋。
利益的公平和法律的公正，在现存政治框架中并无空间及依托。专政追求地是绝对權力，民主要求地是相对公平。专制与民主在中國转型中并非非此即彼，但从来水火不容。中國政治改革止步于对一黨专政的置疑挑战，中國法治社会的机会和前提，也只能是一黨专政或被动或主动地崩解削减。
政法委的法律地位另当别论。政法委的法上之法、法外之法在中國依法治國中的反动作用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法治必须尊重、遵守法制。
《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
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
前两款的规定。
商丘政法委当時对趙作海故意杀人案的决定究竟是‘有意诬陷’ 还是‘错告’ ？应该在犯罪动机中求证。
商丘政法委一干人等与趙作海并无私仇恩怨，乍看起来确无‘有意诬陷’ 的动机。
吊诡地是，近六十年来，作为政治行为，執行者对人和人民犯下的无数滔天大罪，通常在当時及其后成为執行者的政绩功劳，从无责任及处罚之忧。人杀人是罪，政治‘杀’ 人反而是政治正确。其间无辜死难者，早已遠遠超过打下这个江山掉的‘两千万个人头’ 。对于这种大规模地杀戮，没有一个人被追究罪责。
趙作海故意杀人案两次退卷，主要是无法确认井中无头无四肢男尸就是失踪了的趙振裳。到2002年政法委‘集体’ 研究该案時，仍然无法确认这一案件成立的关健问题。在清理积案、命案必破的政治压力下，政法委以起诉条件‘具备’ 的研究，差点要了趙作海的小命。不是这一票人跟趙过不去，而是都只在意自己政治资本的积攒丰厚，并无一人真正在意趙作海的冤与不冤、活与不活。这是专制以民为敌、与民争利的通病，也是司法政治化决定了的。司法執法没有政治中立的条件环境，只会沦为专政的政治工具。
在决定趙作海这个普通农民命運的问题上，政法委这帮人有足够地‘有意诬陷’ 的个人利益动机。事实也证明这些人案后的升官发财，至今得之于趙案的多、失之于趙案的无。趙振裳的重现只是个带点天意警示的异数，还不足以引起对这种祸国殃民政治制度和司、執法现状的反省修正。
5月11日，为了继续显示‘英明伟大’ ，河南省商丘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建民带队，与商丘市中级法院院长宋海萍、商丘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广军、商丘市公安局局长许大刚一道，来到赵作海的妹妹家—柘城县老王集乡余庙村，代表商丘市委送来一万元慰问金。
冤案何其多、死而复活的趙振裳不常有。和前任后任政法委书记的个人素质无关，当有名有姓的王建民书记遇到无名无姓的前任书记类似趙案同样地问题，‘研究’ 的结果也会是同样地。这太概就是中國特色的社会主義。是社会的‘咒’ ，也是书记们的‘咒’ 。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
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趙作海的11年冤狱在一贯政治坚定地检察官、法官眼里，可能还不是‘公共财産、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的重大损失’ 。也是，几千万死不瞑目地冤魂尚且无处安放，一个人的冤狱不值得兴师动众。
‘罪’是一种社会罪恶。如果有罪者不罪、无罪者被罪屡见不鲜，这个社会叫罪恶社会，这个時代叫罪恶時代。所以在政治倒错中是非善恶可以混淆颠倒，所以维稳和谐也可以暴力肆虐。自助者才得天助，当大多数人难不临自身不言难時，赶紧接着冤、接着死。只到这个世界容不下更多地冤魂，冤人者自冤，‘死’人者也自自死。
河南趙作海2002.12.5日被商丘中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从1999年5月9日被拘算起，已服刑近11年。
2010年4月30日，被趙作海‘杀’ 掉十多年的趙振裳出现在1997.10.30‘案’发地商丘柘城县老王集乡趙楼村。
2010.5.9日，趙作海终于被无罪释放。
此案的表面症结，在于1999年5月8日趙楼村一口井内发现的一具无头、无四肢男尸。商丘公安坚持认定、商丘检察欲拒还迎、商丘法院半推半就的认为这就是和趙作海有过口角冲突后失踪的趙振裳。因该尸源无法鉴定、确定，案子超期羁押拖了三年多，检察也退过两次卷。
商丘检察公诉处处長宋國强介绍，2002年八、九月份经商丘政法委集体研究，认为此案‘具备’了起诉条件。其实这种凌架于公、检、法之上鬼魅般‘具备’ 的‘研究’ ，从来‘至上’ ‘ 能动’得没边没沿，既非法制规范也非法治行为。论‘罪’ 当杀的趙作海，却侥幸只被判了个死缓。11年后，又侥幸因为趙振裳的死而复活重见天日。趙作海十一年牢狱生活没白过，‘感谢黨、感谢政府、感谢各级领导’ 一套套顺溜。
无罪者获罪是中國之最罪，六十年来络绎不绝。一黨专制的巩固传承，政治的排他性决定了敌、我的分划，不靠杀人、关人则无法实现。在这一点上，人民的‘选择’实际是要成功地让人民畏惧。國有制要造成的是人民对饥饿和生存的畏惧，公检法要造成的是人民对争取自由的畏惧，加上新闻钳制及舆论‘导向，似乎如此‘红色江山’ 就能够万世千秋。
利益的公平和法律的公正，在现存政治框架中并无空间及依托。专政追求地是绝对權力，民主要求地是相对公平。专制与民主在中國转型中并非非此即彼，但从来水火不容。中國政治改革止步于对一黨专政的置疑挑战，中國法治社会的机会和前提，也只能是一黨专政或被动或主动地崩解削减。
政法委的法律地位另当别论。政法委的法上之法、法外之法在中國依法治國中的反动作用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法治必须尊重、遵守法制。
《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
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
前两款的规定。
商丘政法委当時对趙作海故意杀人案的决定究竟是‘有意诬陷’ 还是‘错告’ ？应该在犯罪动机中求证。
商丘政法委一干人等与趙作海并无私仇恩怨，乍看起来确无‘有意诬陷’ 的动机。
吊诡地是，近六十年来，作为政治行为，執行者对人和人民犯下的无数滔天大罪，通常在当時及其后成为執行者的政绩功劳，从无责任及处罚之忧。人杀人是罪，政治‘杀’ 人反而是政治正确。其间无辜死难者，早已遠遠超过打下这个江山掉的‘两千万个人头’ 。对于这种大规模地杀戮，没有一个人被追究罪责。
趙作海故意杀人案两次退卷，主要是无法确认井中无头无四肢男尸就是失踪了的趙振裳。到2002年政法委‘集体’ 研究该案時，仍然无法确认这一案件成立的关健问题。在清理积案、命案必破的政治压力下，政法委以起诉条件‘具备’ 的研究，差点要了趙作海的小命。不是这一票人跟趙过不去，而是都只在意自己政治资本的积攒丰厚，并无一人真正在意趙作海的冤与不冤、活与不活。这是专制以民为敌、与民争利的通病，也是司法政治化决定了的。司法執法没有政治中立的条件环境，只会沦为专政的政治工具。
在决定趙作海这个普通农民命運的问题上，政法委这帮人有足够地‘有意诬陷’ 的个人利益动机。事实也证明这些人案后的升官发财，至今得之于趙案的多、失之于趙案的无。趙振裳的重现只是个带点天意警示的异数，还不足以引起对这种祸国殃民政治制度和司、執法现状的反省修正。
5月11日，为了继续显示‘英明伟大’ ，河南省商丘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建民带队，与商丘市中级法院院长宋海萍、商丘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广军、商丘市公安局局长许大刚一道，来到赵作海的妹妹家—柘城县老王集乡余庙村，代表商丘市委送来一万元慰问金。
冤案何其多、死而复活的趙振裳不常有。和前任后任政法委书记的个人素质无关，当有名有姓的王建民书记遇到无名无姓的前任书记类似趙案同样地问题，‘研究’ 的结果也会是同样地。这太概就是中國特色的社会主義。是社会的‘咒’ ，也是书记们的‘咒’ 。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
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趙作海的11年冤狱在一贯政治坚定地检察官、法官眼里，可能还不是‘公共财産、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的重大损失’ 。也是，几千万死不瞑目地冤魂尚且无处安放，一个人的冤狱不值得兴师动众。
‘罪’是一种社会罪恶。如果有罪者不罪、无罪者被罪屡见不鲜，这个社会叫罪恶社会，这个時代叫罪恶時代。所以在政治倒错中是非善恶可以混淆颠倒，所以维稳和谐也可以暴力肆虐。自助者才得天助，当大多数人难不临自身不言难時，赶紧接着冤、接着死。只到这个世界容不下更多地冤魂，冤人者自冤，‘死’人者也自自死。
弄權的司法比弄钱的司法更坏
4月16日，海西网案一审判下来了：一个两年，两个一年。
三个人去年七月以诽谤罪嫌入狱，戏演不下去了换了个诬陷罪名。到法院后欲盖弥彰，戏法变来变去，又回到以诽谤罪制裁。个中把戏，不在几个网帖、视频，也不在究竟什么是犯罪、又是谁在蒙冤。根本在于谁是我们的同志，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历来首要地问题。同志犯罪，罪或为政缋。‘敌人’就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打翻在地不说，还得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专政政治，血统上就遗传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擒贼擒王的革命、要命基因，權力的来源决定權力的使用。当今民主只是个传说，被‘维稳’ 牢牢地桎梏，依法治國还没出门，就被‘至上’ 吼着吓回去了。
弄钱的司法，没什么稀奇。一个法院前腐后继连栽几任院長平常寡淡。从基层院到最高院，入法随财，没一个不与時俱進而愿被拉下。司法寻租，实际是政治垄断如影随形地映照投射。民、商案的司法裁量成为法官的利益掂量，是司法權力完全政治化后的一种必要成本及营運策略。
法官也是義、利之间的俗人，当司法公正不能成为职業追求而为政治需要左右阻隔，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弄点外快补偿、犒劳一下自己十分自然。况且中國的法官法律素养也许不是最差，但是中國法官是自身最没有法治需求和法治期冀地一群人。法治一较真，法官们的生活感受和工作质量立马就会受到约束影响而下降，于是有对法治的本能排斥及利害抉择。法官求公正不得時而求官求财，是制度背景下的人物油彩。
弄钱的司法，硬损害的只是当事人的利益，司法弄權，实际受损的是一切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安全。
中國的‘法治’ 打开看还只是主角缺位的人治。在法制中是一黨至上，其它族群利益并无谈判、平衡的机会。在‘法治’中執政又坚定要求几乎是无限地政治豁免。凡是政治有利的才能進入法制，凡是政治抵触地也就无所谓‘球’法制、法治。依法治國作为一种社会管治方式既无法制民意基础又无法治结构支撑，基本是水中捞月的寂寞无聊。
弄钱司法多少还有点顾忌，偷偷地進村、打枪的不要。玩得太大，备不住也人为财死。弄權司法则无法時无天，九位大爷到位划圈，什么罪都不是罪，说谁有罪谁就在劫难逃。法制在法治中可有可无，忽隐忽现，是法制之始政治作祟留下的胎记。
弄權的司法和弄钱的司法前因后果，相同地是都无法公开。弄钱的司法虽是些散兵游勇，潜规则下的约定俗成己有打家劫舍之势。接踵而至的拆迁自焚也没将他们久已麻痹的人性唤醒。人对人的侵犯罪莫大过于对人生命的侵犯，司法支持了这种侵犯，就是对人民的公开杀戮。
据说生存權是基本人權，毒奶粉伤害了那么多孩子、豆腐渣埋葬了那么多学生、看守所千奇百怪死了那么多人、贵州的那个警察五枪连毙两名村民，这些事发地的公、检、法人员，如何能在各自拼比奢华的办公楼内安然自怡。
弄權的司法则是个政治系统。弄權还是为了弄钱，这个看看中國的经济状况和财產分佈一目了然。可以说，为一群人弄钱的弄權司法比为一个或几个人弄钱的枉法司法，社会危害更大、恶劣程度更甚、也更坏。
弄钱的心虚，福州的前公安局副局長王振忠被跑路去了美國。2007客死纽约布朗士，带去的1000多万美金也不知花完没有。差不多同時，王副局的两马仔，原福州晋安分局岳峰刑警中隊長鄭军被判死刑；原晋安分局刑警大隊長刘雄被判死缓。其情妇郝文（原福州公安局办主任）还活着，也许活得挺滋润。
钱这玩意有点是福，多了是祸。權也不是多多益善，多了、滥了也容易害人祸己。
要是執政黨是由不犯错、不是人的人组成的，我坚决拥护一黨专政。靠上政法委这个码头也能依法治國。
马尾法院要能证明杀人者无罪，制刀贩刀者有罪，海西三网友的诽谤罪名才能成立。
4月16日，海西网案一审判下来了：一个两年，两个一年。
三个人去年七月以诽谤罪嫌入狱，戏演不下去了换了个诬陷罪名。到法院后欲盖弥彰，戏法变来变去，又回到以诽谤罪制裁。个中把戏，不在几个网帖、视频，也不在究竟什么是犯罪、又是谁在蒙冤。根本在于谁是我们的同志，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历来首要地问题。同志犯罪，罪或为政缋。‘敌人’就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打翻在地不说，还得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专政政治，血统上就遗传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擒贼擒王的革命、要命基因，權力的来源决定權力的使用。当今民主只是个传说，被‘维稳’ 牢牢地桎梏，依法治國还没出门，就被‘至上’ 吼着吓回去了。
弄钱的司法，没什么稀奇。一个法院前腐后继连栽几任院長平常寡淡。从基层院到最高院，入法随财，没一个不与時俱進而愿被拉下。司法寻租，实际是政治垄断如影随形地映照投射。民、商案的司法裁量成为法官的利益掂量，是司法權力完全政治化后的一种必要成本及营運策略。
法官也是義、利之间的俗人，当司法公正不能成为职業追求而为政治需要左右阻隔，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弄点外快补偿、犒劳一下自己十分自然。况且中國的法官法律素养也许不是最差，但是中國法官是自身最没有法治需求和法治期冀地一群人。法治一较真，法官们的生活感受和工作质量立马就会受到约束影响而下降，于是有对法治的本能排斥及利害抉择。法官求公正不得時而求官求财，是制度背景下的人物油彩。
弄钱的司法，硬损害的只是当事人的利益，司法弄權，实际受损的是一切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安全。
中國的‘法治’ 打开看还只是主角缺位的人治。在法制中是一黨至上，其它族群利益并无谈判、平衡的机会。在‘法治’中執政又坚定要求几乎是无限地政治豁免。凡是政治有利的才能進入法制，凡是政治抵触地也就无所谓‘球’法制、法治。依法治國作为一种社会管治方式既无法制民意基础又无法治结构支撑，基本是水中捞月的寂寞无聊。
弄钱司法多少还有点顾忌，偷偷地進村、打枪的不要。玩得太大，备不住也人为财死。弄權司法则无法時无天，九位大爷到位划圈，什么罪都不是罪，说谁有罪谁就在劫难逃。法制在法治中可有可无，忽隐忽现，是法制之始政治作祟留下的胎记。
弄權的司法和弄钱的司法前因后果，相同地是都无法公开。弄钱的司法虽是些散兵游勇，潜规则下的约定俗成己有打家劫舍之势。接踵而至的拆迁自焚也没将他们久已麻痹的人性唤醒。人对人的侵犯罪莫大过于对人生命的侵犯，司法支持了这种侵犯，就是对人民的公开杀戮。
据说生存權是基本人權，毒奶粉伤害了那么多孩子、豆腐渣埋葬了那么多学生、看守所千奇百怪死了那么多人、贵州的那个警察五枪连毙两名村民，这些事发地的公、检、法人员，如何能在各自拼比奢华的办公楼内安然自怡。
弄權的司法则是个政治系统。弄權还是为了弄钱，这个看看中國的经济状况和财產分佈一目了然。可以说，为一群人弄钱的弄權司法比为一个或几个人弄钱的枉法司法，社会危害更大、恶劣程度更甚、也更坏。
弄钱的心虚，福州的前公安局副局長王振忠被跑路去了美國。2007客死纽约布朗士，带去的1000多万美金也不知花完没有。差不多同時，王副局的两马仔，原福州晋安分局岳峰刑警中隊長鄭军被判死刑；原晋安分局刑警大隊長刘雄被判死缓。其情妇郝文（原福州公安局办主任）还活着，也许活得挺滋润。
钱这玩意有点是福，多了是祸。權也不是多多益善，多了、滥了也容易害人祸己。
要是執政黨是由不犯错、不是人的人组成的，我坚决拥护一黨专政。靠上政法委这个码头也能依法治國。
马尾法院要能证明杀人者无罪，制刀贩刀者有罪，海西三网友的诽谤罪名才能成立。
罪与非罪
对大多中國人而言，‘罪’ 只是一种世俗地法律概念。‘罪’ 对我们通常是一种行为规避而不是内心自省。而‘罪’ 在于宗教，无论基督、天主、犹太教，罪及赎罪都是教義、教规的理论支柱。宗教有一段也挺政治地，教职人员当将軍打仗、教职成为官职，忙得不亦乐乎。神權社会的不可延续，恰恰是它太先進、代表了，把人们自愿选择的信仰和自觉接受的精神约束变成了必须接受的社会、政治物理管束。和‘主義、’‘思想、’‘理论、’‘观’等政治天生对人的生存感觉疏离冷漠不同，神權政治至少还有对信奉诸神的真诚敬畏。所以忙归忙，在到手的政治權力上也没有太多地坚持、坚定、绝不，该来的到時候来了，当走的到時就走了。神權不让位，在伟大、崇高压抑下人类的人權无法伸張。
中國历史上除了现在西藏这块，没有过正版地政教合一。结果有点象龟兔赛跑，当那些蛮夷没有信仰的有了信仰，没有财富的有了财富、没有民主的有了民主，神權政治作为一种不合時宜的社会形态也摸着就过了河，快乐知趣地该干嘛干嘛去了。而几千年前几乎就有了一切的東方古國，至今还在皇權沉浸的歌舞升平及惶恐内乱中辗转。中國画饼充饥地民主、法治，根不在素质、教育，一直在于封建制度绵延不绝下的社会结构缺陷和社会形态的畸型。周而复始的动乱交替，在这种和制度互为因果的缺陷及畸型没有修复以前仍将继续。
宗教这東西在人类中出现是文明的一大发现。也是人类新纪元的开端。人在无限地欲望与有限地生命的冲突、挣扎中需要一种精神管束。宗教的出现表示出人的觉悟。天主教中有关罪的陈列为：色欲、贪食、贪婪、懒惰、愤怒、妒忌、傲慢。而这一切宗教有关罪的观念，也是世俗法律中罪行的来源及渊薮。
现代法律中有关‘罪’的规定，是以人对人和社会的侵犯、危害程度为基准的。法律对罪行的惩处只是种物理管束，它其实来自于宗教对‘罪’的精神管束。在依法治國上不论英美或大陆法系都是原産地属于人家的東西。中國现行法制中除去‘特色’ 那点不法之法的玩意，大框子还得是抄大陆法系中的制定法典。在当代人类的现代文明中，真没中國老祖宗们什么事。
法律制罪行而不治罪，并不是社会秩序及行为规范的初始发端。中國的‘爱國’宗教政云亦云，整体上也难提供道德资源和精神産品。维稳在前的‘特色’法治对‘罪’ 及罪行更是近水楼台、信口开河。政治一统下的‘秩序’及‘规范’成为社会发展進步的镣铐、瓶颈。罪者不罪，无罪者有罪俯拾皆是、层出不穷。
贵州警察连杀两人，罪行昭著。又有人拿70万摆平受害者家属，又有人为他執行公务、用枪不当的瞎掰。
反腐反到无官不贪，大家都知道官员腐败只是政治腐败的既定交易。贪在中國不是罪而是种阳奉阴违的奖励犒赏，站隊站错了才会大难临头。站对了总是临時的、站错总是永遠地。上帝和历史，骨子里都是幽默大师。
毒奶粉、假疫苗、地震中几千个学生说没就没了，福建南平鄭一刀有罪，那些隐瞒真相、封锁消息、官商勾结的‘领导们’ 不是个个罪该万死。
能开政治后门的法治只能是操蛋的政治。以人为本而不去抚慰六十年来数以千万计的屈死怨魂，不是睁眼瞎话？
旧罪不治，新罪不了。你可以不认普世价值而自说自话，但在常识级的是非善恶上，不能没有基本的把持。政治对罪行的袒护、赦免，最后都是政治之罪。一代没背动前三十年专政，在地下基本无颜面对其先贤逝者，大多恐永遠不得安宁。后面的几代显然也背不动后三十年改革，中國佛教有戒而无罪的意识，讲‘業’ ，讲因果循环，虽乏现世明证，倒也每每灵验。我觉得是中國太多地现世无奈才逼得佛门弟子遁世修禅，寄望来生。和西教中常见地義不容辞佈道热情比，差的还是人的信仰和人性的坚守。
罪者无罪，无罪者必然被罪、遭罪。
一个人就是写了几篇文章，弄了个宪章，或者组织了一个多半是虚无地‘黨’ ，就大动干戈、严刑峻法判人家十年、十几年，就不怕那些早年躲躲藏藏也免不了慷慨就义的革命前辈躺不住起来抽你们嘴巴。 人家都懒得去‘颠覆’ 你 ，自己早就掉个了。
海西网案，連点遮羞的猫腻都顾不得了，直接调警察在马尾法院外硬干硬压。就那痞劲痞样，还用或值得人去‘诽谤’ 、去‘诬陷’ 吗？
‘罪’ 是种内心卑劣，罪行是种侵犯、危害，这是人类共识。普世价值的核心是普人利益。只要你还活在地球上，还是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張嘴巴，特色不到哪。当罪与非罪混淆而成为是非不分的政治手段，只会把人性和政治一起逼入死胡同。你不能革命時杀人放火，執政了继续革命还靠杀人、关人来饿死人、敲诈人、压迫人、剥削人，到头不还得被人把命革掉。
宪法不宪球都不顶，司法独立实质上是要政治中立。中國的執法、司法组织从架构上排斥依法治國、理念上背弃依法治國，法制又给執政黨留下宽阔地绿色通道，无法无天下執政黨乐极生悲、不死都难。毛死在54年以前，大可永垂不朽。造物弄人，多活了22年，没万岁也罢，千夫所指、万世骂名。
不管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特色体系，屁眼里不出産黄金。没有法律意義的人的平等、没有罪与非罪的基本甄别、没有尺度如一的利益公平，特色法治永遠是政治垃圾。
玩烂了政治玩改革，玩改革玩不下去玩法治，法治玩不动了玩‘至上’ 玩维稳，真玩的丫全是利益。
正常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的基础及条件是利益的社会性平衡。利益公正了，政治才歪不了。政治歪了，利益失衡了，跟着就垮了。
对大多中國人而言，‘罪’ 只是一种世俗地法律概念。‘罪’ 对我们通常是一种行为规避而不是内心自省。而‘罪’ 在于宗教，无论基督、天主、犹太教，罪及赎罪都是教義、教规的理论支柱。宗教有一段也挺政治地，教职人员当将軍打仗、教职成为官职，忙得不亦乐乎。神權社会的不可延续，恰恰是它太先進、代表了，把人们自愿选择的信仰和自觉接受的精神约束变成了必须接受的社会、政治物理管束。和‘主義、’‘思想、’‘理论、’‘观’等政治天生对人的生存感觉疏离冷漠不同，神權政治至少还有对信奉诸神的真诚敬畏。所以忙归忙，在到手的政治權力上也没有太多地坚持、坚定、绝不，该来的到時候来了，当走的到時就走了。神權不让位，在伟大、崇高压抑下人类的人權无法伸張。
中國历史上除了现在西藏这块，没有过正版地政教合一。结果有点象龟兔赛跑，当那些蛮夷没有信仰的有了信仰，没有财富的有了财富、没有民主的有了民主，神權政治作为一种不合時宜的社会形态也摸着就过了河，快乐知趣地该干嘛干嘛去了。而几千年前几乎就有了一切的東方古國，至今还在皇權沉浸的歌舞升平及惶恐内乱中辗转。中國画饼充饥地民主、法治，根不在素质、教育，一直在于封建制度绵延不绝下的社会结构缺陷和社会形态的畸型。周而复始的动乱交替，在这种和制度互为因果的缺陷及畸型没有修复以前仍将继续。
宗教这東西在人类中出现是文明的一大发现。也是人类新纪元的开端。人在无限地欲望与有限地生命的冲突、挣扎中需要一种精神管束。宗教的出现表示出人的觉悟。天主教中有关罪的陈列为：色欲、贪食、贪婪、懒惰、愤怒、妒忌、傲慢。而这一切宗教有关罪的观念，也是世俗法律中罪行的来源及渊薮。
现代法律中有关‘罪’的规定，是以人对人和社会的侵犯、危害程度为基准的。法律对罪行的惩处只是种物理管束，它其实来自于宗教对‘罪’的精神管束。在依法治國上不论英美或大陆法系都是原産地属于人家的東西。中國现行法制中除去‘特色’ 那点不法之法的玩意，大框子还得是抄大陆法系中的制定法典。在当代人类的现代文明中，真没中國老祖宗们什么事。
法律制罪行而不治罪，并不是社会秩序及行为规范的初始发端。中國的‘爱國’宗教政云亦云，整体上也难提供道德资源和精神産品。维稳在前的‘特色’法治对‘罪’ 及罪行更是近水楼台、信口开河。政治一统下的‘秩序’及‘规范’成为社会发展進步的镣铐、瓶颈。罪者不罪，无罪者有罪俯拾皆是、层出不穷。
贵州警察连杀两人，罪行昭著。又有人拿70万摆平受害者家属，又有人为他執行公务、用枪不当的瞎掰。
反腐反到无官不贪，大家都知道官员腐败只是政治腐败的既定交易。贪在中國不是罪而是种阳奉阴违的奖励犒赏，站隊站错了才会大难临头。站对了总是临時的、站错总是永遠地。上帝和历史，骨子里都是幽默大师。
毒奶粉、假疫苗、地震中几千个学生说没就没了，福建南平鄭一刀有罪，那些隐瞒真相、封锁消息、官商勾结的‘领导们’ 不是个个罪该万死。
能开政治后门的法治只能是操蛋的政治。以人为本而不去抚慰六十年来数以千万计的屈死怨魂，不是睁眼瞎话？
旧罪不治，新罪不了。你可以不认普世价值而自说自话，但在常识级的是非善恶上，不能没有基本的把持。政治对罪行的袒护、赦免，最后都是政治之罪。一代没背动前三十年专政，在地下基本无颜面对其先贤逝者，大多恐永遠不得安宁。后面的几代显然也背不动后三十年改革，中國佛教有戒而无罪的意识，讲‘業’ ，讲因果循环，虽乏现世明证，倒也每每灵验。我觉得是中國太多地现世无奈才逼得佛门弟子遁世修禅，寄望来生。和西教中常见地義不容辞佈道热情比，差的还是人的信仰和人性的坚守。
罪者无罪，无罪者必然被罪、遭罪。
一个人就是写了几篇文章，弄了个宪章，或者组织了一个多半是虚无地‘黨’ ，就大动干戈、严刑峻法判人家十年、十几年，就不怕那些早年躲躲藏藏也免不了慷慨就义的革命前辈躺不住起来抽你们嘴巴。 人家都懒得去‘颠覆’ 你 ，自己早就掉个了。
海西网案，連点遮羞的猫腻都顾不得了，直接调警察在马尾法院外硬干硬压。就那痞劲痞样，还用或值得人去‘诽谤’ 、去‘诬陷’ 吗？
‘罪’ 是种内心卑劣，罪行是种侵犯、危害，这是人类共识。普世价值的核心是普人利益。只要你还活在地球上，还是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張嘴巴，特色不到哪。当罪与非罪混淆而成为是非不分的政治手段，只会把人性和政治一起逼入死胡同。你不能革命時杀人放火，執政了继续革命还靠杀人、关人来饿死人、敲诈人、压迫人、剥削人，到头不还得被人把命革掉。
宪法不宪球都不顶，司法独立实质上是要政治中立。中國的執法、司法组织从架构上排斥依法治國、理念上背弃依法治國，法制又给執政黨留下宽阔地绿色通道，无法无天下執政黨乐极生悲、不死都难。毛死在54年以前，大可永垂不朽。造物弄人，多活了22年，没万岁也罢，千夫所指、万世骂名。
不管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特色体系，屁眼里不出産黄金。没有法律意義的人的平等、没有罪与非罪的基本甄别、没有尺度如一的利益公平，特色法治永遠是政治垃圾。
玩烂了政治玩改革，玩改革玩不下去玩法治，法治玩不动了玩‘至上’ 玩维稳，真玩的丫全是利益。
正常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的基础及条件是利益的社会性平衡。利益公正了，政治才歪不了。政治歪了，利益失衡了，跟着就垮了。
法治乱弹
先天不足，命運多舛的法治在中國是正宫名头二奶待遇。总是在细微地本能躁动中保持整体儀态上温良恭顺的贤淑。政治權力催産的‘法治’其实开始就是政治狡兔三窟的诸般算计，并不真的追求法治的社会、历史前景。利益本位还是政治權力中非外力不会自然剥落之人的利害得失。没有法治基本原理上的社会共识，法制不是共同遵守的契约共识而只是社会管治工具，法治实现的理念及技术障碍则无法消拆。
民主已是叶公好龙，法治更是临渴掘井。中國老来得子的‘法治’ ，襁褓中又迷迷糊糊被‘至上’ 拍拍打打忽悠了一把，踉跄中一些案子就怪异起来。加上有些人好唱红歌，有些事又不敢给人看，自己都怕整清楚弄明白了脸上挂不住。
重庆第一批涉黑案，既有领导的充分肯定又似乎有‘群众’ 的喝彩叫好，黑红之间、白黒之道却愈打愈搅和、愈混沌。涉案诸位至今仍无一人认罪服判。李大状案更是好戏连台，重庆公、法、检通力合作，人是终审判了，可案结事不了，恐怕李状不死、此帳就难清难了。
福建网案，三名被告在大牢内过了去年的中秋、十一、圣诞，今年的元旦、春节、元宵，八个多月在监仓中不知怎么熬的。其中重病缠身的范女士也未能获批保外就医候审。他们所做的，只是网上的两个帖子、一段视频。福州公安先以涉嫌诽谤罪刑拘三人，‘國家机密’ 的搪塞也没圆诉讼法规定的自诉、公诉对不上口型之谎。再扣上诬陷罪，去年11月上庭演了一回，退回补充侦查。3月19日将再次开庭审理。
法制实际上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一场文字游戏。而法治则是把大家认可签署了的法制案例化的过程。法制的霸王条款不会带来法治。没有真正地民意表達碰撞，法制只表達政治的權力意愿。只有在法制中大家的意思表達是真实而准确无误地，法制的法治化才有根基及效力。法治的自由裁量空间其实只有法制意思、法制限定中的一小丁点。法制法理与法治法理要互联共通而不是相悖。
中國法制的毛病是母法不母，教子无方。宪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定在专门法中表现为挑肥拣瘦，七扯八拉中就被忤逆侮慢而束之高阁。上位、下位也目无尊長较劲，程序法暗藏玄机。政治要的就是这个能因人而异、各取所需、便宜行事的‘法治’ 效果。
‘基本完备’的社会主義法律体系中社会主義原産地東西并不多，对冠以社会主義政治權力结构的支撑、帮衬可是一点也不敢少。说基本完备不如说政治權力认为基本够用了而已。在整个法制文本框架中，有关经济活动和有关社会人活动的基本意思算有了，有关政治活动和政治人活动的制约可以说基本没有，有也只是摆设。
以社会平等中人的平等为主要价值追求的共産主義以降，一百多年来没有给任何國家带来真正的社会平等進步，罪恶灾难绵延不绝，把这归罪于社会主義的精神始祖并不公平。
资本主義的原罪是垄断，社会主義的原罪同样也是垄断。资本主義并不充分地资本垄断由于资本流动的天然属性救了资本主義。社会主義全方位立体地社会垄断由于權力中人的自私劣根性断送了社会主義。如此来看任何主義莫不是从经济出发，在利益中验证。任何‘高尚’地政治追求都会在具体的利益追逐中暴露其卑劣。社会主義的衰亡癌化，是那些无一例外自封为‘伟人’ ， 冠以社会主義政治家的人民及國家公敌必须承担地历史罪过。
垄断地实质是人对人的剥削掠夺，现在時兴说强势、弱势。垄断是种破坏社会平衡和败坏人性的黑色力量。在政治垄断地‘法治’中找人的平等和社会和谐，比在月球上找水还难。
法治的基本原理是对事不对人，法治认为人都是平等地社会生活主体；只有人的法律平等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和人受侵犯、危害的危险与损失；人在不侵犯、危害人及社会時人不应被侵犯、危害；人或人组成的团体在侵犯、危害人和社会時，其行为必须付出程度相当的法律代价。在法治中，只有‘事’ 而不看人。以人别‘事’ 的‘法治’是没有‘事实’ 的政治。以‘事’论人，才有社会规范及法治秩序。
法治的实现更多地是技术活。法治设计认为法治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因为人的偏颇而永遠无法完善。立法時会以偏概全、遗漏疏忽某些人和团体的利益诉求；執法時又会给執法人带来特殊利益并造成執法中的法治伤害；司法中又会有司法者无法有与当事人感同身受的利益漠视和与当事人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法治就是要在法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去除人为因素而回归法律理性。法治实质上也是用法制挑剔執法、司法的过程。不能公开進行的執法、司法除有法制规定外均为知法犯法，造成伤害、损害的应视为有组织犯罪。執法、司法黑暗透不進一丝公平正義的光輝。所以才有執法、司法腐败是在源头上污染社会一说。
法治认为人类和人在利益诉求不同中有共同利益存在。法治社会的根本在于要有共同正当利益联系地民间社会组织存在和其通过社会活动，包括媒体放大来進行利益正当性辩析以保障正当利益的实现，遏制不正当地利益需索。
这样再回头看重庆打黑和海西网案，相信会清楚、清醒些：
重庆打黑轰轰烈烈，已判案件中那些当初极尽渲染，令重庆当局不得不被动地做‘规定动作’的‘血淋淋’ 杀猪样杀人的元凶、场景全都蹊跷地不见了。只剩龚案中一个内讧丧生的毒贩及强迫放贷者。黎强这个黑社会头子十恶不赦的竟也只是当初组织的士司机罢運这种‘罪行’。倒是今天的人民卫士拿下了昨天的人民卫士抢眼。
到李庄案的欲加之罪，掉得更大了。李庄以‘刑讯’ 之问捞人不成自己陪着下了水，关键不是李庄人怎么样？律师当得怎么样？而是李捞人太强势心切，闯了重庆打黒决策者生死攸关的红线、底线。重庆打黑翻船，将来还是在‘刑讯’ 上翻船，在乌小青之死上落水。
重庆公、检、法‘领导’ 们一下子進去那么多，一个都不值得同情。绕了打黑这么个大弯，到重庆公安头头们除局長王立軍及以下各分局正职外全体就地免职重新认宗排辈，重庆唱红打黑的初衷实意就露馅了，玩政治玩的归了就是權力。当‘法治’成为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法治’眼中只有政治而争相争功邀宠，法治的政治之治正是社会的无以为治。近日盛传重庆将QQ、推特纳入警方监控视野，政治有罪推定的潜敌对意识又露青面獠牙。
重庆真够胆，不用警界大换血。植入‘民主’ 的干细胞来个‘警主’，让重庆警员一人一票决定王局及以下各位‘局’们的去留。而不是倒行逆施、划线站隊玩‘局’主的老套游戏。重庆‘文强’ 才会绝迹，重庆黎强才有活路。重庆人才有自己的安宁及自己的生活，不用忙不迭去赶‘康庄大道’ 上不知去哪的末班。
海西网案只告诉人们一点：司法犯罪，比任何其它犯罪对社会来说更恐怖，对人来说更可怕。六十年来，以國家、人民的名義对國家、人民進行的犯罪，从来没有停止，也从来无法无治。
先天不足，命運多舛的法治在中國是正宫名头二奶待遇。总是在细微地本能躁动中保持整体儀态上温良恭顺的贤淑。政治權力催産的‘法治’其实开始就是政治狡兔三窟的诸般算计，并不真的追求法治的社会、历史前景。利益本位还是政治權力中非外力不会自然剥落之人的利害得失。没有法治基本原理上的社会共识，法制不是共同遵守的契约共识而只是社会管治工具，法治实现的理念及技术障碍则无法消拆。
民主已是叶公好龙，法治更是临渴掘井。中國老来得子的‘法治’ ，襁褓中又迷迷糊糊被‘至上’ 拍拍打打忽悠了一把，踉跄中一些案子就怪异起来。加上有些人好唱红歌，有些事又不敢给人看，自己都怕整清楚弄明白了脸上挂不住。
重庆第一批涉黑案，既有领导的充分肯定又似乎有‘群众’ 的喝彩叫好，黑红之间、白黒之道却愈打愈搅和、愈混沌。涉案诸位至今仍无一人认罪服判。李大状案更是好戏连台，重庆公、法、检通力合作，人是终审判了，可案结事不了，恐怕李状不死、此帳就难清难了。
福建网案，三名被告在大牢内过了去年的中秋、十一、圣诞，今年的元旦、春节、元宵，八个多月在监仓中不知怎么熬的。其中重病缠身的范女士也未能获批保外就医候审。他们所做的，只是网上的两个帖子、一段视频。福州公安先以涉嫌诽谤罪刑拘三人，‘國家机密’ 的搪塞也没圆诉讼法规定的自诉、公诉对不上口型之谎。再扣上诬陷罪，去年11月上庭演了一回，退回补充侦查。3月19日将再次开庭审理。
法制实际上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一场文字游戏。而法治则是把大家认可签署了的法制案例化的过程。法制的霸王条款不会带来法治。没有真正地民意表達碰撞，法制只表達政治的權力意愿。只有在法制中大家的意思表達是真实而准确无误地，法制的法治化才有根基及效力。法治的自由裁量空间其实只有法制意思、法制限定中的一小丁点。法制法理与法治法理要互联共通而不是相悖。
中國法制的毛病是母法不母，教子无方。宪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定在专门法中表现为挑肥拣瘦，七扯八拉中就被忤逆侮慢而束之高阁。上位、下位也目无尊長较劲，程序法暗藏玄机。政治要的就是这个能因人而异、各取所需、便宜行事的‘法治’ 效果。
‘基本完备’的社会主義法律体系中社会主義原産地東西并不多，对冠以社会主義政治權力结构的支撑、帮衬可是一点也不敢少。说基本完备不如说政治權力认为基本够用了而已。在整个法制文本框架中，有关经济活动和有关社会人活动的基本意思算有了，有关政治活动和政治人活动的制约可以说基本没有，有也只是摆设。
以社会平等中人的平等为主要价值追求的共産主義以降，一百多年来没有给任何國家带来真正的社会平等進步，罪恶灾难绵延不绝，把这归罪于社会主義的精神始祖并不公平。
资本主義的原罪是垄断，社会主義的原罪同样也是垄断。资本主義并不充分地资本垄断由于资本流动的天然属性救了资本主義。社会主義全方位立体地社会垄断由于權力中人的自私劣根性断送了社会主義。如此来看任何主義莫不是从经济出发，在利益中验证。任何‘高尚’地政治追求都会在具体的利益追逐中暴露其卑劣。社会主義的衰亡癌化，是那些无一例外自封为‘伟人’ ， 冠以社会主義政治家的人民及國家公敌必须承担地历史罪过。
垄断地实质是人对人的剥削掠夺，现在時兴说强势、弱势。垄断是种破坏社会平衡和败坏人性的黑色力量。在政治垄断地‘法治’中找人的平等和社会和谐，比在月球上找水还难。
法治的基本原理是对事不对人，法治认为人都是平等地社会生活主体；只有人的法律平等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和人受侵犯、危害的危险与损失；人在不侵犯、危害人及社会時人不应被侵犯、危害；人或人组成的团体在侵犯、危害人和社会時，其行为必须付出程度相当的法律代价。在法治中，只有‘事’ 而不看人。以人别‘事’ 的‘法治’是没有‘事实’ 的政治。以‘事’论人，才有社会规范及法治秩序。
法治的实现更多地是技术活。法治设计认为法治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因为人的偏颇而永遠无法完善。立法時会以偏概全、遗漏疏忽某些人和团体的利益诉求；執法時又会给執法人带来特殊利益并造成執法中的法治伤害；司法中又会有司法者无法有与当事人感同身受的利益漠视和与当事人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法治就是要在法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去除人为因素而回归法律理性。法治实质上也是用法制挑剔執法、司法的过程。不能公开進行的執法、司法除有法制规定外均为知法犯法，造成伤害、损害的应视为有组织犯罪。執法、司法黑暗透不進一丝公平正義的光輝。所以才有執法、司法腐败是在源头上污染社会一说。
法治认为人类和人在利益诉求不同中有共同利益存在。法治社会的根本在于要有共同正当利益联系地民间社会组织存在和其通过社会活动，包括媒体放大来進行利益正当性辩析以保障正当利益的实现，遏制不正当地利益需索。
这样再回头看重庆打黑和海西网案，相信会清楚、清醒些：
重庆打黑轰轰烈烈，已判案件中那些当初极尽渲染，令重庆当局不得不被动地做‘规定动作’的‘血淋淋’ 杀猪样杀人的元凶、场景全都蹊跷地不见了。只剩龚案中一个内讧丧生的毒贩及强迫放贷者。黎强这个黑社会头子十恶不赦的竟也只是当初组织的士司机罢運这种‘罪行’。倒是今天的人民卫士拿下了昨天的人民卫士抢眼。
到李庄案的欲加之罪，掉得更大了。李庄以‘刑讯’ 之问捞人不成自己陪着下了水，关键不是李庄人怎么样？律师当得怎么样？而是李捞人太强势心切，闯了重庆打黒决策者生死攸关的红线、底线。重庆打黑翻船，将来还是在‘刑讯’ 上翻船，在乌小青之死上落水。
重庆公、检、法‘领导’ 们一下子進去那么多，一个都不值得同情。绕了打黑这么个大弯，到重庆公安头头们除局長王立軍及以下各分局正职外全体就地免职重新认宗排辈，重庆唱红打黑的初衷实意就露馅了，玩政治玩的归了就是權力。当‘法治’成为達成政治目的的手段，‘法治’眼中只有政治而争相争功邀宠，法治的政治之治正是社会的无以为治。近日盛传重庆将QQ、推特纳入警方监控视野，政治有罪推定的潜敌对意识又露青面獠牙。
重庆真够胆，不用警界大换血。植入‘民主’ 的干细胞来个‘警主’，让重庆警员一人一票决定王局及以下各位‘局’们的去留。而不是倒行逆施、划线站隊玩‘局’主的老套游戏。重庆‘文强’ 才会绝迹，重庆黎强才有活路。重庆人才有自己的安宁及自己的生活，不用忙不迭去赶‘康庄大道’ 上不知去哪的末班。
海西网案只告诉人们一点：司法犯罪，比任何其它犯罪对社会来说更恐怖，对人来说更可怕。六十年来，以國家、人民的名義对國家、人民進行的犯罪，从来没有停止，也从来无法无治。
两会中两个不一样的省長，一样样的政商
湖北的李鸿忠省長，在两会对媒体开放的分组讨论中，颐指气使抢下了女记者的录音笔，引起网上一片噪动。官方媒体对此事稳定地保持了沉默。人民日報旗下《京华時報》的当事人刘杰，委屈地红红眼圈也就乖乖地罢了。
江西省長吴新雄，3月5日接受中青网釆访，提出“政府要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听起来情真意切，实乃喧宾夺主、偷梁换柱的无稽之谈，且是‘執政为民’照本宣科下一种很坏地政治理念。当然说也就说说而已，具体到官肥民瘦、國富民贫、權奢民窘的收入分配、财政分切，只要不考虑危及政權稳定的因素，不论江西湖北、海南山東，还是要先讲政治正确，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吴省長的访谈在两会中并没有產生什么新闻效应，遠不及李省長热闹。
两个省長比邻而官。在两会中的不一样并不证明他们为官形态的差异，只是一个撞上了一个没撞上。中國特色的‘特色’奥秘在为官必须无条件、不问是非地保持‘政治’的高度一致。是准军事化管理的政治流水线。工業流水线向资本负责、政治流水线一级级向‘领导’ 负责。流水线上的工人只需要机械动作，流水线上的领导也不需要思想及特立独行。如果要能把中國的百十位书记省長放一堆照个全家褔，就会发现这帮公仆不僅心往一处想，一发全身、利益攸关，而且人也往一样長，体态音容都有严重趋同的架势。弄主義难，弄钱也不易。
专政体制只能是封闭地。封闭地政治体制内外均无人的自由。专政只是用体制刚性收敛社会利益补偿、强化政治体制。专政赖以维系地动力来自体制内外人的收益落差，这既无公平也无公正。所谓國家机密就不能不多，公开不得。所以中國经济发展前后天壤地别，财産收入分配畸轻畸重的经济问题，实际从来就是政治權力鬼使神差的结果。
专政作为一种过時的前现代政治体制，它的受益人只是专政者。专政下只有宏观统称的人民，并没有具体的人和社会团体概念。专政只分体制内、外，以此分辨敌、友，界定是非善恶。治國治政永遠是变着法驾驭臣、民。所谓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的民主政治，说白了就是要在个体公民利害和不一样的社会群体利益周旋權衡中，寻求社会平衡和明晰社会趋向。
这样来看李省長的恼羞成怒和吴省長的巧言如簧，正是专政的两个法宝。
李鸿忠与刘杰的尴尬，是由刘杰向李追向蕴藏大量官、民矛盾内涵的巴東邓玉娇案引发的官、民尴尬。邓案了犹未了，刘杰是不是人民日報的甚至是不是记者，在人民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向李省長提出轰动一時、手尾众多的邓案，李省長在辖下责任和社会意義上都必须回答及接受质询。失态抢夺刘杰的录音笔，从个人说，是修养欠佳、品行不够，从制度角度，是后专政期的帕金森震颤及体制性癔征。不回答质疑、不接受公开、又不顾及法制的政治，是政治的肮脏及肮脏地政治。这很常识、很简单。
吴省長复杂点。
吴新雄‘政府要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听起来很好、看起来很美，真嚼起来，硌牙得很。
首先政治包括政府这样的政治组织，离具体经济活动愈遠愈超脱，也就愈聪明、愈公正。人们养一个政府是利益次优的选择，并不指着靠它去发大财、挣大钱尔后温文尔雅地与民分享。政治大概只能有关于社会资源的调整分配，绝不能成为市场经济主体。政黨、政府要成了市场主体，一个是其它主体资格就或隐或现、全看政治的脸色心情，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就耗损了，什么经济均玩无可玩。从属于政治的经济从来都是拆東补西、快速枯竭型经济。二是经济人或经济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变形导致经济活动变形，规则或道德为利益遮蔽。这是政治的广義狭隘及经济的本来宽泛这个内在矛盾决定的。中國经济谬误百出，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或明或暗划拉过界，拽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瞎摸造成的。用经济发展给政治贴金，只表示政治的合法性困境。同時经济上方向失误、价格失真、收入失常、市场失控、最后政治上社会失衡就是必然结局。
吴省長2006年来主政江西三个翻番，（工业生产总值3年翻番，财政收入4年翻番，國民生產总值 5年翻番；）‘政绩’不错。这只是其主政期内江西的发展变化，可政绩这玩意不好随便揣自己兜里。要是书记、省長们开个会、批个条、发个指示就能让人过上‘更好地享受’的幸褔生活，我绝对山呼万岁、祈祷一万年都不变。可放之政坛而皆准，敢做数字也是政绩、敢扯债拉债也是政绩。用经济指标考核政绩本就是媳妇爱公公的乱点鸳鸯谱。真考政治主官的，是政治民主、司法独立、新闻开放、分配合理、保障到位，在这些方面，入主江西的江苏佬似乎并无得意之举、骄人之处。
吴省長手里还真没有什么能让4千多万老俵‘更好的享受’ 的東西。吴省長所说的‘政府创造的环境和公共资源’ 并不是政府可以凭空‘创造’ 出来 的，而是政府不正当地占有及不恰当地掌握了这些来自社会、也应归属于社会的大宗资源。不过吴省長也有点干貨，要是攆着骂着让江西的头头脑脑们再一次出发，少贪少造点，江西百姓谢天谢地、嘛嘛齐活。
人有个智商测验。测验主要是考核人的观察力、注意力、记憶力、思维力、想象力。然后拿人的智力测验结果去和同龄正常人的平均值去比。200分制，80至120正常。80以下属于愚蠢，120以上属于聪明。一般认为智商来自先天的多，得益于后天的少。其中有两点让人注意：一是有些東西命中注定、本性难移。政治‘伟人’四起三落，中间是天道人心。二是不能在人的际遇中找历史、得在历史中看人。几十年后的蒋三、毛三，不难看出点端倪。总的说我觉得这玩意还是人类及社会進化的标识，有点天理、因果在里面。没有疑问的是，一个人的聪明和愚蠢是有普世标准及共同参照的。一个社会聪明人多了，这个社会也会聪明，一个社会愚蠢的人多了，这个社会当然愚蠢。当愚蠢不再愚蠢、聪明不再聪明，那这个社会就完全病了。人们先发现资本的变异是病因，后来才发现政治權力变异的危险遠甚资本的变异。
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可以展示、计量、复现、检校。政治也可以有个商，用政治人的收益去除以社会人的收益然后和社会平均收益值去比。这个商数越高、这个政治就越糟。不僅政治的社会成本大了，政治应有的社会功用也随之衰减。如此可以还政治本来，也省得整天代表、特色的鸹噪。
至于政治智商，差不多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路上，不管是三民主義、三權五權、还是一府几院、大部强县，只有政治意愿而缺失民情民愿、没有公众的直接参与和有效监督，全是瞎掰扯。没有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到哪去乞讨捡拾民主。
就这点事，两位省長似乎还不明白，也不愿明白。
吴新雄的两会访谈：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0lianghui/dujia/201003/0305_9670_1565359.shtml
湖北的李鸿忠省長，在两会对媒体开放的分组讨论中，颐指气使抢下了女记者的录音笔，引起网上一片噪动。官方媒体对此事稳定地保持了沉默。人民日報旗下《京华時報》的当事人刘杰，委屈地红红眼圈也就乖乖地罢了。
江西省長吴新雄，3月5日接受中青网釆访，提出“政府要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听起来情真意切，实乃喧宾夺主、偷梁换柱的无稽之谈，且是‘執政为民’照本宣科下一种很坏地政治理念。当然说也就说说而已，具体到官肥民瘦、國富民贫、權奢民窘的收入分配、财政分切，只要不考虑危及政權稳定的因素，不论江西湖北、海南山東，还是要先讲政治正确，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吴省長的访谈在两会中并没有產生什么新闻效应，遠不及李省長热闹。
两个省長比邻而官。在两会中的不一样并不证明他们为官形态的差异，只是一个撞上了一个没撞上。中國特色的‘特色’奥秘在为官必须无条件、不问是非地保持‘政治’的高度一致。是准军事化管理的政治流水线。工業流水线向资本负责、政治流水线一级级向‘领导’ 负责。流水线上的工人只需要机械动作，流水线上的领导也不需要思想及特立独行。如果要能把中國的百十位书记省長放一堆照个全家褔，就会发现这帮公仆不僅心往一处想，一发全身、利益攸关，而且人也往一样長，体态音容都有严重趋同的架势。弄主義难，弄钱也不易。
专政体制只能是封闭地。封闭地政治体制内外均无人的自由。专政只是用体制刚性收敛社会利益补偿、强化政治体制。专政赖以维系地动力来自体制内外人的收益落差，这既无公平也无公正。所谓國家机密就不能不多，公开不得。所以中國经济发展前后天壤地别，财産收入分配畸轻畸重的经济问题，实际从来就是政治權力鬼使神差的结果。
专政作为一种过時的前现代政治体制，它的受益人只是专政者。专政下只有宏观统称的人民，并没有具体的人和社会团体概念。专政只分体制内、外，以此分辨敌、友，界定是非善恶。治國治政永遠是变着法驾驭臣、民。所谓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的民主政治，说白了就是要在个体公民利害和不一样的社会群体利益周旋權衡中，寻求社会平衡和明晰社会趋向。
这样来看李省長的恼羞成怒和吴省長的巧言如簧，正是专政的两个法宝。
李鸿忠与刘杰的尴尬，是由刘杰向李追向蕴藏大量官、民矛盾内涵的巴東邓玉娇案引发的官、民尴尬。邓案了犹未了，刘杰是不是人民日報的甚至是不是记者，在人民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年会上，向李省長提出轰动一時、手尾众多的邓案，李省長在辖下责任和社会意義上都必须回答及接受质询。失态抢夺刘杰的录音笔，从个人说，是修养欠佳、品行不够，从制度角度，是后专政期的帕金森震颤及体制性癔征。不回答质疑、不接受公开、又不顾及法制的政治，是政治的肮脏及肮脏地政治。这很常识、很简单。
吴省長复杂点。
吴新雄‘政府要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好的享受’ 听起来很好、看起来很美，真嚼起来，硌牙得很。
首先政治包括政府这样的政治组织，离具体经济活动愈遠愈超脱，也就愈聪明、愈公正。人们养一个政府是利益次优的选择，并不指着靠它去发大财、挣大钱尔后温文尔雅地与民分享。政治大概只能有关于社会资源的调整分配，绝不能成为市场经济主体。政黨、政府要成了市场主体，一个是其它主体资格就或隐或现、全看政治的脸色心情，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就耗损了，什么经济均玩无可玩。从属于政治的经济从来都是拆東补西、快速枯竭型经济。二是经济人或经济体的市场主体地位变形导致经济活动变形，规则或道德为利益遮蔽。这是政治的广義狭隘及经济的本来宽泛这个内在矛盾决定的。中國经济谬误百出，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或明或暗划拉过界，拽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瞎摸造成的。用经济发展给政治贴金，只表示政治的合法性困境。同時经济上方向失误、价格失真、收入失常、市场失控、最后政治上社会失衡就是必然结局。
吴省長2006年来主政江西三个翻番，（工业生产总值3年翻番，财政收入4年翻番，國民生產总值 5年翻番；）‘政绩’不错。这只是其主政期内江西的发展变化，可政绩这玩意不好随便揣自己兜里。要是书记、省長们开个会、批个条、发个指示就能让人过上‘更好地享受’的幸褔生活，我绝对山呼万岁、祈祷一万年都不变。可放之政坛而皆准，敢做数字也是政绩、敢扯债拉债也是政绩。用经济指标考核政绩本就是媳妇爱公公的乱点鸳鸯谱。真考政治主官的，是政治民主、司法独立、新闻开放、分配合理、保障到位，在这些方面，入主江西的江苏佬似乎并无得意之举、骄人之处。
吴省長手里还真没有什么能让4千多万老俵‘更好的享受’ 的東西。吴省長所说的‘政府创造的环境和公共资源’ 并不是政府可以凭空‘创造’ 出来 的，而是政府不正当地占有及不恰当地掌握了这些来自社会、也应归属于社会的大宗资源。不过吴省長也有点干貨，要是攆着骂着让江西的头头脑脑们再一次出发，少贪少造点，江西百姓谢天谢地、嘛嘛齐活。
人有个智商测验。测验主要是考核人的观察力、注意力、记憶力、思维力、想象力。然后拿人的智力测验结果去和同龄正常人的平均值去比。200分制，80至120正常。80以下属于愚蠢，120以上属于聪明。一般认为智商来自先天的多，得益于后天的少。其中有两点让人注意：一是有些東西命中注定、本性难移。政治‘伟人’四起三落，中间是天道人心。二是不能在人的际遇中找历史、得在历史中看人。几十年后的蒋三、毛三，不难看出点端倪。总的说我觉得这玩意还是人类及社会進化的标识，有点天理、因果在里面。没有疑问的是，一个人的聪明和愚蠢是有普世标准及共同参照的。一个社会聪明人多了，这个社会也会聪明，一个社会愚蠢的人多了，这个社会当然愚蠢。当愚蠢不再愚蠢、聪明不再聪明，那这个社会就完全病了。人们先发现资本的变异是病因，后来才发现政治權力变异的危险遠甚资本的变异。
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可以展示、计量、复现、检校。政治也可以有个商，用政治人的收益去除以社会人的收益然后和社会平均收益值去比。这个商数越高、这个政治就越糟。不僅政治的社会成本大了，政治应有的社会功用也随之衰减。如此可以还政治本来，也省得整天代表、特色的鸹噪。
至于政治智商，差不多都在公开、公平、公正的路上，不管是三民主義、三權五權、还是一府几院、大部强县，只有政治意愿而缺失民情民愿、没有公众的直接参与和有效监督，全是瞎掰扯。没有民间社会的充分发育，到哪去乞讨捡拾民主。
就这点事，两位省長似乎还不明白，也不愿明白。
吴新雄的两会访谈：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0lianghui/dujia/201003/0305_9670_1565359.shtml
欠抽的韩峰
韩峰躲了几天，缓过劲来了。不应期后的韩局硬挺挺的報警，称个人隐私被泄露。
韩局短小精悍的闹酒叫床日记是最新版的官场写真。作为多如牛毛的县处级中的一员，韩峰醉生梦死、淫邪无度的生活纪实拷问的不仅是人的品性操守，层出不穷的韩峰们逼问的是积重难返的体制弊端和日益朦胧的民族前景。
酒色之欲是欲望的出发也是欲望的终结。人求财求官，意本不在财也不在官。财不用時只是数字及一堆废纸，官要是只有主席台上念咒诵经般的代表、理论而没有与官位相应的豪宅靓車、酒香床欢，是个人都不愿去趟这潭混水。
酒色之欲是人的本欲，任何黨性都改造不了。政治之善在于钳制人性之恶，恶政之下几无好人。人不为政治活着，政治则必须为人活着。政治本身是越直白浅显越好，越高瞻远瞩、博大精深越糟。解放三分之二的得瑟差一点没把三分之一折腾散架，告诉我们政治不是傻B乎乎领着人走，而是要跟着人行。政治家的动机只能在他们本人的利益得失中去找才靠得住。当任何政治要求背离人性，在侵害人们的私利私權的同時，官员为官所得只会是官员为人所失。结果必定是官场的沆瀣一气、酒色泛滥。求财求官，但凡其中有点不地道、不阳光，最后都只有纵酒纵色这点乐趣及消遣。破处吸毒，就是极致了。
韩峰之爽，完全是權力之殇。不是说韩峰不男人、而是他在与诸位部下進行權色交易時，交付淘空的是權力本来应有的正義，得到的只能是类同妓院排泻后的虚弱与满足。
權力的施舍是诲淫诲盗，世界如此、历来如此。政治權力真想高尚起来，只需要将權力的運行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可惜權力象狗一样哪来回哪，于是十分有黨性、十分先進的中國共產黨人，有97%不尿这一壶。
不多的光荣传统之一是只分延安、西安，裤腰带下不管。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这是无權痛苦時革命造势的需要，后来又成为有權幸福時巩固執政的需要。其实识人辩政，私德不好的人，公德也不会好。一群私德卑劣的人组成了一个公德高尚的黨，不是谎言，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人上一百、种种色色。种种色色的人要求种种色色的生活、事業。当一群人的事業硬要共同到一切人，只会把一切人不当人，只会出黑社会、出斯大林、希特勒、萨達姆。
韩峰以私隐泄露求助于广西警方，兔死狐悲，警方在政治高度对此类脱裤现形案件心领神会、从重从快伸岀同志哥温暖的手，搭救此衰人可以期待。
公權私隐快成政治腐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了。诽谤、诬陷不一而足。韩峰们台上的事是國家机密，台下杯盏之间、床第之欢是私隐，编织炼就了政治龌龊的遮羞布及金钟罩。
只记录喝酒打洞的韩局長公事中看来没多少比打洞喝酒更让其上心的事。人们不难发现，在落马贪官中，一般处于重要职位、强力部门、垄断行業中的酒量更大、性欲更强。權力与酒色的正比配置，正是權力与人民的反比疏离。
利用公權完成的私隐是对公權的污辱亵渎。人民通过纳税雇用權力，一掉包，政治權力就会翻脸反仆为主。公權執行者牺牲部分私權是现代政治的范本合同。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那点糗事就是明证。而且情色与色情在于性的纯净度和附加物的多少。韩局有个青梅竹马的情况是个人私隐，韩局把局里有点姿色的女下属搞完了是以權谋色、逼良为娼，还私隐个屁。
没有全覆盖的道德、也没有全覆盖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是为了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國的问题是一些人的政治秩序不正当地大于一切人的社会秩序，而且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道德和法律都被圈于政治的后院，成了私人领地和御用品。以至以德時无德、以法時无法。
欠抽的韩峰显然还没养成对人对己负责任的习惯。才子之才，在于审时度势，在于良知内省。日记的事，天理昭昭，偶然中的必然。事是那些事，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体制实际还是人，人坏透了，体制就差不多了。过去不知道现在，现在不知道将来。
韩峰躲了几天，缓过劲来了。不应期后的韩局硬挺挺的報警，称个人隐私被泄露。
韩局短小精悍的闹酒叫床日记是最新版的官场写真。作为多如牛毛的县处级中的一员，韩峰醉生梦死、淫邪无度的生活纪实拷问的不仅是人的品性操守，层出不穷的韩峰们逼问的是积重难返的体制弊端和日益朦胧的民族前景。
酒色之欲是欲望的出发也是欲望的终结。人求财求官，意本不在财也不在官。财不用時只是数字及一堆废纸，官要是只有主席台上念咒诵经般的代表、理论而没有与官位相应的豪宅靓車、酒香床欢，是个人都不愿去趟这潭混水。
酒色之欲是人的本欲，任何黨性都改造不了。政治之善在于钳制人性之恶，恶政之下几无好人。人不为政治活着，政治则必须为人活着。政治本身是越直白浅显越好，越高瞻远瞩、博大精深越糟。解放三分之二的得瑟差一点没把三分之一折腾散架，告诉我们政治不是傻B乎乎领着人走，而是要跟着人行。政治家的动机只能在他们本人的利益得失中去找才靠得住。当任何政治要求背离人性，在侵害人们的私利私權的同時，官员为官所得只会是官员为人所失。结果必定是官场的沆瀣一气、酒色泛滥。求财求官，但凡其中有点不地道、不阳光，最后都只有纵酒纵色这点乐趣及消遣。破处吸毒，就是极致了。
韩峰之爽，完全是權力之殇。不是说韩峰不男人、而是他在与诸位部下進行權色交易時，交付淘空的是權力本来应有的正義，得到的只能是类同妓院排泻后的虚弱与满足。
權力的施舍是诲淫诲盗，世界如此、历来如此。政治權力真想高尚起来，只需要将權力的運行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可惜權力象狗一样哪来回哪，于是十分有黨性、十分先進的中國共產黨人，有97%不尿这一壶。
不多的光荣传统之一是只分延安、西安，裤腰带下不管。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这是无權痛苦時革命造势的需要，后来又成为有權幸福時巩固執政的需要。其实识人辩政，私德不好的人，公德也不会好。一群私德卑劣的人组成了一个公德高尚的黨，不是谎言，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人上一百、种种色色。种种色色的人要求种种色色的生活、事業。当一群人的事業硬要共同到一切人，只会把一切人不当人，只会出黑社会、出斯大林、希特勒、萨達姆。
韩峰以私隐泄露求助于广西警方，兔死狐悲，警方在政治高度对此类脱裤现形案件心领神会、从重从快伸岀同志哥温暖的手，搭救此衰人可以期待。
公權私隐快成政治腐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了。诽谤、诬陷不一而足。韩峰们台上的事是國家机密，台下杯盏之间、床第之欢是私隐，编织炼就了政治龌龊的遮羞布及金钟罩。
只记录喝酒打洞的韩局長公事中看来没多少比打洞喝酒更让其上心的事。人们不难发现，在落马贪官中，一般处于重要职位、强力部门、垄断行業中的酒量更大、性欲更强。權力与酒色的正比配置，正是權力与人民的反比疏离。
利用公權完成的私隐是对公權的污辱亵渎。人民通过纳税雇用權力，一掉包，政治權力就会翻脸反仆为主。公權執行者牺牲部分私權是现代政治的范本合同。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那点糗事就是明证。而且情色与色情在于性的纯净度和附加物的多少。韩局有个青梅竹马的情况是个人私隐，韩局把局里有点姿色的女下属搞完了是以權谋色、逼良为娼，还私隐个屁。
没有全覆盖的道德、也没有全覆盖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是为了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國的问题是一些人的政治秩序不正当地大于一切人的社会秩序，而且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道德和法律都被圈于政治的后院，成了私人领地和御用品。以至以德時无德、以法時无法。
欠抽的韩峰显然还没养成对人对己负责任的习惯。才子之才，在于审时度势，在于良知内省。日记的事，天理昭昭，偶然中的必然。事是那些事，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体制实际还是人，人坏透了，体制就差不多了。过去不知道现在，现在不知道将来。
合法暴力的非法化流变
贵州安顺辖下的关岭县贡坡一个叫張磊的警察本月十二日开枪射杀村民郭永华、郭永志。起初安顺市府的说法是二人暴力袭警，‘被子弹击中身亡’。而同時市、县、镇上下又自欺欺人使用该县救济专款忙不迭的与死者家属签了各三十五万元的赔偿协議。用救济款补偿袭警暴徒的咄咄怪事大概就是遮脸不盖腚‘维稳’ 绕不过去的悖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年头坏了，什么事都不稀奇。十七日，关岭3.4级地震，似乎活人、死人情绪稳定，老天爷、土地爷倒不那么沉得住氣。
现在的尸检结果证明，关岭县局梁副局長有关張磊‘只开了四枪’ 的说辞显系谎言。而所谓‘临场经验不足’ 的狡辩，在充分表達了当地警方漠视百姓生命的机械、麻木后，也直接证实了坊间有关二郭并无致恶警張磊非开枪无以自卫的暴力袭警、夺枪行为的传言。换言之，張磊头部射杀郭永华已是滥用警枪，打伤郭永志腿部后再行向其头部射击之残忍、残暴的故意杀人犯罪，已非一般匪徒能比。其对社会的威胁及社会危害，更遠过于流氓地痞的胡作非为。因为个人乃至黑社会的犯罪尚有法、有警可制，而以執‘法’ 的名義装扮下的警察犯罪，仅就警方必须负责的曝光和未曝光的枪击致人死亡案（包括至今未立案的張磊案），已呈泛滥之势，真是以人为本、執政为民，有十个公安部長也不够下课的。
執法、司法包括一些行政行为的合法暴力和合适强制力，是社会正常運转不可缺失的。而这种暴力和强制力的是否合法、合适，是以行为和行为人是否有足够地法律依据确定的。这和眼下通用的制服執法、制服司法和政策、对策行政即合法、合适的认定完全不同。
人大作为最高權力机构的立法职能，试图表现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主權在民政治理念。也即執政黨自称奋斗了一辈子、至今仍然叶公好龙，似乎永遠不能服中國水土，可望而不可即的‘民主’ 。忘记了这个根本，实际是一种反动和背叛。
合法暴力和合适强制力均只在最低程度有限使用時才具有广泛正義。中國特色不能变的全部東西只是既有權力的既得利益。合法暴力的非法化流变，是由这个向坏的政治基本面决定的。
張磊射杀村民或村民射杀張磊，在人和社会意義上本来是一回事。在法律层面，前者必须承担更大地责任和面临更严重地处罚。无数象二郭一样的人民供养着張磊一样的警察无非是图个财産生命安全，这也是警察得以存在并且显然是活得过于滋润了的唯一理由。当保护者变为猎杀者，哪怕只是岀了一个張磊，都应该从制度上检讨应对。无限的暴力和强制力，从来是非法过度的。公安口碑日下、法庭半遮半掩，是当下法与非法的精妙解证。
村民杀了張磊，无论張磊何许人也，法律后果是确定的。張磊杀了村民，有人不惜拿救济款摆平受害者，安顺市府匆忙做‘執行公务’ 的 背书，县、市公安局長公然以谎言面对媒体公众，張磊至今逍遥法外。这就不是‘优秀警察’ 張磊的个人行为问题，長此以往，将会是一个团伙分工明确、危及民众的杀人流水线。杀人与被杀因身份不同后果迥异，现实中这种从社会底层开始根深蒂固的身份甄别与身份差异，既是執政的法宝，也必将是執政者的诅咒。
贵州安顺辖下的关岭县贡坡一个叫張磊的警察本月十二日开枪射杀村民郭永华、郭永志。起初安顺市府的说法是二人暴力袭警，‘被子弹击中身亡’。而同時市、县、镇上下又自欺欺人使用该县救济专款忙不迭的与死者家属签了各三十五万元的赔偿协議。用救济款补偿袭警暴徒的咄咄怪事大概就是遮脸不盖腚‘维稳’ 绕不过去的悖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年头坏了，什么事都不稀奇。十七日，关岭3.4级地震，似乎活人、死人情绪稳定，老天爷、土地爷倒不那么沉得住氣。
现在的尸检结果证明，关岭县局梁副局長有关張磊‘只开了四枪’ 的说辞显系谎言。而所谓‘临场经验不足’ 的狡辩，在充分表達了当地警方漠视百姓生命的机械、麻木后，也直接证实了坊间有关二郭并无致恶警張磊非开枪无以自卫的暴力袭警、夺枪行为的传言。换言之，張磊头部射杀郭永华已是滥用警枪，打伤郭永志腿部后再行向其头部射击之残忍、残暴的故意杀人犯罪，已非一般匪徒能比。其对社会的威胁及社会危害，更遠过于流氓地痞的胡作非为。因为个人乃至黑社会的犯罪尚有法、有警可制，而以執‘法’ 的名義装扮下的警察犯罪，仅就警方必须负责的曝光和未曝光的枪击致人死亡案（包括至今未立案的張磊案），已呈泛滥之势，真是以人为本、執政为民，有十个公安部長也不够下课的。
執法、司法包括一些行政行为的合法暴力和合适强制力，是社会正常運转不可缺失的。而这种暴力和强制力的是否合法、合适，是以行为和行为人是否有足够地法律依据确定的。这和眼下通用的制服執法、制服司法和政策、对策行政即合法、合适的认定完全不同。
人大作为最高權力机构的立法职能，试图表现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主權在民政治理念。也即執政黨自称奋斗了一辈子、至今仍然叶公好龙，似乎永遠不能服中國水土，可望而不可即的‘民主’ 。忘记了这个根本，实际是一种反动和背叛。
合法暴力和合适强制力均只在最低程度有限使用時才具有广泛正義。中國特色不能变的全部東西只是既有權力的既得利益。合法暴力的非法化流变，是由这个向坏的政治基本面决定的。
張磊射杀村民或村民射杀張磊，在人和社会意義上本来是一回事。在法律层面，前者必须承担更大地责任和面临更严重地处罚。无数象二郭一样的人民供养着張磊一样的警察无非是图个财産生命安全，这也是警察得以存在并且显然是活得过于滋润了的唯一理由。当保护者变为猎杀者，哪怕只是岀了一个張磊，都应该从制度上检讨应对。无限的暴力和强制力，从来是非法过度的。公安口碑日下、法庭半遮半掩，是当下法与非法的精妙解证。
村民杀了張磊，无论張磊何许人也，法律后果是确定的。張磊杀了村民，有人不惜拿救济款摆平受害者，安顺市府匆忙做‘執行公务’ 的 背书，县、市公安局長公然以谎言面对媒体公众，張磊至今逍遥法外。这就不是‘优秀警察’ 張磊的个人行为问题，長此以往，将会是一个团伙分工明确、危及民众的杀人流水线。杀人与被杀因身份不同后果迥异，现实中这种从社会底层开始根深蒂固的身份甄别与身份差异，既是執政的法宝，也必将是執政者的诅咒。
執法威權中流失的司法權威
迅雷不及掩法的重庆李庄案，让人们记住了一句版權不知何属的俚俗之语‘公安是做饭的、检查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 。真的是想要依法治國，这句‘低俗’之语对体制结构性倒置之尴尬揭示中的‘法治’含金量价值，比这么多年由上至下、轰轰烈烈的全部普‘法’ 宣传投入的性价比不知高出几许。
李庄案本身并不在于李大律师的刑与非刑，而在李庄的罪与非罪。306条款即便是处心积虑不怀好意的恶法，一天没被踢出《刑法》，16万真假律师也还得躲闪着。李庄在代理龚案時的行为是否有悖于306法条，靠一方证言和形体描述是无法入罪的。也许康達的李大律师确实牛逼了点，最后才强龙为地头蛇所困。但法治之本只能是法条。没有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的刑法基本原则，靠讲大局、讲政治、讲纪律進行的重庆打黑，越来越象山寨法治的權力忠義堂排场。
以诬陷罪的判处来诬陷人、以妨碍司法公正罪的判处達到妨碍司法公正的目的、以煽动颠覆國家政權罪的判处形成对國家政權的颠覆，颇有流行時尚之势。当‘法治’只单向针对社会、公民，立法、執法、司法均轻而易举穿‘法’ 而过。法治亦只是专政的马甲。重庆打黑伊始，薄书记还有点‘迫不得已’ 的扭扭捏捏，時至今日，‘专政是钢铁不是豆腐’ 氣势逼人，同時别梦依稀的陳腐臭味也弥漫开来。
强權是个人见人恶的東西，强權又是个人有人爱的東西。没有權力拼命反權力，有了權力玩命用權力。不是政治理性，古已有之的山大王行径而已。而法治只能建立在理性政治上。
執法要依法執法、检査要依法检查监督、法院要依法司法。一‘警’ 独大、为所欲为是历史积弊，也是既得利益者历来缺乏法治真诚的阳奉阴违。强势公安史来没干什么好事。说是人民警察，逮住人民都往死里折腾。公仆有疑、孝子无假。惩治贪官从来猫鼠一窝、无所作为，百分百是接手纪委的二手非处案件。真依法追究，部、厅、局无一不失职渎职。
案结事了的司法權威是法治前提。執法威權可以吓唬人，流失的是司法權威。于法于理，司法權威只能是恪守法制后的社会认同。不能是武力炫耀和谎言招摇。李庄就是经追诉后真的十恶不赦，眼下抓、判李庄也只是以權戏法、居心叵测的恐吓伎俩，是權力内讧中慌不择路下的出乖露丑，和法律、法治没什么关系。
就李庄案谈‘法’
重庆李庄案明日宣判。和判决结果相比，该案广泛引发的‘技术’ 司法或‘政治’ 司法的讨论思考，是个更有‘史’ 的价值及嚼劲的过程。而此中摸着法制过法治铁索桥的场景，将更長久、更深刻地写入关心、关注此案人的记忆。
在重庆唱红打黑这场09大戏中，北京来的来头不小的名律师李庄友情串场的这个片断无论背景、色彩、悬疑、音响均为抓人眼球的上乘之作。
薄书记背水一战的‘唱红’显然不是‘规定动作’。 暗渡陈仓的‘打黑’ 虽是政策、对策之类權力游戏的‘规定动作’ ，因其突兀显露，开始也就只是政治‘大局’ 下挑食的法制筷子，并没有多少法治饥渴的真实胃口。黎强判了二十年，笑了。文强还没判，看来‘信念、忠诚、纪律’均不及乌小青同志。重庆公、检、法遗传返祖为连体婴儿，有些‘公开’ 、‘公平’ 、‘公正’ 就无法正常呼吸存在。无论時间長短，以上这些案情终将昭然于世。那時的民众评判才是法治的真正终审。没有足够地公众参与、公众视野，法制只是个權力鸟瞰的迷宫，法治也永遠只是趴在树上的魚。
法制中的罪于非罪来源于法治中的罪与非罪。法制中的‘罪’ ，是指对人和社会的侵犯危害。而这种侵犯危害来自于‘政治’ 的历来最多最烈。所以‘法治’ 首先是对‘政治’ 中的‘政治人’ 的限制防范。法治中的‘非罪’ 只是要用无權的民意通过真实地民權立法、严格地司法程序监督、制约有權的‘政治’ 。法治中的危害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只能植根于政治最小化和社会最大化。權力与暴力是‘罪恶’ 的渊薮，法治的公正一般是对超出或多余的‘力’ 的约束、遏制。该上镣铐上镣铐，该進笼子進笼子。这样才能让庞大地‘政治人’ 和弱小的自然人在‘人’ 及人生中拥有共同地环境、语境，都象个人样和谐共处。相生相克永遠是自然界与人类的法则及生存条件。
李庄案不能说是法治的進程。倒很可能是法治的突围。有点名头的法学人士大多都发表了一些意见，讲法制之末的多，讲法治之本的少。李庄黑不黑我不知道，司法之黑大家明镜似的。司法不黑，律师之黑犹如寡妇生儿，没个种。李庄在龚刚模案中是不是妨碍了司法公正，也得先看重庆打黑的司法从实体到程序是不是确实有公正可言。
凑热闹算个卦。江北对李庄判三缓二，二审中院撤判。整个审限拖一下，也就一年半載。如果那時有另外的人，在囚牢中感慨法制的不公和法治的利害，中國的法治，算是浪子回头了。中國的法治，系于‘治人者’ 之制。
重庆李庄案明日宣判。和判决结果相比，该案广泛引发的‘技术’ 司法或‘政治’ 司法的讨论思考，是个更有‘史’ 的价值及嚼劲的过程。而此中摸着法制过法治铁索桥的场景，将更長久、更深刻地写入关心、关注此案人的记忆。
在重庆唱红打黑这场09大戏中，北京来的来头不小的名律师李庄友情串场的这个片断无论背景、色彩、悬疑、音响均为抓人眼球的上乘之作。
薄书记背水一战的‘唱红’显然不是‘规定动作’。 暗渡陈仓的‘打黑’ 虽是政策、对策之类權力游戏的‘规定动作’ ，因其突兀显露，开始也就只是政治‘大局’ 下挑食的法制筷子，并没有多少法治饥渴的真实胃口。黎强判了二十年，笑了。文强还没判，看来‘信念、忠诚、纪律’均不及乌小青同志。重庆公、检、法遗传返祖为连体婴儿，有些‘公开’ 、‘公平’ 、‘公正’ 就无法正常呼吸存在。无论時间長短，以上这些案情终将昭然于世。那時的民众评判才是法治的真正终审。没有足够地公众参与、公众视野，法制只是个權力鸟瞰的迷宫，法治也永遠只是趴在树上的魚。
法制中的罪于非罪来源于法治中的罪与非罪。法制中的‘罪’ ，是指对人和社会的侵犯危害。而这种侵犯危害来自于‘政治’ 的历来最多最烈。所以‘法治’ 首先是对‘政治’ 中的‘政治人’ 的限制防范。法治中的‘非罪’ 只是要用无權的民意通过真实地民權立法、严格地司法程序监督、制约有權的‘政治’ 。法治中的危害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只能植根于政治最小化和社会最大化。權力与暴力是‘罪恶’ 的渊薮，法治的公正一般是对超出或多余的‘力’ 的约束、遏制。该上镣铐上镣铐，该進笼子進笼子。这样才能让庞大地‘政治人’ 和弱小的自然人在‘人’ 及人生中拥有共同地环境、语境，都象个人样和谐共处。相生相克永遠是自然界与人类的法则及生存条件。
李庄案不能说是法治的進程。倒很可能是法治的突围。有点名头的法学人士大多都发表了一些意见，讲法制之末的多，讲法治之本的少。李庄黑不黑我不知道，司法之黑大家明镜似的。司法不黑，律师之黑犹如寡妇生儿，没个种。李庄在龚刚模案中是不是妨碍了司法公正，也得先看重庆打黑的司法从实体到程序是不是确实有公正可言。
凑热闹算个卦。江北对李庄判三缓二，二审中院撤判。整个审限拖一下，也就一年半載。如果那時有另外的人，在囚牢中感慨法制的不公和法治的利害，中國的法治，算是浪子回头了。中國的法治，系于‘治人者’ 之制。
两个案子，一样迷惑
西南成都武侯区法院，前几天判了个案子：以非法持有國家机密为名判处黄琦有期徒刑三年。
黄琦在去年5.12震后致力调查倒塌学校建筑质量，协助地震死亡学生家長追查申诉。就这么一点良心与正義，终于引刑上身。本年8月5日，武侯法院闭门审理了此案。11月23日作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公安最近‘和谐’ 得邪性，大有当年‘誓死’捍卫之势。一会‘颠覆’ 、一会‘诽谤’ 、一会‘诬陷’ 、一会‘机密’ ，忙得不亦乐乎。
中國法治先天不足。母法本就缺民主之钙，思想主義的胎教太多。凡是领袖就会被‘宪’成黨和國家。人也立马必须伟大、英明得异于常人。其实人和人差得并不象看起来的那么多。人在不平等時呼吁、希望平等，真‘平等’ 了一般又惦着来点不平等。政治本身，是用并不平等的政治權力去追求人的社会平等。政治的不平等下，法律平等是种最后的填补救济。法律平等了，政治不平等有時也就可以容忍了。
宪法本不可司不可法，如此以来子法当然难以循规蹈矩。治民法当然繁茂、治官法当然荒疏。就官不就民是个御内而令民众割權赔産的不平等条约。有利于權力奔放的下位展延淋漓尽致，不利于權力橫行的下位展延萎靡不振。
宪政的基础只能是人和人的政治權利和法律地位的平等。而法治则是公權足不出法，私權行不逾法。任何一个代表公權的法官和任何一位渉案被告，在法律地位上也要完全平等。法官的人格、尊严、權利、自由绝对不能优越、优先于被告的人格、尊严、權利、自由。
黄琦的罪名是非法持有國家机密。他的律师莫少平说：他的网站上有关于信访政策的國家规定。不知是不是封面上有‘密级’ 的红头文件。政府由人组成。我们的人民政府常常自外于人民，自己的一点小九九，总爱打上國家的徽记。似乎只有‘公家人’天生爱國，才有爱國的资格。其它人民的具体利益，却总是素质低下，无论如何都‘广大’ 、‘根本’ 、‘長遠’ 不起来。
國家机密原本应于國家利益直接相关。中國的國家机密养在政治深闺，从来缺名少份、不伦不类。饿死多少人是國家机密、‘伟人’ 睡了几个女人同样是國家机密。可以说凡是有损于‘光輝’形象与有碍于‘坚强’ 领导的，都会冠以國家机密而勿示与民。这样几十年下来，人的恶習劣根被体制充分放大，而体制的死穴痼疾因人的胡作非为渐入膏肓。人都坏透了，体制也就坏透了。
黄琦也许持有机密。那是豆腐渣校舍整个利益链的机密，也是政治、政權至上荼毒社会，肆虐横行的机密。包工头的利益机密得以和省委书记的權利机密打包捆绑，几千具孩子血肉模糊的尸体将一直拷问政治權利与非法利益狼狈为奸的丧尽天良。
黄琦之罪，何患无词。这种所谓國家机密的大量存在，对國家利益是根本动摇和急迫威胁，
國家本无利益。國家利益实质上是國民利益。没有这个政治共识，三座大山将新旧交替、接踵而至，‘勇敢、善良’地中國人民还将更多地背负起‘國’ 家 之累，而國‘家’之所以不國难家，还将長期处于政治初级阶段，成为无法解密的‘國家机密’ 。
東北阜新最近有个还不是案子的案子：辽宁阜新市海洲区人大代表上官宏祥实名举報阜新市政法委副书记于洋聚众淫乱吸毒。
有重庆的文副局長垫底，这回我们没有震惊。一个多好地黨的干部怎么会同時是个那么坏地流氓恶棍。阜新警方也随即启动应急预案，迫不及待公布：纯属造谣。
也是，阜新要真有这么位政法副书记，拿于洋本人的话说：‘公检法、政法委都是一家人。’案子坐实了，一家子中沾包的不会少。
举報人上官的厰子被烧了。人还算幸運，至今没有被‘诽谤’ 、被‘诬陷’ 、被‘自杀’。 阜新市委也表示将重査此‘案’ 。
撇开于洋这个地级市政法委副书记。法院、公安、检查、政法、纪律两委出过一批坏蛋、混蛋已是事实。和其它部门的腐败不同，这些拥有國家合法暴力的头头脑脑，不仅具有直接使用暴力加害受害人，剥夺其财産及生命權利的能力，而且可能也可以利用司、執法國家机构为其为非作歹。其它部门的腐败如果是官劫民财，强力部门的腐败就是官断民道。
这些强力机构的同级黨、政管辖，是政治绝对化的保障设计，也是權力板块化的现实要求。这些机构中人的位置真也十分尴尬。真要法治，以法为治，政治不正确，官场的和谐稳定也将不再。单向法治以治为法，政治正确，法律尊严、职業操守、职業荣誉又不复存在。圈中个人行为失当出轨，和因法治的雷大雨小、名不副实産生的迷惘苦闷，是有因果关联的。当政治口是心非，法治也会随之变型走样。法治是种秩序、规范。司、執法胆敢非公务亮着警灯、鸣着警笛越线抢道，本身是对秩序、规范的藐视侵犯。也是和政治玩你要你的、我得我的權利潜交換。法不正法，法愈多、治愈乱。秩序没有、规范没有、公正也不会有。法治一变成政權工具，顺手是顺手了，容易乱来，是政權的福音，也是政權的诅咒。
‘法’ 人者无法，法亦无‘法’ 。
中國的反腐败从来言不由衷、虚张声势。是制度纵腐、划线反腐。腐败的政治风险遠大于法律风险。以至于当局長、书记们的罪行丑闻相继曝之于众，人们真的要问：谁是不反腐败亡國的國家公敌？谁是反腐败亡黨的千古罪人？
革命的好处是砸烂旧世界。革命的坏处是不择手段的砸碎了旧世界后却无法不择手段的建设新世界。砸碎旧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一到建设新的，又换汤不换药变回到少数人对多数人。因此革命者被革命是革命的宿命轮回。革命黨不习惯没有敌人，没有了就要想象和制造出敌人。所以革命事業总是以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团体抵抗、驾驭由全部人组成的整个社会的厮拼，最后战胜或战败于这个社会。革命黨一旦執政，对同志的评价习惯只是把重战绩置换为重政绩。因为老处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战争状态，总是打仗折腾，对个人修养品行只重目的大于一切，以胜为王，其余不屑一顾。坚持、坚定的就是个我行我素扎堆的黨行黨素。
没有多元政治，就不能兼顾平衡各方利益。没有各方各人各得其所的多元利益，革命黨的執政生涯注定是昙花一现。
西南的案子据联合早報消息：美众議院在欧巴马访华前的本月7日，几乎以全票通过决議：支持黄琦和另一名维权人士谭作人，并呼吁中国确保两人的言论自由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两个中國西南的成都人，一起飘洋过海，动静不算小。
东北的案子还没立。有记者在阜新转了一圈：对上官宏祥举報于洋一事，宣传部说只对经济转型感兴趣；纪委说不打听、不过问；公安干脆说没人在。
秉持正義入罪和无法无天逍遥，两个案子，一样迷惑。家里家外，迥然不同。
西南成都武侯区法院，前几天判了个案子：以非法持有國家机密为名判处黄琦有期徒刑三年。
黄琦在去年5.12震后致力调查倒塌学校建筑质量，协助地震死亡学生家長追查申诉。就这么一点良心与正義，终于引刑上身。本年8月5日，武侯法院闭门审理了此案。11月23日作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公安最近‘和谐’ 得邪性，大有当年‘誓死’捍卫之势。一会‘颠覆’ 、一会‘诽谤’ 、一会‘诬陷’ 、一会‘机密’ ，忙得不亦乐乎。
中國法治先天不足。母法本就缺民主之钙，思想主義的胎教太多。凡是领袖就会被‘宪’成黨和國家。人也立马必须伟大、英明得异于常人。其实人和人差得并不象看起来的那么多。人在不平等時呼吁、希望平等，真‘平等’ 了一般又惦着来点不平等。政治本身，是用并不平等的政治權力去追求人的社会平等。政治的不平等下，法律平等是种最后的填补救济。法律平等了，政治不平等有時也就可以容忍了。
宪法本不可司不可法，如此以来子法当然难以循规蹈矩。治民法当然繁茂、治官法当然荒疏。就官不就民是个御内而令民众割權赔産的不平等条约。有利于權力奔放的下位展延淋漓尽致，不利于權力橫行的下位展延萎靡不振。
宪政的基础只能是人和人的政治權利和法律地位的平等。而法治则是公權足不出法，私權行不逾法。任何一个代表公權的法官和任何一位渉案被告，在法律地位上也要完全平等。法官的人格、尊严、權利、自由绝对不能优越、优先于被告的人格、尊严、權利、自由。
黄琦的罪名是非法持有國家机密。他的律师莫少平说：他的网站上有关于信访政策的國家规定。不知是不是封面上有‘密级’ 的红头文件。政府由人组成。我们的人民政府常常自外于人民，自己的一点小九九，总爱打上國家的徽记。似乎只有‘公家人’天生爱國，才有爱國的资格。其它人民的具体利益，却总是素质低下，无论如何都‘广大’ 、‘根本’ 、‘長遠’ 不起来。
國家机密原本应于國家利益直接相关。中國的國家机密养在政治深闺，从来缺名少份、不伦不类。饿死多少人是國家机密、‘伟人’ 睡了几个女人同样是國家机密。可以说凡是有损于‘光輝’形象与有碍于‘坚强’ 领导的，都会冠以國家机密而勿示与民。这样几十年下来，人的恶習劣根被体制充分放大，而体制的死穴痼疾因人的胡作非为渐入膏肓。人都坏透了，体制也就坏透了。
黄琦也许持有机密。那是豆腐渣校舍整个利益链的机密，也是政治、政權至上荼毒社会，肆虐横行的机密。包工头的利益机密得以和省委书记的權利机密打包捆绑，几千具孩子血肉模糊的尸体将一直拷问政治權利与非法利益狼狈为奸的丧尽天良。
黄琦之罪，何患无词。这种所谓國家机密的大量存在，对國家利益是根本动摇和急迫威胁，
國家本无利益。國家利益实质上是國民利益。没有这个政治共识，三座大山将新旧交替、接踵而至，‘勇敢、善良’地中國人民还将更多地背负起‘國’ 家 之累，而國‘家’之所以不國难家，还将長期处于政治初级阶段，成为无法解密的‘國家机密’ 。
東北阜新最近有个还不是案子的案子：辽宁阜新市海洲区人大代表上官宏祥实名举報阜新市政法委副书记于洋聚众淫乱吸毒。
有重庆的文副局長垫底，这回我们没有震惊。一个多好地黨的干部怎么会同時是个那么坏地流氓恶棍。阜新警方也随即启动应急预案，迫不及待公布：纯属造谣。
也是，阜新要真有这么位政法副书记，拿于洋本人的话说：‘公检法、政法委都是一家人。’案子坐实了，一家子中沾包的不会少。
举報人上官的厰子被烧了。人还算幸運，至今没有被‘诽谤’ 、被‘诬陷’ 、被‘自杀’。 阜新市委也表示将重査此‘案’ 。
撇开于洋这个地级市政法委副书记。法院、公安、检查、政法、纪律两委出过一批坏蛋、混蛋已是事实。和其它部门的腐败不同，这些拥有國家合法暴力的头头脑脑，不仅具有直接使用暴力加害受害人，剥夺其财産及生命權利的能力，而且可能也可以利用司、執法國家机构为其为非作歹。其它部门的腐败如果是官劫民财，强力部门的腐败就是官断民道。
这些强力机构的同级黨、政管辖，是政治绝对化的保障设计，也是權力板块化的现实要求。这些机构中人的位置真也十分尴尬。真要法治，以法为治，政治不正确，官场的和谐稳定也将不再。单向法治以治为法，政治正确，法律尊严、职業操守、职業荣誉又不复存在。圈中个人行为失当出轨，和因法治的雷大雨小、名不副实産生的迷惘苦闷，是有因果关联的。当政治口是心非，法治也会随之变型走样。法治是种秩序、规范。司、執法胆敢非公务亮着警灯、鸣着警笛越线抢道，本身是对秩序、规范的藐视侵犯。也是和政治玩你要你的、我得我的權利潜交換。法不正法，法愈多、治愈乱。秩序没有、规范没有、公正也不会有。法治一变成政權工具，顺手是顺手了，容易乱来，是政權的福音，也是政權的诅咒。
‘法’ 人者无法，法亦无‘法’ 。
中國的反腐败从来言不由衷、虚张声势。是制度纵腐、划线反腐。腐败的政治风险遠大于法律风险。以至于当局長、书记们的罪行丑闻相继曝之于众，人们真的要问：谁是不反腐败亡國的國家公敌？谁是反腐败亡黨的千古罪人？
革命的好处是砸烂旧世界。革命的坏处是不择手段的砸碎了旧世界后却无法不择手段的建设新世界。砸碎旧的是多数人对少数人，一到建设新的，又换汤不换药变回到少数人对多数人。因此革命者被革命是革命的宿命轮回。革命黨不习惯没有敌人，没有了就要想象和制造出敌人。所以革命事業总是以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团体抵抗、驾驭由全部人组成的整个社会的厮拼，最后战胜或战败于这个社会。革命黨一旦執政，对同志的评价习惯只是把重战绩置换为重政绩。因为老处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战争状态，总是打仗折腾，对个人修养品行只重目的大于一切，以胜为王，其余不屑一顾。坚持、坚定的就是个我行我素扎堆的黨行黨素。
没有多元政治，就不能兼顾平衡各方利益。没有各方各人各得其所的多元利益，革命黨的執政生涯注定是昙花一现。
西南的案子据联合早報消息：美众議院在欧巴马访华前的本月7日，几乎以全票通过决議：支持黄琦和另一名维权人士谭作人，并呼吁中国确保两人的言论自由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两个中國西南的成都人，一起飘洋过海，动静不算小。
东北的案子还没立。有记者在阜新转了一圈：对上官宏祥举報于洋一事，宣传部说只对经济转型感兴趣；纪委说不打听、不过问；公安干脆说没人在。
秉持正義入罪和无法无天逍遥，两个案子，一样迷惑。家里家外，迥然不同。
和俞正声谈安全、政绩
上海陈良宇后，书记来去匆匆。现在握沪一方的，是由鄂转沪的俞书记。
在上升中俞是强势的。入沪未久，主政干部即大幅调整可见其魄力。在０８、２、２１日召开的上海政法工作会上，俞也是咄咄逼人。
俞正声指出，要着力保障国家安全，决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人员形成组织，决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活动形成气候。
两个决不允许掷地有声、气势压人。
俞的简介中没发现有直接从事政法（？）工作的履历。我倒可以向俞书记转達一句一个政法委书记在１９８３年对严打工作的指示“花色品种要多一些、不要只是杀人、强奸” 。下属充分学习理会，公、检、法倾巢出动，罗列罪名、草菅人命不绝。鸣冤叫屈也至今不绝。那时的俞书记，可能还没到残联任职，也还不是康华实業公司的代总经理。
现在的政法工作，有一段叫政法战线。系公、检、法统称。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政法抑或法政尚不知所云。而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社会安全亦难以界定。如果俞书记指的国家安全可以理解为党的安全，显然党领导下的政法机构无需着力也保障的只过不缺。
现代社会设立司、执法机构，是要将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落实为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法律的公平体现在适法各体上的身份、地位平等。从乞丐到书记的罪与非罪法定。显然在实践中我们在法的名义下还遠不能说法律的公平。公开则要求法律的制定和施行要以民众的意志而不是某个党团的意志奠基国家意志，更不能让俞书记的前任抓得不清不楚、疯得不明不白、判得不法不规、死得不依不饶。
公平了、公开了，也就公正了。不正也正了。不公平、不公开，正也难正。
至于国家安全，刑法亦有规定。分裂、颠覆之罪虽不甚明，但行为证据锁定及程序公正尚有可补。在这一条上，安内的法规和御外的军队，是不可同日而语搅成一团的。法律是暴力的。但决不是强暴之暴，是制暴之暴。法律重保，法不树敌，也不法众。最好的法律社会是最少罪犯和犯罪的社会。
任何人员形成组织已有法律保护。其行为也有法律规范。俞书记先入为主的以安全、稳定为名决不允许一些人组织起来，似已与法有悖。执法机构以稳定之名行违法之实的例子已不鮮见。回头看更是无法无天的令人惊心动魄。当慎。
要说气候，更复杂。有大气环流、大洋海流、环境地貌，一句话：不要逆天，天不可逆。
政治局委员已然一大政治家了。政治家爱谈政绩。俞书记吿诉大小政治家：发展是政绩，穏定也是政绩。
在发展按下葫芦飘起瓢的困顿中，在民主声起、解放步急下，我想告诉愈书记：发展、稳定都不是政绩，甚至不是政务。民心才是政绩、民生才是政务。
2008、2、27
上海陈良宇后，书记来去匆匆。现在握沪一方的，是由鄂转沪的俞书记。
在上升中俞是强势的。入沪未久，主政干部即大幅调整可见其魄力。在０８、２、２１日召开的上海政法工作会上，俞也是咄咄逼人。
俞正声指出，要着力保障国家安全，决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人员形成组织，决不允许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活动形成气候。
两个决不允许掷地有声、气势压人。
俞的简介中没发现有直接从事政法（？）工作的履历。我倒可以向俞书记转達一句一个政法委书记在１９８３年对严打工作的指示“花色品种要多一些、不要只是杀人、强奸” 。下属充分学习理会，公、检、法倾巢出动，罗列罪名、草菅人命不绝。鸣冤叫屈也至今不绝。那时的俞书记，可能还没到残联任职，也还不是康华实業公司的代总经理。
现在的政法工作，有一段叫政法战线。系公、检、法统称。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政法抑或法政尚不知所云。而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社会安全亦难以界定。如果俞书记指的国家安全可以理解为党的安全，显然党领导下的政法机构无需着力也保障的只过不缺。
现代社会设立司、执法机构，是要将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落实为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法律的公平体现在适法各体上的身份、地位平等。从乞丐到书记的罪与非罪法定。显然在实践中我们在法的名义下还遠不能说法律的公平。公开则要求法律的制定和施行要以民众的意志而不是某个党团的意志奠基国家意志，更不能让俞书记的前任抓得不清不楚、疯得不明不白、判得不法不规、死得不依不饶。
公平了、公开了，也就公正了。不正也正了。不公平、不公开，正也难正。
至于国家安全，刑法亦有规定。分裂、颠覆之罪虽不甚明，但行为证据锁定及程序公正尚有可补。在这一条上，安内的法规和御外的军队，是不可同日而语搅成一团的。法律是暴力的。但决不是强暴之暴，是制暴之暴。法律重保，法不树敌，也不法众。最好的法律社会是最少罪犯和犯罪的社会。
任何人员形成组织已有法律保护。其行为也有法律规范。俞书记先入为主的以安全、稳定为名决不允许一些人组织起来，似已与法有悖。执法机构以稳定之名行违法之实的例子已不鮮见。回头看更是无法无天的令人惊心动魄。当慎。
要说气候，更复杂。有大气环流、大洋海流、环境地貌，一句话：不要逆天，天不可逆。
政治局委员已然一大政治家了。政治家爱谈政绩。俞书记吿诉大小政治家：发展是政绩，穏定也是政绩。
在发展按下葫芦飘起瓢的困顿中，在民主声起、解放步急下，我想告诉愈书记：发展、稳定都不是政绩，甚至不是政务。民心才是政绩、民生才是政务。
2008、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