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集(政右经左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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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11日 22:10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王思睿: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
    怀念谢韬先生

    作者:王思睿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26期

        2010年8月25日,谢韬先生走完了他璀璨而又坎坷的一生,享年88岁。在这一刻,我正在撰写与顾准、李慎之等有关的一篇文章,而且恰好在写有关谢韬的一段,甚至可能正在写“谢韬”这两个字。这或许是我与谢伯伯之间的一种心灵感应吧。

    顾准(1915-1974)、李慎之(1923-2003)、谢韬(1922-2010)这几个名字,是何家栋先生所说的“‘一二·九’一代”的骄傲。他们都曾受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在“新启蒙运动”的高潮中接受了新民主主义,先后成为新中国创建者队伍中的一员。然而,他们又陆续被自己参与创建的新中国所抛弃。

    最早是顾准,落难于1952年的“三反运动”;其次是谢韬,落难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随后是李慎之,落难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由于他们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以及由此引起的深刻反思,他们最终都告别了青少年时代的乌托邦理想,并在思想上脱离了自己曾经的归属。

    在上述几位长者中,谢韬先生是唯一一位与我有私谊的长辈。在谢韬先生因病丧失思维能力前,我也是有机会聆听他最后“政治遗言”的一人。我认为,谢韬先生的一生,是“‘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代表。

    学生时代,深受新民主主义影响

    谢韬先生在《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一文中写道──

    慎之和我都在基督教会办的学校中受过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等思想的熏陶。慎之在上高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民主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慎之看的是《公民》课本,一开头就讲宪法,讲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还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撕掉封皮给慎之看,还有巴金的小说。

    他(慎之)还主动找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

    谢韬、李慎之他们读书的时代,是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国民党统治当局虽然想要推行“党化教育”,但他们做得并不到位和有效。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影响没有压倒新民主主义的影响?或者用李慎之的话说,为什么“革命压倒民主”,这是一个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谢韬、李慎之等过来人的回忆,是特别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谢韬先生说——

    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我和慎之这一代年轻人首先思考的大问题。

    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华大地,国民政府军队虽然也曾有一部分浴血奋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绩,但由于总体上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在强敌的攻势下常常溃不成军,大片大片国土沦丧,亿万人民呻吟于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不愿作亡国奴的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大后方,对当局由期望转为失望。家在大后方的青年学生,眼见亲历当局的蛮横腐败,日益苦闷彷徨。

    在那个时代,现实社会十分黑暗丑恶,军、警、宪、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我们眼见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应有的一切自由。这些都是我们亲身感受到的现实。

    因此,我和慎之这一代人,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专制政权,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新中国,作为理想,作为我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李慎之和我这一代人思想发展的起点,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先经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现民主自由,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进入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

    当时在进步青年群体中流行着一句话:“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着全人类的前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主动宣布取消沙皇俄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取得的一切特权,这使我们相信苏联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萧洛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也影响了我们一代人。

    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是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人间天堂。(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的残暴镇压,在1956年以前,都被严严实实地隐瞒了,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当时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一个重要原因。[引自谢韬《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谢韬当时跟共产党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与现今大学生为了报考公务员参加共产党是不一样的。谢韬参加地下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为了躲避特务,从成都躲到自贡,又从自贡躲到重庆,最后,不得不随着共产党机关撤退到延安,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名“革命干部”。

    秦城坐监,大彻大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著名作家胡风撰写长诗,为之欢呼雀跃。李慎之在《风雨苍黄50年》中写道——

    “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5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而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毛主席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

    但是,不论是胡风,还是包括谢韬在内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还是李慎之,都没有料想到,接下来的会是以饥馑、苦难为标识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各阶层民众,历史上空前的寡廉鲜耻、丧失天良、“不说假话没法活”的日子开始了。

    1949年进入北京以后,谢韬先是在华北大学然后是在由前者改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教“马列”课,1952年起担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负责人,1954年12月被评定为教授。当时“全国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大都是在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培养的,我也成了这个研究班的教授”。30岁刚出头的谢韬,俨然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权威教授了。

    他的老朋友李慎之当时也“是个走红的干部”。李慎之的正式工作是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分工管《参考数据》和《参考消息》。《参考数据》一天要出3大本,而且一定得在08:00、13:00、19:00送到中南海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中央领导人对国际动向的了解,主要通过这个渠道。

    谢韬先生说——

    这样“一日三参”,工作繁重。甚至周末和假日都难得休息。我们(与李慎之)相见的时间少了,但直到1955年我失去行动自由之前,仍然一有机会就相聚交流思想,议论时事。当时我们议论了些什么?我们不能忘怀,当初我们倾向共产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最热衷的是新民主主义。

    1949年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作为根本大法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经济政策是促使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仅仅过了3年,就风云突变。1952年秋天以后,特别是1953年夏天以后,我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共同纲领》不算数了,急匆匆宣布进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实行,阻碍生产发展、阻碍民主生活的东西还那么多,落后于先进国家一百多年的中国,怎能这样快“蹦”进社会主义呢?慎之和我都十分不解。[引自谢韬《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很快,让谢韬更不能理解的事情来了——

    1955年,毛泽东突然宣布有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根据在重庆的时候直接了解的胡风的政治倾向,不同意说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认为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我为胡风打抱不平,毛泽东知道了,十分生气。我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经毛泽东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对我实行专政。其实,我与胡风仅有的一点关系,只是他要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知道我在大学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委托我查对过两条语录。

    对我的审查一直没完。实际上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只因为是毛泽东亲自批捕的,谁也不敢说毛批错了。我心里明白,在毛泽东生前,老人家是不可能承认错误的,我若能苟且偷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只可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只能付诸东流之水了。[引自谢韬《风雨同舟60载──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但即使是在这个时候,谢韬仍然没有放弃他在青年时代的信仰。1960年,谢韬被公安部安排在秦城监狱,与范汉杰、廖耀湘、黄维等国民党被俘将领关在一起,负责给他们讲解马列主义。

    谢韬的“大彻大悟”,可能要比顾准、李慎之等人略晚。因为在“大饥荒”期间,顾、李是在基层,亲身体会到挨饿的滋味和由此所导致的道德沦丧,而谢韬这时恰好是在享受特殊待遇的秦城监狱,对于毛泽东“大跃进”政策的严重危害,了解得比较少一些和迟一些。

    创华夏研究院,开民间智库之先

    毛泽东走后,谢韬获得平反,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等职务。

    我与谢韬先生相识,是在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编辑室主任期间。当时,我的朋友闵琦也在哲学编辑室。1980年,杂志社按照上面的部署组织全体编辑讨论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声明可以畅所欲言,“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闵琦发言不赞成《决议》中关于反右运动的表述,认为对“右派”应该“平反”而不是“改正”。

    闵琦的发言被一名前“右派”汇报了上去,中央书记处因此发下红头文件,要求杂志社将其清除,送到工厂劳动。当时闵琦的顶头上司谢韬与总编辑黎澍等人,认为这不符合“三不”的承诺,一致反对这样做,顶着极大的压力把闵琦保了下来。

    由此,我得以了解到谢韬先生的高风亮节。

    谢韬先生去世后,我与夫人送的挽联是——

    上联:创建华夏研究院,开民间智库之先河

    下联:倡民主社会主义,树党内异议之大旗

    下联所说的事,大家都知道,上联所说的事,了解的人则比较少。在我看来,这是谢韬先生在1980年代所做的一件具有开拓性的大事。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中国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受到严重摧残,社会学等一批学科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而遭到取缔。谢韬复出后,在他先后担任的几个职务上,为恢复、重建和繁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即将离休的时候,又着手创建一个大型“民间智库”。

    谢韬联系了张友渔、钱学森、陈野苹、李锐、曾志、马洪、于光远、钱三强、钱伟长、王惠德、曾德林、石西民、胡绩伟、谢冰心、傅继泽、黎澍、廖沫沙、千家驹、温济泽、杨守正、杨显东、卢良恕、张黎群、刘顺元、王子波、陈沂、张岱年等200多位老干部、老将军、老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华夏研究院,谢韬自己担任院长。在1987年1月9日的成立大会上,谢韬先生说——

    我们华夏研究院的特点,简括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民间性;第二、开放性;第三、综合性;第四、高智力型;第五、柔性、轻型的结构。

    其所谓民间性,指的是民间的、自愿结合的学术研究组织,是国家科学文化教育的补充。发挥民间办科学的积极性,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为国家发现、培养更多人才。

    所谓开放性,是指接收研究人员除各类在校学生外,不论学科、年龄、学历、职业、职称、性别、民族,只要有开创性见解和一定的成果,都可申请为本院的研究员。

    该院拟实行基金会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聘请顾问指导本院决策,设学术委员会领导本院学术活动,设院务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院的各项工作。

    与此同时,谢韬还发起筹建华夏实验大学。

    该大学的性质“是民间集资筹办的高等综合性大学,是国家高等教育的补充形式”。

    其办学方针“系所与专业设置以横断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为主,建立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多领域的学科群的新型教育体制。重点在于填补国内大学教学与科研中的空白与薄弱环节”。

    然而,华夏研究院生不逢时,它成立之际,正是胡耀邦下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刮十二级台风之时。谢韬想要办的基金会没有获得批准,他已经开办的研究机构大多也没有能够坚持下来。

    矢志不渝的“救国派”

    在“‘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是第一个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人,谢韬是第一个公开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倡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中国大陆的政界和思想界,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07年,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先在网上披露,然后又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为题在《炎黄春秋》的2007年2月号上发表,引起社会的轰动与争论。对于此文,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这里不再重复。我想指出的是,谢韬文章的功绩是将一种思潮公之于众,而这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已经蛰伏了很长时间。

    海外有些人把谢韬等人称为“救党派”,这种说法是源于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谢韬一代人的思想演变过程。从青少年时代起,谢韬就是“救国派”,他们加入中共地下党是为了救国,救国是目的,入党是手段。当谢韬人到中年乃至进入晚年,当他经过反复的实践和深刻的反思,认识到过去信奉的那些乌托邦理论是误国、祸国的理论,他就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它们。许多谢韬的同辈人指出:谢韬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为他们从青年时代就投身其中的政党指出了一条自我更新的生路,而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祖国的长治久安和不断进步。谢韬在他那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抛弃旧理论,提倡新学说,是为了一生孜孜以求的——“救中国”。
    空方代表 发表于 纪念谢韬 | 评论(0) | 引用(0)


    朱毅

    神的寂灭,人的永恒——

    今天——2010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京北回龙观铁玫瑰园,一对缀满白花的花篮,被敬奉在终于落成的铜铸圣女林昭、张志新双雕左右;双雕正中,花骨朵组成的黄色十字架上,也燃烧着一簇簇百合:这一切,都被神祭日特有的阴翳衬托得格外圣洁,格外晶莹,格外灼目灼心。

    青铜精铸的林昭、张志新双雕开光典礼,就此开始。

    四个月前——五四九十周年行将过去的5月2日,作为精神中国对五四百年最杰出的女儿经典的纪念之一,作为张志新纪念35年来最凝重的形式,严正学、朱春柳夫妇刻圣女林昭、张志新双雕,曾以纯白玻璃钢胸像的形态,在这铁玫瑰园举行过隆重的揭幕仪式。

    此刻,丽日金秋的铁玫瑰园,缀满猕猴桃与红石榴的青藤碧叶之下,不仅青铜浇铸的林昭、张志新胸像与钢雕底座更浑然一体,而且林雕底座的血衣,张雕的断琴及其不断的琴弦,乃至张志新母亲为女儿空冢的题诗,也全都换置安装成了青铜浇铸的了。比之玻璃钢的,这浑厚的青铜双雕岂仅更加肃穆,更加庄严,更加凝重,更加经典,而且真可谓名副其实的“永恒”了——

    永恒的悲悯,永恒的执着,永恒的尊严,永恒的人格:中华圣女永恒的孤独、决绝、呐喊与凝望!

    最该九九神祭今日,向渎神者的永恒致敬,为大悲悯的永恒追缅。

    十一时九分九秒:

    雕刻家客厅中的追思会暂停;所有与会者又都肃立圣女双雕前;唯有中国一九五七年学——五一九学奠基者、白发苍苍的钱理群教授独立在铁玫瑰园台阶上,炯目晶莹,洪声庄严:

    “我宣布:林昭张志新青铜双雕开光!

    ——由甘粹先生,王书瑶先生为林昭铜雕开光!

    ——由张志勤女士、杜光先生为张志新铜雕开光!”

    即使肃立者尽人皆知:甘粹先生就是林昭曾经的恋人,张志勤就是张志新的二妹,他们中大多数却未必知道杜光教授就是林林彤彤父亲(曾真)的北大同学,更未必知道:那个五一九追梦群与卫道士们短兵相接的5.22之夜,林昭为张元勋等新五四前驱辩护犹酣,一个急于声援与亮相“愣头青”却早已跃身其后了——那正是今日“开光”之王书瑶先生!

    黑丝绒飘然而落,诗人阿尔庄严朗诵起张元勋先生《写给林昭、张志新铜雕立雕日》。这是两节散文诗。那从岁月与心魂深处——从《广场》血涛与泪海中奔涌出来的至爱与至痛,正是双雕前肃敬着的每一个人几乎每一个九月九日的思念、愤恨与祭祈啊:

    “致林昭、张志新——

    你和祖国母亲的土地一样,留下了被蹂躏民族的羞耻!谁能把它掩盖得不让历史遗其臭?

    正是为了这个混沌的民族,你的鲜血流着正义的光荣,也书写了一代暴虐的罪恶!

    中国伟大的女性啊,令手握权杖的独裁者,令民之贼、国之盗丧胆颤栗!

    怀念烈士!大地也在为你潇潇细雨!

    致祖国——

    林昭殉难已四十二年了,张志新就义也35年了,尽管那淋漓的鲜血如今已变得淡红,但依然昭示着:

    “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苟活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怀念林昭、张志新,我们想起了这些!”

    而开光前的追思,则是以宣读西班牙作家黄河清《为林昭、张志新铜雕暂厝北京回龙观铁玫瑰园歌》与林昭挚友倪竞雄女士的九九感言为先导的。

    是啊,铁玫瑰园正雕刻着这样的九月九日:宙斯祭日之招魂与窃火圣女之永恒,遗耻万年的暴虐与永耀史册的大异端、大悲悯,为民族的自由魂而歌与为翘望着前行的祖国而哭,窄窄的玫瑰园甬道、挺拔的君子兰与绿荫掩映中的硕果,逼仄的北国后院与雕刻家对双雕回归北大人大的殷切期待、庄重承诺,苦难与执着中相依相随圣女林昭的人们,张志新相濡以沫的兄弟姐妹们,为人生为时代的经典艺术与艺术家的浴火永生……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正与铁玫瑰园开光着的铜雕群一道,也在雕刻也在开光着一个日子、一段时空——浩劫与圣洁、奇耻与殊荣、荒诞与庄严、追思与求索的经典时空!

    华夏精神史会记住这经典时空:铁玫瑰园九时九分开始的2010年九月九日 !

    精神艺术史也必将这样铭记严正学、朱春柳夫妇,最是他们,协力打造了这一经典时空,岂仅以他们蒙辱带病含辛茹苦呕心沥血的大半年拼搏?!——更以沉淀着他们一生的悲悯、一生的求索、一生的苦难与一生的屈辱的波西米亚大艺术造诣与永远的精益求精!

    肃立着也感念着见证这一经典时空的,除了雕刻家夫妇也是艺术家的女儿严隐鸿,还有张志新的侄女张胜美、外甥女陈小惠,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员姚监复先生,当代音圣王西麟先生,北大新秀夏业良教授,自林雕初审一直关注、支持、维权双雕的作家老鬼、张丽娜夫妇、王荔蕻女士、诗人阿尔与海豚天天,倾力为双雕募集资金、征集意见的刘真女士、俞梅荪先生,郑晓菲女士、黄杰女士等……

    作家张抗抗甚至是从国际机场直趋铁玫瑰园的。

    灵魂群向开光后的圣女双铜雕深深三鞠躬之后,对林昭张志新的追思又继续。

    首先致辞的张志勤女士沉痛追思了姐姐张志新在狱中写的那首《谁之罪》的作词和作曲:“今天来问罪,谁应是领罪的人?我是无罪的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历史会告诉他谁应是领罪的人? ”张志勤据实认定姐姐也是反个人崇拜的前驱:“姐姐对毛泽东在文革和文革以前所犯的一系列的极左路线的错误,所做的完全是尊重事实的分析和批判,以及为刘少奇、彭德怀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一切)也一定会原原本本的公诸于世。”

    与倪竞雄女士一样,作为林昭挚友,甘粹先生在继而发言中着重表达了对林昭铜雕终于面世的深深感谢。谈及继承林昭遗志,朴拓的甘先生一如张志勤女士那样铿锵:“我们的体制一定要改革,我们的体制一定能改革。”

    杜光先生是穿着印有盲人律师陈--诚的文化衫率先来宾发言的,耄耋老人的如此装饰连同他感言中一如揭幕典礼上的针砭、犀利与激情,真是一派高山仰止的精神风景!感言者无不盛赞严正学、朱春柳夫妇排除万难雕刻圣女的担当精神与精湛奉献。作曲家王西麟先生对民族抗日圣歌的黄河交响曲被主流意识形态化、标签化的抨击,王书瑶先生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之乌托邦质疑与透析,姚监复先生对于专制钳制时代精神与社会活力的揭露与感慨,钱理群先生对浩劫中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陆兰秀之“烈女现象”与知识分子犬儒化蜕变心程的的深层追问,夏业良教授直面血史与现实对“人民”的质疑与对自由、宪政、公民社会和普世价值的推崇与疾呼,都是圣女双铜雕开光日追思的亮点。这类价值深层的交流,一直绵延到正午的餐桌上。

    铭记铁玫瑰园亦神亦人的九九时空,但更须铭记的是:

    青铜,作为物质,可以也只能将一具具塑像永恒化,华夏民族整体进入世界文明主流的真正希望在于:林昭——张志新直面时代的价值探索与担当精神,能在一批批、一代代志士仁人的践履、承续与光大中永恒。

    2010/9/9—10于北京
    空方代表 发表于 纪念林昭 | 评论(0) | 引用(0)


    2010年9月11日 21:51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继承和发扬铁骨仁心的崇高品格
    ——在林昭、张志新铜像“开光”仪式上的发言

    作者:杜光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林昭、张志新铜像的“开光”仪式,首先要感谢严正学、朱春柳两位艺术家夫妇,他们在完成林昭、张志新的雕塑后,短短四个月里,排除种种干扰,克服许多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个意义重大的工程,这是很值得庆贺的。

    他们决定把这两个铜像无偿地分别赠送给林昭和张志新的母校——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安放在校园里。在这两所大学同意接受以前,先设置在他们的小花园——“铁玫瑰园”里,供公众瞻仰。

    在她们的铜像回到母校前,先安置在铁玫瑰园里,可以说是意味深长。林昭、张志新生前的精神和铜像所蕴藏的内涵,就像美丽的玫瑰,枝条上长满了刺,而且是铁的,任何人都无法折断它,摧毁它。它象征着这两位女杰的铁骨铮铮的崇高品格。铜像和铁玫瑰园融为一体,成为铁玫瑰园的灵魂。

    林昭和张志新面对专制暴力,不屈不挠,宁折不弯。但另一方面,她们对祖国,对人民,却充满了仁爱之心。林昭在她的血书里呼唤自由,呼唤人性,并且把人性归结为“仁心”,确是她的肺腑之言。

    我不久前为一位朋友在《杜光文存》上题字:“为文当如利剑良药,为人当有铁骨仁心。”林昭、张志新就是铁骨仁心的典范。

    仁心,既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是普世价值。“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据有人统计,在《论语》里,“仁”字出现过109次。《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一书的作者王杰认为:“‘仁’所表现的是一种服务于‘理想人格’的境界”,这是很有见地的。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人类共有的天性,所以,仁心的孕育、培养、发挥,也就具有普世的意义。关于仁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对普世价值的重大贡献。

    仁心表现为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和忠诚。文天祥的《正气歌》里有一个传诵千古的名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里的“丹心”也可以理解为“仁心”。张志新和林昭正是因为对祖国和我们民族的热爱和忠诚,坚持真理,才受到专制暴力的长期摧残,并最终遭到杀害。孔子在《论语。卫灵公》里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张志新和林昭就是这样杀身成仁的仁人志士。

    林昭、张志新在专制暴政的残酷迫害面前铁骨铮铮,对祖国和亿万同胞却柔情似水,深怀眷爱。林昭1966年在监狱里对探望她的张元勋说:“如果有一天允许的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杀掉。”只有大仁大爱的人,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林昭和张志新都是铁骨仁心的楷模,我们为她们建立雕塑和铜像,不仅是为了纪念她们,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她们那种铁骨仁心的高尚品格,为在中国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在维权人士的队伍里,有许多继承、发扬着铁骨仁心的精神和品格的人物,陈光诚就是他们的出色代表。陈 光 诚自幼双目失明,靠自修法律而成为律师。从1996年起,他就为残疾人和乡民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受到人们的爱戴,享誉海内外。2002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以封面故事介绍了他维护残疾人权益和建立乡村法律图书馆的梦想。2003年,临沂市把他评为“十大新闻人物”之一。2005年12月,香港《亚洲周刊》发表文章,赞誉他是“2005年风云人物”。2006年5月,他又被美国《时代周刊》选入“塑造世界的100人”,中国入选者除他外还有温家宝等4人。

    2005年春天,陈 光 诚根据乡民的反映,调查临沂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种种野蛮的违法行为,并在网上公布,引起了国务院计生委的重视,一些有关官员因此受到查处,陈光诚却遭到残酷的报复。他在被软禁7个月后,2006年3月被沂南县公安局拘留,6月以“毁坏公共财物”、“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等罪名,被判处四年又三个月徒刑。今天正好是陈光诚刑满出狱的日子。昨天有一位维权律师送给我一件印有陈 光 诚头像的文化衫,今天我就穿着它参加林昭、张志新的铜像揭幕式,因为他是林昭张志新的铁骨仁心的精神和品格的继承者,同时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同大家一起祝贺他今天重新获得自由。他在专制暴力面前顽强抗争,坚定不屈,对权益受到侵害的弱者,却充满了仁爱关切之情,甘愿为帮助他们讨回公道而备受打压,坐穿牢底。他的品格和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学习。铁玫瑰园的铜像同陈光诚的心是相通的。

    2010年是民间民主运动的潜流汹涌澎湃的一年,也是社会发展充满变数的一年,形势扑朔迷离,令人难以捉摸;遥望前景,凶险与乐观并存。处在这个特殊的情景里,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铁骨仁心的精神,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宪政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和再启蒙运动,在专制暴力面前百折不挠;另一方面,要抱有一片仁爱之心,以宽容、宽厚、宽松的胸怀去待人处事,推动、建立广泛的联合阵线,用争取自由民主的新进展、新成就,回报林昭、张志新为我们所作的牺牲。

    (根据9月9日揭幕式上的即席发言整理,有所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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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网易评论综合    作者:朱学勤  著名学者

    应该把中国革命放在中国近百年社会结构被流民裹胁发生畸形变化的过程,李慎之先生纪念会开了多次,在国内还在澳大利亚海外开过,每次开有新的信息每次有新的突破。我今天想谈这个话题,李慎之的出现,在大陆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环节出现的?李慎之在历史过程当中标志性的意义,不在于他本人怎么样,在于和外部环境标志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最能够和大陆情况做对比的,既是苏东的演变更是台湾的演变,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的演变更切近一点,国共两党1905年废了科举和五四运动两种激进社会变化,思潮变化,最早参加国共两党的社会成员,应该承认这个社会上精英,最好的人,分别参加了国共两党,正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破裂,也能理解这个合作分裂的话内部厮杀起来会多么残酷!

    衬托慎之先生在大陆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中历史地位一个参照系就是国民党内部的雷震,雷政在很多方面和慎之先生又可以比较的地方,甚至连他们的出生地比较近,两家最多想距一百公里,求学过程也很相近,分别走进国共两党,受到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重视,提拔很快,少年得志,非常相象。雷震很快被提拔为法制局的局长,更重要的职务1945年旧政协开会的时候,旧政协的秘书长,1997年我第一次去访问台北的时候,寻访雷震的遗迹,他夫人还在,搬出雷政1945年前后的照片,照片看到雷政和周恩来同时步出政协会议礼堂的一张照片,国共两党精英分子短期合作,厮杀了十年,到1945年旧政协短期相遇的时候,两党精英分子在重庆和政协也好有过短暂的相遇期。后来再次厮杀,厮杀了3年,乾坤胜负,走的时候按比例带走,共产党这边是八个民主党派留下来跟着老共走,国民党带着三个民主党派,几乎比例差不多。

    最后国共两党当初救民存真理想这些精英分子,分别在不同的阵营里感到革命理想与革命手段之间的矛盾,矛盾给他们造成的痛苦,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出走。雷震从50年代初撤离自己的船上萌发救中国走民主化的道路,一下船就办了《自由中国》,办到1960年就出事了,蒋介石判他十年,这十年祸刑不是来自于外部势力打压,来自于早年投靠营垒里面的头目判了他十年。雷震的影响,我后来寻访在台湾自由主义发展过程当中的作用,几乎也相当于慎之先生的作用,到现在台湾的学界会怀念和纪念雷震诞辰等,差异还是有。

    说实话我有一点赞成卫方的看法,虽然卫方有些地方可商榷,总的来说,受骗上当的痛苦感觉慎之超过雷震,我仔细看过雷震全集,雷政没有受了骗上了当的感觉,他只是感觉在顺向发展的过程当中,我和统治者既得利益发生了分歧,没有接受这个信仰和学说是错的,我完全背叛过来,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还是用国民党意识形态当中合法的部分民主、宪政、自由,这是国民党没有放弃的言说,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特务统治。虽然外部冲突的惨烈程度超过慎之先生,慎之毕竟没有获刑十年,两位老先生内心冲突的程度,慎之超过雷震,他没有受骗上当的东西,早年追求的东西和我现在追求的东西没有冲突,这是一个差异。

    国民党后期也有一些内心精神上的反思痛苦程度不及慎之,反过来可以证明,慎之为代表在座的老先生这一代在整个大陆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第二个差异,雷震当年在体制内要到体制外找绵延不觉而且有相当影响的胡适的自由主义结盟,他再三再四请胡适担当杂志的主编,乃至有更进一步的行动请胡适做盟主,他要借助胡适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到60年代,在那边没有断绝过自由主义的言语和合法性,胡适和他确实是一轻一重、一内一外配合,甚至在方面条件和环境艰苦得多,体制外的自由主义的言论处于比他还要弱的状态,他来做破冰之履。

    97年4月我和慎之先生的那次谈话,深有体会,70多岁的老先生,为百年北大做序,为年轻人做梯,雷震借助外部胡适60多年未断的自由主义言说,轻重内外的关系又构成一个反差。

    第三个可以对比的是,台湾出现雷震是1959年到60年,我们出现慎之是89年,或者到九十年代初期中期,正好相差四十年,我现在的感觉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和台湾同出一胎,那边各种方面的进程领先我们节拍,在时间节点上大概就是30—40年,很多方面差3、40年,慎之比雷震晚出的时间单位也能够认证其他方面的时间差,不必太悲观,当然我更反对盲目的乐观。 (本文来源:网易评论综合 作者: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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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3日 21:52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谢泳:关于谢韬先生
    ● 谢泳    

        我不敢说决定谢韬命运的就是这则消息,因为从时间判断,谢韬被隔离审查在前而这则消息在后。但这则消息肯定加剧了谢韬命运的变化,却是毫无疑问的。

        2007年,谢韬先生一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震动。以往人们了解谢韬,多数缘于他在胡风事件中的遭遇,但他在胡风事件中又是如何受到牵连的呢?一般认为主要是谢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和胡风有过直接的交往,特别是胡风在和他的来往信件中曾提到,要他帮助查阅一些关于马列经典方面的史料,这些朋友间的正常往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被认为是建议和参与了胡风“三十万言书”的起草,谢韬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谢韬被隔离审查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曾经力保,但最终还是没有把谢韬从胡风事件中解救出来。

        其实,谢韬的命运,有可能和告密相关,也就是说,谢韬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工作环境中的一些言论和对当时政治的态度,被人通过告密的方式上达了相关部门,而这些信息对谢韬极为不利。当时新华社主编的《内部参考》(1955年第124期第436—437页)曾刊载一则消息: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纷纷斥责和揭露胡风分子谢韬的反党行为

        【北京分社二十八日电】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揭发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以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等都召开座谈会揭发隐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中的胡风集团分子谢韬的反党行为。连日来,校部各系、班、工会部门委员会、党、团支部等各单位都纷纷写信、打电话要求校党委立即开除谢韬的党籍,撤消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和学衔副教授的职务和称号。大家认为谢韬进行反党活动是长期、有计划的,如谢韬在一九四九年匿名叶逸民公开攻击艾思奇,“三反”时乘机攻击领导向党进攻等;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斗争以来,谢韬采取消极怠工态度,同时他还打击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的人,如对教研室同志讲:胡风的文章你们看不懂,还是慢慢来吧!有一个研究生写论文批判胡风,让谢韬提意见,谢韬说:你对胡风懂得多少,也想批判:有的教授写了批判胡风思想的论文也给他故意压起来,因此,整个教研室就一直没有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来信中还要求校方清查谢起的历史,和他在校外讲课时的情况等。但在青年学生中也还有这种反映:认为谢韬是一个“好教师”,年轻有为,怎么会是胡风分子,多可惜啊!(丁宝芳)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当时是报送相关部门领导定期阅读的一份内部机密刊物,多数内容是由新华社记者汇总当地内部机关文件和动态以及记者独自了解的情况。关于谢韬的这则材料,是由当时新华驻北京的记者丁宝芳撰写的,从维熙在他的回忆录《走向混饨》中曾提到过丁宝芳,说丁宝芳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

        我们从上面这则消息中可以推断,当《人民日报》公布胡风和朋友的往来信件后,中国人民大学有人立即就注意到了其中提到的谢韬,然后就以告密的方式给相关部门写信反映谢韬的情况。丁宝芳的这则消息,很显然是根据一封告密的信件撰写的,虽然把信的内容作了技术处理,但在行文中还是留下了这样的痕迹,请注意这个叙述:“来信中还要求校方清查谢韬的历史,和他在校外讲课时的情况等。”

        我不敢说决定谢韬命运的就是这则消息,因为从时间判断,谢韬被隔离审查在前而这则消息在后,但这则消息肯定加剧了谢韬命运的变化,却是毫无疑问的。吴玉章当时在中国领导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声望,但他都不能保护谢韬,可见相关部门还是相信了告密信中对谢韬的判断,这个逻辑并不复杂。当时的领导人一般是不怀疑《内部参考》刊发消息的真实性的,那些消息在很多领导人看来就是党的文件。

        历史已经过去,追究具体个人在当时历史环境下要承担的道德责任,并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但研究历史的真相永远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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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3日 15:04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一场被遗忘的多党制试验
    作者:杨光  



    中国曾经有过一段风风火火、热热闹闹的多党制试验。我指的是1911年底至1913年底大约两年时间的政党政治。

    那时候,党禁初开,皇权新亡。“旧者已去,新者未得”(严复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时间,会、社如过江之鲫,党、团如春草怒生。三五个人就可以发宣言、招党徒,有的名人一人而兼九个党籍,有的小党全党凑不足一打党员,诸如此类,均属正常。于是乎,吵吵闹闹,喧喧嚷嚷;小党谋合,大党欲分;内引外联,合纵连横;林林总总,生生灭灭。那真是一个立党无门槛、参政无忌惮的年代。

    自古以来,没有豪门家世的普通中国人若要加入政治圈,只有两条途径:一条,乱世凭武力,此路险峻;二条,治世靠科举,此路狭窄。忽然间,一条全新的坦途、一条透明的捷径,展现在了国人的面前:这就是政党政治之路——以政党通声息、聚势力、拉人气,做议政参政的据点,当进仕入阁的桥梁。

    从1911年底至1913年底,新成立的政治性公开党、会、社、团,有案可查者多达682个。这毫不奇怪,是很自然很正常的政治变化。统一党、统一共和党、社会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公民党、大中党、工党、自由党等一干政党迫不及待应运而生(今日大洋彼岸有些华人在争“中国民主党”的招牌,殊不知此物有来头,乃是百年古物。民初老民主党主要由曾经发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宪友会旧人组成,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为头面人物,该党与梁启超过从甚密并隐奉梁先生为领袖,以梁氏《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为政纲。其实,大约除了“保守党”、“共产党”、“绿党”之外,其他当今常见的政党名目均已在民国初年被前辈们“抢注”过一遍了,可千万不要低估我们前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据当时的报纸描述,在北京,陌生人之间打招呼,往往问完“贵姓”之后还要问“贵党”,可见,自由组党、自由入党脱党换党已经不仅是民国公民的权利,更是当年的政治与社会风尚。

    今人也许会羡慕民国的前辈有如此散漫如此放纵的结社自由空间。不过,我们得知道,那并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常态,只是从封闭社会猛然跨入自由社会的一种不成熟、不稳定的脆弱的过渡状态。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中共一党专制宣告终结,我们还将会遇到政党如林、候选人成群的类似局面。那一点也不奇怪,除非将来的执政者(或执政党)比当今的共产党还霸道还厉害。但愿我们和我们的后人能比百年前的先辈多有长进。



    帝制的崩解、民国的成立,使人们熟透了的旧的政治运作方式变得不合时宜。请注意,绝不仅仅是旧官僚、旧机构变得不合时宜,即便是因革命胜利而一时风光无限、前程似锦的革命党,其组织结构、组织功能与行为方式也同样变得不合时宜。或者毋宁说,革命党比之旧官僚、旧立宪派,反而显得更加不合时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一个以宪政民主(而非打天下坐江山、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新国家、新政体、新政府而言,革命的胜利几乎立刻使得革命党人陷入了窘境:大总统的位子不得不给了袁世凯,国家大权无从掌握在革命派手中,这已经够憋闷了,但也就罢了,更不幸的是,若宪政民主一旦建成,将从此使革命党暴力破坏之独特长处再无用武之地。暗杀与暴动已经不能公开鼓吹、大举实行了。(但革命党人仍在悄悄地实行,比如,孙中山陈其美一派为了争权夺利竟然刺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亲自执行此一暗杀任务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党国元首蒋介石先生。另,章太炎、黎元洪、梁启超、袁世凯等民国政坛要人也均曾遭受过或收到过革命党人的暗杀威胁。)对革命胜利之后的新政局,好像只有两类人最不适应,一类是某些清室成员,另一类是某些革命党人,他们正是与这场革命休戚相关之人。某些革命党人显然没有预料到胜利来得如此突然,因此思想准备严重不足,对于宪政民国,倒要比旧官僚、旧士绅们更加心神不安,更加不知所措。革命就要收场了,革命者却没有得到他们内心孜孜以求的东西,而他们所熟悉的那一套却再也排不上大用场了,他们能答应吗?

    应该说,革命党的一部分大佬有所不适、有所反弹,也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尤其是那些与会党、黑帮有血肉联系的革命党人,如陈其美,如应桂馨之流(应桂馨即是刺杀宋教仁的直接买凶人,此人是陈其美深交密友,亦是孙中山信任之人,难怪有人说宋案是革命党杀革命党),这些人除了花天酒地、吃喝嫖赌之外,已找不到革命胜利之后自己未来的政治位置:宋教仁及其国民党可以去国会、去内阁、去参政议政,只会捣乱无能参政的这些人又要去做什么呢?诚然,他们不无痛楚地感受到,胜利后的失落更要远远大于胜利前的期盼,一个宪政民主的新国家并没有给予他们所渴望的荣华富贵大红大紫,反而剥夺了他们行使暴力、与官府为敌的革命权利,他们从此将变得多余,他们所热衷的那一套非正常政治从此也将变得可憎可怖。

    事实上,同盟会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发生了严重的分化。章太炎公然宣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言下之意是:若革命党不肯自行解散,便证明其标榜天下为公是假,立党营私才是真。宋教仁提出“改组”论,主张与喜好意气用事的激进派革命分子相切割,“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宋并大胆付诸实施,将同盟会与其他四个政团合并改组为公开合法的新型政党——国民党。孙中山一派严厉批判了章太炎的军起党消论,也十分反感宋教仁的改组论(多年以后胡汉民甚至称宋教仁是革命党第一罪魁)。孙派认为,革命胜利之后不仅要保存同盟会的名号与人马,更要保存革命团体的破坏性能力和革命者之间的秘密组织方式。无奈宋派因时合势、顺应大局,在党内超过孙派占居多数,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甚至也被同盟会改选为由汪精卫出任(但汪精卫拘泥于旧式伦理固辞不受)。种种难堪际遇,逼使孙氏“功成身退”。“政党迷”、“议会迷”宋先生似乎差一点就要成功了。

    倾力投身于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先生告诫我们说,“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度者,则莫如政党政治”;“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奋斗”;政党应以公开合法的手段相互竞争、“相摩相荡”,而不宜搞人身攻击,更不得互害互杀;政党“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党处于监督地位”。宋教仁认为,民主宪政非政党政治不可,政党之于议会,应有正当之主张,不事喧嚣而为适当之监督;政党之于选举,则应光明正大,“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以宋教仁之金玉良言、之真知灼见,比之孙中山的训政高论、毛泽东的专政猛论,孰适于自由民权?孰利于民主宪政?岂非一目了然。惜乎好人薄命,宋先生英年不测。宪政未成身先死,长使我辈泪满襟!



    第一次全国性选举的举行、第一届正式国会的召集、第一部正式宪法的拟定,为民初政党政治开辟了深邃且广阔的活动空间。藉此民主宪政鸣锣开张之良机,我国的多党政治几乎瞬间进入高潮。原本像是一出喜剧、正剧,高潮之后却变成了悲剧、闹剧。

    政党政治一度是为民国挑大梁的角色。回首当年往事,我们甚至不能不承认,虽然那个年头里有四大天王(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星光奕奕,有北洋军阀枪多势众,有帝制余孽、乱世奸贼们蠢蠢欲动,但是,民国头两年里骤然异军突起、真正大放异彩的,可称之为头号政治主角并让四大天王也侧目而视心有忌惮的,则非政党莫属。与轰轰烈烈的政党们相比,那些与共和国体、与宪政政体颇不适应的新老政治势力——那些不可一世的革命伟人、铁腕强人们,那些趾高气扬的军人头目们,那些指望着趁火打劫的帮会大佬们,那些对新政体不明所以、若有所失的精英贤达、儒门士绅们,倒通通有些相形见绌。这些个宪政不适者们,他们对政党政治既不习惯,对政党大出风头也很不服气,正如他们虽然口头上大喊共和、大唱民权,其实对共和并不理解,对民权极不接受。他们心有不甘,情有不愿,很不希望政党“乱局”继续发展下去。那个时候,“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尚未传入中国,“礼乐征伐自政党出”、“挟政党以令诸侯”的党国主义,“领导党”“专政党”等极权主义政党制度更是闻所未闻,若是早就有了这一套混帐东西,民国初年的宪政不适者们倒是大可不必对“政党”退避三舍的。

    民初政党政治的主要设计者、主持者是宋教仁和梁启超。此二人也正是民初两大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的真正领袖(名义领袖分别是孙中山、黎元洪)。宋教仁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属革命党中稳健派的首领。梁启超是老资格的改良立宪领袖,属改良党中务实派的核心。此二人皆有才识,有理想,有名望,也有美德良操,二人均对袁世凯持批评性、建设性的合作态度,在袁世凯的政府班底里面其实也都颇受器重。此二人的见解、倾向与性格,有如美国首届联邦政府华盛顿总统左右之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然而,袁世凯不是华盛顿,中国也毕竟不是美国。在我们这个国家,由散漫的多党制进化到稳定的两党制要艰难曲折得多,非有大仁大智大谋大勇,断然难以一次建功。在中国,政治上能够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不是才识与理想,也不是名望和德行,而是势力、武力、蛮力,兼阴谋与毒计。

    民初政治博弈的结果是,玩阳的敌不过弄阴的,信宪政的敌不过爱独裁的。那场政党政治实验来得快,去得也快。虎头蛇尾,昙花一现。随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身死(此案被官修史学一口咬定是袁世凯主谋,其实并无真凭实据,应公平而论。若论幕后嫌疑,陈其美与孙中山也有),大人物们撕破了脸皮兵戎相见,共和政体立刻丧魂落魄,中华民国顿时摇摇欲坠。被“二次革命”所激怒的强人袁世凯迁怒于国民党和国会,独裁者一声令下,多党制跟着也就偃旗息鼓,无疾而终了。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政党政治没有了,国会也就没有了,中华民国也就名存实亡了。宋教仁之死,实乃民国之丧。

    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不仅短命,更糟糕的是,其实也招人非议,声名狼藉。有人认为,当年乱糟糟、闹哄哄的多党竞争正是此间、此后各种政治与社会乱象的主要祸因。以至于事过境迁之后,曾经主持了那场多党制试验的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竟也以立党为忌讳,视党争为畏途,宁愿高高挂出“不党主义”,而以羞羞答答的“研究会”、“研究系”之名目回避堂堂正正的政党政治。若说民初政党乱象是一种自然的政治变化,其后的“不党主义”则是一种扭曲的政治变态。不用说,在时人眼中,多党制已经被污名化,因其无功有过,纯属“折腾”,不值得发扬光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负面看法已经定型了。直至今日,也还有些蠢人坚持说,多党竞争不适合中国国情。

    总而言之,那场不期而至的民国多党制实验不仅来去匆匆,而且败得很窝囊,死得很难看。是故,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历史家,大家都不大重视那一段政党政治史。到了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中国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多党制——虽然那不过是尚未结构、尚未成型的不成熟的多党制。难道说,曾经失败了的制度就不值得后人的尊重?难道说,多党制真的不适合中国国情?——我想,我们倒是得说,历史和“人民”,有时候都是些势利眼。

    揆诸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政治史,很多大事(尤其是大坏事、大祸事)都曾经不厌其烦反复发生。比如,帝制搞过两次(伪满州国还不算),一次不如一次;军阀战争大的搞过五六次,小的搞了无数次,有如同版复制;冠以“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或某“阶级”之名的革命战争、政治运动,是一波接一波,一串连一串,长达大半个世纪,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却是有除旧而无布新。最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也无非是建成了两个专制党国,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还是悲剧,且是更大更惨的悲剧。但是,多党制、政党政治却只搞过有那么一次,只搞过那么两年。此后,民国期间也还有过两次多党制卷土重来的机会。一次是袁世凯去世、国会复活,另一次是抗战胜利、“八个民主党派”诞生。可惜,人也罢,党也罢,思想也罢,制度也罢,大都一代不比一代,一茬不如一茬。那两次机会也就白白浪费掉了。到了1949年之后,“有组织、有预谋”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政治罪行(其严重程度大抵相当于明清朝之“谋逆”),敢组党者必入牢狱,虽然所谓“宪法”里也大言不惭地写着结社自由的条款,但政党政治却从此在我中华大地落花流水、销声匿迹。1949迄今,可悲的中华民国的后人们——除了台湾同胞之外——竟再未遇到政党政治死灰复燃的机会。以民国初年比红朝当今,真是一言难尽。

    20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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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9月1日 11:0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陈丹青: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
    作者: 陈丹青    

    原题:《新周刊》访谈:赳赳民国 (试发表)

      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

      陈: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

      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婌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

      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

      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1953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祖国万岁》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边住,

      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我们想像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文革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

      陈: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十九岁,1949年五十六岁。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仇寇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毛周临死惦记对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级老朋友啊。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共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共军是到抢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国二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四十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个红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八十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

      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朱德是忠厚的军阀气,周恩来是辅佐的宰相气,李大钊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陈独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气概一点不输,犹有过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声有色:康生那张明末东厂脸,许世友简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搁在古代,这些脸谱可就进了三国水浒,说书唱戏作演义了。

      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文革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茬……

      文革后,民国“范儿”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国老人都还活着呢。

      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1979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

      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可是老牌共产党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务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呐,放不开。前时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二十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你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凯,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档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49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57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们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在的七零后八零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1979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

      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朔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1915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事,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1949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49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冥钱钟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全是民国人设计的(部分是洋人设计)。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49年后,尤其是79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

      听说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给我们讲讲,看图说话一下。

      陈: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属站在那里,穿着呢大衣,边上站着鲁迅要好的浙江老同乡许寿裳,一副忠厚相,介于旧时乡村读书人和到外面做事后的现代草莽气。我小时候家里的浙江亲戚就是那模样,他俩是因为德国日本留过学,自有一种沉稳豁达,不可言传。

      另一幅照片是美国记者1949年拍的上海苏州河边棚户人家的中年妇女——上海没有比住河边棚户更底层的人了,小学里有钱孩子骂人,就说他家是棚户区——可你瞧那女子,干干净净,头发用水油蓖过,梳得一丝不苟,很好看的发髻,双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窝的盘扣,给太阳照得眯眼,面容饱满好看,甚至有点富泰,一点不贱、不自卑。现在瞧见农民工和城管队动辄殴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时候邻居穷人家规矩,平时出来头发梳梳好,衣服整齐,干净见人。真的,那位棚户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庆龄,虽不合格,也比《建国大业》里的国母更对。不是演员不好,是没见过民国妇人的起坐言谈,即便装扮都到位,还是没感觉。我记得直到文革前,随便哪个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样,小职员之类,头发中间分条头路,像周立波那样梳得精光。文革开始人斗人,全疯了,那才叫斯文扫地,不顾颜面——从此中国人的模样,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

      民国时代的商人、教授、文员、流氓、工农、女性,甚至儿童……各有范儿,山东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国风最鲜明,四十到六十年代进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文革到八十年代,民国气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国类型。我听美国学者说,文化人类学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范围各区域调查,以百年为跨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气质,据说中国人的脸百年变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后难以辨认衔接。可惜我无法找到这珍贵的资料。

      再说风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贵的旧版相册,一是英国人法国人二十年代前后拍摄的北国与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时的中国虽已内战频仍,然而只看景观,真是富饶宁静的古国,和今之欧洲没有两样,即便贫瘠落后之地,屋舍俨然,仟陌纵横,穷归穷,然而干净、自为,没有败坏,处处编织在中国自己的美学图画中。

      另一组影像是日本战时出版的系列战争摄影,记录日军攻占各省市的军事景观,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见了当年中国各大省区和都市,各地风格迥异,锦绣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观全然不同。然而这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气短,不说也罢。

      如何看待民国留下的遗产?我想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

      陈:共产党就是一份庞大的民国遗产。你能想象我党会在晚清,或者1949年后这才光荣诞生,发展壮大吗?

      人们总感叹,看那些民国老照片,觉得民国人活得比现在人挺拔、时髦、有教养、有威仪——哪些东西是我们丧失掉的?

      陈:民国人什么罪都受过,战争、逃难、饥荒、沦陷、破产、亏空…上海老辈说起,顶屈辱是过外白渡桥要给镇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战逃难中亲眼见过被轰炸后狼籍道旁的尸体……可是民国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城乡户口、待遇级别、粮票油票、五类分子……更没有经历过上级下级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街坊邻居之间,甚至家人与爱人之间的检举揭发,彼此防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之类,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国人,也不知道做人还有检讨、认罪、批斗、下放等等等等花样。我父亲回忆,说是1950年潘汉年给全市职员做报告,长达七个钟头,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干过什么,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也做同样的报告,也是一讲七个钟头,要所有民国书生从实招来——这一套,民国人哪里领教过?那时人老实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团之类,据实写出,签了名,交上去,以为可以效命新中国了,哪晓得从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牵连亲友,祸延子孙……

      那报告做了没几年,潘汉年同志自己也给铐起来,关进大牢了。

      简单说,民国人没有大规模被侮辱与彼此侮辱、被监管与彼此监管的集体经验。你看抗战时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师生教授们,一路千辛万苦,稍稍安定了,长衫西装箱子里取出来,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严,有气象,一点看不出怨恨愁惨。你从史料看,他们之间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种难堪,但没有长期被侮辱被贬损,因此戒惧而扭曲的集体心理。

      《老照片》里许多坦然自若的男子女子,不过是当年乡镇打工仔,同样的角色搁在今天,面目卑贱萎缩。民国虽说还没消灭阶级,士农工商的关系绝对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有次我去天津参加什么企业发放助学金给中学生的典礼,台上领导轮番发言,肉麻夸张,好像都是活菩萨。只有位老教授说话平实,说他抗战时家里穷,全靠民间资助才读完中学,你想,沦陷时期还有资本家设立慈善机构,不事声张,很朴实:小孩子拿份成绩单,说说家里怎样穷,不必填表申请,不必感谢党,每学期自去领钱就是。

      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大师辈出、精英涌现,如何看待民国的杰出人物?我简短列一个单子,想听听你对他们的言说,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赛金花、梁启超、张伯驹等。

      陈:我家弄堂里有位白面书生,兰布中山装,相貌清正,玉树临风,开口说话清清楚楚,终日和一帮野兽般的小混蛋周旋着,是静安区一所民办小学的老师,我上学时天天看见他。数年前他读到我的哪本书——真是不好意思——写了几句评语,别人转告我,才知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孙子,因为出身不好,六十年代给塞在弄堂的民办小学里,可他一年到头像个君子,好有教养。八九十年代他被起用了,是上海政协的咨议员吧。前几年我去拜访他,得到他写的书。

      我至今记得他斯斯文文站在弄堂口,又正派又礼貌,对一位调皮透顶冲出队伍的小男孩说:“听见吗?!回来!你给我回来好不好?”那小子理都不理他。

      民国人对人对己,有礼貌,有规矩。文革批斗老年人,再怎样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来,论到说话了,清清楚楚,凛然有自尊——他们不知道怎样说假话,说软话,他们还没学会共和国的语言。包括被批斗的延安时期老党员,摁下去了,一顿暴打,好不容易给扯着头发抬起身,也不过是说:唉呀!小同志,你们不懂历史啊!

      于是劈头盖脑接着打。

      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蔡元培、陈寅恪、梁淑冥……我并没有合适的资格和语言评说他们。这类动物绝种了。我们的时代固然还有许多聪明有才之人,但所谓“人物”不是指聪明和才学。单说才学,也无奈。譬如张爱玲,不提小说,她的古文和英文,会把《海上花》全部理过,还用英文写影评、写小说《雷峰塔》和《易经》。这不过是她的小动作,及今也没哪位中国作家弄得来:她上过北大复旦中文系吗?她交过哪篇论文?

      现在昏天黑地闹什么英文考试,想得到吗,方志敏这样的大烈士,你以为就会谋反吗?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会学校,十九岁前后就用英文写小说,发表在地方刊物上:当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国人书写的英文小说!中共元老张闻天,还翻译过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杨,整人无数,可他参与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圆润谨严,今天的译本哪里比得,他也没上过什么外语学院,更不是教授博导,年纪轻轻就在上海滩支使党羽,逼攻鲁迅了。现在你拎个学生会小党棍出来让他动手翻译翻译?!

      梅兰芳也实在没办法:如今哪个中国大牌演员出访美国,出访俄罗斯,也弄不出他那时的动静。从影像资料看,他与洋人交接不过是微微笑着,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他的优越是因民国初起,古中国文艺第一次亮出国门,世界瞧着新奇,而他也果然金贵,艺术与生活,宛然一体。见过他北京四合院老照片吗,如今哪位身价千万的角儿有那样的家。

      赛金花,不知如何置评。这类女子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自然,改革开放后嫁给洋人的女子多得很,挑头几位都有一本经:星星画展女画家李爽1978年前后和法国人相好,愣给关监狱两年,惊动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讲了,兼有一帮法国书生举牌抗议,这边才放人运到巴黎去—-无论事因,古中国与异族间的交际与通婚,源远流长,李爽这种事告诉赛金花德瓦西,人家根本不知怎么反应啊。

      我们谈民国,只能谈著名人物,太多平民故事被淹没了,无从谈起。去年读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1949》,许多动人的小故事。内战起来,中原数千名中学生由老师带着,浩浩荡荡往南逃,每宿一地,就在檐下廊外就地上课。实在太苦太险,中途不少孩子失踪了,离开了,其中有位湖北女孩临别送一册《古文观止》给她相熟的男同学。此后这一册书居然成了逃难学生唯一的中文教科书,一路用到缅甸的法军集中营,用到台湾。可惊可敬啊:那位男同学五十年后回到湖北,找到书主,完璧归赵,俩老头老太捧着破书,拍了一张照。

      他们算民国精英吗。一本《古文观止》,也不是为了研究国学。

      几座有民国气息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台北。您作何评价?

      陈:都拆了,评价什么?上海是因为要留着产业,上交利润,兼以上海殖民化形制相对透彻完整,所以没大动——1992年以后不客气了,开始动手,面目全非——1949年后给糟蹋给冷落的好城市,就是说,民国年间已经相当规模实现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城市,是天津、武汉、南京。现在老区老街老建筑,留是留着一些,局部可看,谈不上民国气息了。你读杨宪益那代人的回忆,大约可以想见吧。我有幸认识杨宪益的妹妹,看过老太太家过去的照片,多好的一座城。

      台北也没有民国气了,倒不因为这边,实在那是一座日据时代的早期现代城市,和英美法德人下过心血的上海天津,原不能比,国民政府过去后老想着反攻大陆,没怎么建设。真的弄起来,是九十年代后了,但你进入台北的人家,可看耐看的空间,可就多了。台北和民国人记忆中的民国,难比较。白先勇小说中的那些太太们初到台北,想煞南京与上海。

      说到民国的可爱之处,您会怎么说?

      陈: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胡兰成的说法比较可喜而平实,他说:民国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气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国老照片,虽是黑白的,陈旧的,沧桑岁月,可是细看进去,一本正经的天真淳朴。抗战时期知识妇女们笑嘻嘻扛着大刀,天真得可笑可怜,不过是拍张照。你看阮玲玉周旋那份嗲,那份柔弱,也属憨态可掬,哭着哭着,又笑起来。民国男女的婚恋聚散,也是一绝,动不动登报发启示。跑去延安的不少青年,动因是为逃婚,你看延安时期黑白记录片,一帮女青年排队拉手团团转,跳舞唱歌,也是质朴未凿,一派天真,又像发嗲又发狠,那是天津南京女子大学带过去的西洋集体舞……要不是后来知道延安整风整死人,要不是许多延安男女后来成了右派,发放东北西北,死得不明不白,那延安十三年真是天下最纯真的生活、最浪漫的地方,西方左派看了吃不消,感动死了。这种纯真浪漫,只在民国,迄今往后,中国再也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了。

      对于民国时期的文艺,您的整体判断是什么?

      陈:民国虽有检查机关,但没有中宣部、文化部、广电部、文联、画院、美协、舞协、音协、剧协……他们管制媒体的方式,譬如雇些打手砸你的书店出版社,真是小儿科,也属天真幼稚型。他来砸,说明你和他是分开的,现在用的着砸吗?张道藩,徐悲鸿的留法同学,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党主管文艺工作的大官,略微相当于中宣部长吧,他晚岁追求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写情诗,其中有句:“我身上一块块肉割下来,每一块写着我爱你!”肉麻吗?是的,所以这等官员怎能是共产党的对手。

      前面说了,民国文艺多是民间生发的——我母亲唱过几句《总理遗嘱》给我听,那种志气的表达,好谦虚,像是哪位乡村教师业余写出来——其中左翼的,或者说,偏左的文艺(即相当于今日“体制外”文艺),是最精彩的部分。它与1949以后的文艺有关系,但又没关系,这是大话题,也得另说。

      是否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认知系统,除了科技和物质在进步之外,其它方面一直在“退步”?这就涉指到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

      陈:我不愿说是退步。今天大陆做成的种种事,至少,论硬件,是民国一代想做的事情。国民政府不剿共、不抗战,也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百年中国的一切折腾,都是为强国。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果然怀念民国——大概因为中国总算比较地强了,阔气了,忽然发现人的状况不妙了,时代的滋味不妙了,回头看看,居然乱世民国还有那么多妙事,那么多奇人,所以怀念吧?我不知道。顾念前朝,是历代中国的士夫情结,如今的怀念民国,性质又似不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期“民国范儿”专题呢?

      政治问题归政治问题,我愿有保留地肯定今天的中国。若说民国的一切都比今天好,那是荒谬的。那时的中国还是前现代国家,像样的公路没几条。民国政治的幼稚和败笔,不知有多少:国民政府曾经明令废除中医;吴佩孚时代,议会居然集体讨论拆毁故宫,将紫禁城辟为政府机关,所幸吴大帅电令制止,违者“格杀勿论”;49年后,拆毁故宫的设想并未搁置,拖到六十年代不实行,只因国家太穷,又闹文革,顾不上,不然天安门以北全是办公楼了。所以我们时代的种种人祸,论前因,部分缘自民国时期泛滥无忌的文化激进主义。

      民国离乱的一代,渴望富强。问题是途径与代价。现在是谈论代价的时候吗?我们还在付代价,还不知要付多大的代价、付什么代价呢。

      现在颇多民国研究,如南京大学有《民国研究》杂志,北师大修订了《民国史料丛刊》等,民间对民国研究的热情更高。对于民国研究热,您的意见是什么。

      陈:我感激民国研究学者。去年读杨奎松先生写的书,平实有据,非常好,我读到历史的理性。那是政治研究,不算文化研究,看你怎么读。在一切民国史料的缝隙里,我随处窥见那个时代的气息和质感。

      不慕今人慕古人。如果说真有“民国范儿”这样一种生活礼仪或生活方式,“范儿”针对“失范”而言,我们现在的“失范”又是什么?

      陈:别说“民国范儿”,连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种种“范儿”,也都遗失干净了。不是吗?如今但凡可观而存有价值的类型,几乎都“失范”了:我们真失得起啊。你想想,七八十年后的中国人会不会无限向往地说:啊!“改革开放范儿”太迷人了!真有意思啊——你举得出哪一群当今人物,日后亮得出去,留得长久,居然成为后人怀想追慕的“范儿”吗?

      从民国里来,到民国里去。那些出生于民国的人,也都是民国的遗老遗少了,但却回不到民国里去。您怎么看待他们。

      陈:木心先生曾经笑说这一层,警句:“遗老不够老,遗少不够遗!”如今哪有民国的遗老遗少啊:你去瞧瞧国共两党的儿孙辈。

      不过我倒不以为“回到民国”是一种价值。三十年来,中国被有限释放的活力即便从未以民国为指归,但是民间各种自发的个人行为个人价值,正在各层面破茧而出,呈现奇怪而惊人的姿态,成为社会潜流,有如方兴未艾的网络。无数青苗:八零后、九零后,虽说还在念政治考试的经,但他(她)们和民国年间的孩子们理应等同,朝向未知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不愿苛责年轻人?清末民初的孩子也曾被世人讥为“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一代送走一代,今天,中国到底不是清末民初烽火离乱的中国,也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国了。

      我有时瞧见簇新的青年一脸无辜站那里,即便空白如纸,总算不见党气戾气了。你知道吗,最近看江苏台为男女生牵线搭桥的电视专栏《非诚勿扰》,我非常感动。不为男女情,而是看见了坦然率真的新青年,农民工组合尤其可爱。每位男女公开说出自己的好恶,言语得体,态度自然,虽有位党校女官安插着(烫头发、抹口红,颇有几分性感),但是节目的气象实在是真实的,人性的,如胡兰成所说,有一股对人世的相信——民国的可爱,不就是这真切与相信吗?

      最近的历史又是最远的历史,因为历史越近越难看得真切、辨得清楚。说了这么多民国的话题,可我却疑心它是否真的那么美好。

      陈:有一位早期去延安,后来走掉的中共史家,名叫司马璐。他的自传详细描述出离延安后的四十年代中晚期,期间他去了重庆、南京、上海,又办报纸,又组党。他说,他不知道在中国还有比那个阶段更自由的感觉。当然,这家伙是个叛徒,是反动派,虽然文革后的北京党史专家据说经常越过海外向他请教当年的人物与故实。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指叫嚷自由、追寻自由的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人莫不公然宣称民主和自由。如今我们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许叫——九十年代末李慎之先生冒险破这自由的题,人劝他慎重一点,他大声说:“由我来先说吧,我是党员!”李先生是勇敢的,问题是,他本来是自由的: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为了自由而加入共产党;过了整整五十年,因为“我是党员”,他才能重提当初共产党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终于明白,不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由就是自由。这一层,他不如五十年前的司马璐,尤不如有言在先的储安平。储安平1948年就说:在国民党那里,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今后可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民国的种种恶——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横征暴敛、弱肉强食、丧尽天良——倒是进步神速,以至发扬光大:不是吗,论恶,论恶的丰富性、离奇感、创造性,我们绝对有资格看不起民国人。

      是的。中国是以这艰难的进步警告中国:中国的进步何其艰难,何以艰难——民国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好问题。我非常希望你是对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属错谬:为了免于沮丧,人乐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为了免于虚妄,人会质疑传说中的前朝。遗忘民国吧,它早已被唾弃了。不过,你所说的“美好”,或不美好,是指什么呢?

      2010年7月28日写在北京
    空方代表 发表于 世纪回眸 | 评论(0) | 引用(0)


    2010年8月31日 21:02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周为筠:台湾人怎样看五四运动
    2010年08月20日  人民网

    1969年5月4日,已罹患癌症晚期的殷海光,挣扎着从病床上爬了起来。破天荒地在家中燃放了一长串爆竹,作为对五四运动50周年这个重要日子的纪念。

    劈里啪啦的鞭炮声打破了现实的沉寂,烟雾在身边回环萦绕,时日不多的他仿佛拨开迷雾,又看到了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其实,殷海光并没能赶上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但生于1919年的他却和先一代陷在岛上的蛟龙人物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把五四精神播散到荒芜已久的小岛,让这个久未泛绿的化外之地沐浴到五四精神的圣光。

    台湾自甲午战败割给日本,殖民者妄图消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一面挥舞屠刀,肆意杀戮;一面挟持大和文化,强行同化。

    就在大陆爆发五四运动前夕,岛内曾兴起一场政治改良性质的“六三法”撤废运动。所谓“六三法”是指在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的翌年,日本以“法律第63号”发布“关于施行于台湾之法律”。自此日本对台湾实行了独裁的总督统治。

    当五四运动以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崭新的姿态震撼世人,无疑为正在寻求出路的台湾作出了清晰而具体的回答。其时为撤废“六三法”而苦苦奔忙的台湾青年蔡惠如,闻讯后前来大陆,接触到科学、民主的新思潮,接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思想开始发生裂变,便满怀赤子之心地奔赴新文化运动战场。

    不久,蔡惠如等人便放弃“六三法”撤废运动,另行发起了“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即要求设置一个由台湾居民选出议员组成的议会。此举在1921年受挫后,岛内成立了图谋台湾文化启蒙与发展的“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族意识觉醒和文化重建开始。到1928年,就学于上海大学的台湾青年甚至成立了台湾共产党。

    至此,台湾的政治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如滔滔江河不可阻挡,已发展成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而台湾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亦随之兴起和发展起来。号称岛内唯一言论的《台湾民报》,不时介绍转刊胡适、鲁迅等人作品。新文学在台湾由此流播,到上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尤以鲁迅作品为最。这时郁达夫则借机亲访台湾,成为与台湾亲密接触的新文学作家,轰动了台湾知识界。

    在台湾真正高举新文学旗帜,要推作家张我军。他在《台湾民报》上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新文学运动意义》等一系列评论文章,将五四新文学思潮直接注入,开启了台湾新文学的时代。他具体从白话文入手,与黄呈聪、黄朝琴等陆续发表有关白话文的论著。

    五四运动对于日据时代台湾的启发,从思想观念到政治运动实践,从白话文推广到新文学阅读与模仿,从语言革新到新精神的锻造,各个方面都对寻求民族解放的台湾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的另一种命运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光复后的台湾重回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较为复杂。早期孙中山曾因政治原因,对五四运动给予支持,但是由于他深受章太炎、刘师培等国故派革命民族主义者影响,所以坚信维护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存之本。孙中山对待五四运动态度犹疑不决,直接影响到继任蒋介石。

    较之孙中山,蒋介石则更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试图切断爱国的五四政治运动与最初推动五四运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间联系。蒋介石将五四的意义缩小为学生的爱国示威,主要赞同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对于全盘西化和激烈反传统则不敢苟同。

    自1949年以后两岸暌违,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亦愈发背道而驰。在大陆,五四运动被宣扬成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成为激进主义的思想宝库。在台湾,五四被戴上了赤色的帽子,逐渐成为一种政治的禁忌。

    大陆强力宣传五四,使得中共成了发动五四的功臣,这让国民党不是滋味。蒋介石决定争夺五四的诠释权,发动五四主导权论战。当年的学生领袖罗家伦承命向大陆地区广播,说明五四运动是爱国青年自动自发,是新文化运动与爱国行动的合流,与两年后才正式成立的中共无关。台湾还将5月4日定成“文艺节”,以示纪念。

    然而,这只不过是政治的需要,蒋介石对五四运动的怀疑并没改变,而且将之渗透到官方政策,在1966年亲手发动了颇具保守意味的“文化复兴运动”。而当时大陆正发动轰轰烈烈的“文革”,深受五四影响的毛泽东将五四中激进的一面发挥到极致。

    蒋介石如此评价五四运动自有深远的政治和文化理由,避免了五四的激进主义的冲击,对台湾洗尽殖民色彩和恢复传统文化亦功莫大焉。但对五四精神在台湾的传播确是一场顽固的阻遏。

    五四蛟龙陷孤岛

    由于缅怀五四有导致反传统的危险,五四虽是一个可以被提及的历史符号,但岛内却禁止大规模地谈论和宣扬。与五四一起诡异的是像鲁迅等一批赤色作家,阅读他们几乎与政治恐怖相连。然而,五四的萤火在黑暗中仍旧闪烁不止,因为毕竟有五四时期的蛟龙人物在。50周年这个重要日子的纪念。

    五四在台湾的启蒙首推傅斯年,这位当年学生游行总指挥赴台之后出任台大校长。他把台大办成心目中的北大,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当时台大学生反对当局腐败的学潮时有发生,傅斯年虽对学生中的共党分子不宽容,但对当局肆意逮捕学生亦极为不满,这位当年扛大旗的五四领袖向警备司令部彭孟缉喊出:“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台大逐渐成了台湾的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最难能可贵的是成为延续五四精神的堡垒。来台仅一年就逝世的傅斯年在台湾影响力极大,在知识分子精神失落的时代,他就像青年们的一座灯塔。

    作为五四另一位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则毅然站出来和当局辩论,表现出了一个五四战士的使命感。罗家伦于1950年发表《五四的真精神》一文,试图说明五四不仅仅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他通过回忆五四运动,来告诫国民党不要走向“反动”。在1955年五四那天,他还承命向大陆广播澄清。

    要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则非学术界领袖胡适莫属。胡适始终怀念着那个激情与梦想交织的时代,他虽不赞同五四的学生运动,但梦想新文化启蒙能让老大中国得以再生。在1949年逃亡美国的船上,胡适仍忙碌着筹办《自由中国》杂志,让五四的民主与科学两项核心价值能够在台湾扎根。

    这份杂志在胡适这个精神领袖号召下,以殷海光为主笔,雷震为实际工作负责,展开新的一轮思想启蒙运动,逐渐打破岛内思想的沉闷和政治的禁忌。当时青年无不追看《自由中国》,借以看清楚现实。

    1957年《自由中国》发表纪念五四的社论,结果当期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当局认为当下首要目标是“光复大陆”,而《自由中国》则表明继承五四精神的决心,要求恢复五四自由论争的气氛,这成为双方彻底反目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局对《自由中国》一次次的警告、打压,这份杂志非但没偃旗息鼓还愈战愈勇。终于当局撕破脸皮,1960年彻底查封《自由中国》,把雷震投进监狱。

    然而,五四精神一旦复兴就不会泯灭。在这一草木皆兵的时刻,傲骨嶙峋的殷海光仍公开为雷震鸣冤,对国民党极权政治进行批驳。殷海光作为台湾最负盛名的政论家,在《自由中国》时期因勇气和雄文而名扬天下。他认为五四的民主、科学启蒙并没有完成,在经历了天崩地坼的政治动荡后,最急切的是要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使得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殷海光也确实自命为五四后期人物,他以“五四之子”自称,来宣誓自己是跟着五四的脚步迈进。

    殷海光在大学校园里,流露出青年导师的风格。自被傅斯年聘为台大讲师以来,一直与一班青年纵谈国事,成为他们的思想舵手。他把启蒙价值带到课堂上,教会学生怎么去独立思考。台大一些年轻讲师、助教和学生们,如陈鼓应、李敖、林毓生、张灏等,逐渐以殷海光为精神领袖,以演讲与发表文章的方式,继续科学方法、民主启蒙精神,批判当局和时政。他们在校园里推动着民主、自由与科学精神,并引介当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种种思潮。当时被拿来与五四相媲美,甚至称之为“新五四运动”。

    不过五四运动面对的主要敌体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这次“新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虽是反传统,但重心已从文化转向政治,敌体已调整为极权。反对极权必定受到来自极权的打压,随着《自由中国》被封门,殷门弟子们一个个被开除公职,殷海光自己也受迫害而陷入困顿之中。

    让殷海光蜷缩在一潭死水里是难以想象的,要他在肃杀环境中噤若寒蝉也是不可能的。不自由,毋宁死。在五四50周年那年,殷海光在贫病中撒手长逝。


    野火烧不尽的精神

    野火烧不尽的五四精神,很快被“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继承。接过五四火把的殷门弟子纷纷麾集旗下,《文星》成为他们新的发声之地。这份杂志代表着上世纪60年代台湾青年冲破传统、向思想权威挑战,几乎成为五四运动在台湾重新演练的场地。

    李敖他们不断提倡现代化与民主自由,开展“中西文化论战”批判传统文化。《文星》后来干脆把批判的矛头掉转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公开批判当局压制言论。当局认定《文星》和李敖已对其统治构成威胁,于是在1965年处以停刊。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大学杂志》诞生了,在政治高压之下又重新提出复兴五四精神的要求。蒋经国之于《大学杂志》,颇有当年《自由中国》创刊时蒋介石的角色意义。这份杂志朝着书生论政方向进行改组,陈鼓应等青年呼吁政治革新,时时撩拨着当局的脆弱神经。

    这段时期的台湾社会激荡着热情与理想,发生的钓鱼岛主权事件就是典型。钓鱼岛诸岛隶属于中国,1970年美国与日本签署归还冲绳协定,竟不顾事实“决定交还日本”。当时台湾留美学生在爱国保土的旗帜下,纷纷抗议美日勾结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他们向官方机构递交抗议书,喊出了“外保国土,内除国贼”,与五四运动的口号如出一辙。

    这场“保钓”运动迅速传遍台湾,在岛内形成一场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台湾处于戒严状态,禁止学生运动尤其是示威。“保钓”运动自然引来一连串政治干预,这更激起了学生们的义愤,矛头开始指向当局的独裁统治,变为要求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

    1972年3月台北校际学生组织读书会遭拘捕,台大学生郭誉孚挥刀自刎,写血书以示抗议。此事立即激起海外舆论纷起。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发表声明,抗议美、日无耻行径。

    “保钓”运动宛如另一次新五四运动,因为其口号正是半个世纪前五四运动的口号;而且两者所反抗的强权都是日本。这场运动激发了台湾青年政治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打破了校园和学界的沉寂,并形成了关心国是、讨论国是的热潮。

    1972年5月,美国仍宣布如期将钓鱼岛交予日本,轰烈一时的“保钓”运动陷入低谷。而这次学生运动带来的思想启蒙,到70年代末发酵成熟,终于酿成一场文化论战。

    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宛如一场新五四新文学运动。所不同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旧文学,而乡土文学一方坚决抵制外国文化艺术思想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主张文学向民族立场回归;另一方则重视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艺术思想,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态度。

    跟着五四的脚步

    五四的火种在台湾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熄灭过,并且逐渐有着燎原之势,各个阶段都不断出现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政治文化运动。而五四精神最敏感的地方无疑是民主,1977年中坜事件、1978年美丽岛问政运动,台湾民主化从小而大竟铺天盖地而来。

    蒋经国在接二连三的状似惊涛骇浪的政治事件中,始终有进有退地采取适合事宜的政策。这可能跟蒋经国的身世与经历有关。蒋经国年轻时也深受五四运动影响,在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时,他与其他爱国青年一样参加示威,事后被学校开除学籍。不久,又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被关押两周。后来在五四以来革命思潮影响下,竟迫切去红色苏联留学。

    蒋经国对待台湾一轮高过一轮的民主运动,从开始的强压到默认,最后开放党禁和报禁,到1987年不得不宣布解严。

    进入90年代后,五四在台湾已经家喻户晓。朝野人士每年在五四这天,都要以各种方式谈民主,思考大选后的台湾民主发展。而马英九似乎更有着浓重的五四情结,他多年来每到五四都要发文发言以示纪念。他曾在2004年质疑陈水扁政府以“民主”的名义无限地扩张权力,号召台湾文化学术界成立“民主行动联盟”,要推动“新五四运动”。2006年台湾举办“五四名人书札”展览,马英九还参观了胡适、鲁迅、毛泽东、罗家伦、傅斯年等手迹。今年五四迎来90周年之际,台湾定是迎来一场大庆。

    历次五四精神在台湾的传播,让当年的历史情形和心境重演一遍,有若为台湾新生代所办的一场中国近代史的补课。我们再回眸那段壮丽的精神日出时,并非只是某种为了忘却的纪念。五四点燃了民主与科学之火,擂起了思想解放的战鼓,直到今天的台湾,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并为之继续跋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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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制宪方法:抗争性或妥协性

      政治妥协是制宪成功的关键。在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上,妥协更是贯穿整个会议的始终,是宪法最后制定成功的决定因素。从会议一开始,制宪代表们在联邦与州的权力划分、总统选举方式、议员代表比例、奴隶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是让人钦佩的是,经过艰苦的谈判,他们又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众多历史性的妥协。为解决大小州在联邦国会中代表权问题争议的康涅狄格妥协案,被后人尊称为“大妥协”。关于众议院席位分配的妥协,即所谓“五分之三条款”,更是一项妥协的力作。它是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妥协。如果没有“五分之三条款”的妥协,其他后来的妥协是不可想象的。①有学者在谈论美国宪法的成功经验时中肯地指出:“妥协而果的宪法本身也成为一种妥协的机制。利益的多元化迫使美国社会中的各利益集团之间、部分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所有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之间始终就各自利益的定义和定位进行着一种多层次的、多方位的和连续不停的谈判。”②

      但是民国国会从讨论制宪模式开始,就不愿意与其它政治集团分享制宪权。在制宪过程中,更没有兴趣听取袁世凯政府关于制宪的意见。国民党人徐镜心是制宪议员中坚持抗争立场的典型。徐强烈地反对袁介入制定宪法活动,甚至对任何有关批评制宪活动的言论,也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在对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做出回应,强调:“蔑视宪法起草委员会,即为蔑视国会。蔑视国民与国会,即为蔑视国家,即为共和之蟊贼,即为国民之罪人。”③1913年8月,当政府组织的研究宪法委员会将制定的宪法草案大纲24条提交制宪会议时,声明以供参考,却遭到国民党议员猛烈抨击,命令政府代表退席,双方在制宪会议的冲突益趋表面化。④在袁世凯提出增修临时约法的咨文后,国会的答复是强硬的,认为宪法即将议定,约法没有增修的必要。当袁重申总统法律公布权时,国会的立场依旧,以宪法草案尚未完成,没有开议的机会为由,拒绝答复。政府方面赴会陈述宪法意见的委员也遭到拒绝。制宪会议的多数议员在“二次革命”后政治形势相当严峻时,也不愿意冷静地思考妥协的必要性,即使只是暂时的实质性妥协。⑤

      在当时的制宪环境中,妥协的空间并不是没有。1922年有学者认为1913年制宪运动“其主要内容,本为议会政治与总统政治之争论,在宪政原则上,亦甚重要,原有公平考究决定之可能性。”①而从袁世凯当时的政治要求来看,双方在权力分配上协商的空间是相当大的。当在讨论制宪模式时,袁与地方都督提议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包括国会代表,而且同意宪法最后仍由国会批准。在政府体制设计方面,袁要求的是通常内阁制度中元首拥有的总理同意权与解散议会权,反对的是完全剥夺总统权力的“超议会制”。袁曾对杨度说:“假如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制,我也可以做革命党,你也可以做革命党。”②在此前提下,袁甚至对内阁制度也表示让步,只要能够保证总统的实权。此时袁世凯认为如果能够通过制宪方式改变现行的政体制度,达到加强总统权力的目的,他可以做出一定的让步。而与袁关系密切的制宪委员王庚、陆宗舆、曹汝霖等人,在宪法会议中也不曾反对内阁制度。毕竟对于袁来说,和平的制宪手段是在1913年实现个人政治目标的一种捷径。1913年制宪环境的相对稳定,即使在二次革命发生时,制宪会议也没有停顿下来,正是宪法草案完成之前袁温和的政治选择的结果。

      此外,在实际政治中,“行动者特征的归属并非固定不变的属于某一特定团体,而是视其在转型不同阶段与时机的行动加以归属,也就是说,某一阶段的改革派,可能是另一阶段的强硬派,现阶段的温和派,也可能是下阶段的激进派。”③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发展表明,袁世凯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政治人物,而不是特定的强硬派或改革派。袁习惯于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包括妥协等一切政治手段,灵活的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辛亥革命爆发后,“当革命势力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他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就作策略上的退却。”④

      四、策略互动的选择:对抗或协商

      策略互动论者一般将政府中实力派区分为强硬派与改革派,反对阵营分为激进派与温和派。各派的政治差异是明显的。强硬派“有些是企图维护既得利益的机会主义者,恐惧转型将会以出卖他们作代价;有些则怀有高度使命感,认为其有责任消灭所有体制‘病原’与‘失序’。在转型过程中,强硬派所可能采取的最极端行动就是政变与谋反。”而改革派则是“可能在某方面也会支持采取镇压的手段,但相对于强硬派而言已意识到必须以民主的手段来获取正当性,因而倾向开放若干限制”。与此同时,“属于反对阵营的激进派可能因坚持某种道德性的政治诉求,而在行动上斗志旺盛并拒绝妥协”。“至于温和派的主要意图在于参与,因而他们多半愿意在被保证参与的前提下接受妥协,此参与特别是指有权参与界定民主规范与程序的过程”①

      民国初年制宪过程中的政治行动者主要是国会制宪会议与袁世凯的北洋派。国会方面的激进派与温和派不能完全以国民、进步两党为划分标准,如一般认为国民党属于激进派,进步党属于温和派。而应该以制宪议员实际的宪政选择,以及与北洋派在制宪问题上互动关系为界定标准。一般来说,赞成国会权力至上,拒绝与北洋派协商与妥协的议员属于激进派。而支持国会与总统分权制衡,愿意与北洋派协商与合作的属于温和派。制宪会议关于“超议会制”的宪政选择的结局表明,在制宪议员中,激进派占有绝对优势,一直掌握着制宪的主导权。他们虽然分属不同党派,但是“于宪法主张上遇事协商,毫无冲突”。②

      温和派议员中一些是参加政府研究宪法委员会的制宪议员,以及部分进步党、公民党议员。因在制宪会议只占少数,“在委员会中遂无主张之余地矣”。颇具影响力的议员仅有汪荣宝一人。所以当事人吴宗慈认为即使民国二年宪法会议召开,“进步党对于拥护自己之主张亦几无冲锋陷阵之人。”③这样制宪会议被激进派所控制,在整体上表现出激进立场。北洋派方面并没有改革派与强硬派之分,即使是后来的强硬派袁世凯,制宪时期对民主政治基本上是持一种怀疑与实用态度,表现出机会主义者的政治立场。

      对抗或协商是策略互动论的两个基本类型。在政治转型研究学者看来,协商策略互动的出现可能性取决于三个因素:“首先,改革派与温和派能否协商建立一个同时扩大其社会支持基础的制度机制;其次,改革派能否获得强硬派的同意,或是促使强硬派中立化;再其次,反对阵营的温和派能否掌握激进派的集体行动。”当执政当局内的改革派与强硬派结盟,同时反对阵营的温和派与激进派结盟,则会出现全面对抗的态势;而执政当局温和派愿意采取协商的立场,而反对阵营内部亦充分结盟,则可能形成不具保证的民主体制。①在民国初年制宪过程中,北洋派与温和派议员之间虽然存在协商式策略互动,但是由于温和派议员不是制宪会议多数派,这种理论上最好的策略互动并不具有实际政治效果。所以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北洋派与制宪会议激进派之间的策略互动。

      从可供选择的策略空间来说,北洋派选择的策略可以简单地分为“协商”与“不协商”,制宪会议选择的策略可分为“妥协”与“抗争”。这样在北洋派与制宪会议的博弈格局中,理论上可以存在四种策略组合模式。A北洋派与制宪会议协商—妥协策略组合;B北洋派与制宪会议协商—抗争策略组合;C北洋派与制宪会议不协商—妥协策略组合;D北洋派与制宪会议不协商—抗争策略组合。除第一种策略组合模式属于协商式互动类型外,其余三种策略组合均为对抗式互动类型。

      表三:北洋派与制宪会议博弈模型图示

    制宪会议(激进派)
      妥协 抗争
      协商 A B
      1,0 0,1
      北洋派(机会主义者)
      C D
      不协商 1,-1 0,-1
      制宪会议(激进派)
      妥协 抗争
      协商 A B
      1,0 0,1
      北洋派(机会主义者)
      C D
      不协商 1,-1 0,-1

      激进派控制的制宪会议主导性策略选择必然是抗争。在制宪会议的激进派看来,当北洋派做出协商姿态时,最理想的结局是政府方面不断做出让步,而己方则可以一直坚持不妥协立场。他们并不喜欢协商互动的A模式,“因为那毕竟是“与虎谋皮”,是还没有获得全胜就鸣锣收兵的败笔。”即使北洋派放弃协商立场,可能致使双方陷入全面冲突的糟糕结局,制宪会议也不会妥协。因为在那样的情形下,他们采用C模式则表明前功尽弃,既得利益的丧失。①

      与制宪会议不同的是,北洋派持一种灵活的实用主义立场。他们当然最喜欢C模式,不必作出协商让步,就能得到制宪会议的妥协,实现自己的权力目标。但是这一模式如果没有实现的可能,能以协商的方式争取权力目标的实现,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不过,在协商策略无效后,北洋派转向强硬的不协商立场也是顺理成章。因此,在四种策略组合中,B、D模式最有可能出现。

      事实也是如此。在实际的制宪进程中,A、C模式根本没有出现,北洋派与制宪会议之间全面对抗的D模式,则是出现在宪法草案完成之后。在制宪目标、模式、方法等策略互动方面,实际上出现的正是B(协商—抗争)策略组合模式,即北洋派对国会制宪会议采取协商策略,制宪会议对北洋派采取抗争策略。这一策略互动模式在宪法起草阶段表现得更加明显。

      制宪会议开会之前的6月10日,袁世凯命令法制局拟宪法刍言,并派员到两院协商编纂宪法中的重要条款问题。6月中旬,袁屡次召集国务员会议讨论:政府预拟之宪法草案,两院如不承认应如何办法?将来两院规定之宪法,如过于严苛应如何办法?政府应如何与两院疏通意见?并询问宪法颁布日期。7月初,袁令国务院会议顾问厅,条拟筹备选举说明书一件。国务总理段祺瑞认为与宪法有密切的关系,决定函请宪法讨论会到院开特别会议一次,并将说明书函送两院。7月20日,袁将政府草拟的宪法大纲移交制宪会议。内容主权要有:废除省制、改定行政区域、设置副总统、大总统对于国务员之权限、大总统及国务员的惩戒法等。8月10日前,总统府会议将接到各处的宪法意见书80余件,一律检齐,移交参议院。②

      在10月初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袁世凯开始加紧干涉国会制宪。10月16日向国会提出《增修临时约法案》。袁的理由是自己已经是正式大总统,但是职权仍然依照临时约法中临时大总统的规定,似乎不妥。在这个增修案中,袁的要求主要有五条:一是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不必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一是总统任免国务员、外交大使,以及一切文武职员,不必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一是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约,不必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一是总统享有紧急命令权;一是总统享有财政紧急处分权。袁此时提出的增修临时约法主张,基本上属于法国半总统制中总统权力范围,并没有超越分权与制衡原则。

      10月4日《大总统选举法》是由国会宪法会议自行公布,国会此举显然是违宪行为。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法律公布权是由总统行使。袁以此为借口,在10月18日即咨文宪法会议,重申宪法公布权,认为临时约法赋予总统公布法律的权力,“则民国议会无论系议决法律事件,抑系制定宪法事件,皆应以临时约法所暨国会组织法所定程序为准,实无丝毫疑义。”袁的目的主要是提醒国会,总统在宪法问题上亦有权力,“民国议会对于民国宪法案,只有起草及议定权,实无所谓公布权。”①

      在宪法草案进入紧锣密鼓的二读会阶段,连续二次干预制宪活动均遭失败的袁世凯非常焦急。10月24日,袁派施愚、饶孟任、黎渊、方枢等8位政府委员赴宪法起草委员会,声称有大总统委任,来会陈述意见。袁在咨文中表示临时约法效力等同于宪法,依照约法规定,总统有提议增修约法之权。并且袁也以威胁的口吻谈到:“大总统既为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之国家元首,于关系国家治乱兴亡之大法,若不能有一定之意思表示,使议法者得所折衷,则由国家根本大法所发生之危险,势必酝酿于无形,甚或补救之无术。”②

      此外,袁还策划温和派议员组织小党派,以分化激进派势力。在袁的授意与支持下,制宪议员王庚、朱兆莘、夏同和等纷纷组织小党派,这些小团体“无政纲,无奋斗目标,不但对国民党起了一定的分散作用,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进步党分子。”③不过,这些拥袁的温和派议员是少数,影响并不大。在宪法草案完成之际,袁又委托政界名流私下与制宪议员沟通,寻求政治妥协。在宣武门内的中华饭店,梁启超、周自齐、朱启钤等人受袁之托,连日宴请制宪议员,“疏通意思,冀于草案有所改正也”。但是议员们不为所动,声称草案既经二读会通过,就没有修改的余地。在连日不得要领后,袁请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从事疏通,并向制宪会议出示总统致各省军民长官令条陈宪法意见书电稿,示意说如果疏通失效,就立即发出电稿。但是多数议员还是坚持已见。①因此,袁的所有积极介入国会制宪活动的协商努力都没有成功。

      国会制宪会议中多数激进派议员的不妥协立场,以及《天坛宪法草案》“超议会制”政体制度的完成,最终粉碎了袁的政治企图。在一切合法手段用尽,对制宪经历了一个期望、失望到绝望的过程之后,袁的不满终于在8委员被拒事件发生后达到高潮。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都督及民政长,愤怒地指责宪法草案内容的不良。至此,北洋派单向的协商策略完全失败,对抗式的策略互动开始出现,原先在制宪活动中被动的北洋派一方的决定作用开始凸显。11月4日袁第二次发出指责宪法草案的电文,称“该起草委员等于开二读三读会时,不惟不与修正改良,反较初次草案,变本加厉。”②袁又唆使各地亲信出面反抗,为解散国会制造舆论上的准备。

      过去人们对袁的干宪活动多是持道德上的批评态度,但是事实表明,1913年制宪活动的结局是国会制宪会议与北洋政治集团一次策略互动的失败。袁在使用非法手段破坏制宪之前,已经尽其可能采用了一切合法的协商手段影响制宪进程。但是在激进派议员主导制宪会议的态势下,袁的政治企图惨遭失败。最后随着《天坛宪法草案》的完成,袁终于认识到温和的协商政治策略是无法达到个人政治目的,这样威权专制与后来的君主立宪主义,就取代宪政民主政治,成为袁政治策略中的新宠,民国初年的民主制宪进程因此而黯然中断。

      注释:

      ① Collier & Norden 看法,转引自倪应元《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29-30页。
      ② O’Donnel & Schmitter看法, 转引自倪应元《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第30页。
      ③ 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第79页。
      ① 林学衡:《庸言报主权所在说驳议》,《国民》第1卷第2号。
      ② 《哭宋遯初先生且诏吾党》,《民立报》1913年3月28日。
      ③ 潘大逵:《中国宪法史纲要》,上海法学编译社,民国22年,第35页。
      ④ 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6页。
      ⑤ “冯国璋督直时函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转引自张学继《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⑥ 《袁项城之宪法谈》,《宪法新闻》第2期。
      ⑦ 《各政党对于宪法最近之主张》,《宪法新闻》第1期。
      ⑧ 袁伟时:《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12月号。
      ① 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遗留库存仅有3万元,北京临时政府只是这一数字的一倍。一年半之后,进步党人熊希龄就任国务总理时,财政状况更加恶化。“除海关税实收可稽外,余皆性质不明,或各地方收本自减少,或虽不减少而不能听国家之指拨。”中央政府只能以借外债度日。《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东方杂志》第10卷第10号。
      ② Robert L.Jarman,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1960, Volume 1 :1911-1921, Wilts : archive editions limited, 2001, p.99.
      ③ 詹姆斯·M·伯恩斯等:《美国式民主》,谭君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④ 徐宗勉、张亦工:《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
      ① Alfred H. Kelly, Winfred A. Harbison, and Herman Belz,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1, pp.73-74
    .   ②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83页。
      ① 《程都督商榷宪法草案之通电》,《申报》1912年12月27日。
      ② The China Year Book, 1914, p. 540. 转引自张玉法《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
      ③ “张镇芳存电”,转引自张学继《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④ 张学继:《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
      ⑤ 《京城飞絮录》,《民立报》1913年3月1日。
      ⑥ 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下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67页。
      ⑦ 寿朋:《咄!咄!!咄!!!民国之钦定宪法》,《国民杂志》第1号。
      ⑧ 《誓自拥护制宪权》,《中华民报》1913年4月23日。
      ⑨ 心鼓:《国会职权泛论》,《国会丛报》第1期。
      ① 张玉法:《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
      ② 这与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制宪代表的动机相似,法国制宪会议的许多代表之所以不愿意给予国王否决权,主要原因也是利益考虑,他们太害怕失去立法权,不愿意与国王分享立法权。参见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第173页。
      ③ 有贺长雄:《论宪法草案之误点》,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第211页。
      ④ Andrea Bonime-Blanc, 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making,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pp. 13.
      ⑤ 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① 同上,第102页。   ② 同上,前言,第7页。
      ③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二分册,第329页,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20辑。袁世凯曾经抱怨说:“政府与政党永远无协商的机关,恐怕不是好事”。参见《远生遗著》(卷二)第144页。
      ④ 李守孔编《民初之国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4年,第120页。
      ⑤ 制宪期间,国会同意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往往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一种妥协。其实这种做法是正常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也是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   ① 陈启修:《我理想中之中国国宪及省宪》,《东方杂志》第19卷21号。在1913年12月国民党被解散,制宪工作停顿后,包括部分制宪议员在内的国会议员组织了“宪法期成会”,此时他们才表示妥协的意思,依照法国内阁制度规定,提出同意废除国务总理同意权,总统经参议院同意就可以解散众议院等主张,但是为时已晚。《宪法期成会动态》,《专电》,《申报》1913年12月7日。   ② 转引自邱钱牧《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   ③ 倪应元:《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第31页。   ④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51页。   ① 倪应元:《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第31页。   ② 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第三章,上海大东书局,民国13年,第39页。1913年10月民宪党成立之后,激进派制宪议员更是占有绝对优势。当时制宪会议中民宪党人约有20人,共和党7人,国民党7人,反袁的在30人以上,而当时在京制宪议员总数不过40多人。   ③ 同上,第39页。台湾学者张玉法认为宪法草案的完成是国民党与进步党合作的结果,双方立场一致的看法是不准确的,与当事人吴宗慈的描述不符合。   ① Przeworski 看法, 转引自倪应元《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第318页。   ① 本节博弈模型建立与分析,主要得益于何高潮先生研究成果的启发。参见何高潮《理性选择方法与中国政治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六期》,1995年)第106-113页。   ② 王葆真:《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页。   ① 《大总统咨宪法会议咨询前咨所称饬登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是否应依照约法公布施行之规定办理及将来制定宪法案应否依照国会组织法条文以起草议决为限等情请查照从速答复文》,《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3日。   ② 《大总统咨宪法会议特饬国务院派遣委员施愚等前往代达对于民国宪法意见,嗣后每逢开议希先期知照以便随时出席陈述请查照文》,《政府公报》,1913年10月23日。   ③ 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5-46页。   ① 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第40页。   ② 袁世凯:《对于宪法第二次通告》,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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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严泉

      1913年下半年,民国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历时三个半月,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然而宪法草案的完成却不幸成为民国初年民主化挫败的开始。与过去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对民主化制约作用的论断不同的是,本文重视政治过程中行动者的选择作用,通过借助策略互动理论的分析框架,阐述民初制宪活动主体—国会制宪会议与北洋政治集团—在制宪目标、模式、方法上的一系列策略选择以及互动关系。本文的最后结论认为,1913年制宪活动的结局是国会制宪会议与北洋政治集团一次策略互动的失败。

      在民主化的转型阶段,制定宪法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起始,一部民主主义宪法的制定成功,常常标志着民主之门的正式开启。制宪活动在处于民主转型阶段的民国初年同样引人瞩目。1913年下半年,民国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宪会议)历时三个半月,完成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一般称为《天坛宪法草案》)的制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宪法草案的完成,不但没有成为中国实施民主宪政的起步,反而宣告了国会遭受袁世凯政府非法解散的厄运的来临。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早期共和政治试验在中国的挫败?长期以来人们通过对国会政治失败结局的描述,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通常的解释是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扼杀了新生的民主政治,并要为此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进一步的分析一般偏重于宏观结构层面,突出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对民主化的制约作用。但是近年来国外学界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研究表明,比较现代化、政治文化、市民社会理论等宏观结构分析方法,已经不能够充分解释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民主政治的事实。而这些新兴民主国家正如民国初年的中国,从宏观视角来看,或是市场经济不发达,或是市民社会成长不足、民主政治文化尚不成熟。

      所以本文期望通过借鉴新兴的政治社会学研究方法,特别是策略互动理论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加深对政治过程中人的选择作用的理解,从微观行动层面重新阐释中国早期民主化失败的经验教训。一般来说,策略互动论包括几个基本的分析要素:“首先,策略互动相当强调个别行动者的‘抉择’(choice),行动者有自主性的辨识与决断能力,不受经济、文化或制度等任何外在结构的制约,选择的本身固然可能受到脉络(context)的影响,但最终结果还是基于行动者自主性的决策所致。其次,为了达成某些选定的目标,任何行动者都拥有若干对行为后果估算的策略,这些策略可能透过完整的设计规划完成,亦可能仅是一组选项中孤立的决定。每一种策略都包括目标取向的抉择,而政体转型即是不同政治行动者策略抉择的互动过程。最后,由于任何抉择与策略,都无法预先测知后果,因而策略互动论相当强调结果的不确定性,此不确定性在政体转型研究上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大多数的时候是意旨行动者在无法测知其他行动者策略下的抉择。”①在策略互动论看来,民主化是朝野政治行动者协商互动下的制度安排。

      策略互动论关注的就是具体的政治过程,分析的焦点是过程中的政治行动者。“政体转型的政治过程不是受制于总体静态结构的困果关系,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一个威权政体一旦展开转型,或许会转型到民主体制,但也可能转型到另一个威权政体。换言之,一个政体崩溃的任何充分与必要条件,都不是保证另一个政体出现的充分与必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无数机遇、意外与矛盾,而居其间的‘政治行动者’,往往能影响此一不确定过程的最终结果。”②政治行动者不同的策略组合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民国初年制宪活动主体―国会制宪会议与北洋派―在制宪目标、模式、方法上的一系列策略选择以及互动关系,对最后的制宪结果与民主转型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制宪目标:单一性或双重性

      制宪目标是当时各政治派别在制宪问题上最初的分歧。国民党人主张民权主义,“主权在国民,乃共和国体最重要之原理,不妨特为规定,使国民晓然于共和之所以为共和,全在此点。”③同时强调民权能否发展,国力能否强固,以及政治良善与否,“胥视此为转移。”①在政体选择上,国民党坚决反对总统制,希望通过削弱总统与政府的行政权力,扩大代表民权的国会立法权力。所以制宪“要以极端伸张民权,防专制之复兴,制总统之叛逆为第一要义。”②在第一届国会中国民党人占优势的情况下,国会的制宪目标与国民党是基本一致的,“此宪法之目的,在束缚行政权,使为国会之役使,将一切威权给诸国会。使其为立法独尊。”③其实是要建立一种立法权力至上的“超议会制”政体。   北洋派与一些拥袁的地方都督均主张国权主义,目的在于扩大总统权力,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实现国家富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云南都督蔡锷的意见。蔡认为根据民国的现状,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不能统一内政,而内政不统一,“即国防外交必因之废弛失败。”所以“民国宪法应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国权巩固,国力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④蔡锷的国权主义也是袁世凯等北洋派的制宪目的。冯国璋称蔡的主张“实为民国救亡关键”,要求政府组织的研究宪法委员会以蔡电为编纂宪法的依据。⑤

      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当时虽然主张国权主义,希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渡过政治社会危机。但是袁在维护自己政治利益的同时,对民权主义主张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与让步。为了换取朝野政治势力对自己的支持,曾公开表示只要宪法对于总统权力“无牵制过甚之弊”,那么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他“均无所容心于其间”。⑥袁要求的自由任命国务总理权与不受限制解散国会权,正好是符合英国式内阁制度相关规定。政府方面的研究宪法委员会也一致认为:“总统制不合中国国情”,“赞成内阁制”。⑦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制宪开始时袁与国会其实是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而且“袁世凯蓄意实行总统制,也没有逸出民主共和的范围。”⑧

      在政治制度转型时期的民国初年,蒙藏独立、财政窘迫、社会动荡、行政混乱等严重的内忧外患,一直困扰着新生的民国临时政府。特别是财政极端困难已经到了使中央政府难以维持的地步。①就连外人也承认1912年即将结束时的民国仍然是步履艰难。②这种内忧外患的境况与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时期的社会状况颇为相似。“战争的结束使促成各州联合的紧迫感减退了,而各州之间的冲突频频发生。各州内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经济争执日趋紧张。外国的威胁也存在。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包围着这个新国家;它内部四分五裂,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于是新国家成了一个诱人的争夺目标。”③

      因此,1913年的制宪目标原本应该与当年美国制宪会议召开的目的一致,都是需要创建强有力的共和制中央政府,因应严峻的政治经济危机,维持转型时期社会的稳定与团结,在实践中确保宪政民主体制能够顽强地存在下去,最终实现宪法条文规定的自由民主政治目标。制宪目标必须兼具民权主义与国权主义的双重性,而不是纸上谈兵,仅仅在理论上为未来中国设计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度。从当时的政治实际出发,建设强有力的政府与共和民主制度并不矛盾。宪政制度选择的目标应该是既防止任何威权主义政治的抬头,同时又要避免立法权独大的权力失衡体制的出现,如国会强力主导下的“超议会制”的推行。

      检视当时的政治现实,国会与国民党人的制宪目标不切实际,从一开始就严重偏离这一制宪目的。极端的民权主义目标即使实现,最终也只能与《临时约法》设计的有缺陷的内阁制度一样,造成政治冲突不断,政局动荡不安,无法使新生的共和国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也不能确保民主化进程的持续稳定发展。当然“国权与民权的争论,不是纯粹的制度运作问题,而是实际上权力斗争问题。”④国会与国民党表面上是倡导民权主义,实际上是希望借助未来宪政制度中立法权力超过行政权力的制度设计,以达到制约袁世凯的权力,独揽国家大权的目的,完成1912年南方革命党人没有实现的政治目标。这种目标当然不可能被北洋派和其他拥袁政治势力所接受。

      二、制宪模式:封闭性或开放性

      1913年的民国制宪工作是一种法国式的国会制宪模式。这种模式完全以国会为主导,排斥其他政治利益集团参与。它不同于美国式制宪会议模式的开放特色,存在着严重的封闭性与狭隘性。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是各国制宪史上的一个经典范例。当时制宪会议的55名制宪代表来自各州,不仅有国会议员、州议员,还有州长、法官、律师和军人等许多利益集团的代表。美国人之所以没有让当时的邦联国会制宪,其实是吸取了各州立法机关制宪的经验教训。在州宪制定过程中,“州立法机关鲁莽的权力试验,以及它们造成行政机关权威的黯然失色,这些都是权力分权理论冲击革命宪政主义的极好证明”。“显然,合适的权力分立需要某种制度化的制约与平衡。缩小立法机构的权力成为1780年代宪政改革运动的主题。”①所以1787年制宪会议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立法会议,实质上是一种中央与地方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参与制定宪法的政治会议。

      与制宪会议模式相反的国会制宪模式则是指当国会被单一政治集团控制时,宪法草案由国会制定,再经过国会批准的制宪运作。这样做法完全排斥了其他政治利益集团参与制宪的可能性。因此,国会以外的政治势力的利益要求在制宪过程中获得表达的机会是很小的,体现在宪法草案条文中的困难就更大了。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封闭性的,缺陷是制宪结果往往流于形式与空谈,并不能被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利益集团接受,宪法实施的可能性与持久性不强。法国在200年内,总计12部宪法,平均每16年产生一部,换言之,平均每一代人一生要经历三次以上的宪法危机。“这一历史现象,与美国革命一锤定音,首创1887年宪法,二百年不变,一以贯之,形成强烈反差。”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宪法都是由国会单方面制定,遵循议会至上的传统,很少兼顾其他政治集团的利益。

      而民国从1912年末开始的关于制宪模式的讨论,一开始就是美国式与法国式的争论。章士钊在当时就提出仿效美国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先例,由各省都督派遣代表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制定宪法。紧接着在12月22日,在章的策划下,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各省都督,建议:“仿美国各州推举代表之例,由各省都督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二人,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省者,集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①北洋派与拥袁派对此迅速做出积极反应,不少地方都督纷纷致电表示赞成。

      1913年1月,程德全在稍为折衷各省都督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编拟宪法草案委员会大纲,主张制宪委员会由国会推举8人、国务院推举6人、各省都督推举2人、各省议会推举1人组成。②在得到多数地方都督同意后,程于1月22日致电北京政府,正式提出这一设想。袁世凯接到大纲后,一方面将大纲咨询交参议院审议;一方面于1月31日通电各都督,要他们“先各推举二员来京,在此案未得参议院通过以前,暂作为研究宪法委员,共同讨论宪法大旨。如将来此案得到参议院通过,即以此项目人员作为编拟宪法草案委员。”③袁的命令下达后,各省都督推荐代表48人,国务院推荐代表6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政府起草委员“绝大多数是北洋派或政治上拥袁的人物,许多人还是总统府和国务院的秘书。”④

      但是北洋派与地方都督提出的美国模式被国民党、临时参议院与国会坚决拒绝。国民党制宪议员张耀曾就认为“宪法制定全权,约法既付之国会,行政机关已无参事之余地,即研究有得,亦无提议之权。特聘专员似属毫无意义。”⑤宋教仁也强烈批评制宪会议模式,明确指出:“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⑥1913年3月,黄兴在上海表示极力反对都督干涉制宪。国民党刊物《国民报》、《国民》、《国民杂志》等都声称拥护国会制宪,强调“制定宪法为议院唯一之权,无论何人不得干预”。⑦一些激烈言论甚至称:“敢强夺国会制宪权者,请齿吾刃。”⑧“是民国宪法之起草权议决权纯粹的属于国会,已为天经地义,无可改移。”⑨美国式制宪会议模式最后被否决是在1913年4月正式国会召开之后。由于国民党籍议员占优势,“宪法应由国会制定”的主张获得胜利,政府打算由各省都督推举的委员入政府所派的代表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案被国会否决。①   国会主导制宪工作的动机,主要也是为了摆脱其它利益集团的制约,进行有利于国会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②国会当然明白,多方政治势力参与的制宪会议模式,最后实现的必定是各方政治利益的平衡,在宪法条文体现的只能是多元政治利益,而不会仅仅是国会的单一利益。这种制宪模式并不符合国会的政治目标,当然是它坚决反对的。其实在民国初年,最重要的政治利益集团不仅是国民党等各党派,袁世凯北洋政府、各地方都督更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而后者在关键时刻还是决定民初政局走向的实力集团,所以“若就事实而论,大总统对于宪法有讨论之权,实为极有裨益之事。”③

      合理的制宪模式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制宪由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决策组成,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未来政体的稳定性。制宪模式也表明未来国内政治关系的态势。”④因此,当时唯一切实可行的只能是各方利益代表参加的开放式的美国制宪会议模式。这样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以广泛介入。“参与立宪的利益(或利益集团)是多元的,立宪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⑤只有在开放的制宪会议模式中,各种利益才可以兼容性的,而不是单一与排斥性的。正如麦迪逊曾经精彩地论述对付政府野心的唯一办法就是“以野心对抗野心”。而遏制利益最大化的唯一办法也是“以利益对抗利益”。只有让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参与制宪工作,才能有效遏制任何单一性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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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8月27日 20:41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特立独行——投反对票的张东荪
    ——戴晴《在如来佛手中》读后

    作者: 萧象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与政治社会领域众多名动一时、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张东荪无疑是独具个性、色彩斑斓而引人注目的一位。这不仅是在国共和谈破裂、国家前途未卜的危难时机,他提出调合两党纷争、建立“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给后人读史留下一方可以想像的空间,也不仅是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却又非属“亲共的左派”这一不偏不倚的独立角色,以及这一独立角色使他得以因缘际会,在国共之间充当使者,居中斡旋,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潮流中,在摧枯拉朽般改朝换代的历史旋转舞台上,他那颇具戏剧性的身份变化,以及这变化所带来的命运沉浮,尤让人慨然叹惜——共和国开国之际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接着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不久便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出卖情报”“叛国罪行”被解除职务,打入另册,在公众视线中销声匿迹。

      张东荪是1949年以后第一个罹罪的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伟大领袖斥为“坏分子”而遭贬黜的学者。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总难免心有疑惑:一位在抗战中为掩护进步学生被日军逮捕入狱而威武不屈的爱国教授,一位在内战中为保全五朝古都文明,使平民百姓免遭兵燹祸害而做出贡献的民主志士,何以转眼间就变为千夫所指的坏分子与叛国者呢?

      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身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对五十年代曾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的同事如今的中科院院士张宗烨也就是张东荪的女儿有过这样一段说话:

      “这么些年都没告诉你,当时我们可是大大地保护了你。你到所里一直是内部使用。……我们给你说了好多好话。……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举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面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虽然不能肯定,但他们猜除了他不会有别人。”“那时刚刚解放呀,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

      何说的是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投票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经过三年势如破竹的解放战争、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从偏僻的乡村走进了象征宰制国家权力的紫禁城。作为党的领袖,革命的胜利者,毛泽东在这开国立朝的欢腾时刻自有一种江山一定、万方来朝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无用分说也是众望所归。选举结果,毛泽东以575票高票当选,只差一票就是满票。对这缺少的一票,代表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毛主席自己没投自己,是一种伟大的谦逊表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并没有像代表们想象的那样谦逊,他把票投给了自己。投反对票的另有其人——他,就是燕大教授、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张东荪。

      几十年过去,这一张反对票当年曾经掀起怎样的惊天波澜,又是怎样的被追查,最后锁定投票人,对今天的人们仍具有相当的吸引,但更具吸引且有价值的当是,张东荪何以要投反对票?他是怎样的心理动机?在毛泽东率领中共打下江山,威望如日中天之时,在张自己充当和平使者又亲往西柏坡,与毛有过晤面之后,在他还刚刚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际,他为什么做出与与众不同的选择?以常人逻辑,他应该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却为什么偏偏不吃敬酒,要逆水行舟?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而不受任何拘束的。”

      这是民国报人、张东荪老友的俞颂华四十年代对张的评说,也是帮助解读张东荪投反对票的一扇视窗。稍对张东荪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言行表现做一浏览,就不难得出这一印象:张东荪的确是一位“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的“特立独行”者。例如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组建国民党,凡在南京政府任过事的一律作为党员,张亦名入其列,其时国民党“声光一跃千丈”,而张自己非但未加承认,且抽身远避。又如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南北对峙,“他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又同时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又对两派均表失望,寄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再如为坚持“权力制衡”的政治理念,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不惜与情同手足的张君劢分道扬镳。至于在国共纷争中独立不倚,主张“中间路线”更是名噪一时的众所周知。

      这种不趋炎附势、不投机取巧,唯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行为其实不独表现在张东荪一人之身上,这是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整体的自觉追求和人格理想。看看同时期的那些响当当的人文知识分子代表,胡适、傅斯年、梁漱溟、罗隆基、张奚若等等,面对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诸多重大问题,那个不是秉持自由的理念,基于民主的立场,独抒己见,勇于发声,以正义为原则,以批评为能事,以思想独立为标榜,以真理服膺为高尚,表现出现代知识人卓然独立的伟岸。只是这种宝贵而普遍的如同空气一般流动在那个时代的独立人格精神,随着后来的江山易帜、思想一统而走向式微,以至不识“自由”、“独立”为何物的今人在历史故事中猛一见之而兴奋莫名。

      张东荪是自由主义的,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深恶痛绝,一度被毛泽东目为资产阶级的“左派”。他又是民主主义的,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但对共产党人的救国主张和抗日行为又表示赞同和同情。他早期留学日本,政治理念认同英美,同时怀有浓厚而传统的天下情怀和忧患意识。因此,在炮火连天兵临城下之际,他被选为中立的和平使者,并接受邀请前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访问。

      然而,正是这次访问令他心中因为北平和平解放献力而刚刚升起的关于国家前途的一些兴奋遭当头棒喝。关于国家前景,张东荪一向怀想的是,“在政治方面比较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而对外关系则在美苏两个超级强国之间抱持中立的平衡。很难说这种张东荪在书斋中观天下念苍生而提出的政治设想,与中共重庆《新华日报》报头上所经常刊登的民主自由的主张完全是南辕北辙,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有此行西柏坡了。

      西柏坡之行诚然是接受毛泽东邀请,有对即将夺取江山的中共作进一步了解的愿望,又何尝没有借机说项,顺势向毛鼓动张氏“中间路线”的意图。所以,兴冲冲的张东荪在西柏坡撞上了决意向苏联“一边倒”的中共领袖毛泽东这面南墙,实出张的意料。西柏坡之行张东荪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仅从归来对家人所言“话不投机”四字就可看出他心情的抑郁。这位政治学出身、对政治理论有着精深研究、对政治现实有着敏锐观察的燕大教授,不会不清楚苏联斯大林政治的实质,因此,当毛泽东托出中国取象苏联的棋盘时,张东荪生出心灰意冷的失望,则不难想见。

      此事发生在1949年1月中下旬。半年之后,要他选举刚给他心里留下阴影和失望的人为未来国家的最高领导,他会怎样地选择,也就不难推知矣!

      想来张东荪不是第一次参加重大选举,在他看来,投反对票不过是正常行使自己被赋予的权利而已(至于当选人民政府委员,也不会影响他选举的心态,因为做官对他不是吸引,也就不存在感激与投报之说,在西柏坡他婉拒过北大校长的许愿,何况他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己形成的主见和看法,不会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所以,此事在其一生中没有对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有过任何提及。不过,这一回他错了,他没想到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人们选举的对象已不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蒋介石,而是雄视九州睥睨天下的毛泽东。就在他投下这一票的这一天起,他的命运注定因此而改变。

      正如何祚庥所言“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既然投反对票被认为是敌人,当然就要把他拿下,就要进行控制。于是公安机关奉旨立案,采取秘密措施,暗中进行调查。这个有着悠久人治而非法治历史的国度,一出 “何患无辞”的“欲加之罪”传统剧遂再度上演。一举一动“在如来佛手掌之中”的张东荪,被卷入一件间谍案中,被认定“出卖情报”,犯下“叛国罪行”,而淡出公共视线。

      这个历经清、民两朝、一向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绝对不会想到才入共和就为自己的一次投票选择付出代价。屈指数来,他与中共相互间的交往实在不算短暂,不说中共建立之初双方即有的接触与“社会主义论战”的交手,也不说张与中共第一任领袖陈独秀的交知,就从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张率先撰文予以欢呼评论算起,武汉与周恩来的晤谈,北平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掩护,重庆与中共代表团的切磋,以至于充当和平使者,前后凡十五六年,其间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彼此的政治理念、言行主张与行事方式,岂不早已了然于胸?

      事实证明,不仅中共并不了解真正的张东荪,张东荪也未必了解真实的中共。中共看到的是作为燕大著名教授和民盟常委这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这一政治态度的张东荪,而没看到自由主义者的和基于民主政治理念针对任何一党专制的张东荪;只看到不卑不亢、可以不买委员长账的张东荪,没看到宠辱不惊、同样可以不领主席情的张东荪。同样,张东荪对中共也认识肤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中共的民主主张之其一,不知民主主张为统战口号之其二;只知中共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之其一,不知反倒彼一党专制而再起此一党专制之其二。概言之,中共没看出不为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张东荪,张东荪也没看出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中共。

      不过,话说回来,从另一角度看,中共未必不清楚张东荪的政治倾向,不知道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只是基于建国之初广纳贤良、予世人以新政府为民主政府印象的统战考量,中共需要招纳这么一般有一定群众基础与社会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参与政府工作,只要他们归顺、赞同、拥护新政府,对其先前的言论主张,可以既往不咎,过而不问。但是,如果这般人物不识时务,我行我素,一如既往,把昨天的行为带入今天的社会,把昨天的是非标准视为今天的是非标准,以为昨天可以行而无妨的今天照样可以行而无事,那么,对不起,就没有客气可讲,除了清除出局,还得新账旧账一起算,而且变本加厉地算。所以,在接踵而至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所有张东荪四九年前的言论被底朝天地翻了过遍,被当做反动思想受尽批判,是顺理成章的秋后算账。

      “中国之运兴也,不在有万能之政府,而在有健全自由之社会,而健全自由之社会,唯有人民之人格优秀以成之。此优秀之人格,苟政府去其压制,使社会得以自由竞争,因而自由淘汰,则可养成也。易言之,中国之存亡,唯在人民人格之充实与健全,而此人格则有撤去干涉而自由竞争,即得之矣。于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竞争为最也。”

      这是张东荪早年的言论。张是知行合一的,他投反对票,不过就是一种他自己所倡导的这种“人格之充实与健全”实践的延续。在知道了张东荪投了反对票事相的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入罪”落难,与其说是因“叛国罪行”而受罚,实在是因“独立人格”而挨整,因“自由思想”而被肃。且目的指向明确,意味周深绵长,这就是借助于罚一儆百,由此及彼,由点到面,开始知识分子被脱胎换骨与洗心革面的思想改造之第一步,最终达致社会彻底改造这一共产主义宏伟之蓝图。

      张东荪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叶,一叶知秋,在其之后,那些无论同情或批判过张的同仁们,如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叶笃义等等,以及遍及神州无以数计的知识人,如秋风落叶,在随之而来接连不断的运动中,纷纷凋零飘落,无不与张一样落得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宿命。

      张东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生活之初没受太大影响,这固然有张案本身是“欲加之罪”这一因素裁量,也未必不是共和之初施仁政安天下策略的必要施行。随着政权的稳固和秩序的安定,权力膨胀至肆无忌惮,仁政逐渐走向暴政。风烛残年的张东荪也处境日蹙,每况愈下,挨至文革终于关进监狱,清算的仍是近二十年前因“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犯下罪孽的这本旧账。

      “还是我对”,张在狱中对亲属这样说。此时已是1973年,中美关系开始改善,他说的是当初“一边倒”的事。可是他为此已付出了包括失去自由在内的沉重代价。

      写于2010-8-10

      改于2010-8-15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8231646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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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8月26日 11:18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
    作者:周七月

    “不思量,自难忘”。

    我有过死刑的经历,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没有写过,也很少主动说。对我来讲,那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我没有心情和本事长期拿这些事当做买卖自己的幌子混日子。

    但我想躲是躲不过去的,因为别人写的东西里有时会提到我或“老七”,于是就经常被问,经常被要求讲述,经常被迫解释。大家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死刑,“为什么被判死刑?”、“为什么又没死?”、“是不是周总理救的你?”……虽然大家都是善意和好奇,但我却有一种被提审的感觉,不得不被迫回忆许多事。

    还是自己主动交代吧。脱了裤子割尾巴:一不怕羞,二不怕疼——这些当时的语言,又跃入我的脑中。 中国的死刑年年有。尤其是“五一”、“十一”前必有一次死刑,几乎成为这两个法定节日的必要程序。

    但七零年春天北京有三次大规模的死刑判决:一月二十七日,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这三次密集的死刑都属于“一打三反”运动。我经历的就是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那两次。

    几乎在十年前,有友人从美国胡佛塔查到公布我死刑的那个名单和内容,复印了给我。这个名单是当权者下发供群众讨论发言的小册子,用以表明名单内的人被枪毙是执行人民的意愿。

    这几年互联网发达了,网上出现了这个名单。而一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十八日两次死刑的讨论名单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幸运的是最近又看到王锐先生写的文章《遇罗克处决内情的再探讨及其他》。他居然找到了三月五号名单的手写批示稿!如果再加上网上文章:《文革简论》中第三篇第一章第四节“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王友琴有关顾文选的研究,目前有关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死刑的资料和研究相对是最全的了。

    这几份文件和文章中都提到了我。考虑再三,我觉得我有责任写下我个人四十年前的亲历和看到东西,作为历史的见证。

    说死之前要先说活。

    我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被俞强声送进北京宣武区半步桥的北京市看守所的。到六九年六月,大规模的、不间断的审讯已经过去,我在被动地等待处理。忽然,我被单独地命令收拾东西,然后被提出k字楼12筒,穿过看守所大院,走出看守所大门,来到干部们工作和居住的一个院中院里。经过政委的集体讲话,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学习班。然后就是个别谈话,大致内容是:我已经结案,年轻人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因为是群众专政送进来的,要等待群众谅解。他们正在做工作,要求我好好改造思想,准备好出去复课闹革命。这距我进看守所,几乎是整整一年。

    四十年后的读者看到这段谈话可能是一头雾水。“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不是阶级敌人。在那不断扩大和强化阶级斗争的年代,这样定性就是生呀;“群众专政”,意思是:不是专政机关在整你,是你们学校的群众在整你,我们没有责任;“送进来的”,不是我们抓的;“要等待群众谅解”,既然是群众送进来的,那就要群众谅解了才能接你出去;“他们正在做工作”,即说服群众谅解,是他们在帮助我;“复课闹革命”,是当时阶段性的革命口号,即要求学校复课,学生上课。这个目标一直到文革结束才真正做到。

    听了这样的话,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我本来就不是反革命嘛,还是党英明!

    我那时还真以为一直带着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校徽的俞强声是大学生,不知道他就是公安。我这个专案一直是他具体负责的,和群众无关。

    几个月的学习班生活比较愉快,因为有盼头了。大家都留了发,“学员们”陆续也有走的。那时主要的日程是学习,然后就干活,主要是盖房和挖防空洞。那时中国和苏联关系已经很紧张,毛泽东仿朱元璋“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主张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挖洞,就是挖防空洞,各个单位都必须要挖的。

    盖房就难了,因为那时砖头供应紧张,砌防空洞也需要大量的砖,我们必须得自己找砖以满足盖房和挖洞的需要。我们每天推着车,到处捡砖头,拆旧房。为此我转遍了干部大院(原北京市少管所)和半步桥看守所的犄角旮旯,熟悉了这里的一切,K字楼、王八楼、死刑筒、审讯楼……

    我们盖的房在看守所大院西侧,死刑筒院外东面,平房,单件加走廊,好像是办公室。我“跑大墙”(行话,指砌墙)时,给我打下手的是个老人,叫贾俊山,也在学习班。他身材魁伟,鹤发,动作敏捷,手底下利索得不得了,他一边供灰,一边供砖,还把脚底下清理得干干净净,让我老受干部的表扬。他是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厨师,曾借钱给马瑞雪,马瑞雪逃到香港后发表讲话暴露了他,结果他成了接济马思聪外逃的罪犯而被捕。

    到九月下旬,有一次死刑。行刑队有开道车,吉普车,大卡车,都贴着号,按顺序从干部院里人街北大门开进来,出干部院南门到对面的看守所大门提死囚,仪式感很强。从死刑筒小院到看守所大门有一条东西向的窄窄的通道,其北侧是看守所大墙,南侧是办理新犯人入狱和存东西的接待室的后墙。这条不长的通道中间还有几道隔门,据押我们干活的干部说,死刑犯从监号提出来后有脚镣和前铐,进了这个通道后,每一个隔间都有人等,一间将犯人前铐倒背铐,一间负责五花大绑,一间负责绑小绳,等等。执行死刑那天看守所的大门不开,只开一个小门。行刑队的人在小门外凭“粉票”往外领死囚,而看守所的人将犯人推出去。他们是从不出这个小门的。平常也是,有忌讳。

    我问“绑小绳”是什么意思。他笑笑说,问那么多干甚?!

    大卡车上是身穿崭新军装的士兵,斜挎冲锋枪,手戴白手套,年轻,单纯。我们呢,虽然着便装,留起了头发,大概还是挂倒霉相。所以他们也议论我们:他们是改造好的。

    十月底,天有些凉了。一天,突然念名单,被念的人又收拾行李,走出学习班小院,走出干部大院,走进看守所,穿过看守所大院,走进K字楼。牢门在身后关上,我又成了犯人。

    容不得我思考,也无法判断。从第二天开始就眼看着每天都有犯人被成批成批地转走,我们的饭食也从每天两顿窝头菜汤变成临时发的面包和稀挂面。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自己也被转移。汽车、火车和汽车,经过漫长的一天路途,深夜来到一个连电都没有的地方——河北省饶阳县。

    刚刚适应饶阳的农村看守所的生活,就过年了。阴历正月初四清晨,我和另外几个人又被点名。同室许多人知道我是学习班的,一边帮助我收拾行李,一边恭贺我要被释放了。

    我刚走出看守所内院,就被突然放倒,迅速地被锁上手铐和脚镣,随后被拖上一辆大轿车,而且不许坐座位,只能分开腿坐在中间的过道上。后面上来的人就坐在我分开的腿中央,正好压住我的脚镣,万无一失。

    押解的军人坐在两边的座位上,除了不断吆喝我们低头,很少说话。

    到冀县,车停下。一会儿,又上来一批人。其中有几个也曾是学习班的同学。

    几个月前,我们从北京出发时,有人是单独手铐脚镣,有人是几个人被串铐起来,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被铐。那次指定我在火车上负责分发面包和水。我看见车厢两头椅子上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不锈钢新手铐,数量足够把我们全铐起来。所以这次将我们全副“武装”,我也没有太多想:押解犯人总归是这样吧?

    到了北京,我们便被分别押入单人牢房,手铐和脚镣都没有摘。不许出声的大声呵斥,严格的规定,使我感到“坏了”!

    我被关的单人牢房就是我几个月前刚刚盖的房子,现在的编号好像是35筒。K字楼是三层12个筒,王八楼虽然是女号,但有一度我被提审的地方就是那里,观察好像是三层,15个筒。这个35筒是根据什么编的号,我至今也不清楚。

    七零年春天的雪又多又厚。

    回北京第二天清晨,我被叫出牢门外,见到院子里有几个人站在那里等我。他们喝令我坐下,开始给我绑绳子。先是两个裤腿,一边一根,匝紧;然后是脖子,靠着肉,不紧也不松;最后是让我站起来,用一根绳子权当裤带,从后面扎紧。这种绳子很细,北京人叫小绳。

    这我可懂了,这就叫“绑小绳”!死刑呀!

    命运可没有那么便宜我。

    我被扔到一辆卡车上,运到了东城分局。然后就在东城区各地各单位被批斗。

    第一个是吉祥剧院,我过去常去看戏,很熟悉。

    被批斗时有三个警察押着我,我必须分开腿低头站着,他们三个人各出一只脚踩住我的脚镣,一边一个人把住我的胳膊,往下按我的肩,摆出一个没有翅膀的“喷气式”姿势。后面一个人伸直胳膊,用手勾住我脖子上的小绳套,压住我的头并避免我喊叫。这是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姿势,和宣传画上一样。

    我一开始还注意听批判词,后来发现所有的地方是千篇一律的印发内容。发言的群众只是照本宣科就是了。

    习惯之后,我每次登场就只注意陪斗有多少人了。陪斗的人越多,我等的时间就越长,就越累,因为我总是最后一个被批判。保持低头弯腰的姿势是很难的。

    在吉祥剧院挨斗不止两三次。有一次居然安排六十多人“陪”我,在台下满满站了三大排。那次我真是累坏了。

    我的同案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因此,美术学院是一定要去的。那次中央美院组织了很多人发言批判他,结果是我这个陪斗的人头前的地板湿了一大片,都是汗。那可是冬天呢。

    在东城区有那么几场陪我挨斗的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分别站在台角上。我心中称他们为童男童女。后来我认识了那个男的,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就是章立凡。

    第二个是朝阳区,我只记得去北京挑补绣花厂给田树云和孙秀珍陪斗。两个人我都认识。认识孙秀珍是在学习班,认识田树云是从学习班又回到监号以后。巧的是,我后来又成了田树云夫人的同事。再后来,我自己做公司时租用的写字楼原址就是挑补绣花厂。有时世界就这么小。

    海淀区是我就读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所在。我回学校挨斗时没有人陪斗。进场前,退场后,我都极力想看见我同班的同学。可惜,一个也没有看到。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呢?我去得最远的是石景山区。那几天天天挂着牌子站在卡车上,经过市区。在路上看见人们冒着大雪在漠然地拆城墙上的砖,心里估计他们是用这些古砖去砌防空洞,觉得真可惜。

    去石景山的一组三人有薛新平,我们学习班的同学。还有一个敦厚的老者,我不认识。第一天到了石景山分局,看见火炉,薛新平说:真冷呀。我说:你能觉得冷,证明你还活着,享受吧!这时角落里忽然传出:好样的,小伙子,有种!

    我扭头一看,说话这正是那位老者。

    我问他是谁,他说他叫周存厚。我说:哦,你就是那个躲在夹层墙里十几年的土匪呀?!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夹壁墙里能活吗?江青一九六六年八一八后表扬北京红卫兵小将抄家的伟大成绩时提到过这个人,说他们功不可没,挖出了藏在夹层墙中十几年的大土匪。我那时对文化大革命还深信不疑呢,但对一个人能生活在夹层墙中十几年也是不太相信的。

    就这样,我被批斗了整整六十场。带镣的脚腕每天都淌着血,两个手背都被手铐的关节磨出了溃疡,至今还留着疤痕。

    群众讨论和批斗完毕,我从35筒被转移到死刑筒。不像是苏联人建的k字楼,除了功能,毫无美感。我原来从外面看过这个有一点建筑装饰的清末民初的建筑,感觉它是一个古朴的两层楼。这次进去一看,才知道这个死刑筒仅仅是一层。一边十间单人牢房,中间有一道隔墙。牢房门有三层,向外开的铁栅栏门上镶着一层粗钢丝网,厚厚的实木门向里开。三层门下有一个带小门的洞,是送水送饭用的。

    室内的暖气被吊在高高的墙上。暖气上面是一个小窗,更高。从窗户可以看见外面斜着一支杨树杈,树杈上孕育着鼓鼓的叶苞。

    怪不得呢,里面的一层在外面看就是二层楼。因为窗户高呀。

    警卫有两种。一种是在天花板上面巡逻的,他们通过扣在天花板上的灯网观察我们。另一种是在走廊巡逻的,他们上班就换布鞋,悄悄地通过镶在门上的单面小镜子监督我们。

    这种监督严格到什么程度?!

    任何脚镣的响声,都会招来看守。如果我表现得有些异样,比如痛苦。一会儿就会有医生来给我看病,不用报告。我看不到外面,但能觉得就像纽伦堡的战犯法庭监狱,每个牢房外面都站着一个戴着白色大铁帽子的美国宪兵。

    房间的水泥坐式马桶在墙角,那里有一个里大外小,像射击孔一样的方形观察窗。无论什么时候去方便,只要站着,就没有人理你。但你只要坐下,身边大门的底窗就会打开,有人送上手纸。方便完起身,水会自动冲下。如果有剩手纸,一定会有手伸进来向你取走。不用语言,不用命令和吩咐。

    我是习惯性便秘,在那完全不允许活动的牢房里,便秘就更厉害了。无论我一天去坐多少次马桶,程序都是如此。而且对方绝对耐心地伺候着,不呵斥,不抱怨,不阻止。我看过一些旧书,知道死刑犯一定得被处死。如果被判死刑的人在等待执行期间突然死亡,狱卒是有绝对责任的。进来的第一天,还没容我定下神来,就听见一个声音跟看守说:上一次批斗我参加了,但没有枪毙我,说有重大问题要问我……但到现在也没有人理我……现在又来了一批……什么时候找我呀……

    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人娓娓地说他要献药方,可以包治百病,普济众生……

    更多的是一个人专门和看守捣乱,一会儿要求放风,一会儿要报纸看……从他的说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滚头筋一样的人,什么都不怕。可以听得见有时看守摘了他的下巴,有时给他倒了背铐,让他吃饭如狗啃,几天无法擦大便,甚至摘过他肩膀的臼,但他还闹下去。

    生命的欲望可以用各种办法表现,但没有一个人求饶。后来才知道,那第一个声音就是遇罗克。总和看守捣乱的据说就是马捷生。这是这几个月中唯一用正面冲突表现自己不服意志的人。

    除了这些个别的声音,平时牢房里安静得像大海一样,真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到。

    到那时,我的法律状态仍然是“群众送进来的”,入狱已经一年半了,没有拘留手续,没有逮捕手续,没有判决书,但已经在等待死刑。这离不久前被告之将被释放,才三个多月的时间。

    怎么等待呢?我知道,哭也没用,笑也没用;求也没用,不求也没用;愁也没用,苦也没用……总之,一切都没用了。因此我也不想这些事了。监号中正好有三本《毛选》,一至三卷,于是每天看一卷,最后真是“倒背如流”了;剩下的时间就背古诗古文,一首一首地回忆,一篇一篇地拼凑;还背过课本,从“一:开学,开学了”开始,逐篇地想下去。

    死刑监号绝对不许出任何声响,但我可以在心中唱!先从小唱到大,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想,我会唱哪些歌?

    我最后的判决书里有唱外国“反动”歌曲一项罪名,居然。这可能是中国空前绝后的判决呢,可以证明我是多么喜欢音乐了!

    还有,就是反思,反思自己做过的缺德事。我那时就暗下决心:如果能活,绝不再做自己事后会脸红的事。

    窗外是几月几号?我几乎不关心了。一天,从第一间监号开始,铁门哗啦哗啦地响起来。在安静的死刑筒中这可是很少有的事。我是第四间,一会儿就轮到了我。小小的监号中忽然进来五六个陌生人,每个人都拿着一个夹子,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到案情……这些每次审讯开始都要问的问题。我机械地一一作答,心里想,原来这就叫验明正身呀。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被轰了起来。这天没有发洗脸和刷牙的水。被子还没有来得及叠,门底下已经送进来了两个冷窝头和一小块罗卜咸菜。都说临刑前给一顿好吃的,原来也是小说。这顿饭比平时的热窝头和热菜汤还要差。

    我来不及考虑这些了,因为身上还有一件比较新的毛衣,我舍不得一会儿它被子弹穿一个眼。我悄悄地褪下了手铐,脱下毛衣,叠好,放在枕头上。又带上手铐,坐在炕箱上,等着他们来提我了。

    其实我早发现我的手铐有点大,找到一个角度就可以褪下来。我每天晚上都会在被子里褪下来,舒服一会儿。但睡着前我会带上,以防万一手露出被子被看守发现。

    天刚亮,外面传来了车队的轰鸣。我想起了去年九月看到的行刑车队,想起了那些年轻的战士们,崭新的军装,白手套和斜挎的冲锋枪……“他们是改造好的”。

    一个门被打开,听得见脚镣的声音从匀速变成越来越快,越来越远……一会儿,哗啦一声,我知道那人是在小夹道中被放倒了。这边第二个门被打开……

    一切都是规律的,从容不迫的,就像我在看着那个空空的死刑小夹道。

    意外发生了。第三个人出去后,他们并没有开我的门,而开了第五扇门……

    我站在那里,听着,直到整个死刑筒又回归死一样的寂静。

    一会儿,一个军人看守乐呵呵地走了进来,问:“你刚才在闹什么事?”“我没有闹呀!”“你还不老实,我都看见了。”“我真没闹。”“出来吧,给你换个铐儿。”

    我还能说什么?

    毫无心理准备的是,他没有斥责我,也没有揍我,始终乐呵呵的。换完铐子,这事也就过去了。

    下午居然提审我。我趟着镣,呼吸着有些湿润的空气,走到死刑筒的院子里。太阳真耀眼呀。小院中堆放着刚刚清理出来的行李,一卷一卷的,上面用纸条写着人名,真像一堆棺材码放在一起。

    提审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问我怎么想。我说我很理解,要和苏修(那时兴称苏联为苏修)打仗了,为唤起人民的斗志,杀人祭旗是必要的,这种做法古来有之。我年龄太小,没有来得及为国家做过任何贡献,这次如果能起到激励人民斗志的作用,冤枉死也值了。

    我的态度他们很熟悉,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在被批斗期间,每天晚上回到监号,脚腕的伤口都要上紫药水。上完药,棉花棒是要收回的。有一天看守忘了收回,我就用紫药水棉花棒在一块布上写了没有罪和想念亲人的“遗书”,塞到了被子中。后来抄号(狱中不定期的搜查)时这封“遗书”被翻了出来,存到了我的审讯档案中。

    审讯员没有为难我,只是让我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罪行,党的政策大门还是敞开着的,让我争取宽大处理。

    为那封遗书,几个看守们的领导专门审讯我,追问是谁给的棉花棒。我坚持说忘了。我怎么能忘呢?我给他起的外号叫吴胖子,是个少数被留用的老公安。我们挨斗的那些天,无论多晚回来,他都会烤窝头片给我们吃。他有情,我不能无义啊!

    一批新的死刑犯马上进来了。死刑筒的生活又那样单调而安静地开始了。我想起了遇罗克当初的话,也许我是下一批?

    四月十七号,我又经历了一次验明正身。四月十八号,我又经历了一次凌晨的死刑的等待。但我又被空过去了。

    那枝斜挂在窗外的杨树杈吐芽了,长穗了,有了嫩绿的叶子。

    棉衣已经穿不住的时候,我被调到了k字楼的大号中。一百多天的死刑筒经历终于结束了。但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最终结果,因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任何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

    关于这次死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补充。

    从时间上看,六九年十月的这次北京犯人大转移,与林彪的一号通令有直接关系。在有关文革的研究中,似乎一号通令只是涉及到了高干的转移,鲜有注意北京犯人大转移的。

    七零年春天的“一打三反”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屠杀。据说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乘直升机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视察,督促加大死刑的力度,增加死刑的人数。这一段历史值得研究。

    三月五号北京死刑人数据说是42个。二月十一日公布的讨论死刑名单上涉及47个案件60余人。在这个名单上我认识的人有:

    ⒈田树云、孙秀珍:以他们的职务和社会地位,不可能接触到“大量重要情报”,也不可能有胆量和必要索要手枪、照相机和特务活动经费。据田树云说,他们投递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馆汽车里的仅仅是社会上公开卖的红卫兵报和首长讲话之类。司机都是中国人。可见他们之幼稚。这是一个典型的“逼供信”的案件。

    我出狱后恰巧与田树云的夫人一个单位。我本想与她聊聊田树云,但每次她都很冷淡地回避了。

    对田树云和孙秀珍来说,同年同月同日死,也许是最好的归宿了吧?

    ⒉傅晓平:我们曾同监号的时间不短。我向他学针灸、日文。这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很谨慎。他的案情我完全不了解。

    他有一个同案犯,小孩子,叫王亨利,与我们在学习班一块“学习”。他的名字没有进入这个名单。幸哉!

    ⒊段鼎:他肯定没有死,现在在澳大利亚。我和段铎曾同监号。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文革结束后一直在旅游部门工作。

    ⒋薛新平:也活了下来。我曾经联系上他,但他似乎不太愿意接触这段历史和狱友。恐怕和他曾经在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有关。

    同一时间,但不知道哪批被枪毙的认识人还有王涛和索家林。他们六七个人是习武孩子,看了电影《独立大队》后按电影中的台词说过要“天地人三不管”的话,文革中被说成了反共救国军(这也是当时舞台上的词),还有司令、参谋长之类的官。就这样,他们俩被枪毙了。活下来的人中有的在我的工厂里工作过。其中有一个人神经病了。估计是他将一群孩子的游戏说成的反共救国军,官称也是他说的。小时候的同伴屈死了,他良心的压力总会有的。

    我回大号后,恰巧与刚抓进来的遇罗克手下的一个陈姓“干将”同号。他说讨论遇罗克死刑时,要求他们必须参加,交代问题。二月那次遇罗克没有执行,又召集他们说遇罗克有重要交待,所以没有死,让他们抓紧机会坦白。随后他就被抓了进来。我问他是否与遇罗克交待有关。他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信。

    我觉得有人死,有人不死,有人不死之后又死,与当时当权者的谋略有关。而内幕是什么?远没有真相大白呢。

    为什么我没有被枪毙?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周恩来出手相救。以我们家和周恩来的关系,这是自然而然的逻辑。

    但我父母事后说,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周恩来。文革后,邓颖超见过我父母多次,也没有讲过有此事。有人这些年来一直在文章中说是周恩来出面干涉的,所以他和我得救了。这是一厢情愿,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说法。

    最近还有文章说:“后来“老七”的叔公王鹤寿(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参加领导审查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及平反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说,其实我们的枪毙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幸亏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才没有枪毙。所以,我总怀疑我做那些噩梦时,中央正在开会决议。”

    我不知道他说的“老七“是不是我,但王鹤寿是我的三姥爷。我不知道我三姥爷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作者,在什么场合和作者说的这番话。我三姥爷六七年即由于鞍山事件早于我成为死不改悔黑帮走资派分子,当时街上有毛泽东亲批的“很好,照办”大布告为证。我还给他往监禁处送过东西。他平反也比我晚。他从辽宁朝阳地区监禁地被放回北京时,是我去车站接的。他不可能参加七零年的中央会议,也不可能说得出这样的“内幕”。

    我多么希望这位作者写的是真的,因为我也想攀这个高。能两次被中央讨论,又两次被周恩来亲自救下,多荣耀!可惜在文革中我们都太渺小了。

    我之所以长期不相信“贵人相救”说,是因为通过我的观察,逃过那次“死刑运动”的绝不是我和我的同案两个人。除非周恩来都认识他们。这次王锐先生发现的文件,也表明订名单时,事先对枪毙谁不枪毙谁就已经有所区别了。

    我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周总理。因为那时熟悉我们家的中央领导中,只有他在位了。

    我出死刑筒后不久被送回河北省饶阳县看守所。但我申诉的愿望一直没有停息过。七三年,经过周密的考量,我写信给家里和给周总理,力陈自己被冤枉的过程和根据。当地“犯人”换季的衣服是允许家属取回拆洗的。这厚厚的信被缝在一个当地“犯人”的棉袄中被其家属取走。我松了一口气,静等事态变化。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我被叫出监号。刚出院门,就被绊倒,带上铐子,暴揍!我以为又是死刑前的准备。但没有想到随后被叫进审讯室。审讯室里有三个北京来的人,先让我签逮捕证。我拒绝了,原因是没有任何手续,我已经被关押了六年,这个证签不签没有意义。他们让我回座位,马上又命令我起立,宣布判刑13年。

    事情比传奇还传奇。我托的“犯人”是一个小学教员,当地的知识分子。他老婆大字不识一个,因此没有共同语言。他喜欢上另外一个女教师,从眉来眼去发展到暗递情书。她老婆有心眼,暗中偷藏了他们的情书并交给的生产队(当时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人证物证皆在,他作为坏分子被关进了看守所。这次他老婆拆洗衣服,又发现信。她理所当然地判断这是他流氓丈夫写给情人的!于是这些信从生产队逐级上交,一直到北京。

    北京市公安局为打击我的气焰,决定从重判刑。

    我连累了我的同案,深感歉意。因为如果我老老实实地耐心等下去,未必会是这个下场。

    出狱后,我找到那个帮助我传信的“犯人”。十几年来他一直在我的公司做看门的工作,一直到现在。

    判刑后,我在衡水劳改队服刑。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狱中只有我们中队没有按惯例发报纸。三日,我正躺在炕上休息,一个“大”犯人撞了一下我的脚,扔给我一份十月一号的报纸。我看见我父亲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消息。又过了几天,能接触到狱领导的几个大犯人都传言:北京来人了解我情况,要带我回去释放。

    几天后这个传言便没有下文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总理逝世。那天正好是我在衡水劳改队被单独关押,准备转监。听到哀乐声,我觉得我完了,国家也完了。

    以下两年是国内政治斗争最剧烈的两年。我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时,端着饭碗,打颤的牙磕着碗沿,怎么也吃不进东西。我母亲作为十一大党代会代表在主席台中间就座的大幅照片给我带来平反的希望。不久,北京来了三个人找我谈话,要求我认罪。开出的条件是:只要认罪就减余刑释放,马上跟他们回北京。我考虑了一下,拒绝了。事后我才知道是当时的文化部要北京市公安局放人。

    跟我谈话后,北京市公安局发函给文化部称:周七月自一九六八年改造至今,已近十年,该犯拒不认罪,改造收效甚微。不认罪成为不放我的理由。

    又过了一年,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我被释放了。据保存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记录,那时还没有任何职衔的邓小平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直接要人。他明白地说,如果你们认为他有罪,先放出来再审。为此,北京市有些干部在学习邓小平的“四个坚持”时还专门提到“邓小平说四个坚持,为什么还要求释放反革命分子周七月!”并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刊登。

    从中不难看到邓小平当时的地位并不巩固,吴德他们对邓小平是不服的。我是否能最终得到平反,也不是没有变数。

    释放之后就是密集地过堂,我几乎天天去正义路的中级法院。我发现法庭很不客气,继续拿当时还在狱中的同案的口供打压我,逼我认罪。我不得已,只得写信给陈云,说我和我的同案是同一个案子,同一天,同一个判决书判的刑,为什么这次只放我,不放他?请求立即释放他。当时我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是陈云的大秘书,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也是陈云系统的人,信顺利地转了上去,顺利地批了下来。十二月三十日,同案被释放了。我也松了一口气。

    我马上约见他,商量法庭的事。我抱怨他这么聪明一个人,怎么会看不到形势,一味招供呢?他说他确实没有认清形势,并给我道了歉。他那时还记得,在学习班时我也曾经抱怨他不该招供那么许多,那时他就道过歉。他说他还是软弱,所以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说他这次出来之前,公安找他谈话,要他以后继续合作,他答应了。我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呀。他长叹一口气,说:没有办法了。

    我们两个人最后的裁定书是七八年五月下来的,无罪!十年的青春就这样被消逝了。

    我曾经根据当时普遍的平反原则,要求销毁所有的材料。法院解释说,当初肯定是冤案,现在又给你平反了。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现在也不是没有争议。保留这些材料是对你最负责的做法,有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将来谁再想翻你这个案也是翻不了的。

    我接受了这个解释。

    十年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虽然大环境险恶,但还是好人多!

    生活是多么美好!

    来自:http://www.edubridge.com/letter/zhouqiyu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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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8月26日 11:17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斯大林崇拜“盛况”回眸
    作者: 焦国标

      最近读了几本关于前苏联的旧书,其中多处涉及当年斯大林崇拜的“盛况”。今天看来,真叫滑稽。不忍独乐,拿来与诸君共享。

      一九四九年一二月二一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岁生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于是日进行了一场为斯大林同志戴高帽儿(吹捧)的社会主义讲话竞赛。赫鲁晓夫率先发言,他说:“千百万人民对斯大林怀有最深的爱戴和忠诚的感情,……我国各族人民以不同凡响的热情和儿子般的爱戴之情称伟大的斯大林为自己的生身父亲、伟大的领袖和天才的导师。”接下来依次是:

      卡冈诺维奇:“光荣属于天才的统帅、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

      马林科夫:“斯大林同列宁在一起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同志同伟大的列宁在一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莫洛托夫:“我们劳动人民是如此无限地信任斯大林的英明领导,……苏维埃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对斯大林同志的爱戴是如此伟大。”

      伏罗希洛夫:“斯大林--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英明的领袖、导师和天才的统帅,光荣属于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的英明、天才的领袖和导师。”

      米高扬可能觉得这种陈述句不过瘾,开始喊口号:“斯大林同志--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

      斯大林同志--就是今天的列宁。

      斯大林同志--就是社会主义天才。

      斯大林同志--共产主义的伟大建筑师。”

      布尔加宁当然不能降低调门,接着喊:“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对于劳动人类来说是最珍贵最亲近的。

      斯大林--就是一切进步和先进事物的象征。

      斯大林--列宁的不朽事业的天才继承者。

      斯大林--苏联武装力量的缔造者,当代伟大的统帅。

      斯大林--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的创始人。

      斯大林--全体进步人类的旗帜、骄傲和希望。”

      被赫鲁晓夫称为的苏联各族人民“生身父亲”的这个人,当然不是DNA意义上的父亲。几年后,赫鲁晓夫--斯大林的这个乖儿子,公开作证,称“军事天才”斯大林事实上连总参谋部的作战地图都看不懂:“应当指出的是,斯大林是在地球仪上研究作战的。”现场一下子活跃起来,赫鲁晓夫继续爆料:“是的,同志们,他通常拿起地球仪,在上面观察战线。”这是后话,今天不多说了。

      继续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的祝寿活动。大约“就天赋和不讲原则而言都是高规格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同志也参加了那天活动。他在头一天这样写道:“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克里姆林宫,但是在这一天我们也不要忘了别的事,那就是把我们的思想转向第比利斯近郊,仰望着达维德山,心中怀着虔诚的悲痛和热烈的感激,在格鲁吉亚一位矮小、朴素的妇女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遗骸面前,我们低头默想:七十年前,他把人类最伟大的男子--我们的领袖和父亲,给了这个世界。”斯大林的“神圣”在高规格天赋的肖洛霍夫笔下扩大到他的母亲身上。

      斯大林过去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勒贝舍夫曾经这样歌颂斯大林:“还应当把斯大林同志看成是专门科学领域的科学家,……斯大林是多面手和『超人』,他真正是布尔什维克的『超人』。……他是一股有奇效的超级力量,神话中的魔法家,甚至是半神,一想到他就会使悲观者变成乐观者,使疲劳者变成精神焕发者,使动摇者变成『虔诚不移者』。”

      作家、《文学报》编辑部成员格奥尔基·古利阿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以复调结构赞叹道:“如果你在斗争中或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对自己的力量突然发生了怀疑,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获得必要的信心;如果你在不该疲倦的时刻感到疲倦,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疲倦就会离开你;如果你想做一番人民需要的大事,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工作就会进行得顺利;如果你在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法,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找到这种解决办法。”

      (后来中国的毛泽东崇拜时期,似乎也有类似的创作,比如饿了想起毛主席,不用吃饭就不饥;渴了想起毛主席,不用喝水就解渴;困了想起毛主席,不用睡觉就解乏,哈哈哈,诸如此类。)

      中国唐朝徐敬业在讨伐武则天的檄文中写道:“伐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倾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莫洛托夫曾说:“任何最充分的文集都不可能充分反映斯大林同志在提出新的问题,制订新的宏伟计划,拟订党和国家最重要的指示,包括主要的外交文件等等方面日常所付出的巨大劳动。”所谓“任何最充分的文集都不可能充分反映斯大林同志……日常所付出的巨大劳动”,用中国风格来表达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巨大劳动那是罄竹难书。当然,在这里,罄竹难书这个成语的褒贬用反了,有点儿像赵本山小品里的“我谢谢你,我谢你八辈儿祖宗”。

      实际上,斯大林本人在制造列宁崇拜上就是一个的高手。他曾经这样写道:“我相信列宁是个非常的人物。……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我每次拿列宁去与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时,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罗德以及其他等人,是远不及列宁的;列宁与他们比较起来,并不简单是一个领导者,而是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个山鹰。”以指名道姓贬低苏共其他元老的方式制造列宁迷信,大概是斯大林特有的风格。

      与斯大林个人崇拜相匹配的是书刊检查制。当年,在伦敦大街上既可买到《泰晤士报》,又可买到苏联的《真理报》;可是在莫斯科大街上,你就只能买到《真理报》,却决不可能买到《泰晤士报》。实际上苏联实施的书刊检查远比这个对比荒诞得多。早在二战前斯大林就建立了一项书刊检查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禁止查阅布尔什维克党自己的旧报纸、旧杂志和旧书籍。这一禁令后来扩大到苏共党代表大会的原始记录稿、列宁时代的旧出版物和斯大林本人的旧的出版物。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有一些有害的“参考资料”,也有斯大林当初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甚至托洛斯基等人辩护的文章和讲话。

      假如允许苏联人通行无阻地利用列宁时代的旧报旧书,那么他们便可从中了解到,是列宁和托洛斯基领导了十月革命,苏联红军是托洛斯基建立的,雷科夫和加米涅夫是列宁的副手,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领袖,布哈林是苏共的主要理论家,而那时的斯大林却与这个群体还有很远的距离。可是后来的斯大林势焰熏天,一口咬定他当时既是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又是红军的缔造者、共产国际的领袖和所有学科的巨擘。他要年轻一代的苏共产党员对这一点只能深信不疑,不可查阅旧报旧书核实,否则会遭灭顶之祸或牢狱之灾。

      斯大林死后,苏联的书刊审查有所松动。可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一切又恢复斯大林时代的旧观,连赫鲁晓夫也成为敏感人物。与赫鲁晓夫有关的文艺作品全部遭禁,他本人的八卷本着作《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被勒令从图书馆下架。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出版着作伪造自己的历史,自称早年先当工人,后又务农。实际上在二一岁三年技术学校毕业前,他起码接受了十年的学校正规教育,哪有时间务农和做工!以至于每个苏联公民都知道,“说勃列日涅夫是革命家,那是徒有虚名;说他是理论家,那是扯淡;说他是演说家,却只会念别人写的稿子。然而作为权术家,他确是十分高超的。对于他的这一过人之处,苏联报刊却是一字不提。”

      苏联时代领袖崇拜的逻辑甚至扩展至对俄罗斯民族的崇拜。一九七六年二月的苏共二十五大上,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在大会发言中说:“乌兹别克人也同我国各个最为平等的民族一样,都有一个老大哥,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表达更有诗意:“同志们,人们称格鲁吉亚是太阳之国;但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太阳不是从东方而是从北方升起的,从俄罗斯升起的,那就是列宁思想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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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8月24日 14:16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三个错误打倒大清
    作者: 袁伟时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五十九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谢幕已经有一段时间,但在史学界,围绕这部大片的争论还在进行。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也就是距今一百年以前,清国进行了诸多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一九〇一─一九一一)。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究竟是为什么?

      新政的历史成就

      平心而论,清末新政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推动了经济自由的发育。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九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

      至于经济自由的法制化,是一九〇四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更全面地看,清末新政还标志着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

      首先,清帝国原来实行的是三权合一的专制体制,新政中,在日本学者帮助下,继承《罗马法》、《拿破仑法典》等大陆法系传统,制定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和《刑事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

      可是,大陆法系的缺陷──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远不如英美普通法系彻底,加上经过日本这个专制主义残留甚多的国家为中介传到中国,又使中国人吃尽苦头。新政时期所定有关公民自由权的法律,总是在列举个人自由后,加上一个后缀:“非依法不得限制之”,从而为专制统治者以“法”的名义剥夺公民自由大开方便之门。甚至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沿袭了这一错误,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他写到:“《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而且“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因此,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无论何时,无论何人被捕,(本人或其亲友)皆得向相当之法院呈请人身保护令;法院必须接受申请,发出保护令,将被捕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下,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审查逮捕是否合法或依法进行审理。

      其次,清末新政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始建立新的教育体系。第三,清末新政中,出现了民主政制的开端。一九〇五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一九〇七年易名宪政编查馆),并于十一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前进的进程。一九O六年九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一九〇七年九月下令设资政院;十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一九〇九年十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一九一〇年十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随着传教土闯入中国。历经被国人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等阶段,整整费时七十年,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清末新政中,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所组成的新知识阶层已经形成,他们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功亏一篑说明什么?

      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垮了,功亏一箦,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何在?

      一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

      一九一〇年一月、六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九、十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混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立即召开,坚持在一九一三年才开国会。一九一一年五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二是无力制止贪污。

      中国传统专制王朝,也有分权制约的设计,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称举世无双。但中国历代官吏的贪污也是惊人的:清代也不例外。历来的统治者都说要反贪污,可是在专制制度下往往成效不彰,处在衰败时期的清帝国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第二,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他们也会揭露若干黑幕,但很难求得公正、彻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政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第四,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一些报馆是官办或接受官方津贴的,缺少现代报刊的独立品格。总之,晚清贪风无法遏止无非再一次证明,没有外力,专制政权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

      三是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众所周知,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一九一一年强制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犯丁一般统治者通常不敢犯的错误。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一九〇三年十二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一九〇三─一九〇七年的五年间,全国有十五个省份先后创设了十八个铁路公司。”其中十三个商办,四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一个(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第五十六—五十八页,上海书店一九九七年)。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惟一借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但是,说企业家腐败,政府官员就不腐败吗?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人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蠢行。

      孙文说发动过十次武装革命,精神可嘉,但多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并没有打倒腐朽的大清帝国。后者是被自己的上述三大错误打倒的。三者的背后则是专制烙印太深。可是,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十一月三日清政府采纳公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却是中规中矩的君主立宪政体。转化只差一步,确实是功亏一篑。这样说是不是否定革命的作用呢?不是,因为新政时期的社会进步是多种力量合力推进的成果。革命派也是这多元中的一元。没有革命迫在眉睫必须着力化解这一压力,清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改革决心。革命派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空方代表 发表于 世纪回眸 | 评论(0) | 引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