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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友脚印
星期四 
抄袭近来关于什么辉什么勤等人“抄袭”的事，闹的沸沸扬扬，社会上围绕这类事，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心态，好像一出出大戏。。。关于抄袭之类说法，作为一种“错误”或者“罪责”，应该说是源于90年代中叶突然兴起的所谓“学术规范”，因为有了这些所谓“规范”，才衡量出某某人的“错误”。
这个事情，如果讲起来，还真的蛮复杂的。80年代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化热中，没有人关心谁抄袭了、原创了还是匿名引用了谁的思想，那是个关心内容而不关心形式和来路的时代，不管你的思想或者说法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关键是它对现实、对公众有没有推动和启迪作用，只要有，就是好的，鼓吹者就是一个勇敢的新思想的传播者，仅就你敢于公开鼓吹这些思想、敢于传播这些出格的离经叛道的理念，也就是一种先驱或者先知——就像诺亚，洪水的消息当然不是他原创，而是上帝告诉了他一个真理，但他急着苦口婆心地传播——就值得推崇。当时，很多具有巨大影响力感召力的学者，其实也就是阅读一些当时国内公众看不到的西方书籍，获得了在当时看来全新的思想，然后在国内积极传播——根本不注意在传播中注不注明出处之类——而获得崇高的地位。当时的公众，也没有谁关心这个新思想的传播者是原创还是直接或者间接引用了别人的思想……原创又怎样？引用又怎样？挪用又怎样？对社会启蒙来说，原创的垃圾，还不如挪用的真知灼见，如果我们关心知识和思想的社会价值，就不会计较其来源和出处。
好的思想者，是会把各种有价值的思想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变成自己激情的一部分，怎么能分清哪些是前人的哪些是自己的呢？古人说读书的境界，在于书中之言如出己之口，书中之意如出己之心，这才是读书的高境界！哪一个思想大师能够机械地记住或分清自己思想中哪些是来自哪一本书哪一个人？一个伟大的思想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修炼到这个程度，就自然达到了一种境界，他的思想，既有对他人的智慧的汲取，也有自己的灵感和天赋，最后从他的口中说出，仅此而已，为什么要计较究竟哪个想法是来自哪里哪个人？
当一个时代真正呼唤伟大的启蒙思想的时候，当时代需要一些先驱者来传播解放的福音的时候，没有人会要求传道者有什么原创。。。不管是摩西、耶稣、马克思，还是释迦牟尼、孔子、默罕默德，他们的思想，成为人们心中的灯塔，千千万万人趋之若鹜，这种情形下，没有人去追问原创还是版权之类的东西。。。当一群人真正把一种普世的思想、信仰或宗教当做真理传播的时候，传播者巴不得人人都积极去复制去拷贝去挪用去引用去宣传去“盗版”—— “请复制！请宣传！请张贴！”，绝对不需要什么许可批准，绝对不会限制，而是相反，越多的人自发地、不请自来地、乐此不疲地加入到这个传播的大军中，越令人欣喜和欣慰！
80年代中国的学术，是具有这种传播福音的风尚的，所以那时候几乎没有“抄袭”之类的争执，因为好的思想，传播它存在阻力，要冒风险，需要勇气和胆量，传播者希望越抄袭越好，越多的人来抄袭越好，抄袭的越多越好。。。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恨不能求求大家，人人都来抄袭一些启蒙思想！
但是，这种情况后来改变了。中国的知识界，或者所谓“学术界”，在9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蜕变，那就是当时一批海归回来，突然出现在“后文化热年代”的舞台上，这些人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冲击：
其一，这些人真的在西方学习过或者工作过，仿佛拥有更大的关于“西方”的解释权，这就对那些一直在国内的、在80年代以引进西方思想来启蒙国内民众的一批精英人物，构成一种话语权的挑战，这场话语权的转移，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学术走向；
其二，这些西方留学归来的人士，带来了一系列所谓“规范”，从什么叫“学术研究”，到“如何做学术研究”，到“什么叫好的学术研究”，都一一画出了标准，简言之，学术研究，就是做课题，做项目，然后在制定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具体做法，就是后来风行的这套洋八股的研究程序和论文格式，而所谓“好的”，就是符合欧美某些学术刊物或基金会口味，能被人家看上、发表的。。。这套“规范”，于80年代中国以“启蒙”为宗旨的充满社会改造激情的学术活动，风马牛不相及。
这两个冲击，对当时已经成名、具有崇高声望的一批“精英”来说，是一种很尴尬的事。因为此前的所谓“启蒙”，始终隐含着“西化”的潜台词，所谓启蒙，其实就是“传播西方思想”，所以它的基本参照系，是一个被抽象化、概念化了的“西方”，它可能与现实中的西方并不吻合，而只是人们为了批判中国的一些现实而建构的一个与中国现实种种“弊端”相反的、对立对称存在的一个理想模型——它更像一个想象中的完美世界。这个乌托邦式的想象的世界，激起了国人改造现实的无限热情，掀起了澎湃的社会运动，造就了一个激荡的时代……但是，海龟和他们的那些“规范”的出现，打破了原来关于“西方”的图景，把“西方”从抽象拉回到具体，从理想拉回到现实，从神圣拉回到世俗……而因为鼓吹西方思想而被崇高化了的一批思想先驱，突然不得不面对一群“真在西方混过”的人！这些人的优势，就是熟悉西方社会具体操作的“规范”，但这套东西，是不是“西方”的真谛呢？他们带回的“西方”，与原来我们鼓吹的“西方”是一个东西么？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海龟，与国内的精英，本来就不是一类人。在当时的情形下，国内精英这类人，是不会以海龟那种忍辱负重考托考技申请助学金之类的艰苦努力出国的，因为当时的申请留学的过程，十分残酷，十分折磨，对人的身心都是一种摧残，一般具有80年代所谓“精英”气质的人，不太容易忍受这些，所以，海龟们在出国之前，基本上就跟“精英”是两拨人，而海龟在国外不闻天下事埋头苦读的时候，又恰恰是精英们在国内掀动和领导了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80年代！这两个群体，一类是相对边缘化的、冷峻地靠自己勤奋刻苦努力讨生计、求晋升的群体，一类是浪漫地以热情、信念、口才、灵感、勇气和某种克里斯马魅力来感召人、唤醒人的弄潮儿群体，这两拨人，在90年代遭遇的时候，又都是以“西方”为资本来说事儿，这是一个时代的讽刺。
不管怎么说，海龟带回来了当下西方中关于“版权”、“引文”、“注释”、“原创”之类的偏执的神圣性，这种东西，其实中国古代考据学专业中一向如此，但并没有觉得必要扩散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更没必要扩散到所有人文作品的创作活动中，但在90年代由海龟发动的这一轮“引进”中，国内的人把它们当做一种“先进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毫无反思地、毫无心理抵触的就接受了，特别是那些曾经的“精英”，身为“土鳖”，为了证明自己不比海龟“土”，就很快就在形式上，模仿各种所谓“学术规范”，在各种文字或语言表达中，穿衣戴帽，梳洗打扮，做成“很规范”的样子，俨然与海归们达到同一个进化高度了，甚至造就了一批“土龟”、“海鳖”之类新物种，但在这场模仿秀中，却没有认真思考，这种西来的所谓“规范”，其特定社会背景为何？其真实意义为何？到底是基于什么社会条件下的什么逻辑？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一种什么目的？代表的是什么人、哪类人、哪个社会的诉求？是不是与我们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历史使命相一致的？从反面来说，这套东西，到底是为我们服务的？还是为别人服务的？还是强迫或忽悠我们为别人作嫁衣裳的？
在当时伴随着这场蜕变的，还有一个社会急剧市场化、货币化的过程，大批原来致力于学术和政治的人才，纷纷下海……在这么一种兵荒马乱的社会转型期中，社会的主导群体，没有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
后来经过多年折腾，大家才慢慢反应过来，当时那一套套所谓“规范”，其实不是在启蒙主义或福音使徒精神的语境下的东西，而是针对欧美已经高度市场化的学术活动和文化产业而来的，需要解决的，是当时在中国几乎还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商业化、娱乐化的学术作品的定价机制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学意义的原则。。。这套东西，对于80、90年代还充满堂吉诃德或哈姆雷特式情怀的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来说，完全是天方夜谭。。。。
可是这套东西，现在已经为国内公众接收，不仅接受，还被主流学术社会——特别是新一代学术人士——奉为金科玉律，甚至越捧越高，成为学术道德伦理的标准，特别是与社会诚信等中国社会的某些“真问题”挂上钩，就更说不清楚了。
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简单地默认它为常态。应该说，这套规范，主要是为那些以学术捞好处、捞名捞利的人而设计的，对那些已经或正在捞好处的人，是可以强调一下这类规范的，但是，如果把这些规范是为天经地义的天条，扩大到所有学术活动和所有学术爱好者的范围，就有点太一叶障目了，错把一个具体时代具体社会的特定的东西，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太夸张了。
回到现实中，问题是1990年代开始，2000年代盛行的那场规范化风潮，看似学术净化，实际效果则是学术的彻底退化甚至崩溃……遗憾地是，很少人反思，正是这种所谓“规范化”的学术转型，彻底阉割了中国学术曾经有的启蒙精神和社会关怀，而退化为一种混吃混合混房子混职称的最低级的应试游戏，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所谓“学术界”的人口和人格结构——由原来的思想者、探索者、流浪者、修行者等等奇人怪才的群体，换成一大批具有操作经营能力的课题项目经理、经纪人团伙，加上一批要写啥就能写啥要怎么写就能怎么写的鬼魂作家或者枪手写手之类人物 ——，相应地，学术工作，也从原来的使命、事业，转化为一个行业、一种职业、一门手艺和一套技术……这场规范化的洗礼，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就彻底脱胎换骨还俗了。。。。
在这套规范主导下，中国每年出产的论文数量不知翻了多少倍，每年发表在某某重要英文刊物上的东西，不知增加了多少倍，中国的教授人数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博士硕士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同时，中国知识界的社会声望，每况愈下（如果不说名声狼藉），中国学者专家的社会形象，越来越沦落到谷底……抄袭越禁止越多，假冒越打击越盛，专家变成“砖家”，教授变成“叫兽”。。。。真是应了一句俗话：法律，就是为了违犯它才制定的。。。。
木仁 发表于：2010-7-22 12:4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