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我和老巫坐在学校操场的双杠上聊天。我问他当初造反时是怎么想的，是从哪儿看出来那不是又一次“引蛇出洞”，然后又问他的家长对他的造反行动反应如何。听完他详尽的解答后，我真诚地赞赏了他的远见卓识，接着就开始暗示：“哎，顺便说说，你知道‘方凿圆枘’这个成语吗？”

就从那个时刻起，我在精神上脱离了运动。我意识到无论我多么真诚，也绝对没有被运动接受的可能。又花好几年的时间，我才能看穿那全部把戏，并且找到别的东西来填补留在心头的那个空洞。开始我的“从猿到人”的转变。

大多数居民也受够了。群众最初的派性狂热逐渐磨耗得差不多了。工厂停工，商店很少开门营业，随着武斗加剧，粮食和其他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恶化了。有好几个月，因为面粉厂停工，粮店只能出售麦子，顾客得买了自己去想法磨成面粉。

我不久就目击了“文攻武卫”的第一个光辉榜样。一天上午，我还在睡着，一位同学兴奋万状地冲进家来，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处都是枪声。尽管安全地躲在街角，我的全身都在禁不住地剧烈颤抖，手心全是冷汗。我转过头去看看那位同学，只见他面无人色。俩人什么也没说，转过身去就悄悄离开了。

经过长时期的犹豫，我最后还是加入了老闷的造反兵团。

１９６７年是文革最光荣的年代。正如列宁说过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这正是我在１９６６年底归家路上的体会。无论我走到何处，那儿都是一片节日气氛。

在久等之后，军代表告诉大家，毛主席第二天就要接见我们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二次接到这种通知。食堂特地给大家发了第二天的干粮，除了常规的两个馒头之外，每个学生还额外领到两个水煮鸡蛋和一个柿子，那可是专门为此重大庆典发放的珍馐。

不久后，我就得替自己担忧，顾不得为老师们犯愁了。贵族子弟们说，自“解放”以来，全国学校领导一直在迫害他们，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们却在天堂里享福。他们宣布，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这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粉碎剥削阶级及其子女的资产阶级专政。

恐怖先从烧书开始。我原来一直住校，此时也赶回到家中，把所有可能招致灾难的东西找了出来。最先做的便是把家里所有的书都刨出来。因为书太多，烧毁它们势必会引起贫民窟邻居的注意。于是我便把盖有图章或写着私人签名的扉页或封面扯下来，只把那些纸张烧毁。其余的则统统装进麻袋中，半夜三更背出去倒进了河中。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央向大学派出了许多工作组，在他们的指导下，学生们绞尽脑汁地仔细回忆教师们在课堂上说过的每一句话，反复筛选并找出任何可疑的、能够上纲上线的材料，然后写大字报揭发。我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场运动，写了两份洋洋数千言的大字报揭发两位老师。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我的揭发挨整，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不错，又是党员，所以幸免于难。

高中最后一个学年(1965年9月至1966年8月)，全国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自1963年开始，农村一直在开展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阶级敌人”一直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城市中，就连贵族子弟现在也改变了生活作风，穿上了特意缝上补丁的旧衣服。

高中第一学年是大饥荒后那短暂宽松时期的最后一年。1964年9月1日，假期结束，我重返学校，发现学校的团委内阁发生了大改组。从团委到各班支部都进行了大改组，所有的团干都由突击入团的干部子弟们充任了。许多出身不好的团干也给罢了官，取代他们的是高干子弟们。整个学校的气氛都变了，现在大家都在谈论“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

孟书记尚未谋面，其名便如惊雷而贯吾耳。我们邻居大才子，他之所以倒霉，乃是因为和同学孟某吵了架，当众羞辱了孟。孟怀恨在心，狠狠整了他. 后来我升了高中, 孟竟然是我的同桌。这一下我可傻了眼了，原来遥远的威胁，旦夕间便成了伸手可触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