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译的小说《毁灭》和《死魂灵》，虽然读来怪怪的（例如“队长同志”被他硬译为“同志队长”），有时彆嘴如同绕口令（例如“通体漂亮的闺秀”），毕竟还不至于把人打进闷葫芦，但当他试图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学术论著”时，就近乎张天师的咒语了。

《温故》卷三中介绍了鲁梁二人为彼此的翻译主张不同发生争论的逸事。那段佳话其实我也知道，虽然私心并不敢苟同鲁迅的硬译主张，但对毫无反感，直到前天看了《温故》，始觉啼笑皆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温故》丛书颇有点耐人寻味的文字。常见论者琢磨，鲁迅若活着会有什么样的遭遇。据说有人问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结果只会有两种：要么封笔，要么坐牢。依我看，恐怕还有第三种可能。

西方的“费厄”规则不仅实行于社会经济生活中，而且实行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诸如包括“落水狗”在内的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各种声音都有发表的机会，等等。

对金庸小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金庸小说真是什么文学杰作，曾经闹出去为金庸申请诺贝尔奖的国际笑话来。另一种论调则认为金庸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写通俗文学的低级文人而已。

“假洋鬼子”是鲁迅创造的不朽的艺术形象。有时我常想假洋鬼子究竟坏在哪里。想来想去，假洋鬼子最主要的罪行似乎是剪了自己的辫子。除此之外，假洋鬼子当然还有别的罪行，例如...

金庸的成功，在于他找到了两大卖点：武功＋侠义，以及美貌＋情痴。这是所谓“补偿疗法”，现实生活中缺什么就要补什么，这才能起到海洛因、致幻剂作用，使得工农兵学商一齐溺此不拔。

所谓自由主义左派，无非是一群对社会现状不满，渴望彻底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

在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这个问题上似乎有两种极端论调，一种认为金庸小说真是什么文学杰作，曾经闹出去为金庸申请诺贝尔奖的国际笑话来。另一种论调则认为金庸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写通俗文学的低级文人而已，为他小题大作太不值得。

汉学家白杰明认为，中国有着自我厌憎（self-loathing）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晚明。自19世纪中期起，这种冲动再次浮现出来.

“独立知识分子”就是政治独立，不作任何政治势力的喉舌；思想独立，不人云亦云，始终保持对社会的客观公正的批判态度；经济独立，决不为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出卖信仰。

刚才见某网友赞成“搬倒鲁迅”的提法，说那是破除青年的思想偶像，云云，我当即上贴指出，这其实是极左思维定式的流毒。

鬼话的“费厄”，似乎并不等於人话的“公平”，至少没有后者那种“均匀”、“平等” 的强烈暗示。

从创新的角度来说，王朔小说这种路数我还从来没见过。莫泊桑、契诃夫等人也专写平庸的小人物。然而他们的小说都是讽刺性的，基调是嘲笑那些人卑微、庸俗的生活方式。王朔在他的小说反复宣讲的教义只有一条：这世上没一样东西值得尊重。

说到底，国人喜欢名著中的漫画人物形像，以及被金庸稍微复杂化了一点的漫画形像，乃是因为大多数国人自己就是这种简单漫画形像。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找不出的复杂的西方式文学典型，乃是因为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这种复杂典型。论内心世界的复杂程度，咱们至今还处在小儿科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