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港台新马华人不少，基本素质与大陆人完全两样。论个人的基本诚信、朴实、可靠都远超大陆人。香港人尤其出色，看不出与本地鬼子有太大区别。

我快到30才学英语，困难可想而知。好在我的记性还可以，比起中文记忆来，英语单词记忆算是我的弱项。不过我虽然记得慢，但记得牢固。那阵毫无录音机，考试也不考听力，于是我的学习方式就非常原始：记单词+学语法。

文革中我的生命并不属于我自己。我如果跌倒，跟着倒下去的将是全家人。因此，我面临的选择中没有“拒绝犯罪”或甚至“制止犯罪”，这两个选项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只有“两罪相权取其轻”——明知都是犯罪，只好挑其中比较轻微的一项去犯。

几年前我写文章说文革是全民犯罪，没有一个人的良心是真正清白的。网友老跛当即告诉我，他的良心就是清白的，而且还不相信聪明如我者竟然会一度中了毒，狂热痴迷过。像网友老跛这种人文革中当然有，我身边就有的是：芦萧、芦娘子不必说，老扁就是我最敬佩的一位。

人老后，难免时时回顾往事，追悔当初犯下的一切罪孽。我常常想，如果不是文革，或是没有红色恐怖打破我的单相思，或是我有个“好出身”，则我变成姚文元的可能性相当之大。更糟糕的是，我有时问自己，如果时光倒回去，你又有现在的觉悟，会怎么做？

我写文革往事时往往很激动，泪水流满了面颊，其中的“老芦”其实是泛指包括我在内的整整一代青少年。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到底有谁敢出来拍着胸脯说一句：我是清白的？至于我本人的狂热到1966年的“红色恐怖”就结束了。

对当地人来说，城里来的知青代表着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新鲜经验。在他们眼中，城里知青白净文雅、穿着讲究时髦、口音特别、行动奇异，与当地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处处透着新鲜。

收音机是我自己装的，买了个北京产的“红灯机”的外壳，但瓤子完全是我自己做的。下班后开起来，路过的人都以为我装了个音箱。我也不说破，让他们生活在那幻觉里，以此充阔。

看见小网友居然连什么是“农转非”、什么是“工分”都不知道，不由得大吃一惊。90年代末我回国，一位亲戚跟我说，她的孩子根本无法理解过去买日常生活必需品还要票证，问：有钱不就行了么？干嘛还要什么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糖票、酒票？她怎么解释孩子都不能理解，云云。

文革中，我在医院守病人。某日过道上突然一阵喧嚣，过了一会儿，一个同病室的陪客旋风般冲了进来，兴奋地嚷嚷：
“出新鲜事了！出新鲜事了！快去看哪！”

孤独（芦笛拍摄于美国）

生命的脉络，逝者如斯，温暖
（芦笛拍摄于美国）

木殤（芦笛拍摄于美国）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这一直是个困惑人类的永恒问题。什么是存在的本质、特别是生命的本质，大概是一个人类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

我一直在想她的话。如果我们把生命的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这生命会不会变得更好、更有价值、更少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