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岁月:一个老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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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8月15日 06:28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九十年代初于南京大学
    这时我的工作转向教学和研究.1992年3月我的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专著《雇工新论》由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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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8月15日 06:20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于南京大学
    苏南私营经济调查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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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林 发表于 远去的岁月 | 评论(1) | 引用(0)


    2007年8月2日 14:4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远去的岁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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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林 发表于 远去的岁月 | 评论(9) | 引用(0)


    2007年7月18日 07:14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9. 潮涨潮落的八十年代
        

          我对“中国私营经济”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初,当时叫“非公有化经济研究”。我做过“个体户”的调查研究;做过苏南“乡镇企业”的调查研究。1987年10月,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4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四十年的私营经济,终于可以合法存在。十三大政治报告发表,我正在泰州做私营经济调查,亲眼看到泰州市民敲锣打鼓放鞭炮。1987年我申请到国家七五规划的“中国私营经济研究”课题。

        中国私营经济合法地位的确认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开放”向前迈进的实质性的一步,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第三次转型的转折点。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成分,中国的社会成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一门新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国社会学、中国经济社会学回避不了,也绕不过去的课题。九十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对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私营经济”研究课程。当时全国的高校中只有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这门课程。中国当代私营经济研究,是一个完全没有参照、完全没有参考、完全空白的全新课题。中国当代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关,同国家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掌握政策的尺度有关。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结构,以及这种特殊经济结构产生的经济现象,是西方现当代经济学家没有见过的,也是各种流派、各种版本的西方经济学论著和教科书中找不到理论依据和分析参数的,这是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重要研究价值的新学科。之后二十年中国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除了跟踪调查没有捷径可走。那段时期,我把从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调查来的资料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私营经济是寄生、跻身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实体空隙中的经济,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我从八十年代中国私营企业“雇工现象”切入研究。“雇工”当时是私营经济研究中,最敏感的关键词。“私营企业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研究”中复杂而含糊的关系。1989年初我写出了十五万字的《雇工新论》初稿。

       我应南京大学学报主编蒋广学所约写了《新型雇主——关于中国当代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探讨》,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学版)1989年第3期上。后来这个课题因中国1989年6月政治风波而暂停.1989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年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巨变。两年之后,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苏联解体。1989年6月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对中国的政权、中国的政治,对中国民众的心灵、对中国民众的信念、对日后中国民众的生活都造成深刻的影响。中国走上了一条与东欧完全不同的改革之路。


        站在二十一世纪,回头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私营企业主群体,那时这个群体还是一个需要政策关怀的弱势群体,从事经营的项目也受到国家的严格限制。九十年代之后,这个群体的壮大、发展与他们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顽强生存有关,与大中型公有制企业改革步履艰难有关,更与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调控有关。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定:“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并写入了党章;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根据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决定的。1987年到2007年这二十年间,私营企业主(老板)一词从卑称转化为尊称。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将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私营企业主等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私营企业主的成分也与二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高学历者,有政治背景、海外背景者增多。私营企业的经营项目已经扩大了许多:从只能经营少数项目,到只有少数国家垄断项目不能经营。私营经济,以“民”取代了“私”,而更名为:民营经济。

        二十年之后的今天,“雇工”依然是中国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的敏感的关键词。“雇主与雇工”、“雇工人群的分析(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后再就业、取消国家分配后的大、中专学生、大量涌入城市的民工、女工、童工)”、“黑煤窑、黑砖窑奴隶式雇工的出现”、“雇工的劳动保障”、“雇工的权益保护”,“雇工的职业病”等等,已经超出了民营经济的范畴。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后,“雇工”问题也日益凸现。不论什么体制,只要有雇工的存在,就有雇主和雇工的关系。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我1989年完成的研究专著《雇工新论》,于三年之后1992年3月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当时有人认为:这本书仅仅是一个调查,不是经济学专著。不管别人怎么认为,我在南京大学的工作生涯、教学和研究生涯都在这一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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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林 发表于 潮涨潮落的八十年代 | 评论(3) | 引用(0)


    2007年7月18日 07:11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8 . 潮起潮落的八十年代


          整个八十年代,我除了做经济学系的行政管理工作,还做教学工作和国家课题的研究工作。在教学上我开设了“西方行为科学研究”和“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两门新课程。“西方行为科学研究”是供全校学生选修的选修课程。“中国私营经济研究”是我申报的国家七五计划研究课题。九十年代初,全国的高校中只有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这门课程。这两门课程在当时来说都是有争议的,随时都可能被停止。这两门课程对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但对中国经济的转型研究,对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我、我们这一代的人的青春已被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耗费光,在仅有的十多年的工作时间里,不可能更大的作为。我的学生,他们的命运肯定同我们这代人不一样,他们所做的工作也肯定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会比我这代人有作为,他们的前途比我们这代人光明。

        行为科学是一门人性化的管理科学,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从理解人、理解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从而进行尊重人、给人以尊严的管理方法,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充分调动人的潜在能力,让人发挥最大创造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以及泰罗制造成的难以调和的劳资矛盾。行为科学开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霍桑试验,创始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管理学家梅奥。霍桑试验的研究结果否定了古典管理理论的对于人的假设,试验表明工人不是被动的,孤立的个体,其行为不仅仅受工资的刺激,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据此,梅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新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工人的满意度。梅奥的这一理论在当时被称为人际关系理论,也就是早期的行为科学。梅奥等人创建的人际关系学说—早期的行为科学以后,经过三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大量优秀著作,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新理论,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1949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一次跨学科的会议上,首先提出了行为科学这一名称,行为科学本身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学科,而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研究人类行为的各种学科互相结合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行为科学对于八十年代中国的意义:并不在于对科学管理、对泰罗制的否定。八十年代的中国,没有科学管理也没有泰罗制。如果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管理科学未必能攻东方的中国企业这块玉。西方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西方企业的科学管理体制是市场竞争和企业效益的产物。八十年代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管理体制都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中国的计划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不搭界的,与西方的经济体系不搭界,与科学管理更不搭界,两者不在一个范畴中。中国职工进入了一个企业,不能随便调动,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能随意更换品种,甚至产品的产量都是上面规定的。企业上面有各个局,局上面有部。市一级上面有省,省一级上面有中央。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都是政府机关任命的。企业也有级别的:如部级企业,局级企业,国营和地方国营;集体企业有大集体和小集体。职工有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八十年代出现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职工还算不了职工,他们是亦工亦农的。九十年代,他们进了城就是“农民工”,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中国的政治体制对人造成了事实上的等级。因为蓝印等级的存在,连最起码的平权都谈不上。八十年代中国的企业改革,对西方管理科学的借鉴,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八十年代的中国是架庞大的政治机器,人为扳动它从动的齿轮,带动不了主机的运转,硬要扳动齿轮,只能加速齿轮报废,扳动力度越大,对微小的部件伤害就越大,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经济改革,加速了国营企业的“报废”速度。国家政治体制没有改变,作为国家机器的齿轮,一旦失去体制的保护就失去了生命力,必然迅速衰败。而企业的最小部件(普通劳动者)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成了最先淘汰、最先报废的“群体”。“优化组合”随之而来的是职工下岗,变相的失业群体产生。乃至这些“报废”企业的劳动者被“发展是硬道理”彻底忽视和抛弃,他们无声无息。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没有能够预见“社会主义”能在东方贫困、落后的中国实现。同样没有一部西方的政治学论著、经济学论著、社会学论著、管理学论著能够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现状、中国的经济现象。

        西方管理科学救不了八十年代中国国营企业的命。操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两只手:一只是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之手;还有一只是市场经济,亚当•斯密斯比喻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这两只手亲密地握在一起就无所不能。国营企业的厂长一手变卖破产的企业,一手买进破产的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公有制企业的下岗职工成为二十一世纪没有名分的“无产者”,弱势阶层。

        行为科学对于八十年代中国的意义在于启蒙,在于把“政治人”转变成“社会人”。让八十年代的学生了解:个体的人、社会的人、个人与社会,社会与个人;人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社会需求;人与人应该怎样交往;正常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这种关系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行为科学的科学管理方法和做政治思想工作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西方把“经济人”变成“社会人”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中国把“政治人”变成“社会人”恐怕也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或更长的时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25 22:43:38编辑过]
    葛林 发表于 潮涨潮落的八十年代 | 评论(-3) | 引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