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纽约日报》曾预测说：“决定总统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不是谁更懂政治，而是谁更懂网络。”当时，无论是通过Facebook等知名社交网站来募集竞选资金，还是利用Youtube等视频网站进行炒作，并回击来自竞争对手的丑闻，或是凭借博客、图片分享网站来宣传其政治理念，聚集支持者的人气，奥巴马对互联网的运用能力都比麦凯恩更胜一筹！无怪乎纽约时报主编Arianna Huffington在事后称：“如果不是互联网，奥巴马不会当选总统。”
在评价这次选举的深刻变化时，奥巴马的支持者、在线社区Craigslist的创办者Craig Newmark说道，互联网正在影响和改变美国的整个政治进程，这不仅体现在人们选举投票的方式上，而且也体现在未来政府的管理方式上。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就有人建议他创建一个名为My White House.gov的网站，并与公民进行交流，用时下中国的流行词来表述，那就是“网络问政”！而与此同时，这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正以其更恢弘的气魄、更深刻的力量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大洋此岸——中国的政治生态！
2008年，随着胡总书记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温总理与网民在线视频聊天，越来越多的官员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或走进直播室与网民在线交流，或让网民对本地的发展建言献策，或开通邮箱、博客征询民意，一时之间，“网络问政”蔚然成风！
据报载，4月，20多名南都•奥一网友受邀参加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的座谈会，并向其拍砖灌水；５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通过网络，就江西的发展向全国求计问策；７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与网友交流；８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开通“主席信箱”，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开通“省长邮箱”；９月，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回复网友留言；１０月，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回复网友留言；１１月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组织部长潘立刚、荆门市委书记傅德辉、荆门市委组织部长詹永杰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１１月底，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与网民在线交流……而县市的一把手藉由网络问政改变传统官民关系，更是不胜枚举！网络舆情正俨然汇聚成一股汹涌而温暖的民间力量，极大地拓宽着社情民意的诉求渠道和互动平台，也冲击着传统权力架构下的体制阻力，这让主流媒体皆欢呼我国已进入网络问政时代！
就在媒体与民众眼花缭乱，甚至不乏“审美疲劳”的时候，2009年6月，以奥一网为主导的网络问政力量，又以“紫衣厨娘”一系列问政衡阳的博文开创了跨省网络问政的先河，引发对问政模式的升级思考；就在某些地方领导人还停留在“只听不办”、“问而不纳”，被网友抨为“亲民秀”的局势下，9月18日星期五上午，广东省委办公厅又迅速召开了第二次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工作网上现场会，交办第二批网友集中反映的6个方面的20个问题，并公布了首次交办会所提问题的处理情况。
从采集、整理和汇报到答复、督办和反馈，这次交办会不仅标志着“网络问政”正在逐渐向着“网络行政”转变和迈进，而且也显示出了广东政府的改革决心之大！如果说，首次交办会还任重道远、前途未卜，那么，第二次交办会的定期召开，对上次督办情况的总结汇报以及15厅局网络发言人的设立，则表明广东政府对推进网络民主建设的大胆尝试和高声呼唤！
但欢庆之余，笔者也不得不对中国的网络问政表达下自己的忧思！
一、“常态理政”是“网络问政”的宗旨，应以“理政”为主、“问政”为辅
在一种积极良性能够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制度环境下，“常态理政”应是政府部门的执政之基，而“网络问政”则是对“常态理政”的修正和完善。
试想，假如问政者们将交通堵塞、垃圾处理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都交由上级部门去督办，那是否说明某些职能部门在行政责任上的不足呢？笔者试着查看了第二次交办会提交的20个问题，其中有个别问题是反映某些地方存在着严重缺电、聚众赌博、色情业横行的现象，如果能够有效拓宽社情民意的诉求渠道，那么，像查处聚众赌博、扫黄打非等这些在有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民众大可直接反映以求化解，不必藉由网络问政上达更高政府部门。
的确，较之举报、信访等传统的民意诉求渠道，互联网在推进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上要更便利、更快捷、更主动，并且也大大减少了时间上的损耗，减少了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与阻挠，网民们只要坐在电脑前敲打一下键盘、点击一下鼠标，就能将舆情上达给有关政府部门，办事成本何等低廉，效率何等明显，但交办会毕竟一年只有一度，省市领导们没有可能没有必要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互联网上，因此“常态理政”才是政府执政的首要之务，而“网络问政”归根结底，无非是为了落实现实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调整，无论网民们是对地方发展建言献策，还是呼唤政府部门迅速解决民生难题，最终都是为民众谋福利，为人民办实事，这正是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观的体现，所以“网络问政”的出发点和宗旨都是为了完善和改进“常态理政”！只是如今，由于制度的不完善、监管的缺失、民意渠道的不畅通等因素造成网络舆情愤慨，“网络问政”才主动挑起了大梁。
其次，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所说的，网络针对的主要是偏年轻化、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而那些非网络人群，如社会地位偏低的工薪阶层，他们往往没有机会将时间花在互联网上。如果媒体过度炒作“网络问政”，并将其地位置于“常态理政”之上，那么势必会忽略少数群体的切身利益，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某些媒体从业人员将运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能力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参照，显然是不可取的。这将造成在“网络问政”的政治热潮之下，许多县市官员迫于舆论或情势，也不得不出来大“秀”一把，但由于缺乏一个长效的机制来加以跟进、督办和反馈，许多回复不及时，许多积压已久的矛盾和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和解决，则长此以往，必将严重损害其执政的公信力。据人民网历时近一个月的大型调查，网友对当前“网络问政”的效果评价不高，只有15％的网友相信官员通过网络回复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所以，笔者呼吁政府部门加强“常态理政”的执政能力和办事效率，推进以“常态理政”为主、以“网络问政”为辅的制度建设。各级领导特别是基层一线领导，不必去学“网络问政”，而应建立起一套发扬民主、倾听民声的良性制度，以及时了解民生疾苦。
二、培育公民社会，提升问政者的素质修养与论政水平
曾与汪洋书记会面的某资深网民在收到汪洋书记的亲笔回信后，不禁在博客上欣喜地写道，汪洋书记给我回信了，我本来是想自己收藏起来欣赏的，但与网友交流后，网友认为我不能太“自私”，要我公开出来让大家都能分享这份肯定、支持和鼓励云云；而跨省网络问政的“紫衣厨娘”在收到衡阳市委书记张文雄的回信之后，也用“一字千金”来显示她对该信的珍视程度，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难怪南都《深圳读本》曾发表评论指出：由于囿于以往的社会政治现实，网友们仿佛已经陷入一种“怪圈”，以为网络问政的理想结果就是有领导回复、回信或者接见，并且最好是有媒体报道，至于建议或者意见最终能否落到实处，似乎成了次要的事情。而对领导的回应，问政者总是表现出惊讶、感激甚至过度的喜悦，这是否说明问政者的独立意识和平等观念仍有进一步的提高空间呢？
尽管奥一网敏锐地意识到网络公民的崛起，并率先传播和倡导网络公民理念，但中国离真正的公民社会毕竟还有一段距离。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里，作为公民的个人不仅敢于担当，敢于为自己参与和推进社会公共事务负责，而且由于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他们在主体性上也能表现出人格的独立和平等，做到不卑不亢、处变不惊，而不似在威权社会中那样，对权力带有某种深层次上的依附心理！
政府应创造宽松的环境培育公民社会，而问政者也应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修养与问政论政水平，促使政府能够将有利于民生的政策真正落到实效，而通过常规渠道能够得到完满解决的，就不必借助于网络，将芝麻豆腐大小的事情也送达上一级政府部门要求督办，这只会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也无益于民众自身的权利陪护。
此外，虽然笔者相信绝大多数问政者都是真心诚意为政府建言献策或发挥监督作用的，但问政者水平稂莠不齐，不排除少数人依靠“网络问政”进行自我炒作，沽名钓誉。某些写手一提起笔来动辄长篇大论、连篇累牍，语不惊人死不休，大有让媒体拍案惊叹来将他曝光一通之势；有些人则一上来就将当地的人文历史、风土民俗着力描述一番，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哪里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但硬着头皮读罢全文，真正具有可行性的，却只有寥寥几语，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文字概括和材料提炼能力低下！在《十问东莞》引起珠三角轰动之后，曾有网友担忧说，东莞后来发展得怎么样我们可能都不关注了，但以后一定还有《十问佛山》《十问珠海》《十问惠州》《十问中山》……因为通往名利的道路，就像春运一样拥挤！
这使我想起一则故事：在美国农奴制盛行的时候，曾有一位名叫罗伯特•哈代的工人公然宣扬废除奴隶制度，最终进了监狱。此事经新闻媒体曝光之后，哈代由一个籍籍无名的箍桶匠一跃而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在他所居住的镇上不少游手好闲资质平庸的青年竟然也宣布自己是废奴主义者。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名对教堂实施爆破行为以期引起关注的青年，在绞刑架前学哈代发表了一通演说之后，大声欢呼道：“我终于出名了！”
这不正是某些藉由“问政”长文出名的表演者的历史写照吗？
三、建立长效的问政机制，打造官民交流互动的新平台
在谈及网络问政的时候，青海省委书记强卫曾撰文提出：网络问政常态化是大势所趋。网络问政既要“上网访民意”，更要“下网解民忧”，回复网民要制度化，解决问题要常态化。应该说，广东省委在这方面不仅领先于全国，而且在构建长效的舆情吸纳与反馈机制也颇多建树。但交办会作为一种新兴事物，仍然还有较大的探索与创新空间。
目前，之所以还有人对“网络问政”的施政实招持观望、质疑态度，其根源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制度上未予以更强有力的保障，对于网友提交的咨询、建议或投诉，相关政府官员处不处理都无多大关系：处理了，人民也不会上门来表扬我；不处理，只要能找个理由搪塞过去，我也毫发无损。因此，可考虑将网络舆情工作分解任务，明确部门责任，把职能部门对网络问政的办理结果纳入责任考核指标体系之中，对未达标者进行问责或实行惩戒。
二是处置网络舆情的机制仍不够规范，能否定期举行，如何分工，依照怎样的流程，责任落实到谁，答复期限多久，都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应建立起一套长效完善的网民沟通评议机制，搭建好官民互动的交流平台，及时公布公开舆情的收集、采纳、处理、反馈、督办等有关情况，对于未能处置或不做处置的事项，应陈述其合法理由，从而形成责任明确、时限合理、程序分明、实效显著的问政制度，以切实保障网络公民行使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
三是主流媒体在为网络问政提供舆论引导、意见参考和技术保障上，也应再上层楼，使从业人员对于网友所提的问题，有更为系统、科学与合理的筛选过程，对于网友建言的可行性和真实性能够进行有效的甄别。同时媒体还应积极地对接相关政府部门，促使政府官员积极参与到与网友的互动交流平台上来，使网络问政问而有力、问出实效。
2009年，广东省委第二次交办会的举行与15厅局网络发言人的设立，是南粤网络问政的长足进步，也是南粤网络问政的光荣！而能否培育出公民社会，建立起长效的网络问政机制，并实现以“理政”为主、以“问政”为辅的良性制度，则是关乎民生的伟大梦想！
在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纽约日报》曾预测说：“决定总统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不是谁更懂政治，而是谁更懂网络。”当时，无论是通过Facebook等知名社交网站来募集竞选资金，还是利用Youtube等视频网站进行炒作，并回击来自竞争对手的丑闻，或是凭借博客、图片分享网站来宣传其政治理念，聚集支持者的人气，奥巴马对互联网的运用能力都比麦凯恩更胜一筹！无怪乎纽约时报主编Arianna Huffington在事后称：“如果不是互联网，奥巴马不会当选总统。”
在评价这次选举的深刻变化时，奥巴马的支持者、在线社区Craigslist的创办者Craig Newmark说道，互联网正在影响和改变美国的整个政治进程，这不仅体现在人们选举投票的方式上，而且也体现在未来政府的管理方式上。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就有人建议他创建一个名为My White House.gov的网站，并与公民进行交流，用时下中国的流行词来表述，那就是“网络问政”！而与此同时，这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正以其更恢弘的气魄、更深刻的力量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大洋此岸——中国的政治生态！
2008年，随着胡总书记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温总理与网民在线视频聊天，越来越多的官员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或走进直播室与网民在线交流，或让网民对本地的发展建言献策，或开通邮箱、博客征询民意，一时之间，“网络问政”蔚然成风！
据报载，4月，20多名南都•奥一网友受邀参加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的座谈会，并向其拍砖灌水；５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通过网络，就江西的发展向全国求计问策；７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与网友交流；８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开通“主席信箱”，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开通“省长邮箱”；９月，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回复网友留言；１０月，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回复网友留言；１１月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组织部长潘立刚、荆门市委书记傅德辉、荆门市委组织部长詹永杰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１１月底，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与网民在线交流……而县市的一把手藉由网络问政改变传统官民关系，更是不胜枚举！网络舆情正俨然汇聚成一股汹涌而温暖的民间力量，极大地拓宽着社情民意的诉求渠道和互动平台，也冲击着传统权力架构下的体制阻力，这让主流媒体皆欢呼我国已进入网络问政时代！
就在媒体与民众眼花缭乱，甚至不乏“审美疲劳”的时候，2009年6月，以奥一网为主导的网络问政力量，又以“紫衣厨娘”一系列问政衡阳的博文开创了跨省网络问政的先河，引发对问政模式的升级思考；就在某些地方领导人还停留在“只听不办”、“问而不纳”，被网友抨为“亲民秀”的局势下，9月18日星期五上午，广东省委办公厅又迅速召开了第二次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工作网上现场会，交办第二批网友集中反映的6个方面的20个问题，并公布了首次交办会所提问题的处理情况。
从采集、整理和汇报到答复、督办和反馈，这次交办会不仅标志着“网络问政”正在逐渐向着“网络行政”转变和迈进，而且也显示出了广东政府的改革决心之大！如果说，首次交办会还任重道远、前途未卜，那么，第二次交办会的定期召开，对上次督办情况的总结汇报以及15厅局网络发言人的设立，则表明广东政府对推进网络民主建设的大胆尝试和高声呼唤！
但欢庆之余，笔者也不得不对中国的网络问政表达下自己的忧思！
一、“常态理政”是“网络问政”的宗旨，应以“理政”为主、“问政”为辅
在一种积极良性能够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制度环境下，“常态理政”应是政府部门的执政之基，而“网络问政”则是对“常态理政”的修正和完善。
试想，假如问政者们将交通堵塞、垃圾处理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都交由上级部门去督办，那是否说明某些职能部门在行政责任上的不足呢？笔者试着查看了第二次交办会提交的20个问题，其中有个别问题是反映某些地方存在着严重缺电、聚众赌博、色情业横行的现象，如果能够有效拓宽社情民意的诉求渠道，那么，像查处聚众赌博、扫黄打非等这些在有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民众大可直接反映以求化解，不必藉由网络问政上达更高政府部门。
的确，较之举报、信访等传统的民意诉求渠道，互联网在推进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上要更便利、更快捷、更主动，并且也大大减少了时间上的损耗，减少了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与阻挠，网民们只要坐在电脑前敲打一下键盘、点击一下鼠标，就能将舆情上达给有关政府部门，办事成本何等低廉，效率何等明显，但交办会毕竟一年只有一度，省市领导们没有可能没有必要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互联网上，因此“常态理政”才是政府执政的首要之务，而“网络问政”归根结底，无非是为了落实现实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调整，无论网民们是对地方发展建言献策，还是呼唤政府部门迅速解决民生难题，最终都是为民众谋福利，为人民办实事，这正是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观的体现，所以“网络问政”的出发点和宗旨都是为了完善和改进“常态理政”！只是如今，由于制度的不完善、监管的缺失、民意渠道的不畅通等因素造成网络舆情愤慨，“网络问政”才主动挑起了大梁。
其次，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寿龙教授所说的，网络针对的主要是偏年轻化、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而那些非网络人群，如社会地位偏低的工薪阶层，他们往往没有机会将时间花在互联网上。如果媒体过度炒作“网络问政”，并将其地位置于“常态理政”之上，那么势必会忽略少数群体的切身利益，这是不科学，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某些媒体从业人员将运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能力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参照，显然是不可取的。这将造成在“网络问政”的政治热潮之下，许多县市官员迫于舆论或情势，也不得不出来大“秀”一把，但由于缺乏一个长效的机制来加以跟进、督办和反馈，许多回复不及时，许多积压已久的矛盾和问题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和解决，则长此以往，必将严重损害其执政的公信力。据人民网历时近一个月的大型调查，网友对当前“网络问政”的效果评价不高，只有15％的网友相信官员通过网络回复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所以，笔者呼吁政府部门加强“常态理政”的执政能力和办事效率，推进以“常态理政”为主、以“网络问政”为辅的制度建设。各级领导特别是基层一线领导，不必去学“网络问政”，而应建立起一套发扬民主、倾听民声的良性制度，以及时了解民生疾苦。
二、培育公民社会，提升问政者的素质修养与论政水平
曾与汪洋书记会面的某资深网民在收到汪洋书记的亲笔回信后，不禁在博客上欣喜地写道，汪洋书记给我回信了，我本来是想自己收藏起来欣赏的，但与网友交流后，网友认为我不能太“自私”，要我公开出来让大家都能分享这份肯定、支持和鼓励云云；而跨省网络问政的“紫衣厨娘”在收到衡阳市委书记张文雄的回信之后，也用“一字千金”来显示她对该信的珍视程度，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难怪南都《深圳读本》曾发表评论指出：由于囿于以往的社会政治现实，网友们仿佛已经陷入一种“怪圈”，以为网络问政的理想结果就是有领导回复、回信或者接见，并且最好是有媒体报道，至于建议或者意见最终能否落到实处，似乎成了次要的事情。而对领导的回应，问政者总是表现出惊讶、感激甚至过度的喜悦，这是否说明问政者的独立意识和平等观念仍有进一步的提高空间呢？
尽管奥一网敏锐地意识到网络公民的崛起，并率先传播和倡导网络公民理念，但中国离真正的公民社会毕竟还有一段距离。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里，作为公民的个人不仅敢于担当，敢于为自己参与和推进社会公共事务负责，而且由于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他们在主体性上也能表现出人格的独立和平等，做到不卑不亢、处变不惊，而不似在威权社会中那样，对权力带有某种深层次上的依附心理！
政府应创造宽松的环境培育公民社会，而问政者也应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修养与问政论政水平，促使政府能够将有利于民生的政策真正落到实效，而通过常规渠道能够得到完满解决的，就不必借助于网络，将芝麻豆腐大小的事情也送达上一级政府部门要求督办，这只会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也无益于民众自身的权利陪护。
此外，虽然笔者相信绝大多数问政者都是真心诚意为政府建言献策或发挥监督作用的，但问政者水平稂莠不齐，不排除少数人依靠“网络问政”进行自我炒作，沽名钓誉。某些写手一提起笔来动辄长篇大论、连篇累牍，语不惊人死不休，大有让媒体拍案惊叹来将他曝光一通之势；有些人则一上来就将当地的人文历史、风土民俗着力描述一番，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哪里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但硬着头皮读罢全文，真正具有可行性的，却只有寥寥几语，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文字概括和材料提炼能力低下！在《十问东莞》引起珠三角轰动之后，曾有网友担忧说，东莞后来发展得怎么样我们可能都不关注了，但以后一定还有《十问佛山》《十问珠海》《十问惠州》《十问中山》……因为通往名利的道路，就像春运一样拥挤！
这使我想起一则故事：在美国农奴制盛行的时候，曾有一位名叫罗伯特•哈代的工人公然宣扬废除奴隶制度，最终进了监狱。此事经新闻媒体曝光之后，哈代由一个籍籍无名的箍桶匠一跃而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在他所居住的镇上不少游手好闲资质平庸的青年竟然也宣布自己是废奴主义者。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名对教堂实施爆破行为以期引起关注的青年，在绞刑架前学哈代发表了一通演说之后，大声欢呼道：“我终于出名了！”
这不正是某些藉由“问政”长文出名的表演者的历史写照吗？
三、建立长效的问政机制，打造官民交流互动的新平台
在谈及网络问政的时候，青海省委书记强卫曾撰文提出：网络问政常态化是大势所趋。网络问政既要“上网访民意”，更要“下网解民忧”，回复网民要制度化，解决问题要常态化。应该说，广东省委在这方面不仅领先于全国，而且在构建长效的舆情吸纳与反馈机制也颇多建树。但交办会作为一种新兴事物，仍然还有较大的探索与创新空间。
目前，之所以还有人对“网络问政”的施政实招持观望、质疑态度，其根源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制度上未予以更强有力的保障，对于网友提交的咨询、建议或投诉，相关政府官员处不处理都无多大关系：处理了，人民也不会上门来表扬我；不处理，只要能找个理由搪塞过去，我也毫发无损。因此，可考虑将网络舆情工作分解任务，明确部门责任，把职能部门对网络问政的办理结果纳入责任考核指标体系之中，对未达标者进行问责或实行惩戒。
二是处置网络舆情的机制仍不够规范，能否定期举行，如何分工，依照怎样的流程，责任落实到谁，答复期限多久，都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应建立起一套长效完善的网民沟通评议机制，搭建好官民互动的交流平台，及时公布公开舆情的收集、采纳、处理、反馈、督办等有关情况，对于未能处置或不做处置的事项，应陈述其合法理由，从而形成责任明确、时限合理、程序分明、实效显著的问政制度，以切实保障网络公民行使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
三是主流媒体在为网络问政提供舆论引导、意见参考和技术保障上，也应再上层楼，使从业人员对于网友所提的问题，有更为系统、科学与合理的筛选过程，对于网友建言的可行性和真实性能够进行有效的甄别。同时媒体还应积极地对接相关政府部门，促使政府官员积极参与到与网友的互动交流平台上来，使网络问政问而有力、问出实效。
2009年，广东省委第二次交办会的举行与15厅局网络发言人的设立，是南粤网络问政的长足进步，也是南粤网络问政的光荣！而能否培育出公民社会，建立起长效的网络问政机制，并实现以“理政”为主、以“问政”为辅的良性制度，则是关乎民生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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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的高尔基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莫斯科。回国后，他受到了全国人民和高级领导人空前的欢迎与礼遇，他的名望由此达到了极盛，大到全国的工业中心，小到城市的某一条街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斯大林将还他安排住在一幢豪华庄园里，并斥巨资进行装修。但高尔基对住在那里却感到极不舒服，他说：“那里的主人不是我，而是莫斯科苏维埃。”更令斯大林大失所望的是，直到身逝，高尔基也没有创作出一部歌颂他这位苏联人民之父的宏篇巨作。后来克格勃警察在高尔基的遗物中发现了几本秘密杂记，国家安全机关的首脑亚戈达看后，气得破口大骂：“狼终究是狼，喂得再好也还是想往森林里跑！”
当汪峰极度喑哑的声音与撕裂的唱腔意外地刺破你的耳膜，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瞬息奔腾跃过你心灵重重防备的栅栏，你才蓦然意识到：当年的那个汪峰已经回来了！尽管那些商业广告极大地填饱了他对物质的胃口，尽管那些传遍大街小巷的口水歌使他的名望蹿升到了“中国摇滚教父”的极高位置，但狼即使被养得再好，它也始终无法泯灭自己狂野的内心，因为口腹的满足并不意味着对理想生命的幸福感!
在《春天里》这张新专辑中，汪峰以其决绝而躁烈的姿态，向虚伪而浮华的“名利场”显示了他穿透现实的愤恨与厌倦。或许明星成名之后的代价，就是装逼与伪善：“要控制好你的表情/要表现出你的善良/愤怒时要保持微笑/得意时要体现悲伤”；当你遭到围堵时被助手塞进宝马，“像被追杀一样逃跑”，油门也千万别踩太狠，以免“明天头条要有爆料”，也许一次不留神的狼狈身影却会给媒体留下耍大牌的形象：那些粉丝们可是把你奉为高尔基般的“穷人的偶像”，你可“别打碎他们的幻想”！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个可笑名利场，可是当你老了，成了过气的明星，你还得与你“曾鄙视的小粉丝”做一个交易，就像林忆莲要以43岁的高龄卖力地快歌热舞，让观众大呼“过瘾”；就像徐怀钰要扭动下盘，露出性感薄纱长袍下火辣的曲线来与歌迷同乐；如果因为是男星没有那样的猛料，你或许还可以像周慧敏、贾静雯那样靠炒作八卦绯闻或人伦惨剧来抢占公众的眼球，博取粉丝们可怜兮兮的泪水！
在这个世俗而肮脏的没有信仰的年代，最弥足珍贵的不是今天所获得的声望、权力、金钱与爱情，而是那些青春的岁月里你对理想一往无前的热爱与坚持！在那首最值得一听的《春天里》，你仿佛回到了过去那些赤贫而怀揣幸福的年月，尽管那时你“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也“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像施笃姆《茵梦湖》里那个已尽枯灯残年的老人，高喊一声“回来吧！”，于是那些弹指而过的青春岁月纷纷重现，而如今他所身历的一切原来只是一场在日出之后消逝的梦魇！
“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当汪峰忧伤的声音骤然响起，有一瞬间，一种悲伤而隐约作痛的感觉迅速将我裹挟进了往昔的生活，令我潸然欲泪！它使我想起大学时代的自己，尽管那时我也一无所有，但是文学一直是支撑我内心的强大信仰，而写作则是我祈祷的方式！我想起很多个晚上自己陶然于寻章摘句，为未完成的作品而寸心难安！而如今，马齿徒长，鸿怀渐减，岁月留给我的除了更深的迷惘，仿佛再无其他！那些文学、电影、摇滚与酒精充溢的青春年月，也逐渐消融在让我愤世嫉俗而一无所用的政治心怀里！一场肇始之初人人感恩戴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实一早就已决定了权力必将与资本的深度与广度！那些起初小心翼翼避开的政治问题，最终却日益成为令人忧患的现实，似乎所有人都看到问题的根源所在，但似乎所有人都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架庞大的机器高速搅动而束手无策，这还不如回到当初纯真而笨拙的青葱岁月！
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再见青春》，这个直指主题的歌名再好不过地表达了汪峰对青春与理想的抚今追忆，甚至连歌曲的前奏也酷似他当初那首广受好评的扬名之作——《晚安北京》，两个歌名也竟是对仗的关系！
如果有一天，一切可以重新开始，我愿意用十年的寿命，像汪峰一样换回一段短暂而美好的青春与对理想的激情。景凯旋在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的译后序里写道：青年人拒绝承认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庸，总是向往着动荡的生活，火热的斗争。这就是青春、爱情和革命之所以激荡着一代代年轻的心灵的原因，因为它们都富于诗意和崇高感。然而，真正的生活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别处的时候，它是诗，它是梦，它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为了生存，你不停地忙碌奔走，却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对前一天的复制，毫无色彩，毫无光亮。于是，你听到汪峰愤怒的呐喊：
看着电视上的节日晚会
你觉得有意思吗
听着电台里的明星访谈
你觉得有意思吗
聊着网络上的花边新闻
你觉得有意思吗
过着现代程序化的生活
你觉得有意思吗
你觉得有意思吗
你觉得有意思吗
这就是你希望的生活
你觉得有意思吗
深圳大部制改革近来可谓声势浩荡、来势凶猛，官方学者赞其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然而对此次改革，无论是在操作层面上还是在改革意义上，我对此都不抱多大期待！
这次改革大致可分为两大层面，这也是媒体从业人员津津乐道的：一是在行政管理部门内部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所谓“行政三分制”；二是人员与机构的精简。改革后深圳市政府设置31个工作部门，比改革前减少15个，精简幅度达到了1/3，明显低于中央规定的大城市40个左右的机构限额。
所谓“行政三分”，就是将政府的行政权一分为三，它并非现代西方宪政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不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相互独立与互相制衡，而只是将行政权分解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等相对独立的权力运行结构。但由于在权力配置上，市府行政首长始终高居于这三者之上，并不能排除“因人废事”的危险，因此名义上的“行政三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最终会否演变成市长领导统筹下的“三权合一”，恐怕还有待长期观察！同时，按照大部制的改革思路，重组后“委”、“局”、“办”的政府架构之间也并不完全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因为“委”除了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还要负责监督“局”的执行情况，而“办”则主要是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一方面是决策职能部门权力的扩大，一方面是监督议定机构的弱化，如果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出现偏差甚至失误，是否也要无条件地执行呢？而且对于近年来民众政治权利意识的增强，深圳的大部制改革也未相应地引进民众的沟通评议机制，以为公共决策的价值取舍、利弊权衡提供参考依据，为其他省市的改革作出先行的大胆表率，这多少让人感到遗憾！
而从人员与机构的精简来看，这次大部制改革堪称是“只简政不精员”：据媒体了解，改革后深圳的政府工作部门将比改革前实际减少机构15个，精简幅度达到了1/3，但行政编制的总额却没有突破。民众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所谓“改革”只是简单地将原有的众多小部门合并成一个大的机构，而所有人员却一个都不减少，毕竟政府机构机构臃肿、冗员庞大，要提高行政效率，消减运行成本，裁员撤编、选留精干自然势在必行！
但或许更应该反思的是，改革的意义是什么，为何要进行大部制改革，难道仅仅是提高政府机构的行政效率吗？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得好，大部制改革其实有着更深的层面，它的主要任务一是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二是建立规制型政府，就是监督；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也认为，深圳此次改革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二就是分设制定政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如果说深圳大部制改革的主要意义是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那么目前首要的则是放权于民，让政府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就拿房地产市场来说，政府的职责是建立房地产市场规则，打击开地产商囤积房源、违规交易、故意延迟发售和逾期不开发等不良经营手段，足额承担社会保障住房责任，而不是完全垄断土地资源供应，收取高额行政费用，并将此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单纯提高政府机构的行政效率，却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职能，大部制改革步伐迈得再大，又于民何利？
这次改革大致可分为两大层面，这也是媒体从业人员津津乐道的：一是在行政管理部门内部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所谓“行政三分制”；二是人员与机构的精简。改革后深圳市政府设置31个工作部门，比改革前减少15个，精简幅度达到了1/3，明显低于中央规定的大城市40个左右的机构限额。
所谓“行政三分”，就是将政府的行政权一分为三，它并非现代西方宪政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不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相互独立与互相制衡，而只是将行政权分解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等相对独立的权力运行结构。但由于在权力配置上，市府行政首长始终高居于这三者之上，并不能排除“因人废事”的危险，因此名义上的“行政三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最终会否演变成市长领导统筹下的“三权合一”，恐怕还有待长期观察！同时，按照大部制的改革思路，重组后“委”、“局”、“办”的政府架构之间也并不完全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立，因为“委”除了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还要负责监督“局”的执行情况，而“办”则主要是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一方面是决策职能部门权力的扩大，一方面是监督议定机构的弱化，如果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出现偏差甚至失误，是否也要无条件地执行呢？而且对于近年来民众政治权利意识的增强，深圳的大部制改革也未相应地引进民众的沟通评议机制，以为公共决策的价值取舍、利弊权衡提供参考依据，为其他省市的改革作出先行的大胆表率，这多少让人感到遗憾！
而从人员与机构的精简来看，这次大部制改革堪称是“只简政不精员”：据媒体了解，改革后深圳的政府工作部门将比改革前实际减少机构15个，精简幅度达到了1/3，但行政编制的总额却没有突破。民众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所谓“改革”只是简单地将原有的众多小部门合并成一个大的机构，而所有人员却一个都不减少，毕竟政府机构机构臃肿、冗员庞大，要提高行政效率，消减运行成本，裁员撤编、选留精干自然势在必行！
但或许更应该反思的是，改革的意义是什么，为何要进行大部制改革，难道仅仅是提高政府机构的行政效率吗？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得好，大部制改革其实有着更深的层面，它的主要任务一是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二是建立规制型政府，就是监督；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也认为，深圳此次改革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二就是分设制定政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如果说深圳大部制改革的主要意义是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那么目前首要的则是放权于民，让政府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就拿房地产市场来说，政府的职责是建立房地产市场规则，打击开地产商囤积房源、违规交易、故意延迟发售和逾期不开发等不良经营手段，足额承担社会保障住房责任，而不是完全垄断土地资源供应，收取高额行政费用，并将此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单纯提高政府机构的行政效率，却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职能，大部制改革步伐迈得再大，又于民何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11 14:37:15编辑过]
昆明小学女生的卖淫案，从小学女生涉嫌卖淫到处女膜鉴定，到当事父母承认造假，再到近日当事父母突然翻供，称认罪是遭警方“胁迫、引诱”，整个事态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高潮迭起，比连续剧还像连续剧，而更讽刺的是，这样的连续剧在中国竟然成为了一种常态，无论是去年上海闸北的袭警案还是今年湖北巴东的性侵案，公权力的影子始终须臾不离！
正当警方成为众矢之的无以服众之时，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突然实名发帖，批评几位记者断章取义、歪曲原意，只顾抢新闻而不顾媒体的责任。实事求是地说，伍皓的叙述是较为冷静的，其观点也无可指摘，如今不少媒体尤其是新浪的某些编辑，为着追求眼球效应，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是断章取义就是歪曲原意，把标题篡改得面目全非，比如伍皓的这篇文章——《我为何批评几位采访“卖淫案”的记者》，一到腾讯新闻首页，立刻就变成了《请记者不要纠缠于处女卖淫案》！一看这标题，我就火不打一处来，不纠缠于小学生卖淫案，怎么能查清真相？恨不得先上伍皓的空间痛骂一顿再说，但是当我打开链接，我才知道我又被耍了！不幸的是，很多网友还傻乎乎就着这个标题将伍皓的妻子女儿及老妈都“氧化钙”了一遍!当今媒体所做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塑造了一大批的标题党，比如极度无耻的我，就同样起了这么低俗的标题来增加点击率。
紧接着不久，我便看到了被点名的记者吴虹飞的迅速回应：“伍胖子不是好人！”然而雷人的是，吴虹飞给出的证据竟然是：凡是胖子都不是好人，伍皓也是胖子，还是官胖子，所以他更加不是好人！这个论据差点没让我抽过去，作为《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吴虹飞，难道你真的是连一点起码的逻辑思维能力都没有吗？而更雷人的还在后头，吴虹飞得出胖子都不是好人的理据是：她小时候看了一本性爱指南，说胖子和胖子作爱，可以站着做！于是从此之后她就从心里看不起胖子。我的天哪！这都什么年代了，难道性爱的体位还跟个人的道德品质有关吗？在中世纪，传教士体位被认为是寓意上帝降临教诲众生，人们仰望聆听，所以只有这种体位才能表达对上帝的虔诚，其余体位都是非法的，说明你缺乏宗教信仰，不够虔诚，嗜好放荡的性爱生活。令人汗颜的是，这样的思维竟然出现在吴虹飞的文章里，我彻底无语了！
吴的整篇文章除了充满情绪性的话语之外，还牵强附会地拉来身边的胖子来做佐证，难道你不知道归纳法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论证方式吗？就算这世界上有999只乌鸦都是黑的，也不能证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因为还有一种乌鸦颜色是白的；同样，即使你碰到的胖子都是坏人，你也无法证明伍皓就不是好人！如果这是一起笔墨官司的话，吴虹飞完全是处于落败的一方！我希望，吴虹飞不要再写这种“很傻很天真”的文章了，作为媒体记者，一言一行都要谨小慎微，不要轻易将把柄落入他人手中。
再返观《新京报》记者吕宗恕，他对伍皓的回应则有理有据，甚至连交涉的日期与时间都做了详细备案，在复述原话时皆用双引号注明。更令我钦佩的是，当媒体报道当事父母承认造假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整个案件已经水落石出，只有吕宗恕仍对这桩迷雾重重的公案穷追不舍：我“想知道这些结论是如何调查、论证出来的？证据链是什么？从第一次到第三次通报为何变化如此之大？尽管有关人士已在电话中婉拒了我进一步采访的要求，但仍阻止不了我对此案真相的探寻。”记得那时我在看完他这篇文章之后，我对人说，这件事不会这么容易算的，一定还有下文！果不其然，不几日就传来当事父母翻供的消息，而张安芬也告知记者吕宗恕，他是在她被放出来之后第一个去她家采访的人……在记者吕宗恕身上，我真正见到了中国媒体坚持与良知的一面！
可惜的是，一件事情当它不断发酵之后，公众就已产生审美疲劳，而网络媒体更是不以为意，虽然翻供不乏可炒作性，但是国内的几大主要媒体并没有将其推到重要位置作推荐，以致于当我跟人提起时，他们竟然都很惊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事情竟然还有后续跟进！
媒体毕竟有它自身的局限，纸媒记者的素养总是参差不齐，网络媒体又穷于炒作造势，如果不完善权力自身的纠错机制，而单纯依赖于媒体的良知和责任，则将有更多的连续剧不为人所知，将有更多的弱势者成为悲剧的主人公！
正当警方成为众矢之的无以服众之时，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突然实名发帖，批评几位记者断章取义、歪曲原意，只顾抢新闻而不顾媒体的责任。实事求是地说，伍皓的叙述是较为冷静的，其观点也无可指摘，如今不少媒体尤其是新浪的某些编辑，为着追求眼球效应，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是断章取义就是歪曲原意，把标题篡改得面目全非，比如伍皓的这篇文章——《我为何批评几位采访“卖淫案”的记者》，一到腾讯新闻首页，立刻就变成了《请记者不要纠缠于处女卖淫案》！一看这标题，我就火不打一处来，不纠缠于小学生卖淫案，怎么能查清真相？恨不得先上伍皓的空间痛骂一顿再说，但是当我打开链接，我才知道我又被耍了！不幸的是，很多网友还傻乎乎就着这个标题将伍皓的妻子女儿及老妈都“氧化钙”了一遍!当今媒体所做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塑造了一大批的标题党，比如极度无耻的我，就同样起了这么低俗的标题来增加点击率。
紧接着不久，我便看到了被点名的记者吴虹飞的迅速回应：“伍胖子不是好人！”然而雷人的是，吴虹飞给出的证据竟然是：凡是胖子都不是好人，伍皓也是胖子，还是官胖子，所以他更加不是好人！这个论据差点没让我抽过去，作为《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吴虹飞，难道你真的是连一点起码的逻辑思维能力都没有吗？而更雷人的还在后头，吴虹飞得出胖子都不是好人的理据是：她小时候看了一本性爱指南，说胖子和胖子作爱，可以站着做！于是从此之后她就从心里看不起胖子。我的天哪！这都什么年代了，难道性爱的体位还跟个人的道德品质有关吗？在中世纪，传教士体位被认为是寓意上帝降临教诲众生，人们仰望聆听，所以只有这种体位才能表达对上帝的虔诚，其余体位都是非法的，说明你缺乏宗教信仰，不够虔诚，嗜好放荡的性爱生活。令人汗颜的是，这样的思维竟然出现在吴虹飞的文章里，我彻底无语了！
吴的整篇文章除了充满情绪性的话语之外，还牵强附会地拉来身边的胖子来做佐证，难道你不知道归纳法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论证方式吗？就算这世界上有999只乌鸦都是黑的，也不能证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因为还有一种乌鸦颜色是白的；同样，即使你碰到的胖子都是坏人，你也无法证明伍皓就不是好人！如果这是一起笔墨官司的话，吴虹飞完全是处于落败的一方！我希望，吴虹飞不要再写这种“很傻很天真”的文章了，作为媒体记者，一言一行都要谨小慎微，不要轻易将把柄落入他人手中。
再返观《新京报》记者吕宗恕，他对伍皓的回应则有理有据，甚至连交涉的日期与时间都做了详细备案，在复述原话时皆用双引号注明。更令我钦佩的是，当媒体报道当事父母承认造假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整个案件已经水落石出，只有吕宗恕仍对这桩迷雾重重的公案穷追不舍：我“想知道这些结论是如何调查、论证出来的？证据链是什么？从第一次到第三次通报为何变化如此之大？尽管有关人士已在电话中婉拒了我进一步采访的要求，但仍阻止不了我对此案真相的探寻。”记得那时我在看完他这篇文章之后，我对人说，这件事不会这么容易算的，一定还有下文！果不其然，不几日就传来当事父母翻供的消息，而张安芬也告知记者吕宗恕，他是在她被放出来之后第一个去她家采访的人……在记者吕宗恕身上，我真正见到了中国媒体坚持与良知的一面！
可惜的是，一件事情当它不断发酵之后，公众就已产生审美疲劳，而网络媒体更是不以为意，虽然翻供不乏可炒作性，但是国内的几大主要媒体并没有将其推到重要位置作推荐，以致于当我跟人提起时，他们竟然都很惊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事情竟然还有后续跟进！
媒体毕竟有它自身的局限，纸媒记者的素养总是参差不齐，网络媒体又穷于炒作造势，如果不完善权力自身的纠错机制，而单纯依赖于媒体的良知和责任，则将有更多的连续剧不为人所知，将有更多的弱势者成为悲剧的主人公！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15 18:38:58编辑过]
最无耻的艺人：左小祖咒。在北京一夜（《One night in Beijing》）中流下许多精的陈升没有来，丧尽天良的左小来了却不唱歌，而且还是现场唯一一位领了奖而不唱的（乐队打鼓敲锣的除外），害我只身千里迢迢、情深深雨蒙蒙地从深圳赶到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这简直比方大同和王若琳他们不来更无耻！这个船老大的儿子拿着最佳摇滚艺人的奖杯说：“南方都市报的评委是一个幽默的团队，感谢他们把这个奖颁给了我这个吹牛大王！”由于这次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主题是“回归原声”，主持还特意解释说所谓回归原声，就是回归原始的冲动，当时才情横溢的陈珊妮还未登场，所以我一直以为左小退场之后会再出来跟陈珊妮合唱那首黄黄的《野合万事兴》：“姐脱衣衫白如雪，郎脱衣衫白似霜；姐做狮子先睡倒，郎做绣球滚身上……春天三月风暖和，百鸟衔柴修旧窝；阿姐有窝无鸟宿，阿哥有鸟却无窝……”结果牛人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最伤感的艺人：许巍。其实很多摇滚乐迷都在质疑许巍流行化的趋向，而郝舫则说：摇滚不是穷摇，不是死磕！不知怎地，当听到他用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来自这个世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故事里始终都有爱，无论有怎么样的艰难曲折；故事里永远都有爱，永远是美丽温暖的光明结局”，忽然莫名地一阵伤感，不经意地想起某师兄当年在博客上写下的一句话，那是在许巍的音乐会上，他打通她手机让她听许巍的声音！但如今，许巍所获得的掌声已经远远不如在他之后出场的曹格！江山代有才人出，阅尽沧桑仅数年！
最可爱的艺人：敖斯卡乐（五彩呼伦贝尔合唱团成员）。当主持人让这个小女孩发表获奖感言时，小女孩没明白过来什么是获奖感言，于是布仁巴雅尔开始向她郑重地解释什么是获奖感言：所谓获奖感言，就是你拿了这个奖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最恐怖的乐队：美好药店。他们唱的是《崂山道士》，而我满脑子都是林正英……第二天南都报道说，主唱最后竟模仿老道的声音开怀大唱说：“终于拿奖啦！哈哈哈！”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听到，我只记得那时我正在起劲地拍楼下高挂着的横幅：“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最佳乐队无论是颁给优美华丽的声音碎片，还是由08年最炫目的痛仰乐队夺得，都更合适！
最惊艳的艺人：黄耀明。炫目的紫红色外套和紫红色墨镜，酷酷的台风……
最该死的艺人：Michael Jackson！在这次颁奖礼筹办期间，Michael Jackson意外去世，在一段纪念杰克逊的短片之后，周云蓬用Michael Jackson的旋律唱了一首纪念汶川的歌曲！Michael Jackson死了之后，人人哀悼，他被尊称为歌神，他的死终结了一个时代；而在他活着的时候，人人唾弃，他的名字连接着整容风波、虐童丑闻和人格分裂……他的身体已经形似骷髅，身上布满针孔，胃里都是药丸，他欠下了巨额的债务，而他的子女甚至也不是他亲生的。十七进制说，他真的是连常人都不如！我想说一句没有良心的话，其实你早就该死了，这个肮脏的世界不适合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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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伤感的艺人：许巍。其实很多摇滚乐迷都在质疑许巍流行化的趋向，而郝舫则说：摇滚不是穷摇，不是死磕！不知怎地，当听到他用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来自这个世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故事里始终都有爱，无论有怎么样的艰难曲折；故事里永远都有爱，永远是美丽温暖的光明结局”，忽然莫名地一阵伤感，不经意地想起某师兄当年在博客上写下的一句话，那是在许巍的音乐会上，他打通她手机让她听许巍的声音！但如今，许巍所获得的掌声已经远远不如在他之后出场的曹格！江山代有才人出，阅尽沧桑仅数年！
最可爱的艺人：敖斯卡乐（五彩呼伦贝尔合唱团成员）。当主持人让这个小女孩发表获奖感言时，小女孩没明白过来什么是获奖感言，于是布仁巴雅尔开始向她郑重地解释什么是获奖感言：所谓获奖感言，就是你拿了这个奖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最恐怖的乐队：美好药店。他们唱的是《崂山道士》，而我满脑子都是林正英……第二天南都报道说，主唱最后竟模仿老道的声音开怀大唱说：“终于拿奖啦！哈哈哈！”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听到，我只记得那时我正在起劲地拍楼下高挂着的横幅：“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最佳乐队无论是颁给优美华丽的声音碎片，还是由08年最炫目的痛仰乐队夺得，都更合适！
最惊艳的艺人：黄耀明。炫目的紫红色外套和紫红色墨镜，酷酷的台风……
最该死的艺人：Michael Jackson！在这次颁奖礼筹办期间，Michael Jackson意外去世，在一段纪念杰克逊的短片之后，周云蓬用Michael Jackson的旋律唱了一首纪念汶川的歌曲！Michael Jackson死了之后，人人哀悼，他被尊称为歌神，他的死终结了一个时代；而在他活着的时候，人人唾弃，他的名字连接着整容风波、虐童丑闻和人格分裂……他的身体已经形似骷髅，身上布满针孔，胃里都是药丸，他欠下了巨额的债务，而他的子女甚至也不是他亲生的。十七进制说，他真的是连常人都不如！我想说一句没有良心的话，其实你早就该死了，这个肮脏的世界不适合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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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1年的4月，作为《纽约人》杂志特派记者，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汉娜•阿伦特前往耶路撒冷地方法庭，报道以色列人对纳粹战犯阿道尔夫•艾希曼的审判。后者曾经是纳粹的重要头目，他在1941年至1945年任纳粹盖世太保犹太事务部主任，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由此犯下了滔天的大罪行。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迟来而快意人心的审判，然而，一个细小却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意外出现了：审判时，阿伦特与以色列总检察长霍斯纳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对立！关注司法正义的阿伦特认为，霍斯纳不应该为了当局的政治需要而故意隐去某些历史真实，将审判简化成对屠杀者的报复和控诉。“尽管(纳粹的)罪行首先是对犹太人犯下的，但它并不局限于犹太人和犹太问题”，因为艾希曼犯下的不是反犹太罪，而是反人类罪：“这是一条在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开始摧毁人的本质。”换言之，我们不应该将这次审判变成一次报复对手的绝佳机会，而应该从纳粹的起源、极权主义、人性正义等其他的高度来重新审视这场战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的大屠杀再次发生，否则它就仅仅只是一次轮回的厮杀……
自陆川的《南京！南京！》诞生之后，许多人都在指责陆川的人性化视角是美化日军侵略者，而我认为，这恰恰是陆川最深刻的地方，中国以往关于南京的电影更多是站在受害者一方，控诉侵华战争给他们的身心、亲人、家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控诉最终导致的结果无非是掀起一轮又一轮的仇恨浪潮；而陆川却穿越仇恨的火焰，告诉世人：侵华战争不仅仅是一次对华战争，更是一场反人类、反人性的战争！对于日本军人来说，它同样是非正义的！影片中的角川正是由于不堪忍受战争对人道的毁灭性质，最终选择了自杀。
然而，单纯依靠思想的深刻，并不能成就一部人物形象丰满立体、质量又臻于上乘的作品。陆川既然要从超越于中日两国历史的人性高度来反思这场灾难，他就必须有一个相对应的视点。如果这是一篇小说的话，那么进入人物内心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采取内视角；如果是电影，则恐怕要依赖于主观镜头了。所谓主观镜头，就是以剧中人的视点或动物的视点为拍摄意图的镜头，譬如当演员进入大厅、环顾四周的时候，摄影机的镜头随着人物的目光而不断移动，这就是一种主观镜头，这种镜头一般多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等作品里面，这种主观镜头的运用非常普遍；而陆川在早期的电影实验中，也表现出了他对主观镜头的某种偏爱。所以，在我看到电影之前，我的猜测是陆川对角川人性化视角的处理，会辅以较多关于角川的主观镜头。或者，你不用主观镜头，用明晰的主线或者内心独白也可以，但至少你要给我一个切入点，让我能通过角川去观察、去思考、去反思、去痛苦、去绝望、去流泪！
但非常遗憾的是，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完全无法“入戏”，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客观镜头远远多于主观镜头，而主观镜头又并没有聚焦到本已着墨不多的角川身上；主线不分明，人性化的视角又不断分化给多方角色，包括除角川以外的其他普通日军；再加上客观镜不断地转换，时而是客观镜头看日军，时而是客观镜头看难民，时而是客观镜头看守军，时而是客观镜头看唐先生，时而是客观镜头看拉贝，时而是客观镜头看角川，简直看得我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根本不知道导演想拍什么，导演也似乎不知道观众想看什么，所以自始至终我只是跟着镜头莫名其妙地到处跑。
陆川想为影片提供一个人性化的视角，但由于他自身对角川这个虚构的角色缺乏应有的理解，更无法成功设置一个支点，使观众对角川的切肤之痛能感同身受，所以人物反而被他糊弄得非常怪异，尤其是当角川对其他士兵说，他一定要娶那个日本慰安妇为妻的时候，作为旁听者的我已经只能将其视为神经病了。
而由于陆川一早已经预设了角川这一人性化的视角，为使观众不去过度地苛责角川对这场战争的参与和默许，陆川不得不回避了日本士兵变态虐杀中国人民的种种残酷画面。其实，客观镜头本身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导演的某种主观选择与剪裁，但由于陆川的回避，以及主观镜头的失落，统摄全局的客观镜头中立性为之大大增强，从而逼迫观众从自身繁杂无序的历史经验出发，去反思这场战争。但是，早已为仇恨所充盈的国人，如何能够人性化地看待这场战争？而真正投入于影像的观众，又为国人的懦弱、无能、自私而愤慨，为守军将领的轻易遣散而忿恨，为日本慰安妇百合子的母性而感动，为日军的仁慈、可爱、庄重而惭愧……至此，陆川人性化的视角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民族主义者上纲上线的相互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南京！南京！》公映之后，影迷的评价会呈现出两极分化态势的原因！这也是我在前一个钟头中的最大困惑：从自身的历史经验出发，我无疑仇恨日军；但从电影剧情出发，我又觉得中国人更可恨！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去摆正自己的立场！
直到最后一个钟头的时候，主观镜头才逐渐聚焦到姜淑云身上，镜头开始随着姜淑云去目睹日军的暴行，去见证中国女性的牺牲与伟大，人性也终于浮出了水面！可惜的是，受制于陆川的商业才华，这部电影显得拖沓、混乱而生硬，同是反思战争的电影，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姜帝圭的《太极旗飘扬》，以及姜文的《鬼子来了》（如果姜文不去模仿库斯图里卡的话，他或许会更成功，——我想，除了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人之外，应该没有几个人会像我这样，硬着头皮把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看完吧），其对悬念的营造，对情节的铺垫，对冲突的推进，功力都远在陆川之上。他们懂得如何去操控一部电影，懂得怎么样才能让你揪心，让你捧腹，让你愤怒，而陆川呢，有多少人在中途就离场了？
我想，陆川应向他的姜哥学习，怎么样才能把一部电影拍到让人想看、爱看而又愿意再看！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迟来而快意人心的审判，然而，一个细小却对世界影响深远的意外出现了：审判时，阿伦特与以色列总检察长霍斯纳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对立！关注司法正义的阿伦特认为，霍斯纳不应该为了当局的政治需要而故意隐去某些历史真实，将审判简化成对屠杀者的报复和控诉。“尽管(纳粹的)罪行首先是对犹太人犯下的，但它并不局限于犹太人和犹太问题”，因为艾希曼犯下的不是反犹太罪，而是反人类罪：“这是一条在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开始摧毁人的本质。”换言之，我们不应该将这次审判变成一次报复对手的绝佳机会，而应该从纳粹的起源、极权主义、人性正义等其他的高度来重新审视这场战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的大屠杀再次发生，否则它就仅仅只是一次轮回的厮杀……
自陆川的《南京！南京！》诞生之后，许多人都在指责陆川的人性化视角是美化日军侵略者，而我认为，这恰恰是陆川最深刻的地方，中国以往关于南京的电影更多是站在受害者一方，控诉侵华战争给他们的身心、亲人、家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控诉最终导致的结果无非是掀起一轮又一轮的仇恨浪潮；而陆川却穿越仇恨的火焰，告诉世人：侵华战争不仅仅是一次对华战争，更是一场反人类、反人性的战争！对于日本军人来说，它同样是非正义的！影片中的角川正是由于不堪忍受战争对人道的毁灭性质，最终选择了自杀。
然而，单纯依靠思想的深刻，并不能成就一部人物形象丰满立体、质量又臻于上乘的作品。陆川既然要从超越于中日两国历史的人性高度来反思这场灾难，他就必须有一个相对应的视点。如果这是一篇小说的话，那么进入人物内心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采取内视角；如果是电影，则恐怕要依赖于主观镜头了。所谓主观镜头，就是以剧中人的视点或动物的视点为拍摄意图的镜头，譬如当演员进入大厅、环顾四周的时候，摄影机的镜头随着人物的目光而不断移动，这就是一种主观镜头，这种镜头一般多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在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等作品里面，这种主观镜头的运用非常普遍；而陆川在早期的电影实验中，也表现出了他对主观镜头的某种偏爱。所以，在我看到电影之前，我的猜测是陆川对角川人性化视角的处理，会辅以较多关于角川的主观镜头。或者，你不用主观镜头，用明晰的主线或者内心独白也可以，但至少你要给我一个切入点，让我能通过角川去观察、去思考、去反思、去痛苦、去绝望、去流泪！
但非常遗憾的是，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完全无法“入戏”，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客观镜头远远多于主观镜头，而主观镜头又并没有聚焦到本已着墨不多的角川身上；主线不分明，人性化的视角又不断分化给多方角色，包括除角川以外的其他普通日军；再加上客观镜不断地转换，时而是客观镜头看日军，时而是客观镜头看难民，时而是客观镜头看守军，时而是客观镜头看唐先生，时而是客观镜头看拉贝，时而是客观镜头看角川，简直看得我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根本不知道导演想拍什么，导演也似乎不知道观众想看什么，所以自始至终我只是跟着镜头莫名其妙地到处跑。
陆川想为影片提供一个人性化的视角，但由于他自身对角川这个虚构的角色缺乏应有的理解，更无法成功设置一个支点，使观众对角川的切肤之痛能感同身受，所以人物反而被他糊弄得非常怪异，尤其是当角川对其他士兵说，他一定要娶那个日本慰安妇为妻的时候，作为旁听者的我已经只能将其视为神经病了。
而由于陆川一早已经预设了角川这一人性化的视角，为使观众不去过度地苛责角川对这场战争的参与和默许，陆川不得不回避了日本士兵变态虐杀中国人民的种种残酷画面。其实，客观镜头本身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导演的某种主观选择与剪裁，但由于陆川的回避，以及主观镜头的失落，统摄全局的客观镜头中立性为之大大增强，从而逼迫观众从自身繁杂无序的历史经验出发，去反思这场战争。但是，早已为仇恨所充盈的国人，如何能够人性化地看待这场战争？而真正投入于影像的观众，又为国人的懦弱、无能、自私而愤慨，为守军将领的轻易遣散而忿恨，为日本慰安妇百合子的母性而感动，为日军的仁慈、可爱、庄重而惭愧……至此，陆川人性化的视角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民族主义者上纲上线的相互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南京！南京！》公映之后，影迷的评价会呈现出两极分化态势的原因！这也是我在前一个钟头中的最大困惑：从自身的历史经验出发，我无疑仇恨日军；但从电影剧情出发，我又觉得中国人更可恨！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去摆正自己的立场！
直到最后一个钟头的时候，主观镜头才逐渐聚焦到姜淑云身上，镜头开始随着姜淑云去目睹日军的暴行，去见证中国女性的牺牲与伟大，人性也终于浮出了水面！可惜的是，受制于陆川的商业才华，这部电影显得拖沓、混乱而生硬，同是反思战争的电影，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姜帝圭的《太极旗飘扬》，以及姜文的《鬼子来了》（如果姜文不去模仿库斯图里卡的话，他或许会更成功，——我想，除了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人之外，应该没有几个人会像我这样，硬着头皮把一部南斯拉夫电影看完吧），其对悬念的营造，对情节的铺垫，对冲突的推进，功力都远在陆川之上。他们懂得如何去操控一部电影，懂得怎么样才能让你揪心，让你捧腹，让你愤怒，而陆川呢，有多少人在中途就离场了？
我想，陆川应向他的姜哥学习，怎么样才能把一部电影拍到让人想看、爱看而又愿意再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7 20:27:17编辑过]
2009年两会前夕，连年暴利狂欢的房地产业最终落选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引发民众对中央决策高层不再对高房价“维稳”的众多猜议。尤其是在历经上一年度全国多处楼市的低靡之后，这样的“信号”无疑来得更为敏感！而紧接着，是全国工商联的政协大会发言报告剑指地方，称我国房价居高不下的关键在于地价推高了房价，“土地财政”让地方成了房地产开发的最大受益方。与此同时，实行公积金托管、试点信托投资基金、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撤销90/70政策、征收闲置税、多建廉租房等旨在平抑房价的提案纷纷提交，大有推向议程之势，一时之间，“房价”一词再度炙手可热！
事实上，自1998年国家停止福利分房、试行住房货币化政策以来，中国的房改新政仅仅走过了10个年头，而大中城市房价连倍疯涨并进而演变成劫贫济富的工具，也不过是5年来住房供应结构政策逆势调整后的沉重代价。然而，由于住房问题事关民众最切身现实，辐及千家万户，兼之社会贫富失衡加剧，公平公正缺失，富者高居广厦、田连仟佰，贫者则无寸锥之地，在如斯背景下高房价自然成为千夫所指的头号民生难题，甚至连总理在东亚峰会等公开场合上，也不掩饰其忧患之心，屡屡要求紧抓住房保障体系，防止房价过快上涨！
目前国际上衡量一个地区或城市房价的高低，其通用的计算公式就是“房价收入比”，即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平均房价与每户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之比。一般认为，当房价收入比为3—6时是最为合理的住房价格，也就是说平均一户居民工作上3—6年之后，基本上就能买得起房，而中国当前的住房现实呢？在2008年岁末，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张鸿就毫不忌讳地指出，目前中国很多地方的房价收入比已到了30倍到40倍，普通百姓要30年或者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这远远背离了国际上这个标准，用这个房价收入比来衡量已经说明房价实在高得太离谱了。
然而，年初某卞姓的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在云游了1000多座国际城市之后，竟得出结论说：“中国同等城市的房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其未来升值空间也是最大的！中国房地产在世界上是最有竞争力的！”在全民所有的共和国土地上，一个人竟然要穷毕生之力，花光一户家庭几十年的积蓄，才能住得起房住得好房，实现国际公约和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居住权利，而这样的房价竟然还是全世界最低的，是未来升值空间最大的？再看看那数千万如蚁麇集的“房奴”，他们中有多少不是由父母垫付了首期的“啃老族”，才能有幸为房地产商打长工？究竟是谁扭转乾坤，将原本一大利国惠民的新政演绎成一曲虚美而沉沦的塞壬之歌？
一、30年来，你何时实现过“居者优其屋”的梦想？
对于中国近30年来的住房改革，中国媒体似乎倾向于这样形容其历史渐进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我国居民一直处于居者忧其屋的状态；从1978年到1998年改革开放的20年时间里，我国主要解决的是居者有其屋的问题；到本世纪初，我们已经开始在居者有其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追求居者优其屋的更高目标。”于是，在华丽而不乏溢美的语言炼金术下，全国性房价暴涨所造就的海量无房户群湮没无告！对于这些数目庞大而惊人的无房户者来说，这曲“居者优其屋”的盛世之音不知如何让人受落？
而出于对现实的愤激情绪，许多人转而怀念福利分房的时代，那时居民住房还处于“统建、统配、低房租、高补贴”的状态：由国家建房，由单位分房，个人只需要交付很少的房租甚至不付费也可入住。因为居民实际支付的房租远远低于房子的建筑、管理与维修成本，因此这样的分配实质上是一种福利待遇。然而，在当时，并非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福利分房的“香饽饽”。首先是住房分配的单位制特征就极为明显，国有企业与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待遇自然显著区别于普通单位的员工，而即使同属国家公职人员，住房资源丰裕的单位与房源短缺的单位，其职工的住房福利也大相径庭；其次，来源于行政权力的福利分房，在与员工级别、工龄、厂龄、居住人口辈数、婚姻家庭情况和党团政治面貌等一系列指标挂钩之后，也容易形成住房资源分配上的集中与倾斜，助长了当时的政治权势与不正之风。据上一辈者的口述回忆，由于房源紧张，那时只要一有风吹草动，送礼递条子的，找关系的，甚至为分房而假离婚的，上吊闹自杀的，把双亲与岳父母户口都迁过来的，种种投机现象不一而足！而分到房子的，也要一家几口挤在平均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楼道里的卫生间是共用的，厨房则搭在走廊里，邻里邻居就在这样的筒子楼里经年累月地合奏着锅碗瓢盆的日常交响曲。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的厨房和卫生间等都隶属公共面积的范畴，因此作为衡量我国城乡居民住房水平的“人均建筑面积”，在当时仅仅是指卧室面积，与房改之后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可同日而语。实际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远远不如数据“卫星”放得那么“美好”！
毋庸赘言，这种福利性质的分房与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不可分割的，在温饱都成为问题的时代，物资的匮乏、财政力量的薄弱以及技术水平的滞后决定了国家只能依靠统建统配、低房租、高补贴的住房政策来实现满足人民基本居住权利的承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体制的单边突进与经济增量的一夜飞涨，改革大锅饭时代重福利保障、轻商品消费的实物分房制度势在必行！
但在此之前，南北知青的大量返城，无疑也推高了当时住房矛盾空前紧张的尖锐态势。因此，最早在1978年夏天，邓就对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里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潜力不小。
两年后的４月２日，经过深思熟虑的邓最终形成了推进我国住房商品化的指导性意见：“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因此要研究逐步提高房租。房租太低，人们就不买房子了。繁华的市中心和同。将来偏僻地方的房子，交通方便地区和不方便地区的房子，城区和郊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建房还可以鼓励公私合营或民建公助，也可以私人自己想办法”。
然而，在住房改革之初，大量新建住房仍通过实物分配渠道进入了旧体制，不少公有住房甚至以大大低于当时市场的“房改价格”出售给原先住户，进一步固化了既得利益者的居住福利。
直到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即国发［1998］23号)，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并首次提出建立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建立面向城市最低收入家庭的廉租住房制度，，同时要求全面推行和不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国实行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城镇住房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中国房改新政的实际起点，是中国进入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时代的分水岭。
这一文件的出台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之一，其盘活之效，即使比之“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也当不失色！尽管在97亚洲金融危机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房改自实施之初就承载着拉动投资与消费的功能，但从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廉租房，到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经济适用住房，再到针对中高收入家庭的高价商品房，整个住房供应结构可谓是层次井然，主次分明；而且正如《新财经》记者史宁所分析的，从当时的政策定位来看，国务院一开始只是将房地产市场作为一个有限竞争的市场来对待，并没有把房地产市场完全交给市场来调节，没有因急于甩掉大锅饭时代的福利包袱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地产专家沈晓杰看来，98年中国房改新政的核心灵魂就是经济适用房。其时，国家对城市居民收入构成的判断是，中低收入家庭占了城市家庭的大多数，因此住房供应结构也应当以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适用房为主：“当时建设部有一个很保守的算法，就是在整个住房供应体系中，70—80%的居民住房应该是经济适用住房。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中70—80%的家庭都属于‘中低收入者’，都有权靠购买经济适用房来解决住房问题；而最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则分别为10%上下。而当时在一般大城市房改办的测算中，可以买‘经济适用房’的‘中低收入家庭’，最低的也要占到居民人数的80%以上，高的要占到总人口的95%。”
然而，经济适用房是由国家划拨土地，并向中低收入群体微利出售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一类住房，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由具有逐利心理的房地产商来开发建设，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攫取高额利润，房地产商们擅自更改户型和面积，导致住宅面积过大、总价过高，再加上对购房对象行政审批过宽，因此大量为中高收入家庭买走；而真正既经济又适用的住房，却长期僧多粥少、一号难求！据报道，目前我国经适房的建设现实是，每年竣工面积占当年新增房屋建设总量比例，即便在执行较好的城市也不到10%，很多地方仅仅是象征性地建设一下。以2003年为例，中国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总投资为600亿元，只占了当年房地产投资的6%；到了2004年，全国经济适用房完成投资所占比重已大幅度下滑到为4.6%。民众等来的消息，常常不是经济适用房已经销售完毕，就是将于明后年规划开发。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流舆论却宣称经济适用房建设已经满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需求，满满当当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于是，以“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为主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匆匆出台！自此之后，占城市人口至少80%以上的中国普通市民只能去购买面向中高收入群体的高价商品房，大中城市房价于是一路扶摇直上，一飞冲天，“地王”不断被刷新！
在这次住房供应结构政策的调整中，开发商们究竟牟取了多少暴利？据地产专家沈晓杰计算，按照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提供的数据，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宅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343元（7年增加总合695元—2003年增加的352元），年均增加为57元。而2004年全面实施号称“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比前六年年均增加的57元平均水平要多出295元。根据蓝皮书的数据，2004年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量达到38231.64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房占了九成左右，大约为3.44亿平方米。用这个总面积和“房改新政”后房价暴涨超出往年平均水平差数相乘，就可以得出了买单的明细单：
295元×3.44亿平方米＝1014.8亿元
“这就是说，按照开发商的意志实施的‘房改新政’第一年，中国的城市居民就为高涨的房价，多付出了千亿元的巨额‘学费’。中国数万个开发商，一同分享了这上千亿的‘改革成果’。”
除“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国发[2003]18号文亦明确提出廉租房是“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主要途径”，要求到“十一五”期末，全国廉租住房制度保障范围要由“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这被看做是中国全面建立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的框架性文件，因此有人称其为“廉租房新政”。
国发[2003]18号所以改成以廉租房为重点，也同样是建立在对居民收入构成的判断上，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中方主任楼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这个判断就是现在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多多少少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现在要搞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但是，城市最低收入与低收入家庭两类加起来总数也不过1000万户，仅占全国家庭总数的5.6%，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在参与国务院《住房保障条例》讨论时则分析说，廉租房受申请人经济条件的限制，最后只影响到极小部分人口的住房，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并不会明显缓解老百姓买不起房的困难。国家应当将住房保障的重点放在经济适用房上，而不是廉租房上。这样做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而且能够平抑房价。
二、谁是中国高房价的真正制造者？
今年两会期间，某学者在网上发表了题为《高房价之辩：从买房爱国论，到房价齐商量》的评论，据其称没两天就收到一名自称“房地产商”的网友所发来的邮件，在这封邮件里，他向作者揭开了中国房价高涨不跌的秘密：除了地价，行政性收费高达64项！实际上，一平方米房子的建筑成本，就其接手的项目而言，也就大概在1850～2500元之间。其中，土建(即毛坯)大概是1200元/平方米，包括地下室和基础；装饰部分是80元/平方米，包括外墙砖、入户门、栏杆和铝合金窗等；园林550元/平方米；水电250元/平方米，包括电缆，智能安装及室外排水设施等。但房价为何却连翻数倍，“最大的问题，在于开发商对官员的行贿贿行为由买房者承担。而国家对房屋价格的控制事实上是加大了税收，但是高税收最后转嫁到了购房者身上。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是谁？各级地方，它们利用手里的土地批租，然后再向房地产商收取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等房子建好了，卖出了它们还要向房地产商和购房者收税。房地产商有风险，可是，各级地方那是包赚不赔啊。其实房地产也是风险投资项目，只是和股票等玩意相比，它不会一夜之间让你血本无归而已。……囤积土地是需要巨额资金的，就像生意人所说的压货，你能压多少货？卖几十年？对有实力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适当压一两块土地，保证公司开发的延续性，节约运营成本是完全必要的，压多了，谁有那么大的资金？”几乎在同一时间，《南方都市报》在对部分公开媒体的新闻评论资料进行整理之后，也分析指出：“‘高房价源于地方’的主流认知正在形成”。
近些年来，民众对于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商成高房价推手的质疑似乎一直都未停过！自中国经济转型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像房地产商这样一夜暴富，在每年美国媒体《福布斯》评出的年度中国大陆富豪榜上，房地产商们一直作为中国的“商业英雄”稳踞榜首，2005年一举囊括了《福布斯》的富豪榜的冠亚殿军，2006年更是大获全胜，前十名富豪中有六名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房地产行业，2007年该比例上升到80%，其中碧桂园的杨惠妍甚至将上一年的中国大陆首富黄光裕远远甩在了身后；2008年在金融危机与房地产低迷等阴影笼罩下，资产缩水达1000亿的杨惠研仍然挤进了全球房地产富豪榜的前十位。但也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行业会像房地产商这样为民众所诅咒和仇恨，“开发商“一词早已等价于暴利圈钱、囤地捂盘、哄抬房价、瞒报利润、散步虚假信息、攫取超额收益、合谋操控市场、丧失社会责任等不法行为主体。
由于每一个房地产项目从开始拍卖到最终销售，“看得见之手”在整个资金链条中一直如影随形，地方行政审批权力也因此而难脱干系！我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我国住房改革与住房保障研究》中就曾指出，在GDP增速被作为政绩考核核心指标和短期效益目标的驱动下，“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已经被地方推至极致并演变成短期行为特征明显的畸形的增长模式，其主要表现：“一是大搞形象工程、‘造城运动’，盲目扩大拆迁规模，人为制造需求旺盛、拉动房价。二是炒卖地皮，一些地方低价征地，转手高价出让，卖地越多，财政收入越多，甚至少数地方官员暗中操盘，或唆使开发商哄抬地价，以及与开发商合谋瓜分不透明的高额土地收益。三是对房价求高弃低，一些地方官员视房价高为经济发达的标志，把本地房价与其他地区盲目攀比，一些城市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而把兴趣集中于批建高档住宅上，推动当地房价居高不下。”
换言之，一是地方垄断了土地供应，二是开发商垄断了房屋供应，从而完全掌握了对地价和房价的决定权，形成了共享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其实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需要指出的是，不少批评家们却将高房价的形成，归咎于住房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他们认为，房子是一种具有特殊属性的商品，它兼有商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双重性质，人们可以省吃俭用，可以不看病，不上大学，但却不能没有一席立身之地，因此必须保障每个人的基本居住权利，不能任其在市场经济的波浪中自沉自浮。但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个人住宅却完全成了典型的私人产品。吊诡的是，住房的市场化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真正的市场化是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与公平竞争，而房子作为垄断下的商品，又有何竞争性质可言？正如郎咸平教授猛烈抨击“火车票提价是市场化”的说法时说：中国铁路本身就是垄断性机构，铁路票价本身都是垄断性定价，“铁老大”想卖多少就是多少；铁路的垄断性质决定了它不是市场化机制，现在为了提价，却说是市场化，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希望有些专家不要打着“市场化”的旗号来忽悠老百姓。
但沈晓杰过于偏重房改新政中的经适房政策，贾康则力主改变住房改革中过度依赖市场化、私有化的思维，要求完善土地出让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等财政、金融、税收的相关货币化配套保障政策，但都忽略了地方土地财政的制度性基础，即分税制改革。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理清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从199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在之后的财政体制运行中，分税制改革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积极效应，明显促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合理增长，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但受改革初期起始条件的限制，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分税制也因存在着事权划分不明确等缺陷而备受争议。时寒冰在《化解中国房地产困局》中分析指出，由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缺口大，不得不严重以来房地产业；而在分税制改革的同时，中国规定土地出让金全部归地方所有，由此导致的结果自然不难想象。
三、房价理性回归，将引发金融危机？
2009年阳春三月，持续低迷的全国房地产市场也迎来了一片繁荣复苏景象！据报道，春节过后，全国楼市突然出现了成交大幅反弹的“小阳春”行情，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都连续报出了亮丽的成交量。今年前两个月，深圳的新房和二手房成交规模就分别同比增加174%和106%，三月份更是持续高涨。
但与此同时，牛刀等地产评论人对楼市普吹回暖风源于开发商假按揭的质疑之声也此起彼伏。牛刀的依据是深圳多个楼盘存在一人购数十套房产的情形，据统计，1个人预售房地产抵押登记金地梅陇镇花园大约600套，2个人预售房地产抵押登记金地梅陇镇花园大约各300套，有超过20个人预售房地产抵押登记金地梅陇镇花园大约各30套以上。除此之外，深圳几乎每一个楼盘都有这个现象！“说白了，只是KFS做的假按揭，KFS在银行骗钱而已。”
深圳宝安国土局则回应说，是外界误读了数据：国土局产权登记部门受理产权登记，一般都是一批批收的客户资料，比如一批送过来10份，国土部门会将这10份都写在其中每个产权人名下，结果网上的“审批事项名称”就会呈现“预售房地产抵押登记××共10套”的状态，但在实际登记时还是每个产权人就登记他所购买的那一套房子。经翻查之后，证实网文中所涉及到的宝安区域的几个楼盘都没有个人一次购买几十套房子的情形，购买四五套房的情况也没有，至多只有一人购买两至三套房的。
自然，对楼市低迷、房价降幅预期落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顾现实、一味唱衰房地产市场，其动机则难免令人怀疑。事实上，全国楼市成交量的猛增是多项因素综合支持的结果，房价的全面下调促使压抑多年的刚性需求得以释放，政策上的减税降息，4万亿刺激内需方案的出台等等也对楼市的复苏起了提振作用。而且，城市各区域不同，具体情况也不同，单就深圳而言，南山楼市的升温就得益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深圳湾节点位置的凸显，布吉房价的上涨则在于大运会地铁工程的建设，并非只要楼市一回暖，就是假按揭制造出来的幻象！更何况第一季度是传统的销售旺季，楼市是否“春暖花开”，关键还看接下来几个月是重踏往年“前高后低”的走势，还是持续逆市高涨？
尽管受制于土地资源的垄断性供应，短期内房价下探的空间仍然有限，但在大趋势下与购买力严重脱节的高房价已经难以维持，房价理性回归是民心之所向！然而，有些房地产商却宣称如果房价大幅下跌，最终损伤最大的不是房地产商，而是银行！因为银行在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时采用的是市场比较法，而市场比较法是难以识别房地产泡沫的；一旦泡沫被挤破，在相关的信用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都不健全的情况下，“住房资产负债”将导致大面积的违约断供行为，从而引发银行金融风险，甚至出现美国式的次贷危机！
实际上，由于我国房地产贷款在银行总资产中所占份额有限（一般控制在30%以内），而且以自住性为目的的购房贷款占据着决定性的优势，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并不会对其产生剧烈的影响，因此房价下跌引发金融风险的几率，可谓微乎其微！
或许正如某知名财经评论家所说，开发商无非是摸准了国家最担心发生金融危机的“脉搏”，以此相威胁、相恐吓，想让国家改变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以维持其房地产暴利；而一些热衷于闭门造车的专家，也跟在开发商屁股后面胡乱起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房价如何才能理性回归？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当初严格土地批租，方向上完全正确、理论上完全可从源头杜绝寻租行为的招拍挂制度，最终也未催生“阳光地政”？在那名“房地产商”的揭秘里，或可窥见端倪!
事实上，自1998年国家停止福利分房、试行住房货币化政策以来，中国的房改新政仅仅走过了10个年头，而大中城市房价连倍疯涨并进而演变成劫贫济富的工具，也不过是5年来住房供应结构政策逆势调整后的沉重代价。然而，由于住房问题事关民众最切身现实，辐及千家万户，兼之社会贫富失衡加剧，公平公正缺失，富者高居广厦、田连仟佰，贫者则无寸锥之地，在如斯背景下高房价自然成为千夫所指的头号民生难题，甚至连总理在东亚峰会等公开场合上，也不掩饰其忧患之心，屡屡要求紧抓住房保障体系，防止房价过快上涨！
目前国际上衡量一个地区或城市房价的高低，其通用的计算公式就是“房价收入比”，即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平均房价与每户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之比。一般认为，当房价收入比为3—6时是最为合理的住房价格，也就是说平均一户居民工作上3—6年之后，基本上就能买得起房，而中国当前的住房现实呢？在2008年岁末，央视《今日观察》评论员张鸿就毫不忌讳地指出，目前中国很多地方的房价收入比已到了30倍到40倍，普通百姓要30年或者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这远远背离了国际上这个标准，用这个房价收入比来衡量已经说明房价实在高得太离谱了。
然而，年初某卞姓的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在云游了1000多座国际城市之后，竟得出结论说：“中国同等城市的房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其未来升值空间也是最大的！中国房地产在世界上是最有竞争力的！”在全民所有的共和国土地上，一个人竟然要穷毕生之力，花光一户家庭几十年的积蓄，才能住得起房住得好房，实现国际公约和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居住权利，而这样的房价竟然还是全世界最低的，是未来升值空间最大的？再看看那数千万如蚁麇集的“房奴”，他们中有多少不是由父母垫付了首期的“啃老族”，才能有幸为房地产商打长工？究竟是谁扭转乾坤，将原本一大利国惠民的新政演绎成一曲虚美而沉沦的塞壬之歌？
一、30年来，你何时实现过“居者优其屋”的梦想？
对于中国近30年来的住房改革，中国媒体似乎倾向于这样形容其历史渐进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近30年的时间，我国居民一直处于居者忧其屋的状态；从1978年到1998年改革开放的20年时间里，我国主要解决的是居者有其屋的问题；到本世纪初，我们已经开始在居者有其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追求居者优其屋的更高目标。”于是，在华丽而不乏溢美的语言炼金术下，全国性房价暴涨所造就的海量无房户群湮没无告！对于这些数目庞大而惊人的无房户者来说，这曲“居者优其屋”的盛世之音不知如何让人受落？
而出于对现实的愤激情绪，许多人转而怀念福利分房的时代，那时居民住房还处于“统建、统配、低房租、高补贴”的状态：由国家建房，由单位分房，个人只需要交付很少的房租甚至不付费也可入住。因为居民实际支付的房租远远低于房子的建筑、管理与维修成本，因此这样的分配实质上是一种福利待遇。然而，在当时，并非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福利分房的“香饽饽”。首先是住房分配的单位制特征就极为明显，国有企业与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住房待遇自然显著区别于普通单位的员工，而即使同属国家公职人员，住房资源丰裕的单位与房源短缺的单位，其职工的住房福利也大相径庭；其次，来源于行政权力的福利分房，在与员工级别、工龄、厂龄、居住人口辈数、婚姻家庭情况和党团政治面貌等一系列指标挂钩之后，也容易形成住房资源分配上的集中与倾斜，助长了当时的政治权势与不正之风。据上一辈者的口述回忆，由于房源紧张，那时只要一有风吹草动，送礼递条子的，找关系的，甚至为分房而假离婚的，上吊闹自杀的，把双亲与岳父母户口都迁过来的，种种投机现象不一而足！而分到房子的，也要一家几口挤在平均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楼道里的卫生间是共用的，厨房则搭在走廊里，邻里邻居就在这样的筒子楼里经年累月地合奏着锅碗瓢盆的日常交响曲。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当时的厨房和卫生间等都隶属公共面积的范畴，因此作为衡量我国城乡居民住房水平的“人均建筑面积”，在当时仅仅是指卧室面积，与房改之后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可同日而语。实际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远远不如数据“卫星”放得那么“美好”！
毋庸赘言，这种福利性质的分房与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不可分割的，在温饱都成为问题的时代，物资的匮乏、财政力量的薄弱以及技术水平的滞后决定了国家只能依靠统建统配、低房租、高补贴的住房政策来实现满足人民基本居住权利的承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体制的单边突进与经济增量的一夜飞涨，改革大锅饭时代重福利保障、轻商品消费的实物分房制度势在必行！
但在此之前，南北知青的大量返城，无疑也推高了当时住房矛盾空前紧张的尖锐态势。因此，最早在1978年夏天，邓就对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里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潜力不小。
两年后的４月２日，经过深思熟虑的邓最终形成了推进我国住房商品化的指导性意见：“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因此要研究逐步提高房租。房租太低，人们就不买房子了。繁华的市中心和同。将来偏僻地方的房子，交通方便地区和不方便地区的房子，城区和郊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建房还可以鼓励公私合营或民建公助，也可以私人自己想办法”。
然而，在住房改革之初，大量新建住房仍通过实物分配渠道进入了旧体制，不少公有住房甚至以大大低于当时市场的“房改价格”出售给原先住户，进一步固化了既得利益者的居住福利。
直到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即国发［1998］23号)，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并首次提出建立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建立面向城市最低收入家庭的廉租住房制度，，同时要求全面推行和不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国实行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城镇住房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中国房改新政的实际起点，是中国进入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时代的分水岭。
这一文件的出台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之一，其盘活之效，即使比之“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也当不失色！尽管在97亚洲金融危机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房改自实施之初就承载着拉动投资与消费的功能，但从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廉租房，到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经济适用住房，再到针对中高收入家庭的高价商品房，整个住房供应结构可谓是层次井然，主次分明；而且正如《新财经》记者史宁所分析的，从当时的政策定位来看，国务院一开始只是将房地产市场作为一个有限竞争的市场来对待，并没有把房地产市场完全交给市场来调节，没有因急于甩掉大锅饭时代的福利包袱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地产专家沈晓杰看来，98年中国房改新政的核心灵魂就是经济适用房。其时，国家对城市居民收入构成的判断是，中低收入家庭占了城市家庭的大多数，因此住房供应结构也应当以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适用房为主：“当时建设部有一个很保守的算法，就是在整个住房供应体系中，70—80%的居民住房应该是经济适用住房。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中70—80%的家庭都属于‘中低收入者’，都有权靠购买经济适用房来解决住房问题；而最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则分别为10%上下。而当时在一般大城市房改办的测算中，可以买‘经济适用房’的‘中低收入家庭’，最低的也要占到居民人数的80%以上，高的要占到总人口的95%。”
然而，经济适用房是由国家划拨土地，并向中低收入群体微利出售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一类住房，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由具有逐利心理的房地产商来开发建设，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攫取高额利润，房地产商们擅自更改户型和面积，导致住宅面积过大、总价过高，再加上对购房对象行政审批过宽，因此大量为中高收入家庭买走；而真正既经济又适用的住房，却长期僧多粥少、一号难求！据报道，目前我国经适房的建设现实是，每年竣工面积占当年新增房屋建设总量比例，即便在执行较好的城市也不到10%，很多地方仅仅是象征性地建设一下。以2003年为例，中国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总投资为600亿元，只占了当年房地产投资的6%；到了2004年，全国经济适用房完成投资所占比重已大幅度下滑到为4.6%。民众等来的消息，常常不是经济适用房已经销售完毕，就是将于明后年规划开发。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流舆论却宣称经济适用房建设已经满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需求，满满当当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于是，以“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为主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匆匆出台！自此之后，占城市人口至少80%以上的中国普通市民只能去购买面向中高收入群体的高价商品房，大中城市房价于是一路扶摇直上，一飞冲天，“地王”不断被刷新！
在这次住房供应结构政策的调整中，开发商们究竟牟取了多少暴利？据地产专家沈晓杰计算，按照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提供的数据，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宅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343元（7年增加总合695元—2003年增加的352元），年均增加为57元。而2004年全面实施号称“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比前六年年均增加的57元平均水平要多出295元。根据蓝皮书的数据，2004年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量达到38231.64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房占了九成左右，大约为3.44亿平方米。用这个总面积和“房改新政”后房价暴涨超出往年平均水平差数相乘，就可以得出了买单的明细单：
295元×3.44亿平方米＝1014.8亿元
“这就是说，按照开发商的意志实施的‘房改新政’第一年，中国的城市居民就为高涨的房价，多付出了千亿元的巨额‘学费’。中国数万个开发商，一同分享了这上千亿的‘改革成果’。”
除“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国发[2003]18号文亦明确提出廉租房是“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主要途径”，要求到“十一五”期末，全国廉租住房制度保障范围要由“城市最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这被看做是中国全面建立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的框架性文件，因此有人称其为“廉租房新政”。
国发[2003]18号所以改成以廉租房为重点，也同样是建立在对居民收入构成的判断上，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中方主任楼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这个判断就是现在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多多少少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现在要搞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但是，城市最低收入与低收入家庭两类加起来总数也不过1000万户，仅占全国家庭总数的5.6%，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在参与国务院《住房保障条例》讨论时则分析说，廉租房受申请人经济条件的限制，最后只影响到极小部分人口的住房，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问题并不会明显缓解老百姓买不起房的困难。国家应当将住房保障的重点放在经济适用房上，而不是廉租房上。这样做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而且能够平抑房价。
二、谁是中国高房价的真正制造者？
今年两会期间，某学者在网上发表了题为《高房价之辩：从买房爱国论，到房价齐商量》的评论，据其称没两天就收到一名自称“房地产商”的网友所发来的邮件，在这封邮件里，他向作者揭开了中国房价高涨不跌的秘密：除了地价，行政性收费高达64项！实际上，一平方米房子的建筑成本，就其接手的项目而言，也就大概在1850～2500元之间。其中，土建(即毛坯)大概是1200元/平方米，包括地下室和基础；装饰部分是80元/平方米，包括外墙砖、入户门、栏杆和铝合金窗等；园林550元/平方米；水电250元/平方米，包括电缆，智能安装及室外排水设施等。但房价为何却连翻数倍，“最大的问题，在于开发商对官员的行贿贿行为由买房者承担。而国家对房屋价格的控制事实上是加大了税收，但是高税收最后转嫁到了购房者身上。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是谁？各级地方，它们利用手里的土地批租，然后再向房地产商收取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等房子建好了，卖出了它们还要向房地产商和购房者收税。房地产商有风险，可是，各级地方那是包赚不赔啊。其实房地产也是风险投资项目，只是和股票等玩意相比，它不会一夜之间让你血本无归而已。……囤积土地是需要巨额资金的，就像生意人所说的压货，你能压多少货？卖几十年？对有实力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适当压一两块土地，保证公司开发的延续性，节约运营成本是完全必要的，压多了，谁有那么大的资金？”几乎在同一时间，《南方都市报》在对部分公开媒体的新闻评论资料进行整理之后，也分析指出：“‘高房价源于地方’的主流认知正在形成”。
近些年来，民众对于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商成高房价推手的质疑似乎一直都未停过！自中国经济转型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像房地产商这样一夜暴富，在每年美国媒体《福布斯》评出的年度中国大陆富豪榜上，房地产商们一直作为中国的“商业英雄”稳踞榜首，2005年一举囊括了《福布斯》的富豪榜的冠亚殿军，2006年更是大获全胜，前十名富豪中有六名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房地产行业，2007年该比例上升到80%，其中碧桂园的杨惠妍甚至将上一年的中国大陆首富黄光裕远远甩在了身后；2008年在金融危机与房地产低迷等阴影笼罩下，资产缩水达1000亿的杨惠研仍然挤进了全球房地产富豪榜的前十位。但也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行业会像房地产商这样为民众所诅咒和仇恨，“开发商“一词早已等价于暴利圈钱、囤地捂盘、哄抬房价、瞒报利润、散步虚假信息、攫取超额收益、合谋操控市场、丧失社会责任等不法行为主体。
由于每一个房地产项目从开始拍卖到最终销售，“看得见之手”在整个资金链条中一直如影随形，地方行政审批权力也因此而难脱干系！我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我国住房改革与住房保障研究》中就曾指出，在GDP增速被作为政绩考核核心指标和短期效益目标的驱动下，“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已经被地方推至极致并演变成短期行为特征明显的畸形的增长模式，其主要表现：“一是大搞形象工程、‘造城运动’，盲目扩大拆迁规模，人为制造需求旺盛、拉动房价。二是炒卖地皮，一些地方低价征地，转手高价出让，卖地越多，财政收入越多，甚至少数地方官员暗中操盘，或唆使开发商哄抬地价，以及与开发商合谋瓜分不透明的高额土地收益。三是对房价求高弃低，一些地方官员视房价高为经济发达的标志，把本地房价与其他地区盲目攀比，一些城市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而把兴趣集中于批建高档住宅上，推动当地房价居高不下。”
换言之，一是地方垄断了土地供应，二是开发商垄断了房屋供应，从而完全掌握了对地价和房价的决定权，形成了共享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其实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需要指出的是，不少批评家们却将高房价的形成，归咎于住房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他们认为，房子是一种具有特殊属性的商品，它兼有商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双重性质，人们可以省吃俭用，可以不看病，不上大学，但却不能没有一席立身之地，因此必须保障每个人的基本居住权利，不能任其在市场经济的波浪中自沉自浮。但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个人住宅却完全成了典型的私人产品。吊诡的是，住房的市场化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真正的市场化是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与公平竞争，而房子作为垄断下的商品，又有何竞争性质可言？正如郎咸平教授猛烈抨击“火车票提价是市场化”的说法时说：中国铁路本身就是垄断性机构，铁路票价本身都是垄断性定价，“铁老大”想卖多少就是多少；铁路的垄断性质决定了它不是市场化机制，现在为了提价，却说是市场化，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希望有些专家不要打着“市场化”的旗号来忽悠老百姓。
但沈晓杰过于偏重房改新政中的经适房政策，贾康则力主改变住房改革中过度依赖市场化、私有化的思维，要求完善土地出让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等财政、金融、税收的相关货币化配套保障政策，但都忽略了地方土地财政的制度性基础，即分税制改革。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理清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从199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在之后的财政体制运行中，分税制改革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积极效应，明显促进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合理增长，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但受改革初期起始条件的限制，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分税制也因存在着事权划分不明确等缺陷而备受争议。时寒冰在《化解中国房地产困局》中分析指出，由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缺口大，不得不严重以来房地产业；而在分税制改革的同时，中国规定土地出让金全部归地方所有，由此导致的结果自然不难想象。
三、房价理性回归，将引发金融危机？
2009年阳春三月，持续低迷的全国房地产市场也迎来了一片繁荣复苏景象！据报道，春节过后，全国楼市突然出现了成交大幅反弹的“小阳春”行情，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都连续报出了亮丽的成交量。今年前两个月，深圳的新房和二手房成交规模就分别同比增加174%和106%，三月份更是持续高涨。
但与此同时，牛刀等地产评论人对楼市普吹回暖风源于开发商假按揭的质疑之声也此起彼伏。牛刀的依据是深圳多个楼盘存在一人购数十套房产的情形，据统计，1个人预售房地产抵押登记金地梅陇镇花园大约600套，2个人预售房地产抵押登记金地梅陇镇花园大约各300套，有超过20个人预售房地产抵押登记金地梅陇镇花园大约各30套以上。除此之外，深圳几乎每一个楼盘都有这个现象！“说白了，只是KFS做的假按揭，KFS在银行骗钱而已。”
深圳宝安国土局则回应说，是外界误读了数据：国土局产权登记部门受理产权登记，一般都是一批批收的客户资料，比如一批送过来10份，国土部门会将这10份都写在其中每个产权人名下，结果网上的“审批事项名称”就会呈现“预售房地产抵押登记××共10套”的状态，但在实际登记时还是每个产权人就登记他所购买的那一套房子。经翻查之后，证实网文中所涉及到的宝安区域的几个楼盘都没有个人一次购买几十套房子的情形，购买四五套房的情况也没有，至多只有一人购买两至三套房的。
自然，对楼市低迷、房价降幅预期落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不顾现实、一味唱衰房地产市场，其动机则难免令人怀疑。事实上，全国楼市成交量的猛增是多项因素综合支持的结果，房价的全面下调促使压抑多年的刚性需求得以释放，政策上的减税降息，4万亿刺激内需方案的出台等等也对楼市的复苏起了提振作用。而且，城市各区域不同，具体情况也不同，单就深圳而言，南山楼市的升温就得益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深圳湾节点位置的凸显，布吉房价的上涨则在于大运会地铁工程的建设，并非只要楼市一回暖，就是假按揭制造出来的幻象！更何况第一季度是传统的销售旺季，楼市是否“春暖花开”，关键还看接下来几个月是重踏往年“前高后低”的走势，还是持续逆市高涨？
尽管受制于土地资源的垄断性供应，短期内房价下探的空间仍然有限，但在大趋势下与购买力严重脱节的高房价已经难以维持，房价理性回归是民心之所向！然而，有些房地产商却宣称如果房价大幅下跌，最终损伤最大的不是房地产商，而是银行！因为银行在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时采用的是市场比较法，而市场比较法是难以识别房地产泡沫的；一旦泡沫被挤破，在相关的信用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都不健全的情况下，“住房资产负债”将导致大面积的违约断供行为，从而引发银行金融风险，甚至出现美国式的次贷危机！
实际上，由于我国房地产贷款在银行总资产中所占份额有限（一般控制在30%以内），而且以自住性为目的的购房贷款占据着决定性的优势，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并不会对其产生剧烈的影响，因此房价下跌引发金融风险的几率，可谓微乎其微！
或许正如某知名财经评论家所说，开发商无非是摸准了国家最担心发生金融危机的“脉搏”，以此相威胁、相恐吓，想让国家改变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以维持其房地产暴利；而一些热衷于闭门造车的专家，也跟在开发商屁股后面胡乱起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房价如何才能理性回归？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当初严格土地批租，方向上完全正确、理论上完全可从源头杜绝寻租行为的招拍挂制度，最终也未催生“阳光地政”？在那名“房地产商”的揭秘里，或可窥见端倪!
2008年岁末，因金融风暴波及下的东南沿海地区为数众多的企业都面临着停产或限产之虞，大批中国农民工不得不提前踏上了返乡的路程。尽管在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与农民工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最主要来源，但当就业寒潮来袭时，被缚于城乡二元户籍藩篱下的农民工仍然不得不如候鸟般地大规模迁徙，只是迁徙的方向却并非温暖的南方。
就在他们肩负行囊、挈妇将雏地挤向万头攒动的火车站时，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立刻在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向媒体澄清，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裁员和农民工返乡热潮，部分农民工因失去工作岗位回乡是一种正常的流动和理性的选择；而针对珠三角一带的农民工返乡潮，部分媒体的评论则认为，农民工返乡与农民工进城一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中国“三农”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原因大致是国家最近正陆续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这无疑对农民返乡具有吸引力；而在开春后不久的广东“两会”期间，九三学社广东省委竟集体上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对外来工增加收费，以适当限制外省劳工，减少广东的贫富差距。据此政策及其本土化倾向，则原本在轻重失衡的城乡利益分配格局中居于力薄的一方亦将逐步地等级化，那些不拥有本省身份标识或户籍证明的人将不受政策的正视。至此，民众呼吁了多年的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俨然成了镜花水月。
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工被排除在城市体制之外，因此除了选择返乡，他们似乎也别有它途。而能够剥夺他们迁徙流动自由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陆益龙认为，那就是“户籍制度”：因为城乡户籍上的差别，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得不到太多的认可，他们无法分享城镇资源和公共物品，也没有可供他们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比如城市没有将他们纳入失业保险，也没有将他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里面。
城乡二元户籍制的由来：掠夺农业，哺育工业？
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人口管理办法，户籍制度很早便已通行于世界各国，即使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概莫能外。然而，这些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却并非严格意义的户籍管理制度，如在美国，户籍管理仅仅是人口的“出生死亡登记大纲”，公民平时可以自由迁徙甚至移民；而法国的户籍信息登记则相对较为繁琐，不仅包括公民的出生年月、性别、单双胞胎等基本内容，还要求对父母的国籍、职业、经济收入、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但是对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法国政府也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搬家只需通知以前的社会保险机构，将其个人资料转到新住址所在地的相应机构即可。
目前，只有朝鲜与贝宁等少数几个国家与中国一样，实行严格的城乡割裂的户籍管理制度。而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确立，可溯及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当时适逢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业待兴，但国内民无足食，人无足力，经济基础可谓一穷二白；而国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所强势推行的经济封锁与外交孤立，更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现实处境。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国家制定了以优先发展军重工业为主要战略的“一五”计划。在这期间，国家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并未严令封闭。但随着1956年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苏联停止援助后，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在题为《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的文章里，中国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这样分析道。而据其统计，在1952—1957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大约有2000多万的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入城市；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了2000万人。
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对城市的既有生存空间形成巨大的挑战；而在当时，由于城市缺乏产业支撑，可供利用的资源稀少，就业机会枯竭，为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保障“一五”重工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1953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这就是“盲流”一词的来源。而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分水岭的，则是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它的出台，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
然而，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实施，大面积的盲流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最终的根源还在于中国沿袭的是苏联模式的工业化路径。这种工业化的模式，与苏联计划经济时代小农生产占绝对经济优势的特定历史国情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的工业建设只能依赖低价收购农产品甚至剥夺农民农业生产资料的手段来为其积累资本。同样，作为落后农业生产社会的中国也不例外地以全额提取农业剩余来哺育工业。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就指出，对比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再逐渐投资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这样，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就有力地阻断了农村人口成批量的单向流动，确保了农业生产作为工业建设资金的支柱性来源。
不可否认，这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二元户籍制逐渐积累起了陈年的痼疾。尤其是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我国商品粮供应的全面紧张，1963年公安部又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给的商品粮，将户口分成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给都以户口性质为依据，这样户口的登记注册功能就逐渐地向着利益分配功能异化。
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并提出了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11月，国务院又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进一步强调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
可以说，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自实施之初，便建立在制度化的非正义基础上，它以牺牲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剥夺农民农产剩余的方式换取了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尽管后来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户籍制度背后的资本输送途径也逐渐在事实上被淘汰，但其作为利益分配角色的另一项功能却不断得到强化，并进而整体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向城市倾斜、城乡待遇落差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和扩张的严密体系。
城乡二元户籍制的破冰：盘根错节的利益实质？
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政策，要求包括物资、信息与劳动力等在内的市场资源都能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这样城乡两大经济实体沉闷板滞的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农民又开始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第一大群体——农民工。
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这一文件，使户籍坚冰由此破开了首道裂缝，农民开始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随后，商品粮分配制度实现改革，农民进入城市少了“自带口粮”障碍，事实上形成了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的打工热潮。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
198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但是，暂住证与身份证的长期并存，使城市外来务工群体承担了极大的改革成本，在某些地方个别部门竟将其作为敛财创收的工具，借机抬价，肆意罚款，滥用权力，粗暴查证，强行侵入他人的卧房与浴室，甚至将刚下车站及寻亲的外来人员等押上收容车送往派出所或精神病院。曾有媒体报道，湖北一美丽的打工妹就因查房而当场被活活吓死。
据中国第一卧底记者石野的备案，还有如下等暴力事件：2000年7月26日，湖南人苏萍（化名）被警察作为“盲流”收容的两天两夜期间，遭到众多暴徒惨无人道的轮奸；2000年8月24日夜，19岁的少女宋苏朵到昆明探亲，遇到几名便衣查暂住证，晚上11时许，宋苏朵从警车上跌落摔死；2001年10月25日，四川资中人蔡刚在被深圳龙新派出所工作人员清查证件过程中离奇死亡，有目击者说，蔡刚是被派出所治安员和便衣民警殴打致死；2003年1月24日晚，5个被广州白云区庆丰居委会治保队搜查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工，在被关上收容车后没多久，便从高速行驶的收容车上一个接一个地掉下来，其中1人受轻伤当场“逃跑”，2人因脑颅积血而命丧黄泉……所谓“二十年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形之于１９８２年实施以来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可谓不失毫厘！就这样，作为户籍管理制度组成部分的暂住证制度，在被地方上某些素质低劣的执法人员将其绑架上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已经严重背离了设计者的初衷。
2003年，随着湖北一青年在广州救治站被意外殴打致死，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被彻底送进了坟墓，而与之相随多年的暂住证制度也因此而告一段落！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暂住证制度反映的其实就是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深层次的差别对待！那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建设者发现，他们因户籍问题而缺乏生命安全保障，却长期被视为城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和治安隐患，饱受着文化水平低下、专业技能匮乏乃至偷盗抢劫、打架斗殴、聚众赌博、卖淫嫖娼等等骂名，甚而连生活贫困、生存环境恶劣都成为指认他们心理畸变的理由，殊不知，正是由于户籍问题衍生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质化，才造成当前这些令人痛心的局面！在依据户口性质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利益分配的前提下，多少外地城镇户籍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与抚恤上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要缴纳多少数目可观的异地借读费，他们才能供其子女上学，即使国家已经在年初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收取借读费？而录取分数线的高低悬殊，又造就了多少“高考移民”？又有多少找工者因为没有大中城市户籍而被企业拒之门外？
就业和教育一起，是如今附着在户口身上最大的两座大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以北京为例，就业方面，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大都需要北京户口，而私营企业则不需要；教育方面，外地人口子女到当地正规学校上学得交两三万元左右的择校费，而与之相应的一个现象是，北京有不少小学都招不满，有的小学甚至撤并了。社会保障也是附在户口身上的一大利益，最明显的就是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得到的低保。此外，住房方面，经济适用房也是本地居民的“专利”，低利息的公积金购房也基本只属于当地城市居民。
即使是在取消农业户口、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的河北等13省市区试点，不剥离附加于城市户口权益的居民身份统一，也仅仅是在表面称谓上具有标志意义，难以实质革除城乡壁垒之间的资源配置差异。
“宣布了的未必做了，做了的未必做完了，做完了的未必配套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户籍问题专家王太元认为，实行一元化的户籍管理“快慢没有意义，关键看配套，光是形式上统一户口没有什么用。”而深化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加快改革以剥离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相关配套政策与户口制度脱钩。
在王太元教授看来，由于没有在行政上强行将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与户籍制度剥离，这些年来媒体所谓的“彻底”的户籍改革，其实都没有实质突破公安部1998年关于户籍问题的四条意见。这四条意见主要是：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尤其是第四条：“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这四条意见，涵盖了中国当前户籍改革的两大主体政策：一是照顾亲属移民，允许婴儿、老人及妇女等婚姻家庭生活成员随迁落户；二是鼓励人才移民，对有能力在城市投资建设、兴办实业的高素质人才给予购房落户的政策优待。
这是迄今为止，目前社会评价最高、最好的一次户籍改革！
城乡二元户籍制的改革：城市维持特权，农民不愿转户？
毋庸讳言，中国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已经成为城市维持其特权的工具。当前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其实质就是打破城市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实行以具有稳定就业和住所为基本条件的户口迁移准入制，迫使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受阻，关键就在于多数城市居民不愿农村户籍人口分其一杯羹，因此他们以外来人员增加将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公共资源紧缺、就业机会减少等为由，本能地抵触这一户籍制度改革，却对大城市的住房、交通等高昂的生活成本避而不谈！
年初，中国社科院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城市居民是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是受到这一制度保护的利益群体。因此，他们并不希望清楚户口身份边界。即便在当前市场转轨过程中，一些资源配置的原则已经与户口身份发生分离，但是，户口身份的边界仍能帮助他们缓解市场竞争的压力，让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得到一定保护。此外，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其管理成本、减轻自身责任，会有意无意地限制外来流动人口，或是尽量推卸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责任，于是，他们会运用户籍管理作为其施政的依据。”
然而，还有一种现象为我们所忽略的是，在13省市区力推城乡统一的一元化户籍登记模式，鼓励有地居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居民养老保险、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时，很多农民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以往，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一旦失去其就业岗位，再不济者也可以回到农村种田为生，但是假若他们现在以牺牲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的代价作为转户的条件，那就意味着他们在农村将无地可种，无处为家，其风险将大大提升！此外，就当前的现实而言，辛辛苦苦换来的城市户口，也未必能给他们多少看得见的好处，相反在农村还能继续享受到国家惠农、支农等一系列利好的政策。可见，取消农业户口，实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并没真正触及到实质。
目前，社会关于户籍改革的意见，主要有如下三种：
一是强调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不公平福利政策，以中国户籍专家王太元为代表的人士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能否自由地选择迁居地，而在于能否享受到将迁入地的同等待遇，“如果不包括后者，我们早就实现自由迁移了”。因此，他主张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领域分别进行改革，以剥离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这样不仅阻力小、见效快，而且覆盖面广。
二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质化，针对王太元教授的观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只要在各类公共产品方面存在落差，就会有门槛，“弱化乃至最终消灭户籍制度的关键，就在于尽快缩小不同城市间和城乡间的经济落差，促进人口的均质化。”而鉴于户籍所牵连到的其他领域和各地情况的差异，赵燕菁认为应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放权于地方。但条块分明、权力膨胀、利益有别的地方，因各自承担着社会改革成本之压力，实际上无意也不愿在公共资源上再重新优化配置。放权于地方，最终只能继续维持户籍改革的无为状态，赵燕菁的建议其实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南方农村报》也在去年年底发表了“南越君“的评论——《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能够得到有效改善，城乡生活趋于一体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等利益趋于均衡，那么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潜利益即使没有行政上的强制剥离，也会因为城乡利益大一统而逐渐瓦解和消弥。”但是，也正如作者所意识到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跟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息息相关，也跟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改善密不可分，它们的最终实现仍然曲折而漫长。”
第三种，也是较为激进的一种意见，则要求彻底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信息系统，“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就业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信用守法纳税记录、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资料、甚至做义工、志愿者等事项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数据库中，按照身份证号建立社会安全网，建立可衔接、可转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身份证管理系统中，供全社会有条件地查询，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塑造政府与公民之间透明、互信的新型关系。”（胡星斗《户籍制度的违宪分析和社会危害》）
这种身份证信息系统，主要是借鉴了美国户籍管理上的计算机系统信息化手段，尽管囿于当前不发达地区难以令人乐观的信息化水平与信息覆盖范围，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数据库也许一时无法到位，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革除民众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权利上的利益分配差异。同时，以确认居民实际居住地的户口迁移准入制，取代容易滋生权力设租与寻租行为的行政审批制；而在实行户口迁移准入制时，须再进一步放宽当前以“合法固定住所”与“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条件的落户限制，否则众多购不起房的人，将永远无法为实际居住城市所接纳。
居住证时代：看上去很美？
2008年，因全国各地出台或宣布出台户籍改革措施程度密集，被某些媒体称为中国户籍改革的推进年。而其中，最为显著的则莫过于居住证制度的广泛实施，因此毋宁称户籍改革在这一年正式步入了“居住证时代”！
这一年的6月30日，上海浦东新区正式对外发布：一系列“居住证与户籍接轨”的探索正在积极酝酿之中，年底有望在浦东先行先试。
8月1日，广东省深圳市正式实施居住证制度。按照推进计划，深圳市居住证办理人数将达到500万。今后凡持有深圳“居住证”的居民子女可在深圳接受义务教育，持有10年长期“居住证”的居民将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为建设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江西省也于是年宣布，将探索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逐步建立以居住证管理为核心，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准入条件，城乡统一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
到了2009年2月23日凌晨，上海终于正式出台《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一时之间“沪籍新政”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据上海媒体称，这项“沪籍新政”是变指标管理为条件管理，变微观调控为宏观调控，达到条件者就可转为上海户口，“这对于身怀才干、想要扎根上海的数百万持居住证者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这样看来，上海户籍新政的破冰意义似乎不容低估，然而从《上海户籍松动扯上人才，改了也是白改》、《上海户籍新政瞄准精英成变相奖励手段》、《中国户籍改革不能只走精英化路线》等相关评论标题来看，社会舆论对此却似乎并不买账。因为根据《试行办法》，在上海申办本市常住户口，需要符合如下五大条件：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依法在上海市缴纳所得税；在本市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际上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无违反国家及本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际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为记录。
而能够不受上述持证、参保或职称之规定优先落户的，则仅包括：在上海市作出重大贡献并获得相应奖励；最近连续3年在本市缴纳城镇社会保险基数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倍以上的，或者最近连续3年计税薪酬收入高于上年同行业中级技术、技能或管理岗位年均薪酬收入水平的；最近连续三个纳税年度内累计缴纳总额及每年最低缴纳额达到本市规定标准的，或者连续3年聘用本市员工人数达到规定标准的。
在如此高位的门槛之下，有条件申办常住户口的，适者寥寥；而在“沪籍新政”颁布之际，能符合持证满7年的转户要求的，则一个都没有！但在这项排除了普罗大众的“沪籍新政”面前，竟然有不少老上海人与旧移民对此表示质疑甚至强烈不满，他们担心大量新移民涌入会抢了他们的饭碗。试问，还有400多万的农民工因不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聘用公司注册实到资金100万元以上等条件，甚至连申办上海居住证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又将找谁去？上海人之无耻，可谓于今尤甚！
与此同时，深圳居住证制度的设计者、市政协委员杨一平，也因建议试行持证5年直转户籍引发民众热议，至于提案最终结论如何，且拭目以待!
2009-3-2于深圳
就在他们肩负行囊、挈妇将雏地挤向万头攒动的火车站时，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立刻在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向媒体澄清，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裁员和农民工返乡热潮，部分农民工因失去工作岗位回乡是一种正常的流动和理性的选择；而针对珠三角一带的农民工返乡潮，部分媒体的评论则认为，农民工返乡与农民工进城一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中国“三农”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原因大致是国家最近正陆续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这无疑对农民返乡具有吸引力；而在开春后不久的广东“两会”期间，九三学社广东省委竟集体上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对外来工增加收费，以适当限制外省劳工，减少广东的贫富差距。据此政策及其本土化倾向，则原本在轻重失衡的城乡利益分配格局中居于力薄的一方亦将逐步地等级化，那些不拥有本省身份标识或户籍证明的人将不受政策的正视。至此，民众呼吁了多年的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俨然成了镜花水月。
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工被排除在城市体制之外，因此除了选择返乡，他们似乎也别有它途。而能够剥夺他们迁徙流动自由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陆益龙认为，那就是“户籍制度”：因为城乡户籍上的差别，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得不到太多的认可，他们无法分享城镇资源和公共物品，也没有可供他们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比如城市没有将他们纳入失业保险，也没有将他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里面。
城乡二元户籍制的由来：掠夺农业，哺育工业？
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人口管理办法，户籍制度很早便已通行于世界各国，即使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概莫能外。然而，这些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却并非严格意义的户籍管理制度，如在美国，户籍管理仅仅是人口的“出生死亡登记大纲”，公民平时可以自由迁徙甚至移民；而法国的户籍信息登记则相对较为繁琐，不仅包括公民的出生年月、性别、单双胞胎等基本内容，还要求对父母的国籍、职业、经济收入、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但是对于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法国政府也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搬家只需通知以前的社会保险机构，将其个人资料转到新住址所在地的相应机构即可。
目前，只有朝鲜与贝宁等少数几个国家与中国一样，实行严格的城乡割裂的户籍管理制度。而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确立，可溯及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当时适逢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业待兴，但国内民无足食，人无足力，经济基础可谓一穷二白；而国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所强势推行的经济封锁与外交孤立，更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现实处境。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国家制定了以优先发展军重工业为主要战略的“一五”计划。在这期间，国家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并未严令封闭。但随着1956年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苏联停止援助后，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在题为《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的文章里，中国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这样分析道。而据其统计，在1952—1957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大约有2000多万的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入城市；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了2000万人。
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对城市的既有生存空间形成巨大的挑战；而在当时，由于城市缺乏产业支撑，可供利用的资源稀少，就业机会枯竭，为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保障“一五”重工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1953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这就是“盲流”一词的来源。而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分水岭的，则是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它的出台，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
然而，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实施，大面积的盲流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最终的根源还在于中国沿袭的是苏联模式的工业化路径。这种工业化的模式，与苏联计划经济时代小农生产占绝对经济优势的特定历史国情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的工业建设只能依赖低价收购农产品甚至剥夺农民农业生产资料的手段来为其积累资本。同样，作为落后农业生产社会的中国也不例外地以全额提取农业剩余来哺育工业。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就指出，对比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再逐渐投资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这样，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就有力地阻断了农村人口成批量的单向流动，确保了农业生产作为工业建设资金的支柱性来源。
不可否认，这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二元户籍制逐渐积累起了陈年的痼疾。尤其是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我国商品粮供应的全面紧张，1963年公安部又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给的商品粮，将户口分成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给都以户口性质为依据，这样户口的登记注册功能就逐渐地向着利益分配功能异化。
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并提出了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11月，国务院又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进一步强调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
可以说，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自实施之初，便建立在制度化的非正义基础上，它以牺牲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剥夺农民农产剩余的方式换取了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尽管后来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户籍制度背后的资本输送途径也逐渐在事实上被淘汰，但其作为利益分配角色的另一项功能却不断得到强化，并进而整体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向城市倾斜、城乡待遇落差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和扩张的严密体系。
城乡二元户籍制的破冰：盘根错节的利益实质？
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政策，要求包括物资、信息与劳动力等在内的市场资源都能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这样城乡两大经济实体沉闷板滞的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农民又开始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第一大群体——农民工。
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这一文件，使户籍坚冰由此破开了首道裂缝，农民开始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随后，商品粮分配制度实现改革，农民进入城市少了“自带口粮”障碍，事实上形成了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的打工热潮。
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
198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但是，暂住证与身份证的长期并存，使城市外来务工群体承担了极大的改革成本，在某些地方个别部门竟将其作为敛财创收的工具，借机抬价，肆意罚款，滥用权力，粗暴查证，强行侵入他人的卧房与浴室，甚至将刚下车站及寻亲的外来人员等押上收容车送往派出所或精神病院。曾有媒体报道，湖北一美丽的打工妹就因查房而当场被活活吓死。
据中国第一卧底记者石野的备案，还有如下等暴力事件：2000年7月26日，湖南人苏萍（化名）被警察作为“盲流”收容的两天两夜期间，遭到众多暴徒惨无人道的轮奸；2000年8月24日夜，19岁的少女宋苏朵到昆明探亲，遇到几名便衣查暂住证，晚上11时许，宋苏朵从警车上跌落摔死；2001年10月25日，四川资中人蔡刚在被深圳龙新派出所工作人员清查证件过程中离奇死亡，有目击者说，蔡刚是被派出所治安员和便衣民警殴打致死；2003年1月24日晚，5个被广州白云区庆丰居委会治保队搜查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工，在被关上收容车后没多久，便从高速行驶的收容车上一个接一个地掉下来，其中1人受轻伤当场“逃跑”，2人因脑颅积血而命丧黄泉……所谓“二十年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形之于１９８２年实施以来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可谓不失毫厘！就这样，作为户籍管理制度组成部分的暂住证制度，在被地方上某些素质低劣的执法人员将其绑架上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已经严重背离了设计者的初衷。
2003年，随着湖北一青年在广州救治站被意外殴打致死，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被彻底送进了坟墓，而与之相随多年的暂住证制度也因此而告一段落！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暂住证制度反映的其实就是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深层次的差别对待！那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建设者发现，他们因户籍问题而缺乏生命安全保障，却长期被视为城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和治安隐患，饱受着文化水平低下、专业技能匮乏乃至偷盗抢劫、打架斗殴、聚众赌博、卖淫嫖娼等等骂名，甚而连生活贫困、生存环境恶劣都成为指认他们心理畸变的理由，殊不知，正是由于户籍问题衍生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质化，才造成当前这些令人痛心的局面！在依据户口性质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利益分配的前提下，多少外地城镇户籍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与抚恤上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要缴纳多少数目可观的异地借读费，他们才能供其子女上学，即使国家已经在年初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收取借读费？而录取分数线的高低悬殊，又造就了多少“高考移民”？又有多少找工者因为没有大中城市户籍而被企业拒之门外？
就业和教育一起，是如今附着在户口身上最大的两座大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以北京为例，就业方面，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大都需要北京户口，而私营企业则不需要；教育方面，外地人口子女到当地正规学校上学得交两三万元左右的择校费，而与之相应的一个现象是，北京有不少小学都招不满，有的小学甚至撤并了。社会保障也是附在户口身上的一大利益，最明显的就是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得到的低保。此外，住房方面，经济适用房也是本地居民的“专利”，低利息的公积金购房也基本只属于当地城市居民。
即使是在取消农业户口、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的河北等13省市区试点，不剥离附加于城市户口权益的居民身份统一，也仅仅是在表面称谓上具有标志意义，难以实质革除城乡壁垒之间的资源配置差异。
“宣布了的未必做了，做了的未必做完了，做完了的未必配套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户籍问题专家王太元认为，实行一元化的户籍管理“快慢没有意义，关键看配套，光是形式上统一户口没有什么用。”而深化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加快改革以剥离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相关配套政策与户口制度脱钩。
在王太元教授看来，由于没有在行政上强行将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与户籍制度剥离，这些年来媒体所谓的“彻底”的户籍改革，其实都没有实质突破公安部1998年关于户籍问题的四条意见。这四条意见主要是：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尤其是第四条：“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这四条意见，涵盖了中国当前户籍改革的两大主体政策：一是照顾亲属移民，允许婴儿、老人及妇女等婚姻家庭生活成员随迁落户；二是鼓励人才移民，对有能力在城市投资建设、兴办实业的高素质人才给予购房落户的政策优待。
这是迄今为止，目前社会评价最高、最好的一次户籍改革！
城乡二元户籍制的改革：城市维持特权，农民不愿转户？
毋庸讳言，中国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已经成为城市维持其特权的工具。当前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其实质就是打破城市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实行以具有稳定就业和住所为基本条件的户口迁移准入制，迫使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受阻，关键就在于多数城市居民不愿农村户籍人口分其一杯羹，因此他们以外来人员增加将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公共资源紧缺、就业机会减少等为由，本能地抵触这一户籍制度改革，却对大城市的住房、交通等高昂的生活成本避而不谈！
年初，中国社科院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城市居民是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是受到这一制度保护的利益群体。因此，他们并不希望清楚户口身份边界。即便在当前市场转轨过程中，一些资源配置的原则已经与户口身份发生分离，但是，户口身份的边界仍能帮助他们缓解市场竞争的压力，让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得到一定保护。此外，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其管理成本、减轻自身责任，会有意无意地限制外来流动人口，或是尽量推卸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责任，于是，他们会运用户籍管理作为其施政的依据。”
然而，还有一种现象为我们所忽略的是，在13省市区力推城乡统一的一元化户籍登记模式，鼓励有地居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居民养老保险、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时，很多农民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以往，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一旦失去其就业岗位，再不济者也可以回到农村种田为生，但是假若他们现在以牺牲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的代价作为转户的条件，那就意味着他们在农村将无地可种，无处为家，其风险将大大提升！此外，就当前的现实而言，辛辛苦苦换来的城市户口，也未必能给他们多少看得见的好处，相反在农村还能继续享受到国家惠农、支农等一系列利好的政策。可见，取消农业户口，实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并没真正触及到实质。
目前，社会关于户籍改革的意见，主要有如下三种：
一是强调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不公平福利政策，以中国户籍专家王太元为代表的人士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能否自由地选择迁居地，而在于能否享受到将迁入地的同等待遇，“如果不包括后者，我们早就实现自由迁移了”。因此，他主张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领域分别进行改革，以剥离附着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这样不仅阻力小、见效快，而且覆盖面广。
二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质化，针对王太元教授的观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只要在各类公共产品方面存在落差，就会有门槛，“弱化乃至最终消灭户籍制度的关键，就在于尽快缩小不同城市间和城乡间的经济落差，促进人口的均质化。”而鉴于户籍所牵连到的其他领域和各地情况的差异，赵燕菁认为应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放权于地方。但条块分明、权力膨胀、利益有别的地方，因各自承担着社会改革成本之压力，实际上无意也不愿在公共资源上再重新优化配置。放权于地方，最终只能继续维持户籍改革的无为状态，赵燕菁的建议其实无异于痴人说梦！
而《南方农村报》也在去年年底发表了“南越君“的评论——《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能够得到有效改善，城乡生活趋于一体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等利益趋于均衡，那么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潜利益即使没有行政上的强制剥离，也会因为城乡利益大一统而逐渐瓦解和消弥。”但是，也正如作者所意识到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跟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息息相关，也跟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生活改善密不可分，它们的最终实现仍然曲折而漫长。”
第三种，也是较为激进的一种意见，则要求彻底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信息系统，“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就业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信用守法纳税记录、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资料、甚至做义工、志愿者等事项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数据库中，按照身份证号建立社会安全网，建立可衔接、可转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身份证管理系统中，供全社会有条件地查询，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塑造政府与公民之间透明、互信的新型关系。”（胡星斗《户籍制度的违宪分析和社会危害》）
这种身份证信息系统，主要是借鉴了美国户籍管理上的计算机系统信息化手段，尽管囿于当前不发达地区难以令人乐观的信息化水平与信息覆盖范围，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息数据库也许一时无法到位，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革除民众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权利上的利益分配差异。同时，以确认居民实际居住地的户口迁移准入制，取代容易滋生权力设租与寻租行为的行政审批制；而在实行户口迁移准入制时，须再进一步放宽当前以“合法固定住所”与“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条件的落户限制，否则众多购不起房的人，将永远无法为实际居住城市所接纳。
居住证时代：看上去很美？
2008年，因全国各地出台或宣布出台户籍改革措施程度密集，被某些媒体称为中国户籍改革的推进年。而其中，最为显著的则莫过于居住证制度的广泛实施，因此毋宁称户籍改革在这一年正式步入了“居住证时代”！
这一年的6月30日，上海浦东新区正式对外发布：一系列“居住证与户籍接轨”的探索正在积极酝酿之中，年底有望在浦东先行先试。
8月1日，广东省深圳市正式实施居住证制度。按照推进计划，深圳市居住证办理人数将达到500万。今后凡持有深圳“居住证”的居民子女可在深圳接受义务教育，持有10年长期“居住证”的居民将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为建设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江西省也于是年宣布，将探索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逐步建立以居住证管理为核心，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准入条件，城乡统一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
到了2009年2月23日凌晨，上海终于正式出台《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一时之间“沪籍新政”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据上海媒体称，这项“沪籍新政”是变指标管理为条件管理，变微观调控为宏观调控，达到条件者就可转为上海户口，“这对于身怀才干、想要扎根上海的数百万持居住证者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这样看来，上海户籍新政的破冰意义似乎不容低估，然而从《上海户籍松动扯上人才，改了也是白改》、《上海户籍新政瞄准精英成变相奖励手段》、《中国户籍改革不能只走精英化路线》等相关评论标题来看，社会舆论对此却似乎并不买账。因为根据《试行办法》，在上海申办本市常住户口，需要符合如下五大条件：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依法在上海市缴纳所得税；在本市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际上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无违反国家及本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际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为记录。
而能够不受上述持证、参保或职称之规定优先落户的，则仅包括：在上海市作出重大贡献并获得相应奖励；最近连续3年在本市缴纳城镇社会保险基数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倍以上的，或者最近连续3年计税薪酬收入高于上年同行业中级技术、技能或管理岗位年均薪酬收入水平的；最近连续三个纳税年度内累计缴纳总额及每年最低缴纳额达到本市规定标准的，或者连续3年聘用本市员工人数达到规定标准的。
在如此高位的门槛之下，有条件申办常住户口的，适者寥寥；而在“沪籍新政”颁布之际，能符合持证满7年的转户要求的，则一个都没有！但在这项排除了普罗大众的“沪籍新政”面前，竟然有不少老上海人与旧移民对此表示质疑甚至强烈不满，他们担心大量新移民涌入会抢了他们的饭碗。试问，还有400多万的农民工因不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聘用公司注册实到资金100万元以上等条件，甚至连申办上海居住证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又将找谁去？上海人之无耻，可谓于今尤甚！
与此同时，深圳居住证制度的设计者、市政协委员杨一平，也因建议试行持证5年直转户籍引发民众热议，至于提案最终结论如何，且拭目以待!
2009-3-2于深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8 0:19:04编辑过]
在每次评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时，总有这样一个名字会令我们为之动容：在一个崇尚暴力的时代，他却以其温和的个人之力，领导了一场浩大的运动，并最终赢得了一个国家的独立，他的道德力量不仅对殖民政府，也对此后的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到如今，许多非暴力主义者仍对他的事迹津津乐道!这些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深信：只有非暴力才能遏制暴力的循环，才能真正结束暴力的罪恶。甘地的传奇生涯向我们表明，人类完全可以在一种宽容、尊重和非暴力的氛围下取得一场运动的成功，甚至是社会制度的变革；那些鼓吹“革命有理”、“杀人无罪”的暴力主义者或许会对此嗤之以鼻，但且看看中国封建时代所发生的历次暴力革命吧，其结果无非是催生了新的暴力而已！然而，宽容、尊重和非暴力能够抵挡住枪支、弹炮和坦克吗，能够阻止那些非正义的死亡和屠戮吗，能够扭转“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黑暗时代到来吗？
1969年5月，作为坚定的反越战主义者列侬和大野洋子，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著名的“爱与和平”的静坐示威，呼吁美政府停止越战，高喊“给和平一个机会”，并向全世界发出“武力不会对和平有任何帮助”的宣言。据说，当时有记者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用音乐与爱能够制止希特勒与法西斯主义吗？（这是一个对所有和平主义者都构成挑战的问题。）大野洋子的回答是：“如果我是希特勒时代的一个犹太女孩，我将会接近他并成为他的女朋友，在床上十天之后，他便会按我的思路进行思考。这个世界需要沟通，而做爱是一种沟通的绝妙形式。”非暴力主义者呼吁人类用一种宽容和尊重的道德力量来感化穷凶极恶的敌人，而大野洋子则愿意以一种更为奇特的和平的方式——做爱来停止一场即将深陷泥沼的战争，这也许偏执而极端，但在我看来其实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论语•宪问》曾经记载过孔子与他人的这样一次争辩：“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段话后来经过后世“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的扭曲，再加上流俗偏见的风传，孔子也无端端地成了儒家“以德报怨”的形象代言人，而李敖对孔子“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理解是：“如果你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如果人家对你不好，你还对他好，那么对你好的人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样报答人家呢？所以对你不好的人，打你一拳的人，你要踢他一脚，对你好的人，你要拥抱他，这才是合乎人情的一种人间规则。所以老子那种说是以德报怨很伟大，我告诉你们我做不到，我也不以为那种伟大是有必要的。所以我赞成就是我们要报复，我们要求取一个公平，我们要求取一个人间的正义。所以我喜欢以色列人，他讲求这个。”然而，在《圣经》“别人打了你左耳光，你该把右耳光凑给他”的基督教义里，在被扭曲的儒家道德教化里，我们却可以看到，那种崇尚爱，呼吁宽容和尊重的思想几千年来都不无市场价值所在！
甘地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实践者，“但正如他的‘非暴力’思想不能阻止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火并一样，他光芒万丈的道德理想也不可能感召任何一个独裁、专制、嗜血成性的国家，这在他给希特勒写信这件事上反映得十分清楚。当1939年纳粹的狼烟已经在世界燃起的时候，他曾在9月间致函希特勒，祈求和平”，然而这一次，甘地的祈求不再具有任何历史意义！因为，他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那个懂得尊重人、尊重生命和权利的政府！
在《甘地的限度》里，经过绝望求索的狄马发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的确，英殖民政府在统治印度时期也犯下了无数的罪恶，但有一点你得承认，它的建国理念是在西方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人权、人性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甘地可能会被拘捕，但拘捕他的一定是司法机构允许的国家警察，而不是几个来路不明的克格勃和大内高手；他可能会被坐牢，但坐牢以后，他照样可以读书、写作、会见亲友，而不是一进牢门就被悄悄干掉；他也可能遭到审判，但审判时他可以找律师为他公开辩护，而不是一旦拖出牢房，就被割断喉管；甚至他也可能被判除死刑，但在枪杀之前，绝对没有人敢把他的肾强行挖去，枪杀之后，也没有人敢收他家属的子弹费。”
然而，制造了上海闸北分局那血腥一幕、被视为刺秦义士的他却远没有这么幸运！他所面对的，是权力食物链上以捕食为生的更高一环，是膜拜暴力和消费利益不再成为这个群体个案的统治机器。而他与强权对抗的结果，是身体生育器官的伤害与某种能力的丧失。
国家法器的高度私用，政治权力与社会财富之间的买卖寻租和黑箱运作，造成民众普遍的被剥夺意识和深重的绝望感；而意欲表达政治诉求的弱势者，又时时受制于舆论环境的开放程度和自下而上的舆情反映渠道，致使干群的关系日益偏离理性的轨道，民众愈发倾向于以非制度化的力量来实现社会的公正！于是，他选择了一种非暴力主义者所摒弃的极端的方式，一种冷峻、决绝而缜密的手段来捍卫他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与权利！
他的死，是所有人更是他自己最早就能预见到的，他或许还预见到他将在钢铁般坚硬的黑匣子里完成被审判、被终结生命的全过程！如果说，还有什么是他所不能设计的，那就是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在案发当天便在配合调查的理由下被强行带走，并且从此与身边的现实失去音讯。我不知道，如果不是他的事迹聚焦了无数民众的关切的目光，如果不是他母亲神秘失踪的消息在坊间甚嚣尘上不胫而走，已在人间蒸发数月的她还能否从精神病院里安然无恙地回来？那些一被送到派出所便猝发心脏病或因肝硬化而致肝性脑病死亡的疑犯，那些被宣布畏罪自杀的污点证人，那些在拘留期间尸体被离奇失踪抛弃路边的村民，他们要死去多少次，我们才能不转头去装作视而不见？那些被权力的钢轮碾压得血肉模糊的尸身，又是多少弱势者生命的最后标本？
更多的理性精英指责他同时将血刃之刀刺向了无辜者，然而这些所谓无辜的生命在他申辩时又有谁挺身而出，在事后听说或面对他的上诉时又有谁有过“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良心负疚？
也许他是真的冷血，但比他更冷血的是某种主观而绝不反思的权力；也许对他的歌颂与悼念是可怕的，但比它更可怕的是绝望和仇恨早已长年累月地在民众内心酿就了风暴！
http://cn.ibtimes.com/articles/20081128/yangjiagandi.htm
1969年5月，作为坚定的反越战主义者列侬和大野洋子，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著名的“爱与和平”的静坐示威，呼吁美政府停止越战，高喊“给和平一个机会”，并向全世界发出“武力不会对和平有任何帮助”的宣言。据说，当时有记者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用音乐与爱能够制止希特勒与法西斯主义吗？（这是一个对所有和平主义者都构成挑战的问题。）大野洋子的回答是：“如果我是希特勒时代的一个犹太女孩，我将会接近他并成为他的女朋友，在床上十天之后，他便会按我的思路进行思考。这个世界需要沟通，而做爱是一种沟通的绝妙形式。”非暴力主义者呼吁人类用一种宽容和尊重的道德力量来感化穷凶极恶的敌人，而大野洋子则愿意以一种更为奇特的和平的方式——做爱来停止一场即将深陷泥沼的战争，这也许偏执而极端，但在我看来其实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论语•宪问》曾经记载过孔子与他人的这样一次争辩：“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段话后来经过后世“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的扭曲，再加上流俗偏见的风传，孔子也无端端地成了儒家“以德报怨”的形象代言人，而李敖对孔子“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理解是：“如果你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如果人家对你不好，你还对他好，那么对你好的人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样报答人家呢？所以对你不好的人，打你一拳的人，你要踢他一脚，对你好的人，你要拥抱他，这才是合乎人情的一种人间规则。所以老子那种说是以德报怨很伟大，我告诉你们我做不到，我也不以为那种伟大是有必要的。所以我赞成就是我们要报复，我们要求取一个公平，我们要求取一个人间的正义。所以我喜欢以色列人，他讲求这个。”然而，在《圣经》“别人打了你左耳光，你该把右耳光凑给他”的基督教义里，在被扭曲的儒家道德教化里，我们却可以看到，那种崇尚爱，呼吁宽容和尊重的思想几千年来都不无市场价值所在！
甘地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实践者，“但正如他的‘非暴力’思想不能阻止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火并一样，他光芒万丈的道德理想也不可能感召任何一个独裁、专制、嗜血成性的国家，这在他给希特勒写信这件事上反映得十分清楚。当1939年纳粹的狼烟已经在世界燃起的时候，他曾在9月间致函希特勒，祈求和平”，然而这一次，甘地的祈求不再具有任何历史意义！因为，他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那个懂得尊重人、尊重生命和权利的政府！
在《甘地的限度》里，经过绝望求索的狄马发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的确，英殖民政府在统治印度时期也犯下了无数的罪恶，但有一点你得承认，它的建国理念是在西方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人权、人性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甘地可能会被拘捕，但拘捕他的一定是司法机构允许的国家警察，而不是几个来路不明的克格勃和大内高手；他可能会被坐牢，但坐牢以后，他照样可以读书、写作、会见亲友，而不是一进牢门就被悄悄干掉；他也可能遭到审判，但审判时他可以找律师为他公开辩护，而不是一旦拖出牢房，就被割断喉管；甚至他也可能被判除死刑，但在枪杀之前，绝对没有人敢把他的肾强行挖去，枪杀之后，也没有人敢收他家属的子弹费。”
然而，制造了上海闸北分局那血腥一幕、被视为刺秦义士的他却远没有这么幸运！他所面对的，是权力食物链上以捕食为生的更高一环，是膜拜暴力和消费利益不再成为这个群体个案的统治机器。而他与强权对抗的结果，是身体生育器官的伤害与某种能力的丧失。
国家法器的高度私用，政治权力与社会财富之间的买卖寻租和黑箱运作，造成民众普遍的被剥夺意识和深重的绝望感；而意欲表达政治诉求的弱势者，又时时受制于舆论环境的开放程度和自下而上的舆情反映渠道，致使干群的关系日益偏离理性的轨道，民众愈发倾向于以非制度化的力量来实现社会的公正！于是，他选择了一种非暴力主义者所摒弃的极端的方式，一种冷峻、决绝而缜密的手段来捍卫他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与权利！
他的死，是所有人更是他自己最早就能预见到的，他或许还预见到他将在钢铁般坚硬的黑匣子里完成被审判、被终结生命的全过程！如果说，还有什么是他所不能设计的，那就是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在案发当天便在配合调查的理由下被强行带走，并且从此与身边的现实失去音讯。我不知道，如果不是他的事迹聚焦了无数民众的关切的目光，如果不是他母亲神秘失踪的消息在坊间甚嚣尘上不胫而走，已在人间蒸发数月的她还能否从精神病院里安然无恙地回来？那些一被送到派出所便猝发心脏病或因肝硬化而致肝性脑病死亡的疑犯，那些被宣布畏罪自杀的污点证人，那些在拘留期间尸体被离奇失踪抛弃路边的村民，他们要死去多少次，我们才能不转头去装作视而不见？那些被权力的钢轮碾压得血肉模糊的尸身，又是多少弱势者生命的最后标本？
更多的理性精英指责他同时将血刃之刀刺向了无辜者，然而这些所谓无辜的生命在他申辩时又有谁挺身而出，在事后听说或面对他的上诉时又有谁有过“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良心负疚？
也许他是真的冷血，但比他更冷血的是某种主观而绝不反思的权力；也许对他的歌颂与悼念是可怕的，但比它更可怕的是绝望和仇恨早已长年累月地在民众内心酿就了风暴！
http://cn.ibtimes.com/articles/20081128/yangjiagandi.htm[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8 0:21:22编辑过]
在8月18日举行的男子110米栏预赛中，备受关注的夺冠大热门刘翔在起跑前因伤退出了比赛，失去了在北京奥运争夺冠军的机会。
在赛前，我猜想过刘翔或许会输，也猜想过刘翔会击败强劲的古巴小将罗伯斯，但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刘翔最后会以这样的方式黯然退场。但更让我预料不到的是，在刘翔退赛以后，攻击诬蔑他的言论竟然铺天盖地，这位昔日的民族英雄仿佛一下子就沦为了民族罪人。这正应了英国专栏作家古德博蒂的话：“刘翔如果在北京奥运会卫冕失败，对他而言将会是一场灾难，对刘翔的许多支持者，以及所有中国人来说，也都会是一场灾难。”有人说，古德博蒂的话若放在20多年前，或有可能。但事实是，刘翔今日的退赛，面临的更多还是国人的歧视与指责。
对于绝大多数的国人来说，刘翔不是作为一个人，甚至不是作为一个运动员在与其他国家选手和平竞技，而是作为国家尊严与荣誉的象征在争夺金牌，他身上承担的，是十三亿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强国梦想。因此，作为运动员，他可以为自己今后的长远发展考虑而退出比赛；但是作为国家尊严与荣誉的象征，即使是伤情再严峻，他也不可“临阵脱逃”，最好是把腿跑瘸了，这样才能体现国家的尊严！但不幸的是，网友们看到的是“在北京在中国这样的大的赛场上面，在全国全世界人的眼里，刘翔表现是临阵脱逃，为中国丢了脸。……说的不好听，就算你刘翔有伤，你也应该上场跑吧，就算是跑断了腿，难道国家的脸面没有你的腿脚重要？？？刘翔输了，他输掉了不是奖牌，是脸面，国家的脸面，全亚洲的脸面。”其实，刘翔“临阵脱逃”，岂止是丢“全亚洲的脸面”，我看全地球的脸面都被他丢尽了，这样银河系的六大舰队以后就会来侵略我们了，因为他向银河系的六大舰队显示了地球人是懦夫！因为他输不起，他害怕输了以后就拿不到那么多广告费了，而刘翔退赛可以博得大家的同情，从商业上说十分明智！这些，难道就是国人的逻辑？
赢了，就将他捧上天；输了，就将他狠狠地踩在脚下，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刘翔今日的遭遇，较之李宁，何其相似！当年李宁一人独得14个世界冠军，106块奖牌，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神话，他因此被誉为“体操王子”。然而，当卫冕冠军李宁临危受命、带伤参战而最终兵败汉城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国人的谅解，相反讨伐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有人甚至给他寄来了子弹和绳索，让他自行了断算了！如今20多年过去了，然而一切并没有变化，唯一不同的是这次被吐唾沫的是刘翔！
以成败论英雄，以金牌论实力！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曾有网友说：“或许，当年人们对金牌的崇拜和迷恋更多源于一种‘弱国心态’，体育是那个时代人们情绪宣泄的唯一出口，而今天，中国已强大到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证明自己，体育应更多地回归其游戏娱乐的天性。”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体育比赛中的胜负总是被作为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而负载着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因此金牌的胜利在某些方面弥补着国人的民族虚荣。直至今天，这些心理定势所造就的痼弊早已积重难返，难以根除。
说句不好听的，即使刘翔如网友所说，是因为输不起而诈伤退赛，那么，真正应该反思的也是中国体育的泛民族化、泛政治化！如果金牌不被赋予过多的和过重的涵义，如果体育上的胜败不是更多关乎国家的尊严和荣誉，而国人也能以平常心来对待一场并非一决定终身的比赛，那么刘翔还会因背负如此的压力而“诈伤”吗？
在这次奥运会上，还有一个失败的选手，同时她也是本次奥运会上的第一个失败者，那就是澳大利亚的艾琳?卡罗尔。但当她在羽毛球女单比赛中被淘汰出局之后，记者问她对失败有什么感受时，她却一脸平静地说：“哦，接下来两个星期，我可以在北京好好购物、好好享受美食，生活仍然很棒。”她说她还会继续训练，“我还要当好陪练，为队友们喂球，希望他们打好比赛。”是的，对于她来说，体育就是体育，体育无关政治，运动员的一时失利完全是正常的现象，拿不到金牌并不可耻!正如在这次女子飞人大赛，牙买加选手囊括了金银铜三牌，而赛前被寄予厚望的美国竟连一块奖牌都没得到，但难道这就能说明牙买加比美国更有国家尊严与荣誉？而美国选手也因此要痛心疾首，一死以谢天下？诚如网友所说，艾琳?卡罗尔的表现才是真正“超然于胜负的禁锢、超然于利益的枷锁，展现出竞技体育的真谛，让自己享受，也让观众享受。”
以此观之，刘翔因伤退赛完全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关乎国家的尊严与荣誉，更不会丢尽了“全亚洲的脸面”。不将刘翔当人看待，当运动员看待，而要他“拼着失去脚的危险，不放弃比赛而跑到最后，哪怕一路流血爬到终点都好”，那才是最病态的思想！
2008/8/18
在赛前，我猜想过刘翔或许会输，也猜想过刘翔会击败强劲的古巴小将罗伯斯，但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刘翔最后会以这样的方式黯然退场。但更让我预料不到的是，在刘翔退赛以后，攻击诬蔑他的言论竟然铺天盖地，这位昔日的民族英雄仿佛一下子就沦为了民族罪人。这正应了英国专栏作家古德博蒂的话：“刘翔如果在北京奥运会卫冕失败，对他而言将会是一场灾难，对刘翔的许多支持者，以及所有中国人来说，也都会是一场灾难。”有人说，古德博蒂的话若放在20多年前，或有可能。但事实是，刘翔今日的退赛，面临的更多还是国人的歧视与指责。
对于绝大多数的国人来说，刘翔不是作为一个人，甚至不是作为一个运动员在与其他国家选手和平竞技，而是作为国家尊严与荣誉的象征在争夺金牌，他身上承担的，是十三亿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强国梦想。因此，作为运动员，他可以为自己今后的长远发展考虑而退出比赛；但是作为国家尊严与荣誉的象征，即使是伤情再严峻，他也不可“临阵脱逃”，最好是把腿跑瘸了，这样才能体现国家的尊严！但不幸的是，网友们看到的是“在北京在中国这样的大的赛场上面，在全国全世界人的眼里，刘翔表现是临阵脱逃，为中国丢了脸。……说的不好听，就算你刘翔有伤，你也应该上场跑吧，就算是跑断了腿，难道国家的脸面没有你的腿脚重要？？？刘翔输了，他输掉了不是奖牌，是脸面，国家的脸面，全亚洲的脸面。”其实，刘翔“临阵脱逃”，岂止是丢“全亚洲的脸面”，我看全地球的脸面都被他丢尽了，这样银河系的六大舰队以后就会来侵略我们了，因为他向银河系的六大舰队显示了地球人是懦夫！因为他输不起，他害怕输了以后就拿不到那么多广告费了，而刘翔退赛可以博得大家的同情，从商业上说十分明智！这些，难道就是国人的逻辑？
赢了，就将他捧上天；输了，就将他狠狠地踩在脚下，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刘翔今日的遭遇，较之李宁，何其相似！当年李宁一人独得14个世界冠军，106块奖牌，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神话，他因此被誉为“体操王子”。然而，当卫冕冠军李宁临危受命、带伤参战而最终兵败汉城的时候，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国人的谅解，相反讨伐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有人甚至给他寄来了子弹和绳索，让他自行了断算了！如今20多年过去了，然而一切并没有变化，唯一不同的是这次被吐唾沫的是刘翔！
以成败论英雄，以金牌论实力！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曾有网友说：“或许，当年人们对金牌的崇拜和迷恋更多源于一种‘弱国心态’，体育是那个时代人们情绪宣泄的唯一出口，而今天，中国已强大到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证明自己，体育应更多地回归其游戏娱乐的天性。”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体育比赛中的胜负总是被作为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而负载着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因此金牌的胜利在某些方面弥补着国人的民族虚荣。直至今天，这些心理定势所造就的痼弊早已积重难返，难以根除。
说句不好听的，即使刘翔如网友所说，是因为输不起而诈伤退赛，那么，真正应该反思的也是中国体育的泛民族化、泛政治化！如果金牌不被赋予过多的和过重的涵义，如果体育上的胜败不是更多关乎国家的尊严和荣誉，而国人也能以平常心来对待一场并非一决定终身的比赛，那么刘翔还会因背负如此的压力而“诈伤”吗？
在这次奥运会上，还有一个失败的选手，同时她也是本次奥运会上的第一个失败者，那就是澳大利亚的艾琳?卡罗尔。但当她在羽毛球女单比赛中被淘汰出局之后，记者问她对失败有什么感受时，她却一脸平静地说：“哦，接下来两个星期，我可以在北京好好购物、好好享受美食，生活仍然很棒。”她说她还会继续训练，“我还要当好陪练，为队友们喂球，希望他们打好比赛。”是的，对于她来说，体育就是体育，体育无关政治，运动员的一时失利完全是正常的现象，拿不到金牌并不可耻!正如在这次女子飞人大赛，牙买加选手囊括了金银铜三牌，而赛前被寄予厚望的美国竟连一块奖牌都没得到，但难道这就能说明牙买加比美国更有国家尊严与荣誉？而美国选手也因此要痛心疾首，一死以谢天下？诚如网友所说，艾琳?卡罗尔的表现才是真正“超然于胜负的禁锢、超然于利益的枷锁，展现出竞技体育的真谛，让自己享受，也让观众享受。”
以此观之，刘翔因伤退赛完全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关乎国家的尊严与荣誉，更不会丢尽了“全亚洲的脸面”。不将刘翔当人看待，当运动员看待，而要他“拼着失去脚的危险，不放弃比赛而跑到最后，哪怕一路流血爬到终点都好”，那才是最病态的思想！
200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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