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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1月24日 16:30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考验“城管制度”的时候到了
            

        合肥的硕士城管颇引人关注。硕士当城管,总有人觉得是辱没了硕士荣光,这种人才浪费的论点,可谓没搞清楚基本的社会状况,所谓“学士不如狗,硕士满街走”,一点都不夸张,高校扩招的大跃进弄出了一大批学士,硕士,博士的,可谓一日千里,而社会的经济结构,人才需求的构成,改变却如蜗牛爬行,这两者的张裂自然就会造成大量的学士、硕士,甚至博士成为壮士、烈士,剩斗士。

    说了硕士们面临的严酷生存环境,再来谈城管这个事情,如果我们还是抱持那种“打砸抢”的条件照射的话,不对这个东西给一点点的鼓励,并不是好事。道理其实简单,“打砸抢”谁都会干,只要手里有武器,心里有底气,就定能无往不利,倘若城管部门不思进取,完全可以开门迎接街头小混混,或者直接去黑社会选拔人才,根本用不着大费周章弄一批硕士进来。所以,对“硕士城管”这个事物,我都会像对其他诸如“美女城管”、“妈妈城管”一样,先腾出双手给予热烈的掌声。

    疑问是有的,就像公众对城管的成见一样,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深深地畏惧。虽然说硕士们“打砸抢”可能并不在行,但是人家好歹受过高等教育,有头脑,,会思考,懂逻辑,会运用战略战术,假以时日,将武力和自己的学力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系列对付走鬼游商的新花式,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叫“流氓有文化,挡都挡不住”。

    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关于人和制度的问题了,一方面,像硕士族、美女族、妈妈族这样的群体被引入城管确实可以消减城管的暴力性,可是,另一方面,这些人自身所具有的禀赋和潜力,其实是远甚于那些武力型的城管的,倘若,这些禀赋与城管制度恶的方面结合起来,那城管的战力恐怕又会大大提升,对于走鬼游商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糟糕的制度典型,以对抗和打击而不是引导和服务,在城市管理的必要性和走鬼摊贩们的生存需要之间,寻求一条解决之道,城管制度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收获社会整体效益降低这么一个结果,完全是背离社会政策应该坚持各利益群体帕累托最优的原则。走鬼摊贩们的处境自不待言;一些社会公众,像魏文华这样的围观群众,也有可能遭遇飞来横祸;而其实很多基层城管,收入并不高,还经常会遇到摊贩的顽强反击,至于声誉,更是以达“过街老鼠”的境地,而至于所谓的城市管理,城市和谐,也在司空见惯的“打砸抢”式的鸡飞狗跳中,消失殆尽,举目四望,似乎并无受益者,活生生的造出一个互害社会,奇哉,伟哉!

    为什么要说“考验城管制度”的时候到了呢?所谓好的制度另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令好人变成坏人,给政府以时间,让它们在所谓的“城管制度”本质是好的,只是某些执法者的素质比较低下这么一个论调下,进行改良,像“硕士城管”、“妈妈城管”、“美女城管”这些,我都欢迎,而即便这样,城管和走鬼摊贩之间的对立并未改观,暴力对抗依然是悬而未决,那我们就更可以理直气壮的喊出来“取缔城管制度”!

    考验城管制度的时候到了,接下来,一起静看“硕士”、“美女”、“妈妈”这些新城管的表演了`•••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5) | 引用(0)


    2009年11月24日 16:29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燃烧瓶”怎么战胜“推土机”?

    你有推土机,我有《物权法》
    —“燃烧瓶大战政府拆迁队”中的一些常识

    先要赞一个央视经济半小时,做了《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这个节目,这很有标题党的风格,专业的名字是《强制拆迁折射物权法博弈地方利益》。

    这是很敏感的话题,央视能够把他做出来,而且做得很好,说明了央视并非那么不堪,它其实很有实力,譬如它做的一些新闻评论节目也是国内数得着的,因此,央视同样能够做出《新闻联播》这样水准的节目,并非实力所致,而是它不得不做成那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宽厚一点,尤其是对央视的新闻人,明明智力、能力,理解力这些什么力都不差,可是有时候偏偏要弄得自己很低能很弱智的样子,他(她)们自己可能内心就已经很难过。所以,第一个常识,说的是央视的难处,央视新闻人的难处,这样推而广之,就是所有体制部门,体制内的工作人员的难处,我们要充分理解这种难处,他们存在的荒谬性和困境,慎用体制内、体制外这种二分法,这是促进理解,走向和谐的前提。

    潘蓉拿着燃烧瓶大战政府拆迁队,这个视频去年就已经在网络上流行,使用什么武器,双方的战力对比,这些都需要关注,但并不是重点。政府可以使用暴力,公民也可以,不是谁武力强谁就占理,这里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就好比古代官军去剿灭某一伙匪寇,通常上阵之前会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你等扰乱纲纪,损民不端,多行不义,特此前来剿灭;而匪寇就会回敬,皇帝不义,官员不法,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我等是替天行道。双方你来我往,争得就是这个合法性。所以,第二个常识就是,政府有拆迁车,有高压水枪,有推土机,还有城管,警察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不懂法,不遵守法,不会依法的使用暴力,这个节目就为我们树立这么一个某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反面典型。

    具体的情形则是,就像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政府副镇长高宝金说的:“这是刑事案件,因为政府强迁合法的,你跟政府对抗,那肯定触犯了法律,那肯定要处理的。”这话完全逻辑不通,“政府强迁合法”这个立论根本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拆迁队拿的是《《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而潘蓉拿的是《物权法》,《物权法》永远要比《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大,就好像高副镇长的爸爸永远要比高金宝大一样,所以,官员们需要树立一个常识,就是宪法>物权法>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当你这个《城市拆迁管理条例》跟《物权法》冲突的时候,你就得无条件服从《物权法》,否则你就是对抗法律,对抗依法治国,就是对抗党中央的根本方针,闻者足戒啊!

    接着来说利益冲突,理论上来说,自己的房子,我爱卖多少就卖多少,你出价少我不卖给你就不卖给你,然后我不卖你了,你还再三来骚扰,说一定要买,那我还可以报警,告你骚扰罪;当然,这些地方政府和官员都会师出有名,打着一个“公共利益”的旗号前来收你的房子,这就有几个常识需要澄清,第一个就是什么才是公共利益,肯定不是你开发公司的利益,不是你官员的利益,不是你政府部门的利益,而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这自然也包括被拆房子的“潘蓉们”的利益,所以,你说,我为了公共利益就要来强拆你的房子,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

    其次,既然是公共利益,就需要有一个公共决策机制,绝不是说你几个一把手,几个官员或者政府部门在那里说,这是公共利益就是公共利益,这样的反面例子已经很多了,以前大搞开发区的时候,都不是很多地方一把手,二把手以及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城市公共利益而搞出来的,可是,现在有不少开发区已经长出茅草了,我们也没见几个一把手、二把手因此被判了死刑、无期或者去坐牢。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令民众稍感满意的公共决策机制,政府和官员还得多下点功夫。

    再一个,即便是因为公共利益要拆迁人家的房子,也需要一个合理的补偿机制,怎么来补偿,肯定不是要地方政府来定的,因为你是当事的一方,肯定希望价格定得越低越好,当然最好是不给钱,给人家颁个奖状(服务公共利益的三好市民),就直接拿过来了。因此,就需要一个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来评估这个房子的价格,当然,如果对于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大家还是不满意,你政府也只能是诉诸于法院,直到法院判定,你出这么多钱就可以拆人家的房子了,这样你才可以去拆迁,否则的话,就是公然不懂法,对抗法治社会。

    像这个案例中,,建设公司委托给区政府的征地款是每亩地130万元,整个虹桥机场的拆迁总费用高达148亿元。但是政府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亩地38万元。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的主任,闵行区动迁指挥部的一把手吴仲权的说法是,闵行区虹桥枢纽这个地块,是在政府的改扩建消息出来以后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获得的土地增值价值也不应该由群众取得。吴仲权的说法显然是蛮横的以为,该给多少不该给多少,全凭自己说了算,是完全不懂公共利益究竟为何物的体现,可见,某些地方官员还要再多补补何谓“公共利益”的基础课程。

    你有推土机,我有《物权法》,潘蓉手里的武器虽然是燃烧瓶,但真正的武器却是《物权法》。让每一辆政府的推土机驶入法治轨道,才是公民手里拿着的燃烧瓶的真实意义。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0) | 引用(0)


    2009年11月23日 16:00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为鹤岗矿难死难者立一座碑
                梁丁:为鹤岗矿难死难者立一座碑

    鹤岗特大矿难,已致104人遇难, 63人受伤,4人仍被困。

    如果记得不错,上一次特大矿难,是仅在半年前的屯兰矿难,死亡人数达到74人,值得关注的是,在山西、河南等地强力推行煤炭业“国进民退”,整合中小企业,成立所谓大型煤炭集团之时,这两起特大矿难,恰恰发生在国有的大型煤炭集团之中,这其中的讽喻意义不知有几何呢?

    中国的采矿死亡率,为欧美等主要产煤国的30-50倍,矿难死亡人数更是占全球煤矿死亡总人数的70-80%,称之为“带血的煤”颇为恰当。这“带血的煤”从何而来?频繁的矿难究竟有何中国式国情作为支撑?通常专家论者都会从采矿技术上的薄弱、安全监管制度的缺失、煤矿主利欲熏心等方面进行剖析,然而,有一个东西却甚少有人关注,那就是生命伦理。

    我们司空见惯,每次矿难发生之后,新闻播报总是千人一面般,着重强调XX领导如何重视、救援工作如何有条不紊的展开、死难者家属如何倍安抚的情绪稳定•••一切都表明救援时如何美满,安全部门和官员是多么上心,可罪责呢?愧疚呢?诚惶诚恐呢?这难道不是对死者和家属最大的亵渎,死去已经大不幸,死去之后还要给你们再做一次标榜?我不知道这是官员的无赖,还是播报媒体的无耻,但总归是背离了基本的生命伦理。

    1、2、3、4、5••••101、102、103、104,不,罹难的矿工们甚至没有代号,而仅仅作为一个“104”这么一个群体性矿难符号出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不知道他们家人的苦楚和泪水?不知道他们在痛苦决绝之后如何坚韧顽强?这时候,媒体又去哪里了?官方的通报又去哪里了?你们甚至舍不得一点小小的版面,将他们的名字一一罗列,让我们感受到,死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具体的生命。

    我的家乡也是一个产煤大县,年少的时候,附近村子总会有人死于煤矿事故中,每次死了人之后,邻里之间茶余饭后谈论的,绝少悲伤和惋惜,最津津乐道的无非是,这个被赔了5万、8万,那个被赔了13万,16万的,彷佛只有这样,才能在互相比较中,体现生命的剩余价值,这大概就是生命伦理缺失之底层陷落的版本吧。

    还记得08年的大地震,我最被感动的不是所谓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不是民众积极捐款,慷慨解囊;甚至不是千百可敬的志愿者的公民行动•••而是来源于一个个的网络社区,我看到一个个网上纪念馆,我看到一个个具体的死难者的名单,看到他(她)们的性别,籍贯,生日,遇难地点,看到他(她)们的朋友献上的鲜花,看到网友们的哀思和悼念,这一切都让我看到了一种具体、真实的生命尊严,生命价值。

    捍卫公民的生命尊严,提升社会的生命伦理,这无疑是对于一个现代政府的基本要求。作为公民,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做出一点小小的改进,以鹤岗为起点,为这些矿难的死难者,树立起一座纪念碑,写下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性别,籍贯,生日,遇难地点,遇难原因•••

    那些陨落的生命,那些时代进程中的“被牺牲者”,以及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需要这样一座纪念碑!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0) | 引用(0)


    2009年11月23日 15:58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校长实名推荐制”是怎样的改革?
                       梁丁:“校长实名推荐制”是怎样的改革?
    ——也谈自主招生改革的逻辑

    北大实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试图在自主招生上作出一些改变,所谓北大无小事,而教育改革更无小事,一些基本的改革逻辑需要澄清。

    欧美一些国家,自主招生已经非常成熟,公立大学、私立大学都是如此,而且其招生的变量相当之多,考试,高中成绩,社区活动,学术论文,私人推荐(校长推荐制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等等。进行比对,中国的招生大约有两大主要的特征:其一,中国招生的路径相当狭窄,高考几乎是唯一的路径了,当然,以前还有极少数保送的,但引起了极大争议;其二,我们的大学,绝大部分是公立大学,如果说是私立大学,理论上它就是一家公司,他想招什么人全凭他自己的意愿。

    因此,我们谈北大或其他学校想在自主招生上有些突破,就必须这两大前提上做出一些应对。其一,就是必须在高考之外,扩展新的选拔人才的路径,否则你的所谓自主招生就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必须强调所谓的“破格”,其实就破高考的格;其二,就是你作为公立大学,那么你自主招生就存在一个公共的目的,就是你的改革必须促进社会公益,具体点说,就是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为国家选拨更优秀的人才。

    这其实就涉及到自主招生改革的根本,就是在高考之外,树立一种新的人才评价机制。这种机制到底有多新?由此评定和选拔的人才是否真的有助益于教育发展,科技创新,社会进步等等,是自主招生改革从头至尾都必须盯着的核心问题。然后,才是在实施过程,如何有一套合理的程序,用程序正义来保证公平公正的选拔到这些人才。这就是所谓改革的路径问题。

    显然,北大这次“校长推荐制”,最大的败笔就在于对于招生对象的语焉不详上,整个的实施方案,就看到所谓的“素质全面、特长突出”、“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 ,这跟所谓的新的人才评价机制完全搭得上边嘛?与高考路径又有何区别呢?无非就是考霸型(综合素质亦即综合学科分数奇高),或竞赛型(单科特长突出)。其实也是从源头上扼杀了此次自主招生改革的突进意义。

    还有很多人的能力和发展前景个其高考成绩并不成正比,高分低能的例证也是层出不穷,这其实就是教育所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因此,教育改革也必须与时俱进,盯紧社会现实,除了高考之外,还有多少是可以逐渐引入的人才评定的变量,譬如说社区活动;学术思考、研究能力;领导、组织和协调的能力;甚至于是个人美誉度,譬如某位学生口碑特别好,有社会人士赏识他,郑重的推荐,推荐制不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吗?这些东西,恰恰就是自主招生改革所要仔细考量,并具体引入进行操作、评价的东西,惟其如此,方可能在高考路径之外,开辟一个新的机制,扩展人才的进阶途径,改变当前教育唯一、死板、僵化的评定机制,给教育和社会生活引入活力、创造力、创新力等等。
         如果我来参与这种自主招生的设计,那我会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其一就是高考之外的一切能力;其二,奖赏正直、善良和诚实的品德。就好像匡超那样,对北大老师的提问的回答,既体现了年轻人的锐气,更是正直、诚实的品德。

          再来谈公平的问题,也就是用一套比较可行的程度,使得制度不至于沦为权贵的游戏。、其实有一种最简易的方式,就是所谓“大白于天下”,像以前的保送制度基本上搞成暗箱操作,成为特权者的游戏就是明证,因此,这套自主招生的游戏程序,只要从头之尾坚持信息公开的原则,引入公众和舆论监督,其腐败的可能就小之又小。每个省市才几所中学,舆论高度聚焦,在高度关注下,校长推荐制迅速演化成为校方推荐制了,可见各中学是相当紧张这“资质“的,当然,也背离校长推荐制正向激励校长个人征信形成的可能性。

        改革值得鼓励,尽管弊病重重,仍期待北大拿出气度,将面试阶段的内幕尽可能公开。而以长远计,则“校长推荐制”这种水平的东西,距离自主招生改革之基本逻辑尚相差甚远,又岂能担当起单兵突进之重任,北大和教育改革者也要学会思考了!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2) | 引用(0)


    2009年11月20日 16:42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为什么要反对“校长实名推荐制”
                 梁丁:“校长实名推荐制”是个什么东西?

    北京大学招生要搞一个“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这个改革,让许多人振奋,当然更多的是腹诽。看了很多的媒体评论,专家分析,主要都纠缠在公平这个问题上,指向的是中学校长,其能否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向北大推荐优秀人才。

    这次改革本来值得期许的亮点有二,其一就是校长实名推荐,这在中国是一种罕见的东西,其本质是赋予校长一种权利,或者说是一种荣誉,古代可能也有类似的东西存在,就是名士风度的一种,所谓的名士,倘若遇到自己赏识的才子,便会以自己的名誉作保,四处推荐这个才子。无论如何,这是个人征信制度的一个突进,当然,这个东西有显而易见的漏洞,一般经验,校长是个官僚,并不直接教授学生,一所学校,除了异常出挑的学生,或成绩异常出色,或竞赛尖子,或优异的特长生,这些众所周知的风云人物,校长对学生的了解很少。

    但不可否认,实名推荐制对校长来说是个正向激励,而且,获得资质的中学,会不可避免的将“校长推荐制”演变成为“校方推荐制”,以最严格的条件,选拔最优秀的学生,可以想见的是,这些学生即便不获得推荐资格,大多也将考上北大或者是其他名校,这个推荐顶多就是加上一层保险而已,如此,则推荐这些学生究竟意义何在?另外,从“校长推荐制”到“校方推荐制”,也丧失形成校长个人征信的可能,正是过犹不及的体现。

    另外值得期许的是,北大倘若要自主招生,就应该突破应试教育的藩篱,在“破格”二字上做足文章,不然,招收那种所谓“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的高中毕业生,和高考路径又有何区别呢?无非就是考霸型(综合素质亦即综合学科分数奇高),或者竞赛型(单科特长突出),如此做,究竟意义何在,除了是在高考之外独辟蹊径,以利于自身在各大名校的高考生源争夺战中脱颖而出之外,看不出别的什么目的。

     当然,这是个邀请了教育部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专家学者、部分中学校长、学生代表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基本共识。再经北大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会和北大招生委员会审议,形成的《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施方案》。如果说北大真有招生改革的魄力,其实施方案之目标就一定不会如此语焉不详,至少在招生对象上,要做更为精准的定位和详尽的阐释,岂是这区区“素质全面、特长突出”、“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所能表述的?

    因此,这个引起众多喧嚣的所谓招生制度改革,我几乎可以预测其走势,判断其结局,这些被推荐的学生大部分将考上北大(很多甚至不需30分优惠),而在北大之后,其他各大名校也将步其后尘,纷纷实行校长推荐制,加入到这个争夺生源的新战场,而这一切,只和大学的部门利益有关,和所谓引进新的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招生制度,打破应试教育之藩篱,和所谓的教育改革无关。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0) | 引用(0)


    2009年11月20日 11:08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钓鱼执法”的深层问题
                   梁丁:“钓鱼执法”的深层问题

    上海“钓鱼执法案”,原告张晖的胜诉,是近年来“钓鱼执法”中,第一起胜诉的行政诉讼案件。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掀开这个国度权力的“钓鱼式生态”的冰山一角,在通往现代社会、公民社会的大道上,如何涤荡这种权力的“钓鱼式生态”,仍然是时代转型的重要阻碍。

    一:无限裁定权

    “钓鱼执法”大规模的出现在全国各地城市交通执法部门,实属必然。在所谓的整治黑车,打击非法营运的行动中,管理部门的执法政策已经完全与其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在“钓鱼执法”中,通过诱骗、强塞金钱、拔车钥匙、人身控制等手段,获取罚款这样的行为,执法者本身完全知道自己打击的并非所谓的黑车,而纯属栽赃陷害;而真正的黑车,很多是在管理部门拥有内线的,当然,这事需要向执法者缴纳一定的费用,这个费用叫什么?保护费还是行贿费用,很难界定,但肯定是黑金。这是被各地记者的调查取证所得出层出不穷的事例所证实的。

    对于“钓鱼执法”这样一种行为,论者有过很多的评论,道德的、法律的、经济的等等,但我看,其中一个核心的东西甚少被提到,也就是说,“钓鱼执法”,可以运行这么多年,甚至形成一个稳定的盈利模式,在整个链条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管理部门对黑车拥有接近无限的裁定权。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东西,即便是在我们的司法领域,当法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缺乏相当强有力的权力监管和约束,就会导致大量的权力寻租和腐败,何况这么一个对黑车的“无限裁定权”这么一个东西。

    它说你是黑车就是黑车,说你不是就不是,接近于这么一种裁定模式的话,对于这些管理人员的所谓执法行为,理论上还存在一种约束方式,就是说我把这个黑车的无限裁定权给你,但是,只要我发现你出现了一例错判,你把张晖这样的好心私家车主当做黑车来抓,当事的执法者就会被统统枪毙。但是,现实的情景是,当庭判决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由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承担案件诉讼费50元,这么一个处罚相对于“无限裁定权”而言,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因此,对于其执法的约束力,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根据这个基本的成本和收益的估算,建立在对黑车“无限裁定权”基础上的钓鱼执法泛滥,自然是必然。

    二:制度刚性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不可能在不改变“无限裁定权”的情况下,通过把“钓鱼执法者”统统枪毙的方式来改变“钓鱼生态”,因此,只能去改变这个“无限裁定权”。
    中国最缺什么,制度刚性肯定算一个,在漫长的皇权专制时代,科举为什么成了一个基石性的制度,正是在人治时代,他是罕见的具备制度刚性的特征的制度。再者,就是所谓“国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个制度刚性。
    现在第一例“钓鱼执法”的行政诉讼赢了,单就在这个“打击非法营运,整治黑车”的行动中,我先不管所谓“非法营运”跟中国弊端重重的出租车行政垄断模式息息相关,是一种僵硬的不顾国情极度缺乏市场效率的模式,如果要改变所谓的“钓鱼执法”生态,首先就要对什么事“黑车”,引入全国性的刚性标准,譬如说,你非营运性车辆,我三次或几次当场抓获你从事盈利性营运,对于“拼车”行为作出严格的界定,对于出手助人的司机,如何收取某个下限的酬劳(既无法盈利,但也不使得良善赔本)•••等等这些。

    因此,针对“钓鱼执法”,无论是政府的自我改良,还是公民行动,都必须直接进入这个行动目标,既改变对黑车的“无限裁定权”现状,对于“黑车”标准,非法营运行为作出具体的,具备制度刚性特征的操作标准。

    三:盈利模式
    中国最大的弊病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很大,回答起来也不得要领,既然上文谈到了盈利模式,那就从这个方面入手吧,我的回答算是抛砖引入。

    中国是个官僚为体,市场为用的国家,用市场交易的一些手法,将官僚的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弊病。可以看到的,在任何一次改革中,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教育市场化,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等等,许多的职能部门,官员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其中发掘自己的“盈利模式”,譬如在“国退民进”中的MBO操作,在被中央政府叫停之前,这种并不高明却收益 巨大的“盈利模式”,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已经不可计数。

    你很容易在现实中发现这些“盈利模式”,各个地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大概有几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形态就是滥设行政许可,然后收取各种各样的资格费用,甚至像“砍玉米秆证”也可以发明出来,而像郑州“养狗办”这样不是东西的东西,一年也能收费数千万计;中国为什么会是全世界“证”最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办证可以收费,譬如一些地方还在强搞“暂住证”,就是因为办暂住证,可以收百来块钱的费用,如果所有证全部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不需要缴费,连工本费都不要,那看还有几人热衷办证。
    第二种就是内外勾结,利益共享。譬如倒卖火车票,最大的黄牛党一定会是车站内部职工;譬如某地最红火的夜总会,一定会有警察的干股;譬如医院倒号最勤的哥们,一定能够跟院领导扯上点关系;譬如很多地方的小煤矿,就有煤炭官员,地方领导以及警察等等的股份,这几乎也是行业的一个潜规则,但凡权力能够伸手的领域,一定要将权力转化为金钱。
    第三种,相对比较高级了。跟一定的政绩目标相关量,譬如说,各地以前大批量上马的开发区热,一方面谋取政绩目标,另一方面,利用这个政绩目标,大搞基建,房地产开发等等,其中的利益自然是官商各分一杯羹;各地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商的拆迁总会有警察、城管、工商、消防等部门的集体护航,这也是事关政绩目标的。当然,在此过程中,不否认也有官员并不贪墨金钱,这是因为在其“盈利模式”中,视“政绩目标的实现”为最大的利益。
    第四种,大概就跟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关系了,虽然说像黄光裕这样的江湖大佬也能够稍稍影响点政策制定,但相对于部门利益集团、大型垄断国企这些,就小巫见大巫了。譬如最被民众诟病的发改委的忽上忽下的油价,像“燃油税”制定这些,总是可见中石油中石化们彪悍的声音;譬如邮政,前面那段时间就搞了一个“同城快递50克以下、异地快递100克以下由邮政专营的新法规,几乎置很多民营中小型快递公司于死地。

    所谓特殊利益集团,所谓部门利益化,所谓官商一体,所谓权贵资本,莫不是如何利用市场的手段,将官僚的利益最大化的体现,这种“权力”孜孜不倦寻找“盈利模式”的中国式钓鱼全景,已经严重的损害了改革的合法性,也使得改革共识日益被削弱,沦为中国第一大毒害。

    四:利益均衡
    大国崛起,不是官员崛起,不是崛起,不是所谓大国形象的崛起,而是法律崛起,是制度崛起,是价值观的崛起,是公民社会的崛起。
    市场的启蒙告诉我们,为了一毛钱的正当利益,我们可以去拼命。无论臧否,这已经成为当前不可逆的社会思潮,如此来看,这种依附于权力的大量的“盈利模式”,能走得了多远?这种损害多数人的“盈利模式”,只有两个结果,一就是自我改良与公民行动相结合,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生存方式,以建立符合更多人利益需求的利益均衡机制,这样方可存续;倘若不如此,另一种后果则是,必将被多数人的铁锤所砸碎,被永远顶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得翻身,然后社会再一次开始重建过程。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0) | 引用(0)


    2009年11月19日 12:51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奥巴马们如何理解“钓鱼案”?


    一位美国总统究竟会何等程度理解中国?表示不会寻求遏制中国崛起;与中国青年对话;稳步建立共同应对挑战的伙伴关系发表•••这或许就是奥巴马此次访华的最大亮点?以更加包容的姿态面对彼此,求同存异,积极进行文化,经济,贸易交流,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这无疑是一件大事,不过我现在要说的是另一件大事,就在奥巴马与上海青年对话的地方,上海“钓鱼案”今天将开庭,我的理解是,如果说中国以更加积极的态势融入到全球化、市场化的进程中,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与欧美等主流国家进行对话、交流;谋求一种真正负责任,具备核心价值观的大国崛起,那么,我们必须跨过一道坎:

    像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东西,究竟代表什么?它是否根源于我们的制度系统?我们在走向世界,寻求理解,走向真正大国崛起之时,是否需要面对这么一个根本问题:具备指代意义的“钓鱼案“,欧美等国家究竟会如何理解?如果刚刚到过上海的奥巴马,旁听这次庭审,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又将作如何理解?

    今天上午,张晖的辩护律师在天涯论坛发布了庭审的辩护词,《像个真正的男人那样去战斗》,决然和悲怆溢于字里行间:

    在这场看不到硝烟的战役中,在这场捍卫法律与公民权利的斗争中,无论和对方短兵相接激烈驳火还是双方对峙围点打援,通过互联网,我每时每刻都能听到你们这些正义网民呐喊的声音!你们是这个国家的希望!面对某些行政机关的栽赃陷害,面对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我们太需要一个胜诉的判决来树立人民对法律的信心,每当有人对即将到来的判决结果表示怀疑,我都会坚定地告诉他:我们将在法庭上打败他们!是的,在法庭上!

    是的,这就是中国,法庭审判就如同一场战斗,而且每个公民都知道,一个遵循内心道德律令、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判决的到来,会是何等的艰难,因为,公民们所面临的最大阻碍是,这个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最大敌人,正是某些无良的行政机构,某些腐败的司法官员,不知道奥巴马会不会理解这样的现实?

    一个政府的执法机构,派出自己的“钩子“,以佯装“胃痛”、生病等方式,上了那些善心未泯的司机的车子,然后将他们引诱到指定的地方,在那一瞬间,塞给你钱,拔掉车钥匙,然后埋伏的执法队员一窝蜂的涌上,说你是“非法营运”,说你的车是黑车,控制你的人身安全,直至你缴纳上万元的罚款,方可驾车离去。而这,竟然形成一个链条清晰的产业链,有着非常稳固的盈利模式。

    不知道奥巴马能不能够理解,一个政府部门可以如此堂而皇之,以道德灭绝的勇力,以黑社会的方式,涉嫌到诬陷、抢劫、勒索、非法拘禁等罪名的手法,去维持一个数千万的盈利模式?这难道不让人生出感叹,以偌大中国法律之尊严,以堂堂执政党之合法性,以庞大政府之公信力,以社会道德之约束,以巨大民意之反弹,竟然还抵不过这个区区数千万的灭绝人性的盈利模式?

    请问,世界能有几个国家的总统、政府和民众能够理解这么神奇的事实?奥巴马能吗?这么一个孕育出这么一个灭绝人性的“盈利模式”制度链条又会被人用何种匪夷所思的怪目看待?

    奥巴马理解中国吗?欧美理解中国吗?世界理解中国吗?可悲的是,“钓鱼执法”不仅仅存在于上海,全国各地都不鲜见?如果“钓鱼执法”作为一种指代,则更为广泛的存在于中国的肌体上。众所周知,今日中国,是以官僚为体,市场为用的国家,如何以市场的手段,将官僚的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中国之最大的弊病,君不见,又有多少政府职能部门,官员在孜孜不倦的寻求自己的“盈利模式”?所谓特殊利益集团,所谓部门利益化,所谓官商一体,所谓权贵资本,莫不是最广大范围的中国式“钓鱼”生态场景。

    经济危机中表现似乎卓越,在国际舆论中,隐约似乎已有“两国集团”的提法,中国俨然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领袖?可是,他们真的理解中国吗? 大国崛起,首先崛起的绝对不是官员,不是大国形象,而是崛起的公民,崛起的法律,崛起的制度,崛起的社会公序良德,这个道理奥巴马们一定懂。所以,当奥巴马们,当欧美国家,当世界了解中国式的“钓鱼”生态,了解这个崛起国家的许多部门和官员,正在孜孜不倦的开掘将官僚利益最大化的盈利模式的现实,那么,他们是会对这个大国崛起打个大大的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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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1月18日 17:44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中国青年与奥巴马对话缺少了一个关键词

    如果是你站在奥巴马面前,你打算问什么?

    上海科技馆内青年才俊们的表现,确实令人难以恭维。“中国青年对话奥巴马”,单从这具有宏大符号意义的标题来看,以“中国青年”之名义,展现出却是中规中矩的官僚姿态,此刻如高声朗诵梁任公的《少年中国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定当悲从中来呢!

    无论如何,这个国家的青年要更有冲劲,更要有创造力,更有“梦想”。当然,网友旋即得知,几位提问者皆为团委或学生会干部,站在这个角度思考,他们可能事先会被组织起来培训,他们所提问的问题会被反复掂量,因此,他们的提问并非他们自我意愿的体现,这样,自然也就反映不了青年的样貌,如此说辞,或许令人稍感宽慰。

    也许,洪大使借网友之名,提出了TWITTER和信息自由的问题,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至少,会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去搜索了解TWITTER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些人会去思考所谓信息自由的价值等等。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奥巴马虽然侃侃而谈,但从头至尾都是说美国是怎样的,我是怎样看待信息自由以及批评的,而只字不提中国该当如何如何,这既体现作为外交访问的礼节,也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圆滑。

    言归正传,在我看来,中国青年对话奥巴马,一个不能缺少的关键词就是“梦想”。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成功,是两种不同层面“梦想”实现的交相辉映,从个人奋斗的层面,奥巴马家世坎坷,从小双亲离异,与生父仅仅见过一面,大部分少年时光是与外祖父外祖母度过;在艰辛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勤奋,考上名校;从政后,坚持服务社区,与底层民众的接触,踏实自己作为政治家的技巧、手腕和情怀,并最终成为美国总统。

    而从国家进步,制度转型的层面,则跟更印证“美国梦”的艰辛和伟大。
    233年前,这个年轻的国家才从美洲大陆诞生;
    148年前,这个国家的黑人还只是奴隶,经过一场长达四年的内战,无数美国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他们废除了奴隶制度,值得敬佩的是,胜利的北方宽厚的对待了失败的南方。
    即使打赢了二战,进入所谓的战后黄金时期,这个国家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黑人被视作异类,整个国家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
    47年前,1962年9月3O日,第一位美国黑人跨入白人大学密西西比大学,遭到了当地白人种群的强烈反对,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为此,肯尼迪总统不惜不出动了了400名联邦警察和3000名国民警卫队员护送黑人青年至密西西比大学。
    41年前,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洛林汽车旅店被枪杀身亡,终年39岁。然而,《我有一个梦想》所传递的平权思想,却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心中扎下根来。

    ••••••

    反观今日中国,又是如何?
    以国家、社会之处境而言,比如当下最明显也最急迫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下行危机并未散去,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挑战;而三十年改革所积累的种种社会问题,譬如说严重的腐败,众多的社会不公,中国式市场经济后发劣势的喷发(基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法治等配套措施不成熟,大量不尊重市场伦理,缺乏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占据市场),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重要民生领域所面临的困局等等等•••如此说来,这正是一个急需制度转型的、社会转型的大时代;

    以青年之处境而言,80后面临着极为窘迫的生存环境,网络奇文《白领陨落,黑领升起》的剖析堪称经典:“仅仅10年之前,白领还是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10年过去,物是人非。回头看看,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当许多大学生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却必须接受与黧黑的农民父亲同场竞聘的残酷现实。与此同时,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他们就是在全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遍地开花、全面崛起的新兴黑领阶层。……比起10年前苍白的小资白领来,只有这些享受和垄断了政治权力的人才真正的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他们绝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水准……来自官方背景的黑领对来自民间草根的白领的颠覆,体现了政治权力向自由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僭越,及其对经济权力的篡夺。这种食利自肥的经济身份使官方的超脱精神和公益基础遭到侵犯,合法性受到玷污,政治的伦理尊严荡然无存。”或者,另一神帖《80后列传》浓缩得更为精炼:  初从文,廿三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四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旦,蓄币八万,不足购房,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医保曰,不符大病之条例,拒赔,乃倾其所有入院一周,币无而疾愈重,友怜之,赊三鹿一包,冲而饮,卒…

    如此对照,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其中又岂无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不妨想象这样一个情景,中国青年对话美国总统:我有一个梦想,负重前行的中国青年现景VS家世艰辛的黑人年少时光,艰难重重地家国、制度、社会转型vs艰辛而伟大、可供借鉴的美国经验;从“美国梦”到“中国梦”,直至同作为地球的成员,为如何通向更可期许的未来,智慧碰撞。你说,还有比这更牛逼的文化碰撞和交融嘛?

    虽是想象,更是期许,这个国家的青年要更有冲劲,更要有创造力,更有“梦想”。以捍卫梦想,实现梦想之个人行动力,集结起来,去撞击这个国家的“铁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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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24日 16:35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请教育部回应 “汉字调整”的利益考量
    梁丁:请教育部回应 “汉字调整”的利益考量

    汉字调整所引发的网络轩然大波,至少表明,网民的权利意识大大提高,面对这种情势,教育部又该有何作为呢?

         细致考察,很容易发现教育部的诸多漏洞和缺失,其中的悖论是:教育部若为公益出发,那就应该严格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在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上作出严格的自律,而不是靠几个几十个专家,在那里闭门造车长达八年;又譬如,其本意若为公益,却造成“漠视公民权利”的事实,那就该严格反省,自身在行政能力上是何等乏善可陈。

         抛开首当其冲的权利问题,汉字调整更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其中涉及到诸多的利益考量,倘若教育部真为公益出发,那就应该严格的厘清其中的利益关系、对汉字调整所涉及的社会经济成本做一个细致的分析。

    现在网络上流传许多版本的解答,网友捷虎如风的几点分析,相当有代表性,
    一、目前所有的字典、词典、教材等等有关汉字的印刷出版物,在方案颁布之日,即宣告作废,得重新更换印刷系统,重新印刷能替代这些产品的新产品,想想数量,是不是天文数字?
        二、目前所有的多媒体音像制品、包含汉字的数字产品、资料,在方案颁布之日,即宣告错误,得重新改版复制,想想看,是不是天文数字?
        三、目前所有的汉字输入法、中文字库、各种类型的数据库检索系统、各种汉字出版系统,在方案颁布之日,如不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或程序修改调试,恐怕就产生新的种种错误,这个工作量是不是个天文数字?
        四、有关的地名、地图、标志、标牌等等,在美容方案颁布之日,得重新制作更换,这个工作量是不是个天文数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像身份证、户口、档案、信息等一切政府部门掌管的信息,肯定都需要修改,于是,像公安、民政、银行、税务等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是不是都需要改造自己的软件系统呢?这些钱,都是需纳税人支付的,又会是一个多大的数目呢?

    而教育部的应对,除了语焉不详的说几句:此次微调,对一般百姓的生活影响不大等等之类•••可事实却是,很多人连“名字”都被动了,还不算大事?如此,也给坊间留下了诸多揣测、甚至阴谋论的空间。譬如说这可能跟某个出版印刷利益集团有关、可能是某个红顶软件商的运作,甚至是几个领导的奇思妙想等等等•••这充分说明表明,一项事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政策调整,公众所获知的信息越少,其对这个政府部门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进行揣测,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揣测往往准确度又相当高,这也算一大“中国特色”吧。

    话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以公民之权利、以选民之权利、以纳税人之权利要求教育部回应,作为为人民服务的部门,作为纳税人供养的官员,你们是否做过严密的考量,44个汉字写法的调整,究竟会消耗多大的社会成本?这其中究竟出于怎样的利益考量?如果做过,这个成本又是多少 ?能不能向公众公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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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23日 16:51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为什么要批评《建国大业》的外籍演员?
    梁丁:为什么要批评《建国大业》的外籍演员?

    批评演《建国大业》的外籍演员,很容易引起所谓“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批评。这对我来说,有点讽刺,因为我写过很多文章反愤青,作为一个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相当敏感的公民,事实上我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样的宏大叙事一直都抱有审视的态度。

    换国籍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觉得生活在美国或者是非洲可能更舒服一点,然后自己恰好有能力换国籍,那就换吧,没啥说的。至于所谓的大量的演艺界明星,甚至一大群社会精英分子,大规模远走他乡,或者是一大群留学人才,在外面哪怕是端盘子,也不回正高欢“大国崛起”的中国,那么,这个国家、政府应该严厉反省,是不是“崛起”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

    道理很简单,人穷的时候,有口饭吃,有件衣穿,就满足了。富了之后,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还会想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其实是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要求更敏感了,这就涉及到了所谓社会安全度,私产保护、言论权利等这一系列的制度构建,以及因此形成对未来的愿景。于是,明星和精英们换了国籍,现身说法,对这些现状表示了忧虑,这是一种相当正确的个人选择,同时也是对一个国家的有力鞭策。

    国籍是换了,但是他们中多数演艺的主战场还是在中国。这也没啥关系,只要承认自己是外籍演员或者是华裔演员就行了,跟爱不爱国没有关系。可是,你硬要说,“我身是外国籍,心是中国心”就有点不厚道了,因为当初真的没谁逼你加入外国籍的,你现在说起来,却挺无奈似的,是被逼良为娼一样。严格意义上来说,加入美国国籍你就不能有“爱国主义(中国)”了,至少这个爱应该比爱美国要少,否则就是违背你对美国宪法的宣誓。当然,你可以说爱中华民族,这是民族主义的,没关系,国籍变了,但民族还没变。这里,国家和民族要分开。

    更重要的是,这些演员们为何要争先恐后的演《建国大业》,据报道,片酬过亿的李连杰这次分文不取,章子怡也不顾巨星风采,换上了土里土气的卡其布外套,成龙据说再三争取,终于获得了个跑龙套的角色,陈凯歌“一出场就遇难”,只在银幕上出现了几秒钟。

    这显然无关片酬,也无关演技提高之类的,这么争先恐后的出演,大概是出于两种原因,第一他(她)们真的具有这种荣誉感,觉得演在这里面演个角色,特骄傲,特自豪。这个说法虽然不太令人信服,但可能真有这样的演员。即便有,反推回去,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这些特荣誉感的演员们,当初换国籍的时候,真的特无奈,一方面如此深爱中国,一方面又对这个国家特失望,被逼无奈加入外国籍。不知道哪种说法厚道一点?

    还有,演这个戏,可能是一个“站队”,显然,这是一个献礼戏,是一个政治戏,是高层会关注过问的戏。这个戏,具有很强的政治认同的色彩,譬如像汤唯那种,假使能够加入这个戏,那就说明对她的封杀要解套了。显然,对于有钱的明星来说,加入这么一个戏,能获得一定的政治收益,如果套用毛时代的话,就是又红又专。人有逐利本性,争先恐后加入剧组,表明自己的政治正确,然后获得收益,也是人之常情。可问题是,你还要时刻强调自己爱国的(前面被我否定了),或者说是爱中华民族的,强调自己在道德上的优势。这就造成了多次人格分裂。

    第一个分裂就是,你演这个戏,明明是因为站队,可以收获政治认可,获得政治收益,你却一定要表述自己是在“爱国、爱民族”。第二个分裂是,你的演艺主战场在中国,却加入外国籍,其实就是用事实发出了,对于这个国家的权力环境,制度环境作出的不认可声明,可现在反过来,却求着加入这个国庆献礼剧,表明自己对这个国家是多么拥戴,这种惨烈的人格分裂状,充得上“戏子”两字吧。

    我支持明星换国籍,我也支持爱中国、爱中华民族,我讨厌的只是做戏,是我们总企图把演员搞成“德艺双馨”的模样。我虽然不是什么道德主义者,却坚信诚实是美德,是最起码的底线。在社会行走,至少得诚实,不要弄得自己人格特分裂,否则中国永远只能是个信任溃败的“做戏”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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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23日 16:40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为什么要批评《建国大业》的外籍演员?
    梁丁:为什么要批评《建国大业》的外籍演员?

    批评演《建国大业》的外籍演员,很容易引起所谓“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批评。这对我来说,有点讽刺,因为我写过很多文章反愤青,作为一个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相当敏感的公民,事实上我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样的宏大叙事一直都抱有审视的态度。

    换国籍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觉得生活在美国或者是非洲可能更舒服一点,然后自己恰好有能力换国籍,那就换吧,没啥说的。至于所谓的大量的演艺界明星,甚至一大群社会精英分子,大规模远走他乡,或者是一大群留学人才,在外面哪怕是端盘子,也不回正高欢“大国崛起”的中国,那么,这个国家、政府应该严厉反省,是不是“崛起”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

    道理很简单,人穷的时候,有口饭吃,有件衣穿,就满足了。富了之后,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还会想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其实是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要求更敏感了,这就涉及到了所谓社会安全度,私产保护、言论权利等这一系列的制度构建,以及因此形成对未来的愿景。于是,明星和精英们换了国籍,现身说法,对这些现状表示了忧虑,这是一种相当正确的个人选择,同时也是对一个国家的有力鞭策。

    国籍是换了,但是他们中多数演艺的主战场还是在中国。这也没啥关系,只要承认自己是外籍演员或者是华裔演员就行了,跟爱不爱国没有关系。可是,你硬要说,“我身是外国籍,心是中国心”就有点不厚道了,因为当初真的没谁逼你加入外国籍的,你现在说起来,却挺无奈似的,是被逼良为娼一样。严格意义上来说,加入美国国籍你就不能有“爱国主义(中国)”了,至少这个爱应该比爱美国要少,否则就是违背你对美国宪法的宣誓。当然,你可以说爱中华民族,这是民族主义的,没关系,国籍变了,但民族还没变。这里,国家和民族要分开。

    更重要的是,这些演员们为何要争先恐后的演《建国大业》,据报道,片酬过亿的李连杰这次分文不取,章子怡也不顾巨星风采,换上了土里土气的卡其布外套,成龙据说再三争取,终于获得了个跑龙套的角色,陈凯歌“一出场就遇难”,只在银幕上出现了几秒钟。

    这显然无关片酬,也无关演技提高之类的,这么争先恐后的出演,大概是出于两种原因,第一他(她)们真的具有这种荣誉感,觉得演在这里面演个角色,特骄傲,特自豪。这个说法虽然不太令人信服,但可能真有这样的演员。即便有,反推回去,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这些特荣誉感的演员们,当初换国籍的时候,真的特无奈,一方面如此深爱中国,一方面又对这个国家特失望,被逼无奈加入外国籍。不知道哪种说法厚道一点?

    还有,演这个戏,可能是一个“站队”,显然,这是一个献礼戏,是一个政治戏,是高层会关注过问的戏。这个戏,具有很强的政治认同的色彩,譬如像汤唯那种,假使能够加入这个戏,那就说明对她的封杀要解套了。显然,对于有钱的明星来说,加入这么一个戏,能获得一定的政治收益,如果套用毛时代的话,就是又红又专。人有逐利本性,争先恐后加入剧组,表明自己的政治正确,然后获得收益,也是人之常情。可问题是,你还要时刻强调自己爱国的(前面被我否定了),或者说是爱中华民族的,强调自己在道德上的优势。这就造成了多次人格分裂。

    第一个分裂就是,你演这个戏,明明是因为站队,可以收获政治认可,获得政治收益,你却一定要表述自己是在“爱国、爱民族”。第二个分裂是,你的演艺主战场在中国,却加入外国籍,其实就是用事实发出了,对于这个国家的权力环境,制度环境作出的不认可声明,可现在反过来,却求着加入这个国庆献礼剧,表明自己对这个国家是多么拥戴,这种惨烈的人格分裂状,充得上“戏子”两字吧。

    我支持明星换国籍,我也支持爱中国、爱中华民族,我讨厌的只是做戏,是我们总企图把演员搞成“德艺双馨”的模样。我虽然不是什么道德主义者,却坚信诚实是美德,是最起码的底线。在社会行走,至少得诚实,不要弄得自己人格特分裂,否则中国永远只能是个信任溃败的“做戏”大国。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0) | 引用(0)


    2009年8月22日 17:3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 汉字整容,专家生活在中北美洲?
    梁丁: 汉字整容与互联网官民对话困境                    

    “汉字调整”引起的争议,大抵可以成为考察互联网生活的事例。熟稔网络的人应该知道,一方面,互联网已经是当前社会对话的主要途径,甚至自发形成某些对话机制。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到,沟通的无效性,对话的不可能的现象却更加普遍。

    一般说沟通的无效性,往往首先会想到“网络暴民”、“话语暴力”等等,譬如我写的《汉字整容,说动了我的名字?》,发在论坛、博客之后,大量跟帖都是怒斥制定方“砖家、叫兽”之类的。然而,和很多忧心忡忡的精英不同的是,对此我并不担忧,这依然是对话的一种形态,是网络多元话语的一部分。只要权力不进场,其他那些独立的,理性的,建设性的,符合现代文明常识的思想观点,具有同等传播权利,然后藉由大面积的争吵,辩论,甚至是互相对骂,这个“真理越辩越明”的常识,而实现网民及互联网整体认知提高。

    我更担忧的是对于网络的拒斥,譬如说教育部说,此次汉字调整是“历时8年反复打磨“,“经过专家全盘考虑、反复研究才得以出台”的局部性汉字“技术改良”方案。这就说明, 8年来,它一直都是不“在场”的,互联网彷佛不存在于它们的世界。如此将一项公共政策当机密设施在研究,而完全没有考虑到网络之于公共讨论,之于官民对话的重要性,是对于公民权利的漠视,更是行政能力严重滞后的体现。

    还有一个担忧是:对同样一个事实,有不同的理解,哪怕有天壤之别,也可以算是表达的多元性。然而,当你发现,对话的事实性基础其实已经不存在了的时候?那该如何是好呢?譬如,《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师大教授王宁王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的意见从总体来讲是这么一个状况,根据我们从正面搜集来的意见的统计,赞成的占67%,反对的大概占6%,其他的也提了一些不相干的。这样的数据,会让你怀疑专家是不是活在中世纪,或者是中北美洲,但肯定不是活在中国。这就是说,到了这个份上,网民和教育部(相关专家)已经缺乏对话的事实性基础了,你无论是多么一面倒的反对,质疑甚至怒斥,也只是被他们纳入这不合时宜的6%。

    荒诞性就在这里:一个日益成熟的互联网,应该是以对话和沟通的有效性作为基础。可是,无论网络怎么众声喧哗,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多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根本就做出了“不在场”的选择,相反,对于互联网的公众表达,民意监督,采取了一种冷落,甚至打压的态势;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似乎缺乏对话的事实性基础,同样一片土地,权力和权利一方,所指陈的事实往往会有天壤之别,譬如说统计数据GDP、民众的幸福感、看病是不是难•••等等这些。

    如果说,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迈向公民社会,这还算政府理想,那么,就该清楚,网络的官民对话和互联网生活是行政能力的重要部分,譬如像“汉字整容”这样的闹剧应该是越少越好。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1) | 引用(0)


    2009年8月22日 17:3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 汉字整容,专家生活在中北美洲?
    梁丁: 汉字整容与互联网官民对话困境                    

    “汉字调整”引起的争议,大抵可以成为考察互联网生活的事例。熟稔网络的人应该知道,一方面,互联网已经是当前社会对话的主要途径,甚至自发形成某些对话机制。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到,沟通的无效性,对话的不可能的现象却更加普遍。

    一般说沟通的无效性,往往首先会想到“网络暴民”、“话语暴力”等等,譬如我写的《汉字整容,说动了我的名字?》,发在论坛、博客之后,大量跟帖都是怒斥制定方“砖家、叫兽”之类的。然而,和很多忧心忡忡的精英不同的是,对此我并不担忧,这依然是对话的一种形态,是网络多元话语的一部分。只要权力不进场,其他那些独立的,理性的,建设性的,符合现代文明常识的思想观点,具有同等传播权利,然后藉由大面积的争吵,辩论,甚至是互相对骂,这个“真理越辩越明”的常识,而实现网民及互联网整体认知提高。

    我更担忧的是对于网络的拒斥,譬如说教育部说,此次汉字调整是“历时8年反复打磨“,“经过专家全盘考虑、反复研究才得以出台”的局部性汉字“技术改良”方案。这就说明, 8年来,它一直都是不“在场”的,互联网彷佛不存在于它们的世界。如此将一项公共政策当机密设施在研究,而完全没有考虑到网络之于公共讨论,之于官民对话的重要性,是对于公民权利的漠视,更是行政能力严重滞后的体现。

    还有一个担忧是:对同样一个事实,有不同的理解,哪怕有天壤之别,也可以算是表达的多元性。然而,当你发现,对话的事实性基础其实已经不存在了的时候?那该如何是好呢?譬如,《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师大教授王宁王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的意见从总体来讲是这么一个状况,根据我们从正面搜集来的意见的统计,赞成的占67%,反对的大概占6%,其他的也提了一些不相干的。这样的数据,会让你怀疑专家是不是活在中世纪,或者是中北美洲,但肯定不是活在中国。这就是说,到了这个份上,网民和教育部(相关专家)已经缺乏对话的事实性基础了,你无论是多么一面倒的反对,质疑甚至怒斥,也只是被他们纳入这不合时宜的6%。

    荒诞性就在这里:一个日益成熟的互联网,应该是以对话和沟通的有效性作为基础。可是,无论网络怎么众声喧哗,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多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根本就做出了“不在场”的选择,相反,对于互联网的公众表达,民意监督,采取了一种冷落,甚至打压的态势;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似乎缺乏对话的事实性基础,同样一片土地,权力和权利一方,所指陈的事实往往会有天壤之别,譬如说统计数据GDP、民众的幸福感、看病是不是难•••等等这些。

    如果说,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迈向公民社会,这还算政府理想,那么,就该清楚,网络的官民对话和互联网生活是行政能力的重要部分,譬如像“汉字整容”这样的闹剧应该是越少越好。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0) | 引用(0)


    2009年8月21日 17:19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女秘书相亲难,是男权性心理在作祟
    重庆一名27岁女子晓菲,毕业后先后为多家民企老板做秘书,工作顺利,收入颇丰。然而容貌靓丽的晓菲相亲八次却次次失败,原因是男士们都认为女秘书难免“潜规则”,担心自己被戴“绿帽子”,“在很多人眼中,女秘书就是老总的情人、二奶”。(8月20日《重庆晚报》)

        女秘书“污名化”由来已久,虽然说女秘书行业,的确有不少人传出和老板关系暧昧,甚至成功上位取代原配,成为老板娘等丑闻。可这在秘书行业来说,终究是少数的现象,少数现象被成功的扩大化,污名化,导致整个行业都被严重妖魔化,则于男权社会的性心理息息相关。

        分析晓菲这个事情,要注意到是相亲,不是谈恋爱。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女谈恋爱很容易,可是结婚却要难多了,相对而言,那些容貌中上,条件中等的女孩,结婚就相对容易些。晓菲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是相亲,这就是奔着谈婚论嫁去的,既然涉及到结婚,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性专属权。

        结婚在法律仪式上,确认了彼此间的性专属权,可是事实上,男人对此的敏感度要高的多,无论是一定程度的处女情结,还是结婚前对于女友以往性经历的关注程度,都是表现;另外就是对婚后出轨的容忍度,整体上来说,女人比男人强多了,这固然最根本上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男权心理下对性专属权的单向认识,也在其中作梗。

        甚至还有很多人,这种对于对于这种性专属权的敏感,甚至会追溯到与女人相恋(结婚)之前,这就有点封建余孽 的意思了,本来那个时候,女人都跟你没什么关系,甚至连认识都认识不上,难道这个时候,美女们要未卜先知,为尚未出现未来的你的,而节制自己的性生活?毫无疑问,这基本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这种性专属权也是单方面的,实质就是认为男性对女性拥有性支配权。这样有时后果会很严重,譬如说政法大学弑师案,付成励就是对女友以往的性行为极为不满,因而迁怒于程春明,认为对方在引诱女友,最后杀死了程春明,酿成悲剧。

    26、7岁的美女,且各方面条件不错,在当前的社会心理下,一般都会被认为是性经历比较丰富的。这在男权语境下,很多男性仍在追求单方面的性专属权,或者说是性支配权,这么一个社会现实下,其婚嫁受到困扰也是顺理成章的。值得注意的是,与她们交往的男人,一般都是30岁左右的,30岁未结婚的男人,或者是条件实在比较差,或者是开始取得了一些小成就的,美女看的上的,其实只是后者,通常而言,这些人的性经历往往会比一般人丰富一点。出现这样一个对比,不知道是对这些男人的讽刺还是让女性们更加悲哀呢?

    如果这些分析还不够,想想这句话:“女人一想结婚,就变得很弱势。”晓菲的困境无非是男权心理映射出的冰山一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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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20日 17:34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教育部8年打磨,却动了我的名字
    梁丁:教育部8年打磨,却动了公民的名字

    2009年8月20日,据悉,中国教育部近日就刚研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琴”、“亲”、“魅”等44个汉字的新写法,引起网友反对声一片,认为此举纯为“折腾人。(中国新闻网)

    “琴、瑟、琵、琶”的上左和“徵”的中下部件“王”最后一笔横变提;“ 亲(榇同)、杀(刹、脎、铩、弑同)、条(涤、绦、鲦同)、茶(搽同)、新(薪同)、杂、寨”下部件“木”的竖钩变竖•••这样的变动,显然超出了网友常识认可的范围,比如说“亲”字,竖钩变成了竖,就让人摸不着头脑,无论是从写作习惯、实用角度,还是书写美观来讲,这都不是属于瞎折腾吗?难怪有网友直接了断的说这是“添乱”,而套用流行的贾君鹏语句评价则是:哥(专家)改的不是字,是寂寞。

    可是,教育部说了,这是“历时8年反复打磨“,“经过专家全盘考虑、反复研究才得以出台”的局部性汉字“技术改良”方案。然而,这样一个凝聚了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成果,却遭遇了网友常识性的抵制,形势尴尬,而里面所蕴含的信息却颇让人思量。

    其一,教育部说是要征求公众意见,然而,却要着重指出其“历时8年反复打磨”,让人好生怀疑,这究竟是对自己的智力太不自信,还是明摆着就是告诉公众,我都八年了,我不容易啊,所以,对国情有点洞悉的国人应该了解,这里的潜台词是:基本上你们(公众)的意见,是不太可能被当回事的。否则,我们(教育部)这8年,不就成了笑话。要知道,8年啊,日本鬼子都被打回老家了。

    再者,就是这些神奇的相关专家,通常,我们知道这是教育部的专家、是清大的,北大的的、XX大学或者XX研究所的专家,可是,无数次的经验说明,这些相关专家究竟是谁?他(她)们是怎样被选出来的?他(她)们究竟是怎样打磨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的,无疑都会是难解之谜。这情景,让我不由我想起8年抗战时,那些在日占区,国统区深深潜伏的、可歌可泣的地下工作者。要知道,8年了,这些专家还是“相关专家”(在公众中),此种信息保密的长度和力度,令人叹为观止。

    此次汉字调整,虽说是微调,却实实在在的涉及到千万民众的切身权利,尤其是像“亲”啊,“琴”啊、“新”啊这样的常用字,很多人就接下来会发现,要经常面对一个自己看着有点陌生的名字,一个写起来可能会别扭的“名字”,这难道不是重大的公民权利么?因此,教育部和相关专家引以为豪的,8年反复打磨,看似是“慢工出细活”,实则是对公民权利的习惯性漠视。对此,我的要求并不高,以后,当还需要“动动公民的名字”,当面对这么重大的公民权利时,教育部要努力争取提高一倍的效率,8年太长,就4年吧,至少在“抗战”高潮时,就让民众参与进来吧。

    8年太久,4年尚可,若真尊重公民权利,则征求意见、信息公开分秒必争。就把这段话送给教育部吧,这样教育部才能成为一个受公众欢迎的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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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20日 17:34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从转型社会看组织部培养“富二代”接班人
              梁丁:“组织部培训富二代”与转型社会  

    江苏组织部大规模的培训“富二代”,准备花两年的时间,在全省培养千名民企少帅,引领江苏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这样一个事实,引发了广泛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是是否有权力干预市场的嫌疑;其次就是培训费用的问题;再次就是培训效果,集中体现在所谓党性教育”的方式和“富二代”群体特征之间的割裂。

    这些批评,当然都是成立的,但是却有一个共同问题,它们的观察视角都是当下的,静止的,没有从“历史发展脉络”的角度出发,考察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更没有试图去评析其之于未来会带来怎样的可能性?其实我的意思是,当我们20年后、50年后,甚至更远的将来,我们如何看待这一事件?无论其成功或者失败,这样的事情在转型期出现,其实质含义又是什么?

    当前社会,三股最主要的转型力量是什么?无疑是权力(执政党和政府)、财富群体(市场)和民众(公民社会),在当前来看,前两者无疑掌握了多数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因此,在公民社会未曾蓬勃成长至参天大树时,这两者的博弈、互相的整合将成为时代转型的主要方式。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有所了解,同时也对当时资产阶级推进政治改良的方式有所观察的人,应该知道,当前中国很多的情景与当时的英国社会相类似,同样的,如果说财富群体推进政治改良可能是这样的时代转型主要整合的方向,那么,以这种转型的历史视角来看组织部大规模培训“富二代”,其实质无疑就是权力主动对于财富群体的反向整合。

    这种反向整合意味着什么?是大可深究的,按照江苏组织部的说法:与统战部、国资委和团省委等合作,用2年时间,以国企民企党组织统筹共建活动为依托,着力培养一支对党有感情、带头跟党走、具有现代企业管理能力的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队伍。“加强非公党建工作、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培养经历还会作为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

    之所以着重提出“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安排”,无疑就是“培训富二代”的一个重要砝码,因为诸如其他的,富二代之间的人脉圈,与政府相关(本企业)部门的关系培养,这些其他非市场性的企业运转成本,与这次培训并没有多大的交集。这当然存在极大的隐忧,官员有了党建政绩,富二代扩展了政治资本,而教师则收获了广泛社会资本,就像无数人所担忧的一样,一个松散性的利益联盟可能就形成了大致雏形。

    更重要的问题是,富二代除了扩展政治资本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作为空间和动力呢?如同江苏组织部所言:他们(富二代)头脑更灵活,知识面更宽,很多人将继承父辈产业,但他们对个人生活品质考虑得更多,欠缺对事业的执着,相对来说,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普遍缺少党性教育,所以需要培训提高。

    依我之见,这依然低估了这个群体的特性,现在大部分的富二代都是80后,他们基本摆脱了祖辈、父辈集体宏大诉事的传统,而回归个人主义、甚至说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极受诟病),相对于父辈,他(她)们对个人权利和自由,有了截然不同的体察,有项调查显示,37%的“富二代”希望自己创业,而45%的人不愿接受父辈的事业,希望有自己独立的人生追求。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群体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的动力,即便是其中多数,出于家庭伦理的考虑,而不得不接班,也希望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经营管理公司,这种改变聚集起来,是不是可能很大程度改变民营经济(江苏)的生态呢?
        
    另一方面,写在党章上的党性是单纯的,一条一章都规定的明明白白,但是人性是复杂的,尤其是回归了个体诉事的“富二代”们,他们既可能,被这种利益勾兑机制同化,也可能,在更加熟知权力运作的套路,在扩展了一定政治资本之后,当这个群体成长之后,依照自我诉求的愿景,开始更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社会利益机制的调整和改变,促进利益均衡机制的形成,同样的,也可以用更加理性的、明智的、建设性的方式,推进政治机制的逐步改良,以最大化的维护自己的财富和权利,这会不会成为以后社会转型的一种重要动力呢?倘若如此,这就是财富群体面向权力的主动整合了,其之于政府(善政)、民众和自身,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在进入深水区的“后改革时代”,无论是政府、财富群体还是民众,都需要建立一些良性的对话机制和互动机制,恩可以想见,类似“组织部培养富二代”的事例还会层出不穷,其意义在于,无论是权力作为,还是财富群体的主动整合,亦或是“公民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整合,都是时代转型的方式,至少为转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依照此种转型时代的观察视角,可以知道,“组织部培训富二代”,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令人诟病,同样,它究竟会给未来带来怎样的改变,也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是,类似的事例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如果将其扩展开来,将包括财富群体面向权力的主动整合,亦或是“公民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整合等都涵盖进去,无疑,这就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最大的特征,也是我们所依赖的转型路径。(当然,任何时候,对于权力的省察和警惕都是一种美德,这是文章的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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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18日 16:02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记者指证宋祖德违背职业伦理
    梁丁:记者指证宋祖德违背职业伦理                  

        宋祖德看起来要栽了了,在谢晋遗孀诉其侵犯名誉案的庭审新闻中,有这么一段重要内容:

    原告律师还出具了6家媒体采访宋祖德的证明材料,并有两名记者出庭作证。当庭播放了齐鲁电视台记者采访宋祖德的电话录音,表示宋祖德曾到该台做节目,他从电视台编导处获得宋的电话,拨通后,宋祖德称自己博客内容完全属实,否则不敢乱说。随后,法庭又播放了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宋祖德的电话录音,录音中,宋祖德以人格担保,自己从来不说谎,并表示是刘信达亲耳听到谢晋房间传来的浪笑声,他才敢这么写。(8.13重庆晚报)

    我是一个对新闻敏感的人,看到这么一大段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媒体(记者)是否违背了基本的职业伦理。

    第一个问题是,媒体是否有法定责任,为原告方(谢晋遗孀)提供证词,充当证人,如果不这么做,就是违犯法律了?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媒体作证可能是原告方运作的结果,也可能是某些媒体主动要求的,但绝对不是什么法定责任。先说明这一点,是因为任何职业伦理,都不能违背法律意志。

    再来看记者的职业伦理,当然,这里只是谈记者对被采访人之间的。任何人接受记者采访,首先希望自己的声音被真实的传递;另一方面,新闻的删改、定稿,原则上都需要经过被采访人的审核同意,方可发表。倘若被采访人反悔,或是认为自己是处于激情时发表看法,都可以要求放弃自己所表述的内容。这都是对记者最基本的要求。

    对记者来说,被采访者无疑是最重要的新闻源,或者更直白的说,是追求、实现记者职业利益的根本,在此基础上对记者职业伦理作出延伸就是:只要不存在法定责任,不违背法律意志,媒体(记者)就要具备一种职业本能,去保护被采访人(与采访内容相关的)的利益。

    宋祖德曾经是这些媒体(记者)眼里的红人,是竞相追逐的采访对象,曾经的采访,也给这些媒体博得了不少关注,获得了新闻利益。而现在,六家媒体,提供了采访宋祖德的证明材料,这无疑使得宋祖德在官司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它们也并没有去提供证据,去指控宋祖德的法定责任(至少目前是没有的),其实质,就是媒体(记者)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违背了职业伦理,损害了作为被采访者宋祖德的利益;其次,当两名记者作为证人,在法庭上指正宋祖德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点羞愧感,还记得指控的是被采访人,而证据竟然是采访的内容,真是荒谬;而两家媒体的电话采访录音,如果在获得宋祖德同意后,曾作为新闻发布过,而被原告方搜集作证据,则没问题;倘若是主动提供给原告方,则依然是对职业伦理的违背。

    比之更严重的或许是,无论是因为新闻立法的滞后,还是行业协会的乏力,使得面对这些记者职业伦理匮乏的案例,我们还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

    法律的归法律,宋祖德是否诽谤、侵害原告名誉,由法院来判决。但是,无论如何,这群媒体(记者)集体表演,却给大家上了生动一课,原来,咱们的新闻伦理在这群手握第四权力的人手里,竟然堕落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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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18日 16:02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杀害车娅婷的疑犯李斌究竟施暴了多久?


    车娅婷事件中,成都警方通告说,疑犯李斌施暴约一分钟。
        
    成都警方通过访问现场目击群众,对案发地周边天网监控资料进行甄别,以及抓捕后犯罪嫌疑人的交代,警方查明了此案的主要过程:
        ◆8月10日13时41分15秒 嫌疑人骑着蓝色三轮摩托车在一环路与羊西线交叉的西北路口,险些与车娅婷发生擦剐,从而双方发生口角;
        ◆13时42分10秒 嫌疑人在一环路西三段111号外人行道追上车娅婷并进行殴打;
        ◆13时44分10秒 嫌疑人逃至500米开外的一环路与营门口交叉的西南路口。

    现在来测算李斌惊人的短跑速度,根据截图判断,犯罪嫌疑人追上并殴打受害人到逃逸现场500米,用时2分钟,施暴约一分钟,也就是说,李斌只用了一分钟(60秒),就逃逸了500米。这个速度是惊人,换算成400米是用时48秒,考虑到大街上有行人、车辆,有障碍物,如果在田径场塑胶跑道跑的话,速度又会大大提高;再考虑到李斌33岁的“高龄”,基本过了短跑运动员的黄金时期。综合评估,如果李斌回到25、6岁的话,可能很容易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400米跑进40秒的人。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李斌究竟施暴了多长时间?李斌跑出了500米时得到了确认的,一个33岁的,也不是运动员,体格一般的青年,大约能够跑多少米呢?我记得我们大学时候 ,系足球队400米测验,没人能够跑进55秒的,李斌如果能够跑56秒,算很棒了,换成500米,平均速度不减,就是70秒,考虑在有行人,车辆,障碍物等,要拐弯,跑到75秒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速度了。其实,估测这么多,如果成都市警方较为严谨的话,倘若天网监测,找不出足够的证据,就应该去李斌的母校问问,李斌400米跑过多少,再来推论施暴大约进行了多久。

    而根据警方的通告,我的分析是,李斌的施暴时间大约是40秒左右,顶多就是45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细节的敏感,是一个新闻人的首要美德,因为细节往往是通往真相唯一的道路。而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新闻的细节,也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观者(受众),对于新闻当事人的态度,改变新闻的传播效果。

    譬如,显而易见的是,车娅婷案引起如此大反响,跟伊始媒体报道所提到的“长达十分钟”的暴力殴打有很大关系,这基本上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因为众目睽睽之下,竟有人可单枪匹马用拳头,用了长达十分钟,将一个女孩活活打死,倘若如此,那么该对社会抱以何种绝望的姿态呢?后来尽管新闻得到了修正,十分钟变成了一分钟,但是观者(受众)的愤慨业已形成,传播效果也已经达到,李斌也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社会伦理面上)。

    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李斌和车娅婷发生了怎样的口角?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李斌在接下来,变成一个冲动的魔鬼?虽然说,无论说了什么,在法律上来讲,李斌杀人获死刑都很难得到改变,但却可能在一定程度改变李斌在公众中的形象,甚至有可能获得一部分人的同情,也部分减少了李斌家人的压力和痛苦。当然更关键的是,这是一起杀人案中关键的细节,缺少了这一环,真相无疑是残缺的,而作为一个汇集了巨大公众愤怒的案例,这样的真相残缺是否又是不可承受之重呢?

    法律的归法律,愤怒的归愤怒,无论从尊重死者、告慰车娅婷在天之灵的立场出发;还是守护一个杀人犯的权利(法治精神)的观点出发;或者是因为监督政府(对于命案细节的疏忽)的目的;抑或是基于对新闻伦理的尊重,都有必要问问,李斌不可能跑那么快,那李斌究竟施暴了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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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13日 17:11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去鲁迅化”是个伪问题,中国最缺多元价值
           梁丁:“去鲁迅化”是个伪问题,中国最缺多元价值

    一则新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新教材,减少了鲁迅的《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只保留了《祝福》、《纪念刘和珍君》、《拿来主义》等三篇,而梁实秋先生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入选。

    鲁迅一直是一群人的G点,这群人存在一种奇怪的思维,似乎课本里减少了几篇鲁迅的文章,就形成了所谓的“去鲁迅化”,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民族精神的延续就会大受影响。更奇怪的是,他们还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譬如以前金庸《雪山飞狐》节选上课本,就曾引起“扬金抑鲁”的大讨论,弄得金庸成了鲁迅的敌人一样,如今,又有了诸如“扬梁抑鲁”的观点,又形成争议。

    就这个问题,我想说说,课本里减少几篇鲁迅的文章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鲁迅精神和鲁迅作品,我们究竟习得了什么?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中,真正缺少的是什么?

    一:“去鲁迅化”是个伪问题

    以新中国60年的历史来看,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他的作品写入课本被宣讲的次数,其街闻巷知的程度,称得上是一个文化界第一名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从来就不缺少“鲁迅”,相反,“鲁迅”是太多了,多到很不正常,但是, 遗憾的是,这个鲁迅,顶多是“被扭曲的鲁迅”:

    在课本中,鲁迅是孩子们心中的一尊神像,经由老师门传递出的不可辩驳的价值,是僵化的,是规定的,是教科书上写着标准答案的。它们将鲁迅请上神坛,然后将其批判的、革命(左翼)的、激进思维的一面放大,这种符合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需求的教育,将鲁迅全盘塑造成,一个愤怒的、战斗的、剑拔弩张的、反对专制、决不妥协的文学英雄、革命斗士。

    而鲁迅作品中,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人性深刻的剖析,以及对世事人情的洞察(例如我最喜欢的《伤逝》),这些是鲁迅真正能够流传久远的核心价值,也是鲁迅区别于同时期文学家的必杀技。在这点上,中学语文教育之乏善可陈,几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即便是《阿Q正传》这般的,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国民劣根性做出最精准解剖和总结的作品,也硬是被套上反帝反封建这个大框。

    因此,与其说是“去鲁迅化”,不如说是需要将鲁迅彻底请下神坛,摆脱政治一元化的语境,重塑一个多元的,立体的、真实的鲁迅,将其作品中那些更坚韧恒远的价值,传递给孩子们。

    二:鲁迅是如何具有无可争辩的价值的?

    在诸如民族魂、民族脊梁的宏大歌颂里,鲁迅作品的经典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但是,这种先验性的价值是从何而来的?
    至少那些觉得晦涩难懂的孩子们,是不会这样认为的;
    而那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按照既定语境宣讲的主要内容,中心思想、精神概要等,与其说他(她)们是在理解鲁迅,不如说是在复述一种既定的事实;而学术界呢?
    鲁学的研究圈子呢,似乎是一个很狭小的圈子,据我所知,尽管王富仁、钱理群等鲁学家早做过诸多将鲁迅去“革命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将鲁迅由神还原成人,但尚未传导至中学教育领域,而之于一般公众而言,无疑是更加陌生的?如此说来,鲁迅的作品是经典,是民族魂、民族精神的体现,在公众眼中,也具备无可争辩的价值。除了找到几十年来政治塑造这个源头,竟然没有其它的支撑。

    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的摆脱,类似民族魂、民族脊梁之类的先验性表述,而是回归文本,去触摸一个真实的,可以尊崇也可以辩驳甚至是批驳的鲁迅,就我个人看来,在批判国民劣根性,深刻的剖析人性,以及洞察世事人情之时的鲁迅,时而刻薄、时而悲悯、时而愤怒、时而感怀•••充满了人性的纠葛,可能才具有真实饱满也恒久的价值。

    三:中国最缺的是多元价值

    鲁迅还是金庸?鲁迅还是梁实秋?中国文化里面总是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鲁迅还是胡适,更是困扰知识界多年。

    如果说“扬鲁迅贬胡适”是政治语境的一个现实,然而,在自由派的语境里,“扬胡适贬鲁迅”就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正确,我所思考的是,在我们原本就稀缺的思想资源里面,究竟要怎样才能够使得各种各样的资源能够并行不悖,达成一个平衡。

    譬如说,胡适的温和理性、渐进改良、孜孜不倦进行民主启蒙;鲁迅给我们的资源,其一就是“铁屋中的呐喊”,匕首投枪的斗士;其次,就是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也许是永不过时的。显然,他们两人呈现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思想资源,难道真是非此即彼吗?摒弃所谓的“革命压倒启蒙,“激情话语战胜渐进改良”这样的历史话语,回到当下的语境,比如说,无论是斗士、批判者还是温和的知识分子,是否都可以在捍卫法治精神,坚持自由原则、权利原则的基础上,各兴主张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显然,多元价值得以并存,需要社会存在一些底线原则,以此成为支撑其运转的社会生存基座,从广义文化语境来说,就是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面对价值解体的现实中,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重建过程;另一方面,则是所谓的制度建设,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捍卫法治精神、捍卫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以此为底线原则,只要是不与其冲突的价值体现,都可以各自主张,并行不悖,构成一个能使得文化繁荣社会开放的多元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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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13日 09:3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 “鲁迅成鸡肋”是语文教育结出的恶果
    梁丁: “鲁迅成鸡肋”是语文教育结出的恶果

    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题记

    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北京师大附中一位老师坦言,“鲁迅作品几乎快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块鸡肋。”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句当今校园流行的顺口溜,让我感慨于时间流驶,我们的语文教育却是死水微澜,连弊病都是如此的相似。十几年前,当我还在中学里语文的时候,鲁迅是心中的一尊神像,他经由老师门传递出的不可辩驳的价值,是僵化的,是规定的,是教科书上写着标准答案的。在年少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全盘接受一个愤怒的、战斗的、剑拔弩张的、反对专制、决不妥协的文学英雄、革命斗士,非止他的作品,包括他的人、他的人格所产生的整个意象,都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

    对于中学生来说,这样的意象和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距离感,加上鲁迅晦涩难懂的文风,在不求甚解中,牢记几个关于鲁迅作品、鲁迅精神的几个标准答案,应付考试需要。于是,“鸡肋”终于诞生了。

    我没有丝毫对先生不敬的意思,我认为,长久以来,中学语文给予孩子的教育,它们在鲁迅作品中所传达的信息,才是对鲁迅作品的亵渎,是对先生最大的不敬。它们将鲁迅请上神坛,然后将其批判的、革命(左翼)的、激进思维的一面放大,这种符合政治语境和意识形态需求的教育,与其说是鲁迅作品和精神的精髓,不如说包含了极多的糟粕,曾经跟朋友说笑,倘若谁掌握了鲁迅的语言句式和后期的左翼思维,那他一定是愤青中的轰炸机,具有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而鲁迅作品中,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人性深刻的剖析,以及对世事人情的洞察(例如我最喜欢的《伤势》),这些是鲁迅真正能够流传久远的核心价值,也是鲁迅区别于同时期文学家的必杀技,在这点上,中学语文教育之乏善可陈,几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即便是《阿Q正传》这般的,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国民劣根性做出最精准解剖和总结的作品,也硬是要套上反帝反封建这个大框。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可能是你们中的每一位,也可能是老师自己,下面来讲《阿Q正传》”。这或许是我见过的最牛逼的鲁迅课文讲义开场白,可是这样的授课思维,究竟有几个中学老师具有呢?又有何种可能被学校和应试教育的要求所认可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鲁迅作品“鸡肋”,正是这样一种教育方式和理念的必然,这不是对先生的不敬,也不是民族的悲哀,相反,这正是对一个单一、片面、符合政治语境需要的“扭曲的鲁迅”的一种瓦解,提醒我们,让鲁迅彻底走下神坛,重塑一个多元的立体的真实的鲁迅,将鲁迅作品中那些更坚韧恒远的价值,传递给孩子们,无疑是社会、教育系统和学术界需要公共努力追求的目标。

    引用先生在《故乡》中的名句作为结尾,“他们(孩子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孩子们应该读到一个新的鲁迅,而不是一个让他们感觉如同鸡肋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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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12日 16:1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嫖客救小姐”:要尊重小姐的“性自主权”
    梁丁:“嫖客救小姐”与小姐的“性自主权”

    据《河南商报》报道 16岁河南新乡少女小敏被人强迫卖淫,7月23日晚,小敏被要求接待一名姓张的中年男子。他见小敏年龄很小,和她聊起来。小敏鼓起勇气哭诉了自己被强迫卖淫的实情,并请求帮助。张某动了恻隐之心,带小敏报案。警方随即逮捕了强迫小敏卖淫的4名男子。“仗义”救出小敏的嫖客张某,被批评教育。
    事情在网上引起热议,大家都在讨论嫖娼合适见义勇为的问题,不过,我更愿意从社会学伦理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一日夫妻百日恩,即便是嫖客和小姐,在相拥入睡之时,心里恐怕也会泛起点小波澜。倘若小姐的身世遭遇尤为可怜,且长相温婉可人,娓娓道来,此情此景必然也将男人那点怜香惜玉激发出来,因此,就有了诸多的后续故事。比如那蔡锷解救小凤仙,竟然造就了一代绝恋,流传至今。
    嫖客救小姐的故事,大家津津乐道,跟“嫖客和小姐”被污名化也有很大关系。“卖淫嫖娼”非法 ,“小姐”不但要受到法律的惩处,还会被一大群道德君子口诛笔伐。嫖客相对而言受道德歧视轻一点,但终究还是被当做不能上台面的东西。因此,这种边缘人群的发生的一些感人故事,就会因为其发生环境的逼仄而产生放大效应。
    尽管卖淫嫖娼在我国还是非法行为。但是,这个行业自古以来就存在自身稳固的职业伦理和契约精神:小姐和嫖客之间,一方给予身体,一方付出金钱,完事付款,双方你情我愿,绝不勉强(即在尊重女性(男性)对自己身体(性)的支配权的基础上,在体现性的自主权基础上严格按照契约进行交易)。因此,你即便是一个嫖客,即便你付了钱,你仍然需要女性的自愿,才可发生性关系,倘若女孩是被强迫,你就得停止行动,你虽然没有义务英雄救美,但出去后报个警依然是一种底限的要求。
    但是,令人愤怒的是,存在多少鸡头恶霸强制少女、妇女进行性活动的,在我看来,强制一个女人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比强制一个女人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更加糟糕,法律也应该进行修葺,至少使这种行为得到强奸罪同等程度的刑罚;而任何一个地方的色情产业,都必然有当地公安司法人员的介入,参与甚至直接经营(这几已成为“皇帝的新衣”),这种权力滥为又比性交易行为严重几百倍呢?
    强制卖淫和权力滥为,正是色情产业所造成主要的社会危害,与其说它是“性交易”本身引起了,不如说是对“性交易”不合理管制所造成的,诡异的是,这些行为原本是对“性交易”职业伦理和底限道德的严重践踏,可其所产生的社会恶果,竟然成为严厉打击“性交易”的强大理由,令人“叹为观止”。
    而张先生的行为,正是严格的遵循了性交易的职业伦理和底线道德,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嫖客的道德”,倘若说,我们社会,我们政府,以及我们所有人,都遵循这种“性交易”的职业伦理和底线道德,我看不到,这种行为究竟还会产生多少社会危害?
    (PS:我非常不愿意用“嫖客”和“小姐”这两个词汇,因为他在我们的语境里,充满了道德歧视,是非常“恶意”的词语,所以,文后我要说,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偏见,人皆平等,反倒是鄙视只能显得自己的低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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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11日 16:47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从溆浦机构乱象看地方治理危机


    昨天才刚爆出环保局“捐钱入职”的丑闻,谁料第二天的一篇报道,更将湖南溆浦县的官场乱象推到公众面前,如果说环保局干部职工117人算多的话,请看下面几句数据:

    ■溆浦县农业局现有干部职工955人,交通局共有干部职工1868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也有160人。
    ■开科级干部以上会议时,礼堂黑压压一片,有1500人左右。有干部笑称“原来我们县有这么多领导干部。”
    ■县城管局有74名执法人员,有群众笑称:“县城横竖也就几条街,这些城管要是同时铺开,一条街可以分好几名!”
    ■在县城的两所最好的学校里,乡镇老师四处托关系“上调”,有的县城学校更是老师多得只能轮流代课。

    即便机构膨胀到如此境地,网民们对此依然见怪不怪,在腾讯,天涯,新浪等著名门户论坛,大量的留言指陈,在自己家乡也见识过类似景象,只是没这么夸张。大抵可见,溆浦景象仅仅只是地方权力乱象的冰山一角,其引起巨大反响,也只是一桩皇帝新衣般的故事而已。

    机构如此,巨多的官员职工要吃饭,靠财政预算是肯定养不活的,于是乎,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取行政罚款变成了一大利器,在前进一步,就是直接参与一些经济活动,比如在一些矿产等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地方,权力参与已是司空见惯的行径。这种权力失控的乱象,大量的存在,也使得基础治理遭遇众多挑战,形成所谓的地方治理危机。

    从更宽敞的视角来分析所谓地方治理危机的形成,大抵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当前垂直管理模式下,上级政府对于县,乡级政府的约束力(尤其是日常监管),可谓是鞭长莫及。而平行监管,无论是人大,纪委,司法等等,面对权力结块的现实情境,作用相当有限;而舆论监督和民意约束,更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行政机构的自我膨胀几乎是一种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其懒政、乱政往往只需要付出极小代价,这就为地方乱象的原动力。

    其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困境凸显。由于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移等情况,在此情形之下,基层政府不得不更多的将触角对准民众,以获取更多收入,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而且更多的是伸向农村农业。或者在资源矿产上攫取更多利益,或者通过种种杂费来增加收入,不断的与民争利剥夺民众。

    其三:是民间自我组织能力的弱化。宗法社会解体,使得以宗族、家族为单位的乡村,涣散成以家庭为单位,如此,其与基层政府谈判能力,维权能力大大弱化。同时,因为社会自治体系基本破坏完备(相对于以往的民间宗法社会,族长,家长或者乡绅自治而言,),乡村的治理又进一步失范。

    处于权力监管真空的县乡地方政府,在其逐利、解决自我财政困局的内在诉求下,面对的又是一个民间宗法社会解体的底层,与民争利,权力乱为成为一种必然冲动,也使得底层权力的沦丧成为底层社会沦丧的核心因素,而如何约束已经失控的地方权力,使其回归民意的轨道,也是未来改良地方治理所首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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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11日 10:58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世界上最大的交通局
    (PS:机构膨胀,地方权力失控乱象已绝非溆浦一地之景象,也许还存在世界上超最大的“交通局”,)
            
        湖南溆浦行政机构臃肿 交通局职工达1868人

    http://news.QQ.com  2009年08月11日03:40   四川新闻网     我要评论(12883)
    ■溆浦县农业局现有干部职工955人,交通局共有干部职工1868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也有160人。

    ■开科级干部以上会议时,礼堂黑压压一片,有1500人左右。有干部笑称“原来我们县有这么多领导干部。”

    ■县城管局有74名执法人员,有群众笑称:“县城横竖也就几条街,这些城管要是同时铺开,一条街可以分好几名!”

    ■在县城的两所最好的学校里,乡镇老师四处托关系“上调”,有的县城学校更是老师多得只能轮流代课。

    在湖南溆浦县,如果说县环保局干部职工117人算多的话,局长向长进觉得自己很冤。向长进告诉记者:“与林业局、国土局相比,环保局的人是相当少啦。国土局就是至少5、600人,农业局1000多人啊,国土局一个乡镇就是两到三个人……”



    位于湖南中部的溆浦县现有43个乡镇,人口87万,是湖南省人口、乡镇数量最多的县市之一。记者调查得知,正如向长进所言,溆浦县行政机构当真是“兵多将广”。

    一个林业局

    有7个副局长 2个局长助理

    溆浦县林业局13个党委成员中,有7个副局长,2个局长助理。“一个副局长,管上一个下属科室。”林业局一位中层干部说:“我们局有13个党委成员,加上局长助理,吃饭要摆上两桌才够。”

    据公开的资料介绍,林业局内设5个股室,下辖10个林业中心站,5个国有林场等24个二级机构,现有在职干部职工1118人。“几年前还好,副局长多了后,一时每人分不到一间办公室,不得不几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办公。”

    这名干部称,与环保局一样,林业局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当然少不了一些行政收费和罚款。“我们县每个单位拨款都是按人头算,养活我们局里所有职工,依靠财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商品木材的收费和行政罚款是主要经费支持。”

    该县林业系统,主要职工集中在林业站、林场和执法大队。据了解,在43个乡镇的林业站里,每个站的人数在10人左右。“这批乡镇林业站的职工,成了林业局最大的经济负担。”据林业局上报湖南省林业厅的资料称:在经费未列入县财政预算管理前,基层林业工作人员664名。由于人员众多,基层林业站只能实行1/3人员上岗,1/3人员轮岗、1/3人员停薪留职的松散管理方式。

    一个小县城

    横竖也就几条街 有近80名城管

    事实上,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在溆浦县里,除了林业局副局长职数多外,公安局、水利局、国土局、卫生局、交通局、建设局的副局长也都不少,都有6个。

    领导职数众多,自然职工数也少不了。在溆浦县,水利部门下属的小型水电站有100多个,加上43个乡镇水利工作站等所有人员在3000人左右;农业局的现有干部职工也有955人;交通局干部职工49人,但下属有6个事业单位和6个企业,全局共有干部职工1868人……

    就连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也有160人,其中局机关20人,乡镇140人。

    有当地干部笑称,每当全县召开科级干部以上会议时,礼堂里黑压压一片,人数在1500人左右。“原来我们县有这么多的领导干部。”

    此外,溆浦县城管局也有74名执法人员,居民反映“县城的小商小贩也不见有多大改观”。

    记者采访期间,每日都可在这个小县城见到四处游巡的城管。有群众笑称:“县城巴掌大的地方,横竖也就几条街,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城管,这些城管要是同时铺开,一条街可以分好几名,这难道就不是人力资源浪费?!”

    一个怪现象

    乡镇行政人员纷纷“挤”往县城

    行政机构人员的臃肿,造成一个怪现象———乡镇行政人员纷纷“挤”往县城。

    该县多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介绍,该县行政人员众多,造成基层工作人员升迁“无望”,特别是在乡镇一级的年轻干部们。“我们很多基层工作人员,拼命想办法、四处托关系调往县城。”

    甚至连学校教师也是如此。在县城的两所最好的学校里,乡镇老师四处托关系“上调”,有的县城学校更是老师多得只能轮流代课,而在温水乡、中都乡、舒溶溪乡等一些偏远的乡村小学,老师也少得可怜,有的学校一个老师要带几十个孩子。

    正如有人反映溆浦环保乱进人事件后,湖南省环境保护厅监察室答复:关于进人收钱的问题,溆浦县大多数县直单位采取了这种做法,有的单位每人收取2万元,有的收了钱还无班可上。

    与大多数单位一样,去年起,溆浦行政机构人员经费来源为财政全额拨款。

    溆浦国土局有资料称,2007年未纳入县财政预算管理前,该局基层站所工作人员经费出现严重缺口,个别站所为解决经费不足,出现了越权批地、违规、超标收费现象。(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此前报道:

    湖南溆浦县环保局被曝交1万可上班 超编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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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10日 17:06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从“欺实马”到“29秒”,真相从何而来?
             梁丁:从“欺实马”到“29秒”,保时捷撞人案的真相从何而来?

    再一次就杭州飙车案,说说社会断裂、溃败的问题。原本,“保时捷撞死少女案”,其本身与社会断裂、社会溃败是没什么关系的,然而,围绕这一事情所发酵出的政府危机处理,舆论聚焦和社会群体情绪表现,则深刻的反应了当今社会断裂之现实,那种社会共同体之间,最起码信任的大面积流失,正成为社会之癌,使得社会溃败缺乏一种行之有效的修复力量。

    经历过“欺实马”的洗礼,网民的神经变得更加敏锐,他们以剥丝抽茧态度对待案件的一切信息,这种神经质般的反应,充满着捍卫公共权利同时也是自身安全感的无奈与悲凉,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杭州政府、公安局等相关部门,似乎并未获得足够的警示,而是陷入一种官僚机构的惯性当中,已经无法应对网民的诉求,勿谈事态的根本解决,危机处理都差强人意。

    8月7日,杭州市公安局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8•4”保时捷撞人案调查情况。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赵野松说,通过现场勘验、调取电子监控视频和询问现场目击者,证实被害人马芳芳在横穿马路距斑马线南侧10米左右处被车撞上。网民当即就提出四大质疑:1,为何恰恰少了事发当时29秒钟的视频;2,难道人车是相隔2米撞上;3,保时捷撞人难道没有滑行?同时认为“通过警方公布的距离初步测算,保时捷车速应超100码”。4,马芳芳的拖鞋为何在斑马线上?

    一个原本应该是掌握了更多专业技能和取证工具的政府部门,其侦查结果,被网民迅即找出如此多的疑点,至少表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从行政效能上来看,可能是其专业能力根本就没达到民众要求的水准;或者是行政伦理的问题,即便具备专业能力,但因官僚机构一贯的运作惯性,对于民意的反应尚来迟钝,即便引起如此巨大反响的案件,处事粗犷、疏忽的行政惰性依然存在。
    其二,从广义的社会场域来说,则体现了官民之间互信的高度缺失。网民对案件的质疑,既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同样也是以往事态累积的必然结果。网民从己身经验出发,所亲历或耳闻的权力不为,徇私腐败,司法不公,执法犯法等诸多事例的累加,已经让他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某些某些部门和官员了。

    问题是,无论是“欺实马”还是“29秒”,拥有社会裁决能力,能捍卫社会公正的相关政府部门一方,本身是受到了严重质疑的。而且,不同于“瓮安事件”等群体事件,也不等同于“躲猫猫”之类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处理方往往是事件本身的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因此,我们尚可以呼吁“独立调查”的介入。而杭州飙车案,无论网民如何怀疑这些部门和官员,对交通肇事罪的调查权,处理权,只可能是属于他们。

    所以,无论政府还是网民,都需要在如何修复政府公信力,恢复官民互信,修复社会断裂,进行路途遥远的跋涉。另一方面,在当下具体的个例中,网民除了对事件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和质疑,呼吁政府部门更加公开公正的进行处理,已获得更多的关于事件的信息,而后作出判断之外。所谓保时捷撞人案的“真相“,也只能和质疑、传言和喧嚣互相缠绕,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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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10日 06:38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穿上“国旗比基尼”,才是正常社会
    梁丁:人的权利,然后才是国旗

    把国旗穿在身上,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把印有国旗图案的裙子穿在身上,究竟是多大的事情?这显然还没有一个标准认识。

    在美国,在日本,以及欧美的很多国家,国旗可以印在脸上,可以穿在身上,甚至可以做成比基尼,大秀身体,并不是一件多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也很少有其他国民对此口诛笔伐。然而,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却能够引起一群人很大的愤慨,这种情感大抵是这样的:国旗是神圣,而身体尤其是臀部是丑陋的,上不了台面的,穿上国旗裙是亵渎了神圣。

    值得关注的是,这群人,大都认为自己所持有的是爱国思想,自己的行为是爱国行为,因此,是可以站在道德高地对穿“国旗裙”的女子进行道德谴责的。这事情恐怕经不起推敲,因为完全不能说,穿上“国旗裙”的女子,就不爱国;更不能说,很多对女子表示理解,包容,平常看待的其他国民,不爱国;当然,如果扯到欧美国家,如果抱持这样的思维,就是得到,这些国家大部分的国民都不爱国这么一个荒谬的结论。

    因此,这样的愤慨,这种认为伤害了自己爱国心,亵渎了神圣的情绪,需要从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来进行解析。

    千百年来,我国文化糟粕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重家国,重集体,凡是家国的,集体的事情都是排在前列的、是重要的、是神圣的、不可侵犯亵渎的。而个人却总是轻贱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无论是精神自由还是身体权利,在家国、集体等宏大叙事面前,是不值得一提的,个人是属于国家、属于集体的。至于身体,尤其是女人的身体,长久以来都是一个禁忌,是专属男人的,是见不得光的,尤其是臀部以及下体,更是忌讳。

    这样的文化荼毒,直到今天,依然是若隐若现,使得我们向现代国家的转型,缺乏完备的社会思想基础和健全的文化心理作为支撑。然而,我们同样看到,经过60年,我们的国旗已经为平民而降,其之所以具备重大意义,正在于体现了“国家—公民”关系的局部扭转,向着符合现代政治常识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国旗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捍卫国旗?国旗是一个象征物,作为一个国家的标志,它本身(原本)是不具备意义的,它(作为象征物)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赋予的,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公民的权利赋予。我们说国旗神圣,指的并不是他本身,而是因为赋予其象征物意义的公民权利是神圣的。说到这里,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国旗以及任何的象征物,都不能够超越公民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倘若说,我们要捍卫国旗,那也只能严格的依仗《国旗法》,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的亵渎损害破坏等等破坏国旗的行为,才是我们所需要谴责的、反对的。

    而公民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则是,只要他(她)并未作出法律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为,那么,无论他(她)面对的是国家,国旗或者任何组织之类的宏大叙事,都是不可剥夺的,需要政府,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守护它,捍卫它。
    人比国旗伟大,永远都是先有人的权利,而后有国旗。我们用了六十年,使得国旗为平民的生命权而降;我所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甚至不需要六年,就可以稀松平常的看待,把国旗(国旗图案)穿在身上,非止是国旗裙,也包括国旗比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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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10日 00:01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飙车案,社会和解是个难题
    梁丁:飙车案,社会和解为何如此艰难?

    无论“胡斌案”还是“保时捷撞人案”,都体现了当下紧张的社会对立情绪,所以,在面对这样一种社会事实时,作为写作者、公民需要首先思考,自己在事态中的作为,究竟是加剧了这种社会对立的情绪,还是促进了社会和解呢?

    秉持这样的价值立场,我只能自我反省,毫无疑问,我的一些做法可能也是加剧社会对立情绪的小小基因。譬如说,保时捷撞人案发生后,我马上写了一篇《质问“保时捷撞人案”,杭州究竟是谁的城?》,文章情绪饱满,充满了感性,激昂的词汇,也许读来可以令人痛快,可是过后看,除了痛快之外,也许只能让读者的情绪更加激动,以更为激烈甚至带有偏见的态度,去看待肇事者、“保时捷或”及富人群体;杭州以及杭州政府,于社会和解绝无益处。遗憾的是,这篇文章被天涯和腾讯在首页推荐后,流传甚广,想想,真是令人不安,称得上是一次愚蠢的写作。

    昨晚,和凤凰评论编辑张恒,讨论对飙车案的看法,张恒在凤凰评中评写文《“保时捷撞人案”背后的偏见》,谈到了目前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定向思维和刻板印象,可以想见,这样的文章肯定是会被很多网民怒斥,是奴才是五毛是无耻的托等等,这正是令人遗憾的地方。实际上,对于政府(官员)的刻板印象,对于富人的刻板印象,对于房地产商的刻板印象,对于某个地域人群(例如河南人)•••等等等都广泛的存在,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刻板印象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判断,跟理性主义和法治理念具有一定的冲突,如果不对这种思维加以辨析,使得任何一个事件,例如胡斌案、保时捷案,不能首先回到事件的本身,以真相,以理性,以法治精神,去追寻公平正义,而是不断的发酵社会群体情绪,就很有可能造成对社会的二次伤害。

    还有,对于南都社论《网民不必为一个真胡斌而道歉》,张恒坚持,你有怀疑的权利,但是,既然怀疑错了,从道义上,就需要向胡斌尤其是张礼礤道歉。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审慎的道德审查,而在我看来,公民对政府,对一个社会事件,有合理质疑的权利,但是,这个合理质疑权存在一个必要的限度,譬如,你可以怀疑政府掉包,胡斌只是替身张礼礤,但你不能在事实未必证实之前,就信誓旦旦的说,这一定是真的,政府和富人联合起来,愚弄大众;甚至是漫骂、侮辱胡斌和张礼礤。如果把这种情况和那些只是运用合理质疑权的人混淆起来,以网民统称之,并以合理质疑权为其辩护,并不是一种具备理性和法治精神的做法,而只能削弱这种质疑权的合法性。

    “保时捷撞人案”发生之后,社会反应的过程与“胡斌案“几乎如出一辙,首先是对肇事人展开围殴,“保时捷”、“富人”、“富二代”又成为热点词,对政府是极度愤慨,大部分已经是直接痛斥,辱骂。可以说,这是定向思维和刻板印象的再一次集体反射过程。然后,又开始对车祸现场的细节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孜孜不倦的对案件的真相进行探寻。

    显然,这里问题指向的核心,是政府作为,同样也体现了社会大众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是“权贵同盟”的社会印象广泛存在,政府公信力匮乏,因此,无论政府做什么,都会受到质疑,甚至受到痛斥,羞辱,然后一个个的自当法官,检察官;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引起政府的反弹,使其能够改善自身行政效率,能够公平公正行使权力。

    于是,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或社会群体情绪是:倘若自己温和、理性、坚持法理,很可能就不会对相关部门构成什么压力,于解决事态于事无补;而如果是激动的、激昂的,群体性的,甚至是暴戾的,虽然能够汇聚成强大的力量,倒逼政府做出反应,却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合法性。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共同体,对于很多政府部门和官员来说,他们是缺席的,他们似乎并不愿意参与到这种社会和解的改良中来,而只愿保持高高在上的权力者和管理者的态势,拒绝互动、拒绝参与,这种现象,在基层政府和垄断利益集团中,表现尤为明显。可偏偏,他们占据了社会的多数的资源,财富和整合力量。这对于社会和解来说,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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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8日 19:07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杭州飙车案,“重典思维”妨碍真实民意诉求
                梁丁:杭州飙车案,“重典思维”妨碍真实民意诉求

    胡斌案与保时捷撞人案形成的舆论潮涌中,“乱世用重典”、“严刑峻法”成为主要的民意表达,值得关注的是,一部分学者,批评者,甚至自由派人士,都在频繁的使用 “乱世用重典”,“严刑峻法”、猛拳出击等类似词汇,譬如南方都市报就专门刊发社论,呼唤交通重典时代的到来•••

    在一个旨在向法治社会迈进的转型国家而言,对于“严刑峻法”、“乱世用重典”之类的重典思维要倍加审慎,而媒体作为意见领袖汇集地,公共舆论平台,对这种思维更加需要有天然的拒斥心理。下面就从几方面来分析这种思维的误区。

    其一:就是对于醉驾,飙车等行为引发的交通肇事行为,呼吁修相关的改法律法规,譬如说究竟是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辩论,比如说醉驾、飙车是否入刑的问题。首先就要厘清,这种呼吁,是因为,当前相关的法律条例,对于醉驾、飙车引起的危害行为,根本就没有适用罪责适度统一的原则,某些滞后的法律法规,已经不适用当前的形势因此,才呼吁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优化和改良,是民意倒闭制度推进的一个典型案例,不但具备民意合法性,也具备法理合法性,相反,将这种诉求,以“乱世用重典”,“严刑峻法”等说辞进行似是而非的表达,只是削弱了民意诉求的合法性。

    其次:“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深入剖析,却可以知道 在“重典思维”的表述和民意之所以聚集反弹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显然的悖论:无论是胡斌案,还是保时捷案激起巨大的民意反弹,是因为从己身经验出发,公众担忧,因为富人与权力天然的紧密联系,其具备更强操控,摆平司法的能力,因而对富人和权力方,具有天然的怀疑。其指向,并非什么“重典不重典”,而在于大量司法不公现象的存在,使其对权力严重匮乏信任,恰恰是“患无必行之法”的典型写照。既然民意情绪是因此而起,其应该也是明确指向“约束权力,使执法者能推行“必行之法”,捍卫法治尊严。这种“重典思维”的表达,恰恰造成指向的混乱,也使得行“无必行之法”的某些公权力,被转移视线,承受了小得多的压力。

    再次:守护公共秩序,捍卫公众底限安全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参与。据统计,我国目前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每年约为10万人,中国的万车死亡人数上是大约是德国的九点五倍、日本的十二点二倍。这么触目惊心的数据,不仅仅是某些不合理的交通法规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权力不作为的问题,更不能说,某些富人害群之马等等等。后果的形成,更体现了一种恶劣的社会基础道德和文化心理氛围,除了飙车,醉驾等严重危害行为之外,诸如乱鸣喇叭,乱闯红灯,乱穿马路•••等行为,成为家常便饭,这些行为看似轻微,经由亿万人的累积,形成了紧张的“人车对立”,使得交通良序的底座极其脆弱。

    根据以上的分析,一个良好的公共交通秩序的形成,竟然无一条是与“乱世用重典”、“严刑峻法”这样的重典思维相关的,可蹊跷的是,这种“重典思维”,竟然成了当前最强烈的民意表达,极度吊诡。

    同样,法治精神的要义,无外乎三:以民意倒逼,使得某些不合理的法律条例可以得到调整,优化和改良;以公民之权利,约束权力之行径,使其能够行“必行之法”;以公民之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基座和文化心理,发酵法治环境。除此之外,法治社会别无他途,杭州飙车案也正是如此。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0) | 引用(0)


    2009年8月7日 16:37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飙车案,杭州政府应向公众道歉
    梁丁:飙车案,政府道歉是最好的危机公关
    飙车案,杭州政府的危机公关之道

    “保时捷撞人案”发生之后,天堂之城再次蒙上了阴影。从“天堂”到“地狱”?珍爱生命,远离杭州?杭州你究竟是谁的城?这些网络广为流传的帖子,饱含最朴素的义愤,带有莫大冲击力,汇聚成舆论潮涌,给杭州带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杭州政府如何进行危机公关是饶有兴趣的一个话题。

    任何危机的形成并非一朝形成,“保时捷撞人案”前有“欺实马”、“替身门”垫底,已经形成巨大的舆论激荡,更为重要的是,此事件直接指向的是交警部门的作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何超速车主总是没有得到及时处理?为何交通乱象蔓延如此之久?可以说,此次“胡斌案”和“保时捷案”,公众绝大部分的火力力指向的政府责任,因此,政府进行危机公关的核心,也是如何厘清己身责任,弥补受到重创的政府公信力。

    毫无疑问,迅捷的作出反应,是危机处理的第一要义。从杭州高层迅速介入案件,公安交警部门也第一时间作出“公开公正”处理的承诺,可以看到,重视度是相当之高。然而,这里面的问题是,其一就是政府部门的承诺,是受到公众严重质疑的,“欺实马”的阴影尚未消除,对政府的刻板印象也是根深蒂固,因此,获取信任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最大程度的增加处理事件的公开性,必要时候可以邀请公众代表,比如记者,人大代表等进行全程监督,获取民众信任。

    更关键的问题,是杭州政府在事件中的自我定位,它不但是事件的“处理者”,同时也是事件的“责任人”。然而,从案件发生后,其一系列的作为,无论是市领导迅速作出批示,还是所谓去“慰问”受害者家属,以及迅速的展开交通集中整治等,都只表现出它作为事件“处理者”的形象,高层的迅速介入,也只给公众带来这么一种观感:一般的肇事案,根本轮不到我们的来指示,这次我们已经是非常迅速了,非常重视了。如此,非但没有厘清自己的责任,相反展现出的是权力一定程度上、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于化解公众情绪并没有多大益处。

    原本,以“责任政府”的要求来看,作为一个城市公共秩序的守护者,民众安全感的捍卫者,在这种事件发生时,其本应该第一时间承认自己的失责,诚诚恳恳的向受害者及其家属、向公众正是致歉,以第一时间安抚民众情绪,缓解负面舆论。然而长久以来,“统治型”政府的思维何等坚固,“政府—民众”的上下模式泾渭分明。以此思维而言,倘若因为几件飙车案而向公众道歉,那权力的威严该往放到哪里去呢?可见,所谓向“服务型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型之艰难,大概表现于此吧。

    尽管如此,作为公民还是期望听到一声道歉,看到杭州向“责任政府”的华丽转身。至于“危机公关”后持续的交通整治,甚至是倒逼整个制度链条的优化,则是一种更为广义也更为彻底的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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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7日 16:37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飙车案,杭州政府应向公众道歉
    梁丁:飙车案,政府道歉是最好的危机公关
    飙车案,杭州政府的危机公关之道

    “保时捷撞人案”发生之后,天堂之城再次蒙上了阴影。从“天堂”到“地狱”?珍爱生命,远离杭州?杭州你究竟是谁的城?这些网络广为流传的帖子,饱含最朴素的义愤,带有莫大冲击力,汇聚成舆论潮涌,给杭州带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杭州政府如何进行危机公关是饶有兴趣的一个话题。

    任何危机的形成并非一朝形成,“保时捷撞人案”前有“欺实马”、“替身门”垫底,已经形成巨大的舆论激荡,更为重要的是,此事件直接指向的是交警部门的作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何超速车主总是没有得到及时处理?为何交通乱象蔓延如此之久?可以说,此次“胡斌案”和“保时捷案”,公众绝大部分的火力力指向的政府责任,因此,政府进行危机公关的核心,也是如何厘清己身责任,弥补受到重创的政府公信力。

    毫无疑问,迅捷的作出反应,是危机处理的第一要义。从杭州高层迅速介入案件,公安交警部门也第一时间作出“公开公正”处理的承诺,可以看到,重视度是相当之高。然而,这里面的问题是,其一就是政府部门的承诺,是受到公众严重质疑的,“欺实马”的阴影尚未消除,对政府的刻板印象也是根深蒂固,因此,获取信任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最大程度的增加处理事件的公开性,必要时候可以邀请公众代表,比如记者,人大代表等进行全程监督,获取民众信任。

    更关键的问题,是杭州政府在事件中的自我定位,它不但是事件的“处理者”,同时也是事件的“责任人”。然而,从案件发生后,其一系列的作为,无论是市领导迅速作出批示,还是所谓去“慰问”受害者家属,以及迅速的展开交通集中整治等,都只表现出它作为事件“处理者”的形象,高层的迅速介入,也只给公众带来这么一种观感:一般的肇事案,根本轮不到我们的来指示,这次我们已经是非常迅速了,非常重视了。如此,非但没有厘清自己的责任,相反展现出的是权力一定程度上、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于化解公众情绪并没有多大益处。

    原本,以“责任政府”的要求来看,作为一个城市公共秩序的守护者,民众安全感的捍卫者,在这种事件发生时,其本应该第一时间承认自己的失责,诚诚恳恳的向受害者及其家属、向公众正是致歉,以第一时间安抚民众情绪,缓解负面舆论。然而长久以来,“统治型”政府的思维何等坚固,“政府—民众”的上下模式泾渭分明。以此思维而言,倘若因为几件飙车案而向公众道歉,那权力的威严该往放到哪里去呢?可见,所谓向“服务型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型之艰难,大概表现于此吧。

    尽管如此,作为公民还是期望听到一声道歉,看到杭州向“责任政府”的华丽转身。至于“危机公关”后持续的交通整治,甚至是倒逼整个制度链条的优化,则是一种更为广义也更为彻底的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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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6日 16:2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飙车案与“选择性正义”的社会
    从胡斌的“欺实马飙车”,到魏志刚的保时捷撞人,杭州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还记得,胡斌案发生后,和媒体朋友讨论时,我说,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选择性正义”的社会吗?

    关注谭卓、马芳芳们的遭遇,并汇聚群体性的力量,聚集舆论的压力,要求司法机关严惩肇事者,这当然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也极大的推进了社会转型和进步。然而,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是,同样是酒后驾车,或者是飙车撞死人这么一个事实,如果只是一辆普通的小轿车,或者是一辆公交车?如果被撞死者是官员?是富人?那么,这种社会正义的集中喷发还会不会出现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然而,就公平正义而言,他们的行为的实质是一样的。

    我们一定还知晓,类似于谭卓、马芳芳们的遭遇,甚至比他(她)们剧情更为夸张,遭遇更为凄婉的事情,在这片土地上,还层出不穷的发生着。只要按照常识和日常经验推敲,你大概就可以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会遭遇什么?然而,这些人又受到了多少社会正义的关注呢?

    这就不得不让人质问:当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只能通过这种“选择性正义”的方式表达时(遗憾的是,即便如此,往往也只能取得差强人意的结局,例如周老虎事件),这种扭曲的社会形态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无论如何,当这个社会只能频繁的出现“选择性正义”的事件(无论从“黑砖窑”到“毒奶粉事件”,还是从“躲猫猫”到“杭州飙车案”),来解决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都表明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社会正义的匮乏,社会正义供给严重不足。

    谁都知道,司法公正是守护公众利益的最后安全阀,捍卫社会正义维护民众安全感,是政府首当其冲的职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正义的匮乏,必行先有政府责任伦理的缺失开始。为何交通肇事穷出不穷?为何很多人成为交通违规的钉子户?为何有钱人有权人一犯事,民众就极尽恶意揣测的能事?甚至连一个“胡斌还是张礼礤”的问题,也能折腾半月几十天的?这种政府公信力的沦丧,是需要多少“摆平司法”的案例,多少权力者飞扬跋扈的事实的累积,才能在民众心中形成的“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当我们作为公民,面对“选择性正义”的社会,在反对这些悲剧,反对特权的过程中,是否有过自我反思?究竟自己为什么要反对这些特权,反对这些不公,反对漠视公众利益···?仅仅是因为这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能够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还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是特权者?不可以飞扬跋扈?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我们不是为了不平等而反对特权,相反是千方百计为成为特权而努力。而这样的事实,不正大面积的发生在每一个草民身上?所以,我们闯红灯,横穿马路?所以,我们卖注水肉?所以,我们考试舞弊?所以,我们请客送礼···太多人在抱怨这个社会,在抱怨这个体制,以为体制是导致一切的原罪,却忘记了,所有的体制都是人搞出来的,如果说体制有原罪,那么,你、我、他,这千千万万败坏的人性使得这个体制愈加难以修复。


    改变“选择性正义”的社会,自每个公民起,“进步源于每个公民的努力”,也许是这个社会转型能够成功唯一的路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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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6日 07:1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质问“保时捷撞人案”,杭州究竟是谁的城?
    梁丁:该如何面对“杭州保时捷撞人案”

                        

    一声巨响,凄厉的惨叫,尖锐的刹车声, 年华16的打工少女,在爱心斑马线上,遭遇酒后飙行的保时捷···不忍诉说这样的场景,那一刹那,在性能卓绝的豪华跑车面前,生命仅仅是一团肉体,羸弱不堪。



    保时捷,酒后驾驶,飙车,富家子弟,车载美女,打工女孩,企图顶包,浙江卫视门口,爱心斑马线。这所有的关键词,串联在一起,挑逗着公众脆弱而愤怒的神经。更重要的是,这里是杭州,是“欺实马”、胡斌替身门余波未了的杭州,而这条斑马线,正是杭州在飙车案后,首批设立的爱心斑马线之一,印满了“情人爱心图标”,上面写着诺大的“爱心马路,有我有你”。



    如果可以如果,我宁愿相信只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电影,然而,这就是现实,这是2009年8月4日晚9时26分的中国,杭州莫干山111号前发生的真实场景。也许此时,只有浙江卫视《九点半》栏目,主播钟山的怒斥才能表达公众的愤怒,“这一男一女,你赶着去投胎吗?”“杭州,你今夜蒙羞!”



    从胡斌的三菱,到魏志刚的保时捷,当一个城市前赴后继的出现,挑战民众底限安全感的事件,除了怒号:杭州,你究竟是谁的城?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些马路上的无耻混蛋,谁来捍卫这个城市最起码的公共安全感?



    在胡斌案发不久,我就找朋友,网友询问这个城市的飙车情况,多名朋友(网友)告诉我,经常在夜晚的杭州,听到类似飞机轰鸣的声音,这种由豪车优良发动机发出的声音,一定令这些混蛋们血脉喷张,充满着不可一世狂妄,漠视着这个城市公共秩序,让这座风景如画的天堂之城时刻都酝酿着杀机,让公众时刻活在潜伏的危险当中,践踏着人们最基本的安全感。



    我不“仇富”,也无意挑起这个话题,但我仍要质问这样一群混蛋,你们自己有钱,有很多钱,或者你们有个有很多钱的老爸,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但你们让财富蒙羞,因为财富不但没让你们更有教养,更有学识,更尊重公共利益,成为一名真正的公民,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相反,在一己之速度快感和他人的生命之间,你们可耻的选择了前者,你们只是穷的只剩下钱的暴发户,只是丑陋不堪的土豪,是糟践公共安全的恶霸,。



    我不知道这么一批人,拥有财富,却只具备暴发户和土豪的素养,他(她)们长久的滋生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经久不衰,究竟是怎样造就了这样的怪胎?难道他们真的手眼通天,有一个庞大的势力群体?难道他们真正可以无所顾忌,哪怕犯了事情,也可以轻易的摆平司法?甚至于,这群人里面就有官僚公子哥们?



    难道这一切,作为杭州的城市管理者,杭州政府部门未曾有所耳闻?难道你们不认为,胡斌飙车案的前车之鉴,“欺实马”已经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巨大伤害?难道你们不知道,网民死死揪住“胡斌还是张礼礤”不放,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警钟?难道可以任由这种公信沦丧,民众与政府的鸿沟日益扩大? 莫非杭州真的不可救药,沦为一座暴发户之城?土豪之城?



    答案显然是否定,这是所有杭州人的城,这同样也是杭州政府所需要守护的城。捍卫公众利益,提升民众的安全感,永远是政府首当其冲的职责,而这一切当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无论富豪庶民,人皆平等。这司法公正,永远是这个城市最后的安全阀。



    所以,杜绝“欺实马”的重演,以法律的公正迅捷的处理好保时捷事件,并同时展开政府危机公关,恢复城市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对飙车,酒后驾车实行集中整顿,彻底整治城市交通乱象,甚至可以就酒后驾车,飙车是否入刑,引发全国性的讨论,推进调整,完善,修葺相关交通法例,成为一个危机事件倒逼制度推进的典型案例,方是是最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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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5日 16:27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 贪官“温和腐败”是腐败的高级形式
    梁丁:贪官“温和腐败”是“次道德”吗?    
        

    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赵仕永说:“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2009年8月4日《检察日报》)

    从字眼上来看,“温和腐败”似乎不如“暴力腐败”激烈,危害也没这么大,因此,相对于那些暴力腐败贪官,赵仕永书记竟然流露出一种优越感。而事件在网络上热议之后,虽然网民对腐败无比痛恨,但不少人依然认可这是贪官所持有的一种“次道德”。那么,温和腐败究竟是不是一种次道德?它和暴力腐败的区分何在?各自的危害又如何呢?

    赵仕永还说: “我收了人家的钱,是在为麻栗坡做好事中收的,这是正常的。现在别人都这样,我为什么不这样呢?”言下之意,相对于“暴力腐败”的贪官,他只有在办了好事的情况下,才收钱,即为群众谋利益,也为自己赚大钱。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赵仕永的温和腐败就不仅仅是“次道德”,而且更应该激发我们进行制度审查,思考当前的官场激励制度:倘若一个官员,真的可以为民众办很多好事,我们是否有一种合理的激励制度,使其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更多收入,奖励以及仕途上的提升呢?这在当下,无疑是存疑。

    问题是,赵仕永虽然声称为民众办好事,可是,“长官意志”中的好事与民众认可的好事,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这里就必须联系到“温和腐败”的另一方,给赵仕永送钱的行贿者来阐述了。行贿者都是理性经济人,他们追求的是高投资回报率,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们给赵仕永送的钱,必定要通过赵仕永,通过权力的特别许可,通过一些工程等等,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收回来。这就是一个问题,倘若说赵仕永“长官意志”中的好事和民众认可的好事是一回事,那么,民众定然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些行贿者所赚取的高额回报,掠夺的只能是他(她)们的获益空间。

    因此,赵仕永的“办好事”,无非是“长官意志”语境下的好事,与民众认可的好事是根本冲突的。此时再来看“温和腐败”,与其说是一种“次道德”,不如说是贪官和行贿者双方,在交易之时各自区分了自己的责任,达成了一定默契,信守了一定的责任伦理,“你送钱,我把事情办好”,方便双方更稳固、更长久的合作,更容易形成一种类似于利益共同体或者利益同盟的组合。

    如果说,“暴力腐败”的典型,像曾锦春这样的巨贪,动则利用纪检权力,对他人施以双规,很多还是官员,必定会引起他人、尤其是官员强烈的反弹(事实也表明了,曾锦春的垮台和其与郴州其他官员的争斗有莫大关系),矛盾自然容易激化,那么,赵仕永所言的“温和腐败”形式,却因为贪官和行贿者之间双方责任区分明显,和和气气,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或利益同盟更加稳固,往往会潜伏的更加久远(一般而论)。

    倘若要继续阐述下去,“温和腐败”,已经是当前中国形形色色特殊利益集团,“权贵同盟”的一种主要的腐败形式,其最高境界,是如同黄光裕与郭京毅之间这般,甚至能够渗透到立法层面了。

    如此说来,“温和腐败”非但不是一种“次道德”,相反,相对于“暴力腐败”,他是腐败的一种高级形式,而赵仕永事件所引发的对“温和腐败”和“暴力腐败”的区隔,也为往后中国反腐提供了新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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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4日 17:01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卫生部“辟谣”之后该做点什么?
    梁丁:卫生部“辟谣”之后该做点什么?

    两条新闻:专家透露,常规体检将取消乙肝检查,好!甚至有网友动情的说:听到取消乙肝的消息,我哭了!可是一天不到,卫生部就出来辟谣了:那只是专家说法,非官方意见。言下之意,是还得继续在常规体检中保持乙肝检查项目。

    这样一个乌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将前者称作是假新闻,但无论摆了多大的乌龙,我们还得回归事件的核心:即究竟要不要取消常规体检的乙肝检查?在这个问题上,卫生部的“官方意见”有何值得商榷之处?在消除“乙肝歧视”这个重大的公共事业上,卫生部需要尽到怎样的公共服务责任?

    医学上的结论,仍然值得一而再,再而三的宣讲,如同崔富强所言:首先,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在常规体检中检测出“乙肝”者(即“表面抗原”或“两对半”结果为阳性),将在入学、入托或就业过程中影响到仅与其有日常接触的同伴们的健康;第二,对接受体检者进行此项检测的单位、学校、幼儿园等,也没有理由据此报告辞退或拒收阳性者。因此,常规体检没有检测乙肝项目的必要。
    “乙肝不通过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播,所以日常接触如握手、拥抱、一起工作、吃饭等一般不会传播乙肝,完全没必要谈肝色变。”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不具备传染性的。”这样一个结论,需要卫生部及医学界人士进行严格的论证,使得这样一个结论在医学常识上是成立的。然后再由卫生部等职责部门,向公众宣讲这些医学常识。让这个医学结论到医学常识再成为大众常识,无疑是医疗卫生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倘若大众对乙肝的认识,还存在大量的误区,甚至许多用人单位因此不录用乙肝病毒携带者,那医疗卫生部门的职责缺失,是首当其冲的。

    可是蹊跷的是,在涉及到如此重大公众利益的事情前面,卫生部一直以来的行动却宛如蜗牛爬行,此次不取消常规体检中乙肝项目的“官方意见“,也只是延续以往的一贯做法。这其中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概要进行分析是:
    其一:公众利益与政府的而部门利益并不是天然一致的。从公众利益形成公众压力,到推进政府行动,中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值得深思的是,就是公众利益,公众诉求如何才能够形成对政府部门的行动动力?无外乎两种,一就是代议制下,授权人大代表对其进行施压;二就是大众舆论压力,譬如此次取消“乙肝体检“事件。基于当前人大制度乏力,对于权力约束相当有限,而舆论更是鞭长莫及,卫生部的反应也算是应然之举。
    其二:取消“常规体检”的乙肝项目,更涉及到具体的利益链。以每年5000万人参加此项检查,以通行费用20—40元计算(事实上,很多地方也出现了上百元的高费用),这里面就涉及到10—20亿的产值,而绝大部分体检指定医院是公有医院,考虑到他们和卫生行政部门错综复杂的关系,相对于大众和媒体,其施加影响的能力无疑大的了许多。

    现在的问题是,公众诉求能否倒逼卫生部门作出政策调整?在公众利益和政府行动之间,我们还需要作出什么要的努力,才使其能够高度缝合? 而这些问题,首先指向的只能是卫生部,再辟谣之后,卫生部总还得做点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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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2日 16:27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消除“乙肝歧视”的常识问题
    梁丁:消除“乙肝歧视”的常识问题

    近日,国内权威乙肝专家、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病毒性肝炎室主任崔富强在成都首次透露,卫生部将出台政策——常规体检表(含入学、入托、就业、健康证申领等)的待选“菜单”中,将统统取消乙肝“两对半”这个项目!(成都晚报8月2日报道)

    几大门户网站,不约而同的将此新闻作为头条,或在首页重要位置推荐,在新闻跟帖后,多数网友也为此新规叫好,例如腾讯在新闻后所作的调查:你觉得入学就业等常规体检需要检查乙肝吗?即时的支持数为9042,而反对人数为23176,支持率不足30%。

    出现此种情景时在意料之中,中国社会目前还存在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乙肝歧视”就是其中主要一种,可以说,此举措契合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但是,另一方面,乙肝作为一种传染病,就涉及到专业的病理分析,界定;涉及到乙肝患者(或携带者)的权益维护;以及如何防止其在公共领域传播,保护其他非患者(或携带者)的利益,对整个公共利益进行维护。是一个技术问题、公共利益问题、以及社会文化,群体心理等纠结在一起的复杂问题。

    无疑,病理技术上的问题是首先应当解决的,这便是第一层的常识。根据崔富强专家组之所以要向卫生部提交此项政策建议,原因在于:首先,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在常规体检中检测出“乙肝”者(即“表面抗原”或“两对半”结果为阳性),将在入学、入托或就业过程中影响到仅与其有日常接触的同伴们的健康;第二,对接受体检者进行此项检测的单位、学校、幼儿园等,也没有理由据此报告辞退或拒收阳性者。因此,常规体检没有检测乙肝项目的必要。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不具备传染性的。“这样一个结论,需要卫生部及医学界人士进行严格的论证,使得这样一个结论在医学常识上是成立的。然后在由卫生部等职责部门,向公众宣讲这些医学常识。
    当然,医学结论到医学常识再到大众常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每个环节都必须无比精确。而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医疗卫生部门的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倘若大众对乙肝的认识,还存在大量的误区,甚至许多用人单位因此不录用乙肝病毒携带者,那医疗卫生部门的职责缺失,必须要首当其冲。

    更为重要的是,排除这些建立在对乙肝患者的错误认知基础上的歧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那些具备传染性的疾病患者?他(她)们的权益应该如何得到保护?如何才能够在杜绝传染的前提下,使之与整个的社会人群融洽相处,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这就需要树立另一个起码的常识:我们每一个人,当自己面对一个具备传染性的疾病患者,或者任何在当前语境下,还具备“异类”符号的个体时,首先应当想到,假如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我该怎么办?我需要得到政府在制度安排,政策制定哪方面的倾斜,帮助、关怀?我需要得到社会大众在文化心理上怎样的人格尊重和支持?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的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文化心理的认同,在中国社会还尤为稀缺。扩展开来,无论是这些传染性疾病者,还是诸如同性恋这种亚文化的少数群体,甚至是性服务行业的工作者,乃至于一些违法犯罪的社会成员,他们其实是受到双层歧视的,无论政府部门对其进行管理、惩戒的制度思路,还是社会大众在文化心理上的排挤,无疑都隐约具备将其排挤出“社会共同体”的意味。

    如果政府站在“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立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也真正认同,无论贫富强弱,疾患健康,善良邪恶,都是这个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如此构建的社会才可能是真正的和谐社会,那么,这样的常识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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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31日 17:2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超越了张海迪

                看到这个题目,你就知道,我是来赞美张海超的。
                张海迪曾经是80年代的一个时代偶像,被誉为新时代的“活雷锋”、“当代保尔”,在20多年前的狂飙突进时代,是无数青年的精神动力和励志榜样。尽管如此,但看到“雷锋”、“保尔”这样的词汇您就可以知道,张海迪成为时代人物,从根本上是官方萃取的结果,通过选择、宣讲、巡游等等,实质是一个官方偶像。当然,政治还具有挟裹一切的能力,社会场域发育极为不全,也是80年代重要的时代特征,张海迪正是体现了这种时代性,因此,也不必苛责。

                   好了,接下来我要说说张海超。为什么我要说张海超超越了张海迪,他身上究竟又具备怎样的时代性?

                    张海超做了什么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只是想要证明自己是尘肺病患者,然后获取应有的补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经过层层曲折之后,最后采取了”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尘肺病。按理说,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做出的选择,究竟会“伟大”到什么程度呢?可问题不是简单!倘若你正准备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与此相关的人,以及这整个制度链条都在和你作对。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这其实就是要用人单位“自证其罪”,让那些效益至上的高污染企业,有道德、有良心,你说可能吗?因此,这种情况下,张海超所在的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漠视其权益才属正常,事实上,非只漠视,。“今年(2007)1月6日,我到新密市防疫站查询,防疫站说2007年拍胸片时就发现我的肺有问题,并通知单位让我去复查,但单位并没有通知我。”张海超说,他又找到单位询问,才知道单位私自扣下了复查通知。(已被证实)

                而被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授权的发言人光在省说,《尘肺病理诊断标准》规定,只有外科肺叶切除标本和人死后的尸体解剖才能作为参考依据,至于张海超的“开胸验肺”,被特地注明不作为参考标准。这其中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在医学上并不难鉴定出来的职业病,即便人家“开胸验肺”了,他也是可以“合法”的不予以承认的,这就可以看到,这种完全具备垄断权力的职业病防治所,做出的事情可以荒谬到何种程度。

                从上面看到的制度困境就是:是到职防所鉴定需要用人公司开具证明,二是职防所竟具有完全的垄断权力,以至其他的医院都不能参与。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相对于张海超这个农民工而言,这种职业病的检测费用非常之高,从2007年维权求医以来,张海超花费近9万元,这个农民工家庭早已家徒四壁,债台高筑!

                说了这么多沉重悲伤的话,我只是想说明:
                张海超真是一个奇迹,在面临着不良制度和邪恶人性交织而成的巨网前,以一种温和的、非暴力的、完全合乎法理人情的方式,坚持甚至到了执拗的维护自己的权利,没有一刻的退缩。你说,这是怎样的一种坚韧!

                中国目前有60多万尘肺病人,而这仅仅是在国有职工健康普查率不足20%,更有无数农民工未纳入健康普查得出的结果,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大的群体,这千千万万的张海超们?又有几人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呢?他们中绝大部分难道都不是只能选择默默忍耐,忍辱偷生吗?或许还有极少数的人,冲冠一怒、血溅五步?

                这其实就是我想说的话,当一个制度链条和败坏人性交织,所呈现的力量无比巨大,那么,你所要进行改良的空间就会相当之小,大部分的人会选择退让,忍辱负重,还有极少数的人可能会选择冲冠一怒,“以暴易恶”,长期以往,只能是矛盾累计越来越多,到最后大堤决裂,而陷入革命暴力的狂潮,于进步于事无补。而像张海超这般,能够选择温和的、非暴力的,完全合乎法理人性的,却是坚定的,甚至是执拗的,捍卫自己的权益,却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罕见的品质。

                 如果说,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波澜壮阔的大转型时代,那么,这个转型成功的标志,一定是形成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而公民于公民精神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守护自己的权利,哪怕他们面对的权力有多么的强大;他们温和,理性,却绝对不妥协退让;他们富有激情,却绝不激进,反对以一种新的暴力应对现有的暴力和恶劣。他们就是以这种特有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益,同时也缓慢却卓有成效的推进制度改良,社会进步。

               “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正是这么一个好榜样,也许他并不懂这些文绉绉的理论,却用最坚实的行动兑现了这些宗旨,而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每个公民之合力,推进这种无良制度链条的改进,推进《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葺。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张海超,这句话的含义是,无论官员何时平民;无论赋予还是贫穷,我们都可能成为某些不合理制度和无良权力者的受害者;
                我更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张海超,这包含期许和鼓舞,当我们面对某些不合理制度和无良权力的侵害时?我们应该知道,张海超般的“开胸验肺”虽然悲壮,却是一个公民所能采用、所能坚持到底的最好方式!

                 所以,我要说,在这个时代,“开胸验肺”的张海超、超越了张海迪,对了,忘记说了,张海超生于1981年,我们都是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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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30日 23:23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杭州飙车案“替身门”与社会溃败



    杭州飙车案替身事件,张礼礤顶包胡斌,成为“华南胡”,传言愈演愈烈,但杭州法院和检查院方面却无法在第一时间,平息流言。这正是一起分析社会溃败的典型事例。
           首先要指出,在这里,我不是做技术分析,说出替身门的诸多疑点,来印证“替身门”的真假虚实,而是超越传言的真假,就这个“替身”传言的本身,做出对应的分析。

             问题是这样的:你相不相信,一个富家子弟在交通肇事之后,会找人顶包服刑,即使这起交通肇事案被舆论聚焦,举国皆知?而即便当事司法部门再三进行解释,你仍然认为其中会有猫腻? 这是一道选择题,而飙车案“替身门”事件表明,有很大一部分民众,选择了相信。这种答案,其实蕴含着社会溃败的诸多信息:

             其一,一个富家子弟通常是纨绔子弟,“为富不仁”已经成为富家群体以及富二代的一个刻板印象。这既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真实,包括太多人财富来源的蹊跷,以及太多人没有展现与其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另外,也包含了一部分“民粹主义”思潮,两者纠结,很难辨析。

             其二,一个富家子弟(其家族)是能够摆平司法的,某种程度上,权贵市场经济,官商同盟已经成为改革的一大诟病。摆平司法往往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就是富人有更多的财富,能够支付成本区摆平司法;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富人与官员之间的天然紧密关系(在中国),他们熟络更多权力运作的内幕,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信息,甚至和很多官员是朋友,因此,又可以花费相对低廉的成本,摆平司法。

             其三:司法原本是社会公正的守护神,但是司法权力的失控现象,已非个别,而是不断发生在各级、各地方。很多法学家,包括我所敬仰的贺卫方先生,称司法不独立,是一大病灶。事实上,权力一体化国情下的司法权力体系,受到党权力和政府权力的极大掣肘,是不争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其本身又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力量,尤其是相对于民众而言,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空间。

             其四:面对民众的诉求,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网络舆情,权力部门总是缺乏必要的智慧,应对措施僵硬,执政效能明显不足。从“替身门”来看,则是应对方式机械、单一,无法第一时间平息质疑,修复政府公信。而如果放眼到全国,就会发现,面对群体性事件或其他公共事件,如“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等等,这种广受民众嘲讽诟病的话语体系和解决方式,仍然是主流。这显然跟不上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从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的需要。

              上面的分析,从前面三点来看,是部分的展现了社会溃败的场景。

              第一点,是民众之间群体分化,在底层民众和富人群体之间,所出现的信用解体,而随着当前中国的利益结构日益定型化,贫富分化的现状还在不断加剧,这种群体性断裂所产生的社会鸿沟依然在不断扩大;第二点,某种程度上的权贵同盟,必须说到的是一个社会中间层的缺失,原本他们是联系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履带,因此,政府与底层民众是呈现一种断裂性存在的;第三点,则体现了政府公信力的不断丧失,无论是“官商同盟”,还是摆平司法,还是层出不穷的司法腐败现象,这些权力失控的图景,再加上中间层的缺失,使得这种政府信用危机愈演愈烈,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裂缝日益加大。

                让人担忧的是,面对社会溃败,社会健康的修复力量究竟从何而来?

               按照中国的现实图景,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财富以及权力,理应承担更多修复的职责,可是,随着当前中国利益结构的日益固化,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他们更多的是继续的作为“掠食者”而存在,也正是由此,使得中国的改革日益呈现一种“扭曲的改革”之现状,自上而下的改革日发艰难。
               另外,排除令人诟病的权贵财富群体,在部分相对健康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以及新经济群体中所产生的新财富群体,力量依然相当薄弱,而且可以看到,自从去年经济危机以来,一股“国进民退”的潮涌就在不断的发生。
                前文提到,在网络问政的到大潮中,虽然不断的发酵着现代性的公民意识,公民社会也蓬勃发展,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一股集体无意识的潮涌挟持民粹主义,在网络暴戾生长,加上权力经常不恰当的介入,一种恶劣的互联网广场文化的形成始终具备可能。

                 面对社会溃败,倘若我们无法呵护这些社会健康的修复力量,那么中国的后改革、大转型之路危咦,也许这就是杭州飙车案“替身门”超越个案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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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30日 21:08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杭州飙车案“替身门”与社会溃败
    杭州飙车案替身事件,张礼礤顶包胡斌,成为“华南胡”,传言愈演愈烈,但杭州法院和检查院方面却无法在第一时间,平息流言。这正是一起分析社会溃败的典型事例。
           首先要指出,在这里,我不是做技术分析,说出替身门的诸多疑点,来印证“替身门”的真假虚实,而是超越传言的真假,就这个“替身”传言的本身,做出对应的分析。

             问题是这样的:你相不相信,一个富家子弟在交通肇事之后,会找人顶包服刑,即使这起交通肇事案被舆论聚焦,举国皆知?而即便当事司法部门再三进行解释,你仍然认为其中会有猫腻? 这是一道选择题,而飙车案“替身门”事件表明,有很大一部分民众,选择了相信。这种答案,其实蕴含着社会溃败的诸多信息:

             其一,一个富家子弟通常是纨绔子弟,“为富不仁”已经成为富家群体以及富二代的一个刻板印象。这既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真实,包括太多人财富来源的蹊跷,以及太多人没有展现与其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另外,也包含了一部分“民粹主义”思潮,两者纠结,很难辨析。

             其二,一个富家子弟(其家族)是能够摆平司法的,某种程度上,权贵市场经济,官商同盟已经成为改革的一大诟病。摆平司法往往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就是富人有更多的财富,能够支付成本区摆平司法;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富人与官员之间的天然紧密关系(在中国),他们熟络更多权力运作的内幕,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信息,甚至和很多官员是朋友,因此,又可以花费相对低廉的成本,摆平司法。

             其三:司法原本是社会公正的守护神,但是司法权力的失控现象,已非个别,而是不断发生在各级、各地方。很多法学家,包括我所敬仰的贺卫方先生,称司法不独立,是一大病灶。事实上,权力一体化国情下的司法权力体系,受到党权力和政府权力的极大掣肘,是不争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其本身又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力量,尤其是相对于民众而言,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空间。

             其四:面对民众的诉求,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网络舆情,权力部门总是缺乏必要的智慧,应对措施僵硬,执政效能明显不足。从“替身门”来看,则是应对方式机械、单一,无法第一时间平息质疑,修复政府公信。而如果放眼到全国,就会发现,面对群体性事件或其他公共事件,如“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等等,这种广受民众嘲讽诟病的话语体系和解决方式,仍然是主流。这显然跟不上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从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的需要。

              上面的分析,从前面三点来看,是部分的展现了社会溃败的场景。

              第一点,是民众之间群体分化,在底层民众和富人群体之间,所出现的信用解体,而随着当前中国的利益结构日益定型化,贫富分化的现状还在不断加剧,这种群体性断裂所产生的社会鸿沟依然在不断扩大;第二点,某种程度上的权贵同盟,必须说到的是一个社会中间层的缺失,原本他们是联系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履带,因此,政府与底层民众是呈现一种断裂性存在的;第三点,则体现了政府公信力的不断丧失,无论是“官商同盟”,还是摆平司法,还是层出不穷的司法腐败现象,这些权力失控的图景,再加上中间层的缺失,使得这种政府信用危机愈演愈烈,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裂缝日益加大。

                让人担忧的是,面对社会溃败,社会健康的修复力量究竟从何而来?

               按照中国的现实图景,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财富以及权力,理应承担更多修复的职责,可是,随着当前中国利益结构的日益固化,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他们更多的是继续的作为“掠食者”而存在,也正是由此,使得中国的改革日益呈现一种“扭曲的改革”之现状,自上而下的改革日发艰难。
               另外,排除令人诟病的权贵财富群体,在部分相对健康的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以及新经济群体中所产生的新财富群体,力量依然相当薄弱,而且可以看到,自从去年经济危机以来,一股“国进民退”的潮涌就在不断的发生。
                前文提到,在网络问政的到大潮中,虽然不断的发酵着现代性的公民意识,公民社会也蓬勃发展,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一股集体无意识的潮涌挟持民粹主义,在网络暴戾生长,加上权力经常不恰当的介入,一种恶劣的互联网广场文化的形成始终具备可能。

                 面对社会溃败,倘若我们无法呵护这些社会健康的修复力量,那么中国的后改革、大转型之路危咦,也许这就是杭州飙车案“替身门”超越个案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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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13日 11:04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一个“造大师”时代的终结

           借季老先生的逝去,说说大师的话题。

          大师总是有缘由的,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摆脱了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悲剧,有了更多可自主的空间,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直至今天),学术思想很大程度上附庸于政治, “政治正确”或者是“政治不错误”依然是成为“大师”的前提。无疑,这样的大师总是可疑的,毕竟知识分子思想者的基石无外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因此,在以前一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文章里,我才遗憾的写到:当巴金,季羡林成为我们知识分子的精神标高时,被劳役者,被放逐者,最坚强的反对派索尔仁尼琴,已经在俄罗斯享受至高无上的尊崇。这么一个区分,也许正代表其后两种精神文化不同的指向。

          成为“大师”是需要原因的,尤其是这种目的明确,带有某种巡游式表演式,弘扬某些特定的的精神的大师们,换言之,就是所谓的“造神”,其实就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利益交换过程。它把你尊为“泰山北斗”,树为“大师”,成为“国宝”,以及一系列具体的实利,比如好的职务,高的行政级别,强大的学术权力,高物质收入等。是需要回报的,简而言之,是它需要树立这么一些“大师”,而恰好某些人符合了,于是交换的链条就形成了。
    拿出一些顶级“大师”,譬如巴金,钱钟书,季羡林等人,为何是这些人成了大师?简要的分析,其一,这些人确实在各自学科领域具备一定的权威和影响;其二,他们的言说、观点、思想,之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既不掉格,也不具备多少充分的美德。譬如说巴金,作为其最高成就的《随想录》,号称敢说真话,这种真话,若洞见,比之于顾准,差之万里;若直白锐利,比之于林昭,遇罗克,有云泥之别。
          如果深入发掘,亦可寻求他们之间的某些共性特征:

          其一:就是在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比如所谓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比如对真相的坚守,比如对个体价值的坚持等方面有不足,却具备某些妥协,中庸的品德,用一句很没要求的话来讲,就是他们可以在不会害人的前提下进行合作。  

           其次:他们在一些次级道德上,比如待人接物之和蔼可亲,对学生之谆谆教诲,生活简朴之类具有鲜明的特征。并没有如同某些掌握莫大学术权力的人士,成了学阀学霸,而是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极尽人事。

           再次:他们所涉及的学科,多是硬知识的,考究求证之类的,而较少人文关怀,价值判断(三人中即便是从事文学的巴金,其杰作《随想录》,更多的也是对毛时代往事的回忆复述,那种对当时极权体制这个结构的解剖分析,整体性批判,可说连苗头都不敢冒出来)。概而言之,就是多知识,少思想,

           “造神”的标杆性意义在于,一方面,说明了对极权时代的惨痛历史确实有局部反省。另一方面,则表明了政府对知识界,文化界的尊崇,展示了政府某种程度上的开放姿态;其三,标杆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树立了一个严格的标准,提供一个曼妙的尺度,巴金,钱钟书,季羡林等等,就是你们的榜样,过犹不及啊。譬如顾准,这位中国这一百年以来,真正具备原创思想,构建了自身体系的思想者却远未获得与其思想相匹配的地位。
                巴金,钱钟书,季老先生等等,若是放置于历史长河中,单就“知识分子”四字而言,无论是思想的而原创能力,还是之于知识分子之独立精神,自由人格而言,亦只是中人之姿,离出类拔萃尚远。也只能算是符合一时形势只需要,各领风骚几十年的时局下的知识分子。

                  在一个老人逝去的时候说这些话是伤感的,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季老先生在晚年的时候,却并未被这种册封性的荣耀击倒,无论是对“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的辞让,还是对北大某些无良学阀的逼仄的不合作,都保持了一个学术老人的清醒和理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季老先生对这种学术所面临的体制性压迫的拒绝。

                人间已去,天堂尚远,季老先生的离去,标志着这种政治谱系的大师系统的终结,然而,新的系统却尚未建立起来,中国也将进入大师的“丛林时代”,张五常,茅于轼,金庸,王朔、王朔,余秋雨,于丹,易中天,罗大佑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在这个资讯时代,大师们首先成为明星,各自拥有一干拥趸,在网络社区、博客网站,杂志报纸,电视手机等公共区间,进行一番血战,谁也不服谁,你的大师可能只是我眼里的垃圾,乱象纷呈,却也精彩不断。

                季老先生的死,如果一定要作为一个标志的话,我以为,是是一个前现代国家的“学术—权力”系统的瓦解,一个“造大师”时代的终结,而大师丛林时代的乱战,最大的意义在于,是当学术思想知识摆脱政治一元化的语境束缚,在公共区间以最接近其本身的姿势运作,而如此倘若能够形成一种自发生成的社会秩序和学术系统,可谓幸甚,如此产生的大师才可能放置于历史长河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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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10日 07:40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对伍皓所言“卖淫案”中警方过错的看法
    梁丁: 对伍皓所言“卖淫案”中警方过错的看法

    伍皓副部长以网友“求真的力量”之名义,根据自己对“卖淫案”调查的亲身参与,复述孟苏铁书记对于“卖淫案”警方之九大过错,可谓于网民推心置腹,诚恳之至,然而,根据其阐述的九大过错,其事实和对事实的判定却显现了莫大的差距,以下是我对伍皓副部长所言九大过错的看法。

    1、 联防队员无执法主体资格,擅自对嫌疑人实施抓捕,是执法简单;(梁丁:联防队员既然没有执法主体资格,擅自对嫌疑人进行抓捕,那就可能涉嫌人身侵害,乃至于绑架,而此时刘仕华等所进行的反抗,属于正当防卫。绝非什么制法简单。
    2、 抓捕现场并无民警在场,全部是联防人员和警校实习生,但派出所为证明执法合法性,在调查初期订立攻守同盟,试图掩盖事实。(梁丁:这就是制造伪证,妨害司法公正,作为执法者,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3、 在与刘氏一家发生对抗的过程中,执法粗暴,致普恩富2根肋骨被打断。尽管查明在联防扭送派出所后,询问过程中没有刑讯逼供,但2根肋骨断了是事实,警方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梁丁:根据第一条,联防队员涉嫌故意伤害罪,而刘仕华等人乃是正当防卫,除全责担负民事赔偿之外,还需要接受治安惩罚或者承担刑事责任(依照伤情之程度)。)
    4、 刘家小女儿与此案件毫无关系,既没有街头招嫖嫌疑,也没有参与对抗,为什么把她也带到派出所?(梁丁:如果是民警所为,这就是滥用警察权力的问题,而联防队员既然不是执法主体,那这就涉嫌到对小女儿的恐吓,威胁,人身侵害等。)
    5、 后来才了解到,刘家还有两个尚在哺乳期的婴儿,一个3岁,一个2岁,结果把全家大人都带走了,当时发现有这两个婴儿没有?把大人全部带走究竟谁的主意,怎么想的?谁来照顾这两个孩子?还有没有一点人情味!(说到此处,苏铁书记气愤得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全场为之动容)(梁丁:如果这两个婴儿出现意外,受伤或者死亡的情况,那么联防队员就必须承担完全的民事责任,而在刑事责任上,涉嫌过失伤害或过失伤害致人死亡。未出现这种结果,则刘家也可以向联防队员进行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6、 这么一个简单的案子,派出所既然一看是两个未成年幼女,当即就已经决定不按卖淫嫖娼案立案,联防与刘家的冲突也只适用于治安纠纷的简单程序,询问笔录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完,为什么还留置7个小时,到第二天早上才送回家?是不是民警太懒了,夜里不想动?(梁丁:这里民警涉嫌的是包庇罪,理由为第一条,那就应该对联防队员实行置留,审讯等等,而刘仕华等人作为证人,录完笔录之后,就可完事
    7、 收取刘家3000元“医药费”的依据何在?联防是被打伤了,但刘家也有人被打伤,为什么单方面要刘家赔偿医药费,公平吗?(梁丁:这里同样荒谬,刘家作为受害者,竟然要承担医药费,而犯罪嫌疑人,一众联防队员竟然可以长久逍遥法外,昆明警方意欲何为?为何敢公然对抗宪法和法律?
    8、 刘家3月19日就向公安机关投诉,要求赔偿。为什么长达近三个月没有引起重视?打断了人家肋骨就应该赔偿,天经地义,还有什么好说的!派出所对待群众的诉求难道就是这么冷漠无情?既不解决也不向上面报告,是群众观点淡漠,是失职。(梁丁:这同上,在联防队员涉嫌故意伤害,警方涉嫌包庇的前提下,刘家得不到赔偿也是注定的,事实是,出了完全负担民事责任外,负责赔偿,联防队员和警方还需要接受治安处罚甚至刑事裁决
    9、 当时的嫖客嫌疑人王某,因不立案就偷懒不做询问笔录,没有将证据固定,造成现在的被动,也是一个教训。(注:后从宁波将王某找到并带回昆明,重新固定了证据)(梁丁:不做笔录,是行政不作为,以此所造成的后果需要警方完全承当,而后来远赴宁波所耗费的纳税人金钱,也需要当时民警承担
    补充:当天的抓嫖系联防队员受经济利益驱动(每抓到一个有一定的奖励),未向派出所报告、自作主张采取的行动,在最后的案件突破时,当事联防队员已承认是为了拿奖励;(梁丁:这就涉及到,联防队员的动机,没有执法主体的联防队员为何敢公然违法,对民众实行抓捕,涉嫌故意伤害,乃在于存在这种愚蠢的制度性鼓励,因此,警方必须反思自己的作为,即刻取缔这种鼓励联防队员犯罪的制度链条。)
    联防队员将刘家人扭获后,在等待派出所来车过程中,确有让嫌疑人跪在大街上的事实,执法不文明。(梁丁:同样,根据第一条,这里涉及到人身侵害,人身侮辱,可以对联防队员进行民事诉讼,索取巨额精神赔偿,联防队员则还需要接受治安处罚或者承当刑事责任

    梁丁:综上所述,伍皓副部长复述云南政府系统的最高领导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孟苏铁同志的说法,所阐述的“卖淫案”中警方的九大过错,已经远非过错,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罪恶链条,既然孟书记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如何涤荡这个罪恶链条,公众只有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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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28日 10:02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含泪肯定孙东东解剖余秋雨
    梁丁点评:
    看了余大师对诈捐门回应的喷血语录,除了含泪恳请孙东东解剖余秋雨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另外,非常感谢现代快报记者毛丽萍,这篇新闻稿(全文请见:余秋雨首次正面回应诈捐门)怎么看都像上演了一出罗生门,而这部稿件,若干年之后,将成为一部荒诞小说经典杰作。
                            
    ¬
    余秋雨回应“诈捐门”之喷血语录 :
    ¬
    接着,余秋雨把矛头指向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们所有的造谣诽谤都有他们个人可怜的原因,他们的做法是不好,但是(他们)实在是值得我们同情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些人。”无奈地摊了下双手,余秋雨郑重地表示:“所以有的时候武士不太好出手,就怕一拳把人打倒了,那我不得不这么说,如果真的由我来还手的话,那分量就太重了,因为我太懂得辩论是怎么回事,写作是怎么回事,这个太容易了。(我不出手是)因为我考虑到博爱,考虑到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也有妻子,有孩子,他们也有单位,有家庭。”
    ¬
    “我有一次发现,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骂我的人,他居然小时候是给父母卖掉的,我一下子就同情他了。他从小不知道自己的出身,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人当然可能小的时候没有受到爱的浇灌,后来对他来说骂人比较习惯,这个影响他整个一生的话,很值得同情。他的起点搞错了,至于为什么父母采取这个,父母也有父母的原因,也很值得同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值得原谅。”
    ¬
    “现在骂我的人,都值得我同情。如果好好做事的人,怎么会有时间找一个认都不认识的人去骂?不可能,你们工作很忙,有时间去骂一个你认都不认识的人?严格讲起来,他是一个文化下岗的人,完全失态……发表拿个稿费,很值得同情,下岗工人无处谋生,在呐喊,我们会打他吗?”
    ¬
    “我们每个人遇到诽谤,你可能去打官司吗?打官司很累的,时间又长,最后又是调解。”余秋雨表示自己是近期被诽谤最多的人,“没完没了,好处在哪,诽谤你啊,显得挺有文化。诽谤一个商人就不太有文化。你呢,没有做官,不用怕你,你又不参加什么协会,没有团队,也不用怕你,但是(你)必须要非常有名,那么诽谤才有价值。”
    ¬
    “哎呀……”很搞笑的语调,余秋雨继续说道,“诽谤我的人我都不认识,住在哪里,长得什么样,(他们似乎)知道我所有的秘密……这个时候,以我为榜样,就是知道如果有知识支撑着我们的话,这一切就可以平静,无所谓的,真的无所谓。”余秋雨告诉记者,他就是以这种心态平静地撰文:看我的文笔,一点也看不出十几年来因为诽谤而心情不安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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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27日 17:11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请关注制造工厂里的农民工
                 梁丁:请关注制造工厂里的农民工

    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发生数百人群殴事件,以致两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有关方面今天通报说,旭日玩具厂是韶关一家较大的外资企业,有员工一万多人。当晚十一时许,厂内本地员工和新疆籍员工,在厂宿舍区因矛盾发生冲突,引发数百人参加的集体斗殴事件,并引来大量人员围观。
    旭日玩具厂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是如何引爆的?暂时还无从得知。但从过往的经验来说,制造业工厂大规模的争斗群殴,由农民工对抗厂方与保安的比较少,多数发生在农民工与农民工之间,资本和管理方,相对于农民工而言,高高在上,力量过于强大,只要不做的太过离谱,对抗也无从说起。
    在这种制造业的工厂里,老乡或许是他们最大的支撑和依靠所在,这样的依靠大于政府本应该具备的对于公民的公共服务职责,这样的依靠,也远远大于他们对于老板和管理者的信任。
    更多的事例,是那种穷人践踏穷人的,穷人之间互相争斗,他们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可以彼此伤害;他们一呼百应,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以开展两个老乡军团的对抗。矛盾不是一日而来,总会由一些琐事,日积月累,配合地域性的差异和对垒,火药箱时刻都被烘烤,危险的发生时刻存在。而且这种地域性抱团,尤其是牵涉到本地员工,在多数时刻,资方总是更多的依赖本地员工的,所呈现出的对立就愈加明显。更何况,旭日事件里所牵涉新疆籍少数民族员工,在文化差异和沟通上的问题,也会使得矛盾的缓解更加困难。
    说说农民工的问题。如果不是侥幸读了个三流大学,那我有很大的可能,也是呆在某个制造工厂,当一个农民工。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老乡们,农民工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终极命运。
    这是一个选择题,农民抑或农民工,绝大部分的农村孩子在完成高中学业(甚至更少)的时候,只能面临这样的选择题。
    农民,这是大多数人毫不犹豫勾去的职业选择。记得去年读石扉客写的《越有梦越痛苦》,石先生作为观者,已经有如此力透纸背的哀伤,那罗炼呢,又当如何?
    将农民工做得虎虎生威,并藉此成为体面的城市人,这注定是一场幻梦,只属于少数天赋异禀、内心坚韧、奸诈老练、情商奇高、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我甚至恨不得写出一万个词组去形容他们的美德)之人。罗炼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情商不高,耐挫性差,而且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气质,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好农民工。
    悲剧是,罗炼显然又缺乏足够的才华和能力,来摆脱农民工的命运。一个农村孩子,高中毕业,在城市里,能够让你选择职业会有多么宽阔呢?对于一个与众不同的,有思想,有理想主义情操的青年罗炼来说,他怎么能接受在城市里卖完十几年的青状年苦力,然后告老还乡的事实呢?尽管这是多数农民工的命运写照。
    事实上,有很多青年农民工,已经开始丧失耐心,他们不可能回去当农民,也无法再忍受流水线日复一日的乏味、无聊,选择了在城市左冲右突,摆地摊,打散工,做生意•••如果说,罗炼的选择是自我毁灭,那么他们更多是带有攻击性的,当所有正当的途径的努力都破灭,而事实是,这很容易破灭,就很容易铤而走险的“干一票”,以前看到新闻,说某些地方,有一个村,多数的青年,都在广东进行抢劫活动,当砍手党。我并不感到惊讶,就我所亲身听闻见识得,在我就读的小学里,跟我年纪相仿的学生中,后来就有一个抢劫团伙,多数已经被判以重型;而在我少年时代,周围几个村(包括自己村里),有一伙青年,在广东合谋干了一桩大案,受害人是一位级别低的官员,而这些青年,平日在父老乡亲看来,没什么分别,一样懂得礼节,会尊重长辈,善待老乡,不见得有多蛮横和邪恶。
    这个群体很大,可是却缺乏力量,。大部分时候,他们都在工厂内外以及家乡,做两点一线的迁移。他们是一个孤立的群体,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甚少指向他们,他们缺乏一种制度性的力量维护自身的权益;社会精英学者媒体的目光也甚少倾向他们,因为这不是重点不是热点不是重点;他们的维权能力乏善可陈,既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又受到现实力量对比,不合理制度的掣肘;他们还不会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知道这个主流社会运行的秘密•••
    事实虽然无力,可话总是要说出来的,最后,祭奠两位死者,并勉励生者和所有的农民工:
    死去容易,活着太难,生活却总要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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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26日 09:20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究竟是谁要“抓捕、公审”网民?
                       梁丁:究竟是谁要“抓捕、公审”网民?

    南漳县宣传部长张功玉狂言“抓捕、公审网民”—准备抓两个网民,公开审理一下,对别有用心的网民起到一个震摄作用。这是近日网络疯传的一个帖子(帖子全文附后):

    首先需要指出,通篇帖子没有最初的出处,也没有任何的证实,而且,令人迷惑的是,帖子中说南漳县委组织部召开了一个网络问题吹风会,但在文中并没有特意指出,是南漳宣传部长张功玉说了这段话。这只是一则传言,传言可能是谣言,也可能是确实发生过此事,需要调查取证,这是常识。

    观察这个传言的传播机制,帖子能得以疯传,大部分功能要归功于这句:“准备抓两个网民,公开审理一下,对别有用心的网民起到一个震摄作用。”这句话所展现出的权力野蛮,横行无忌以至于视网民如草芥,深深触动了网民的神经。大家纷纷转帖,并不是忘却常识,一定就把传言当做真相,更多的只是表达自己的权利焦虑。因为,现在权力一方确实有这么大的魄力,能够如此狂言乱语,而且确实也有实力抓捕几个别有用心的网民,甚至连“王帅案”这样的跨省追捕的壮举,也是做得出来的。

    网民的焦虑真实又鲜活,消解这种焦虑,就必须尽力对抗这样的情形“准备抓两个网民,公开审理一下,对别有用心的网民起到一个震摄作用。”对抗此种权力的野蛮,肆无忌惮,横行无忌,对自身权利的赤裸裸的侵犯、剥夺。
    现在的问题是,传言不能永远只是传言,必须搞清楚,究竟是谁要公审网民?这攸关重要!如果说,这是有人利用了网民的权利焦虑,造谣生事,弄出了这么一段宣传部长要“公审网民”子虚乌有的话,那南漳警方就要追查谣言的根源,将造谣者揪出来,依照法律法规,公正公开的进行惩处。

    如果说,帖子的初始作者,或者亲自参加过,或者亲自听闻过张部长豪言的其他人,不能拿出证据来坐实张功玉确实如此狂言过:“准备抓两个网民,公开审理一下,对别有用心的网民起到一个震摄作用。”那么,哪怕我们网民再焦虑,也必须恪守常识,这只是一则传言,我们不能真咬定张部长狂言乱语了。

    所谓公共场域无小事,何况此传言与全体网民息息相关,南漳县当局需要尽快就此作出声明,并展开调查。 当然,当前第一紧要的是,尽快的拿出此次网络问题吹风会的原始会议记录。

    是“造谣者”制造了“抓捕、公审网民”,还是张功玉部长真狂言过“抓捕、公审网民”。不可能有两个真相,如果张部长真如此狂言过,那么,网民们都准备好了来“公审”嚣张野蛮的张部长,周久耕,逯军的前车之鉴正等着他!

    帖子全文:
    南漳县宣传部长:要“抓捕、公审网民”
    2009年6月23日下午,南漳县委组织部召开了一个网络问题吹风会。会议决定:
        第一、一是投入20万元成立南漳新闻中心,以应对近几个月南漳出现的网上负面新闻。
        第二、吹风“准备抓两个网民,公开审理一下,对别有用心的网民起到一个震摄作用。”
    这两个“重大举措”出台的背景是:

        1、今年南漳网民暴光了县疾控是心34人一年吃掉40万元的事。这件事让县里管宣传的领导“很没面子”,“好事上不了新华网,坏事却几乎传上了国内所有的官方大网。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9-03/03/content_10932773.htm)这次“吃喝门”这后,县里一位主管领导在情况分析会上给主要领导打保票说: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负面新闻了。不要理会网民,“水镜论坛上都是一些小混混。”

        2、另一个是,今年端午节南漳10万市民喝泥巴水。这事竟上了央视《焦点访谈》(6月11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9jVI1ddnfYM/),尤其是其中一篇报道(《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6-22/181718070487.shtml

         对现任宣传部长张功玉“个人形象”“影响极坏”!作为宣传部门,有强大的队伍、有强大的设备,为什么“正面新闻”上不了大报、大台和大刊呢?宣传部长很恼火!(《中国周刊(北京)》 http://focus.news.163.com/09/0620/09/5C8A1NR000011SM9.html》)

        3、南漳本地论坛上目前仍然“没有收敛”,继续在整南漳的“负面新闻”, (http://bbs.nzkd.com/viewthread.php?tid=85651&highlight=%D2%F2%CB%AE%B6%F8%D0%CB)这样会把自来水公司违规拍卖的事公之天下,“会牵扯到许多在任干部的”。
    “准备抓两个网民,公开审理一下,对别有用心的网民起到一个震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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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26日 09:20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反贪官如果能成为一门生意
    梁丁:反贪官如果能成为一门生意
    (反贪官如果有利可图,那贪官也会转型去反贪)
    6月22日,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新闻发言人常智余表示,为了鼓励公民举报官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将给予举报者重金奖励,一般按照基于举报所涉事实而追缴的赃款的10%以内发放奖金,数额不超过10万元。举报人有重大贡献者,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奖金数额将达10万到20万之间。有特别重大贡献者,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上述数额限制。
    看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正呆在广州一个做服装生意的朋友家里,朋友感叹时局不易,经济不景气,赚钱很难。于是大家会心一笑,讨论起反贪官发财的可能性来。
    这当然是笑谈,却启发了我不少思路?如果反贪官真的能够成为一笔生意,那该出现何等景象?出现大批民间职业反贪人和反贪组织?检察官,警察下海,利用专业经验成为民间反贪大佬?流氓地痞,黑恶组织成员转型反贪,跟贪官比拼谁比谁更贱更狡猾?···
    一门生意能够兴盛,就是要有钱赚。在中国,民众反贪非但不赚钱,而且风险之大超乎想象,全国各地都有大量举报人被贪官迫害,离家远走甚至去国远游的事例。这一点都不人道,贪官当然不人道,但这个不能尽责保护举报人的司法机制也不人道,使得更多民众只能保持犬儒,在贪腐势力前明哲保身。
    还有一个是所谓的道德问题,就是谈举报人的动机,似乎举报贪官就一定是出乎自身的正义感,一定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甚至不惜舍生取义的那种。这符合几千年中国的道德治国原则,但是却既不符合现实,更不符合最基本的人性。就好比,反贪官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最不靠谱的就是以正义感反贪。这低估了中国的现实,有大量正义感为负值的国民,有更多正义感普普通通的国民,但那种正义感很多,多到可以为了社会正义以卵击石反贪官的境界,这种人属于人中龙凤,极度稀缺。
    此项政策实施后,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大的改变了民众反贪的“成本收益结构”,所谓反贪的成本,物质成本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很少,更多的是风险成本,就是遭到贪官打击报复的可能性,贪官的能量有多大,尤其是还没落马的贪官,可能是黑社会悄悄的黑恶你的身体,可能是很光明正大利用手中的权力“法律”你。而反贪的收益,恕我直言,此前是基本看不到的,满足自身的正义感?扬眉吐气?被授予道德模范、反贪勇士?

    如果此政策可以严格执行,就可以把这个10万或者20万,甚至更多人民币看做是预期的收入(事实是,现在百万级的贪官只是小儿科),那么,就可以加大反贪官的前期投入,就可以聘请人员,专业调查人员,保镖之类的,长期调查,掌握确凿证据,从而大大规避反贪官的风险成本。如此前后对照,倘若扣除前期投入,奖励()还有盈余的话,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但反贪官的物质投入为零(在奖励中扣除),而且也极大的降低了风险成本,收益却提高了。更何况,如果形成专业化的民间反贪公司,还可以压缩成本,提高效率。可见,这个奖励措施的杠杆效应相当明显。

    反腐败所遭遇的困局,的确带有体制性的症候群,从官方内部挖潜的空间已经非常之小,而如何发掘民众的积极性,甚至出现全民反贪的盛况,具有莫大意义。就好像美国20实际初的“扒粪运动”,如果说扒粪运动是一场新闻革命引发的社会革命,那么,全民反贪运动如果实现,那将是一场反贪革命引发的政治革命,将极大的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反贪官是否真能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政府是否有魄力进行一种制度探索,给予这门生意以制度化的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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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25日 15:47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鼠标如何改变中国?
    梁丁:鼠标如何改变中国
        

    1:互联网与公民社会

    网民不一定是公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和先进工具,无论公民,奴民还是暴民等等,在使用网络上都拥有平等权。但是,互联网这种技术手段和先进工具,却天然包含着使人从前现代国家之人民(威权国家)向现代国家之公民转变的天然基因。理由是:
    所谓公民,其主要的生成逻辑乃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正常化,当前中国人无法奢谈公民,正是因为此种关系的不正常,权力具备先验性,生来正确,党政合一,分开太难,代议制难以确立,使得权力缺乏起码约束,权力太强,权利孱弱。
    而互联网的出现,至少使得局部领域,譬如相对于某行政部门,某地方政府,某垄断国企或利益集团,权利一方可以形成集群效应,实力剧增,而权力一方针对网民个体的惩治,其实施成本也远超现实治民。两项综合,竟扭转力量对比,而实现某种程度的“实力均衡”。
    以中国之现实,茫然四顾,除却互联网,能够扭转“权力”与“权利”之力量对比,使得其向“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正常化演化的,可谓绝无仅有。如此,倘若中国要生成公民社会,至少目前看来,互联网暂时还是华山一条道。


    2:互联网与民主

    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差别之一事:前者真相多,秘密少;后者真相少,秘密多。因此,构建民主社会的一个前提,就是除却谎言,让民众获知更全面的讯息,获知更多的真相。
    互联网会不会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必须分而论之:互联网信息传播的低成本,迅捷性,以及无界沟通,信息共享的特性,大大加大了舆论管制的成本。管制成本的增加,,会导致几种情况,其一是管制的松动,这也部分符合目前事实的演变,其二就是不遗余力加大管制成本,这仍然符合目前的政府作为。但是,即便如此,一个政府能够使用的成本并非无穷的,他此种成本的增加,会一直损耗其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其三,很多时候,其又可能出现首鼠两端、患得患失的情形,这依然符合目前的政府作为。
    由上可知,在第一和第三种情况下,互联网对于促进新闻多元,信息自由,对于促使民众更多的了解真相,都是极有帮助的。而这些,都是促使权力机制进行调整,推进民主进程的有效准备条件。

    3:互联网的言论自由
          言论无法自由,新闻得以限制,是中国目前的现状,在互联网上,亦是如此。但是,互联网显然拥有比现实社会更大的舆论空间。这是因为,尽管在公共传播上,有司依然可以采取种种措施来实现自己想要的舆论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互联网却具有私密性,比如说QQ,MSN,群组,以及个人博客,一些小规模的论坛等等,因此,在这个圈子你基本能够保证言论的自由,无论你表达何种观点,写了何种尺度过大的文章,都不太可能被限制。而且,在一定的公共传播领域,在一定的言说尺度范围,我们依然可以保持言说的自由。当然,这两种情况,传播效果都打了折扣。

       因此,对于中国互联网的言论自由状况,分析政府的作为,精准的评价是,压缩传播空间,降低传播速率,给自己争取更多的“缓冲”时间。这和其一贯强调的“可控性”吻合,但是,所谓“缓冲”的历史效果如何,难以评价。

    4:互联网与国家统一
          之于国家的统一或者分裂,互联网顶多能够起到隔山打牛的作用。我们依然无法得出结论,专制或民主制度,谁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完整!
       但是,如果此处说的统一和分裂,针对的是具体事务,比如说台湾问题,我认为,在未来,两岸之间的制度区隔,政体差异,将日益成为两岸统一的一个重要变量,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都不可能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再比如西藏、新疆等地的分裂主义,本质是一个民族和解,宗教宽容的问题,而非武力仗持和经济扶持的问题。

    5:80后、90后与过度娱乐问题
        对于80后、90后网络生态的质疑一直声势浩大,这种忧虑有老一辈对下一代的期许,但更体现了老一辈面对一个新兴价值群体的无所适从。
      
    娱乐是互联网的核心功能之一,而且,就算当前的青少年真的只用网络来娱乐,也并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至少,这里能够摆脱意识形态以及学校教育的负面影响,给他们的个性发展以巨大的帮助。可以说,80后比前辈人有希望,而90后比80后更能够给我信心,因为他们有个性,具备自我意识,崇尚自由,反感被管制。这样的一群人,远远比在所谓的国家,民族,党,等等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下成长起来的前辈们更有活力,更能够许国家一个美好未来。
    而对于其“公共性”缺失的质疑,更是一种杞人忧天,这点,我相信,只要有这样一群人(有个性,具备自我意识,崇尚自由,反感被管制)在,互联网便一定可自发生成的多元观点谱系和秩序系统,有人整日娱乐,不问国事,也有人心忧天下,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大家并行不悖,各得其所。

    6:广场生态的真问题
    谈网民和互联网生态,绕不开一个词语:广场生态。互联网就是一个大广场,在早期,尤其是在中国还存在“大量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这一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极易形成广场生态和集体无意识的景观,这也是很多人忧心忡忡于“网络暴民”,“话语暴力”、“劣币驱逐良币”的根本原因。这种忧虑最大的毛病在于忽视了互联网多元话语谱系对广场生态的极大弱化。

    在这个大广场,每天不知道在发生多少大大小小的观点鏖战。真正让人担忧的是,这些观点鏖战,总有人试图引进强力解决,试图引入“权力”,这一在当前还具有消灭声音能力的力量,将对手打入万劫不复的境界;而另一方面,“权力”自身也往往会秉持自身绝对正确的立场,而忘记自身作为“社会仲裁者”的基本身份,试图引领和强制设定本该由互联网自发生成的多元观点谱系和秩序系统。

    广场生态并不可怕,只有广场生态与“扭曲的权力需要”合流,才会真正形成致命的影响。可以看到,无论是十来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狂潮”,还是08年之后,中间有了些许沉寂的极端民族主义潮流又开始汹涌,就人数而言,其无疑是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在网络江湖中,在和少数自由主义者的论证中,却从未真正的占据过优势。即便是汹涌如洪水的谩骂侮辱,即便那种动辄要“人肉搜索”的威胁,也丝毫没有改变其在观点论证上的劣势,恰恰相反,只要“权力”不进场,每一番论战之后,一批民族主义者就会改换门庭,成为理性爱国主义者甚至是秉持一部分自由主义思想的公民。

    7:每一个鼠标都有可能改变中国
       互联网是这个积弊深重国度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作为大时代、大转型的一份子,网民不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更可以以鼠标为利器,推动中国之转型和进步。因此,在结尾处,用一句牛逼哄哄的、充满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的话结尾:只要你愿意,鼠标也可能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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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6月25日 15:46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经济适用房,制度溃败实属必然
    梁丁:经济适用房,制度失守实属必然

    武汉经济适用房“摇号事件”中, 5141名符合条件者参与摇号,在摇出的124名幸运者当中,竟然奇迹般地出现了6个连续号码。这神奇的六连号,经过华中师大一位数学博士的测算,出现的概率仅为千万亿分之一,实在滑稽。对于此次摇号作假,当地政府创纪录的仅仅开了一个55秒的新闻发布会,可谓持续戏弄民众。

    而长久以来,关于“宝马购房者”、“奥迪购房者”以及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的丑闻,可谓层出不穷。倘若说,类似的事件仅仅是极端个例,大众尚且可以归结于少数人的道德败坏,漠视法律法规,铤而走险,而当此种情形大面积出现,就不得不思考,“经济适用房”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其大面积的沦丧是否是一种必然?

    任何一项政策的推行,无外乎要考察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就是它为何而来,其指向如何(即政策推行的良好愿景);其二就是它该如何来?(即政策推行的路径选择,包括如何完善配套机制,实现所要达到的良好愿景,防止制度异化。)

    就第一点,其指向和愿景,就首先站不住脚。相对于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优惠以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之巨(城镇大小有别),如此巨额的福利举措,指向的却远非城镇中最贫穷的阶层,以广州为例,经济适用房大多价格在20万元以上,而2008年,广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万元,如此可知,这些能够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群,远非城市居民中最需要得到政府福利扶持的贫困阶层,因此,其指向就令人生疑。一个可行的建议是,倘若政府将经济适用房以市场价格出售,其余额部分可以用来补贴最贫困的城市平民阶层,其政策效果是不是会好很多呢?

    第二点,即便是指向的不是最贫困的城市平民阶层,而是相对的中低收入阶层,其愿景也不可能实现,此项制度必然会出现异化。只要厘清相关利益群体,然后为其进行扼要的“成本—收益”分析,就会明白制度的失守难以避免。
    相关群体,其一就是可以获得购买资格的城市居民;其二就是审批人员以及其他相关官员(比如上级或者利益交叉部门的其他官僚等,涉及官僚之间的利益交换);其三就是不具备购买资格的城市居民。 这里的利益考量是,购房资格可能相当于人民币数万元乃至于几十万元不等(城镇大小有别):    
    对于不具备购买资格的城市居民而言,只要其能够了解必要的信息,熟悉审批流程或者某些官员,那么,以造假付出的成本计算(打通审批官员的物质成本),以及造假露馅可能受到的惩治(非常弱的风险成本),相对于巨额收益(数万元乃至几十万元),通过造假获得购房资格就成为这批人非常理性的经济行为;
    对于审批人员来说,就意味着巨大的寻租空间,只要是其帮助造假寻租所付出的代价小于收益,那么帮助造假寻租就是其内在冲动,而以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弱监管现状,毫无疑问,并不具备约束其帮助造假寻租的可能性。
    而对于具备购房资格的城市居民,因为害怕审批人员和不具备资格居民的徇私舞弊,有时也不得不用额外的成本,去确保自身的购房资格。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摇号”制度,这种制度,使得即便具备购房资格的人,也需要通过“运气”来获得最终的购买权利,因此,任何已经入围的具备“摇号资格”的居民,其落选都是理所当然。这便使得这群最直接的利益相关群体,失去了大部分的监督热忱。而对于审批者和资格造假者而言,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多付出一些购买或制造作弊摇号软件的成本。基于对“摇号”监督约束极度弱化的现实,从此种意义上来说,摇号制度实际更有利于审批造假。

    公共政策更多的向弱势群体倾斜,这是一个政府天然职责,然而,一项制度要想取得合乎愿景的要求,其制度安排的合理性,监管约束体系的有效,配套措施的完善,都必不可少,倘若仅仅以“政府让利”为口号,以“补贴穷人”惟口实,而不顾其政策扭曲的可能性,也不管政府投入的实现效率(要知道,政府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贡献的),则已然陷入民粹主义的粪坑,非但于事无补,反倒是愈帮愈忙,这或许就是经济适用房所面临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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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5月4日 11:27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90年后,需要另一个五四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背离

          “五四”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亦即民主和科学,经由“五四”之后,中国数十年一直效仿倡导的“英美体制”以及数十年的渐进启蒙,被完全中断,民族主义大潮和激情革命话语成为中国此后90年的主旋律。
    1915年发端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两大派别;一派是以胡适为扛鼎的渐进自由派;一派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激进革命派。

          自由派们,传承了自洋务运动以来的英美方向,坚持渐进改良,反对激进革命,主张从一点一点的事情做起,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积少成多,而达成制度的变迭。而激进革命派们效法“法,俄”,其成员大抵有日本留学背景,在日期间,多受法国浪漫革命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革命理想影响,主张激进革命,对旧的体制来一个总的清算,在废墟中重建国家。两派观点殊异,却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孔教文化。之于陈独秀等激进革命派而言,孔教文化作为专制和奴役的代名词,对其进行权力批判,乃是必然;而对于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而言,却将中国的腐败和落后找到了文化根源—孔教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颇有点文化决定观的论调),自然也得打倒孔家店。

          “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的狂飙突进,其表现出来的群众运动的暴力性,无理性譬如说放火,打人,耍赖之类的手段,全部因为群众运动和目的正义而得到工农和市民阶层的支持,其理念已经完全背离自由派的渐进,改良,启蒙、理性之类的观念,学生运动的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也逐渐与运动分道扬镳;甚至连深受北大学生敬仰的蔡元培先生也因此自行请辞北大校长职务。

          而在7月所爆发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两派彻底决裂,中国正式进入左倾的激情革命话语时代,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摆脱。

          自由派的缺失

          一些著名学者,比如李泽厚,对于“五四”引发的中国歧路之选择,唤作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将此前新文化运动当作启蒙运动,此解说当然契合自由派渐进变革之主张;而朱学勤却认为新文化运动体现的乃是自由派在“文化决定论”下的文化激进主义,朱先生主张“制度决定论”,因而,也将此当作自由派失败的一个原因。
    自由派两个缺点:
          其一:政治幼稚病,多少具有“普世价值决定论”的症状。
    一方面,自由派希望从西方获取心理认同和政治支持,乃至寄望于其能在外交,军事,政治等诸方面为中国提供帮助,希望其为中国的渐进改良、启蒙。民主变革、制度升级等提供有效的外部助力。这无疑是背离了国家间基本的利益关系原则,另外,也未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缺乏深刻的理解,在列强环伺的现实情境下,民族主义无疑是个基本的民众思潮,而如何应对这一思潮,自由主义者们缺乏办法,直到今天亦有所体现。另一方面,作为具有鲜明知识分子特征的群体,其具备鲜明的精英色彩,与民众有相当隔离,而另一方面,民众又是他的启蒙主体。
          其二:对于民主,自由等价值的诉求流于宏大叙事,而较少从民众之具体细微利益进行考察,使得民众基础的匮乏进一步凸显,因此,又更多希望获得体制内的支持。自由派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所处的尴尬的中间位置,也决定了其既不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反对派,也不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合作者。

           运动精神的内在缺陷

          “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出现,并未带来一个美丽新世界。1919年为起点,到2009,时间已经跨越90年。我将这段历史划分为两段,进行观瞻。以1978为界,1919至1978,尽管期间数易政权,但无论是北洋政府的军阀时代,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不论内战时期,还是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上,斗争哲学为纲的大运动年代,都与正统“五四”精神有内在联系(民族主义大潮与激情革命话语)。
          有人说,这是“民主”和“科学”没有被真正提倡,真正尊重有关系,这当然道理。知道今天,我们还在不断的呼吁,中国需要民主,需要科学,需要自由等等,知识分子也更多关注这些价值缺乏所引起的病症,而较少关注这些价值所存在的内在缺陷。
          简言之就是:倡民主,少共和;有科学,无关怀;好自由,缺法治。
    所谓民主,最被提起的就是多数原则,而共和,最基本的就是要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倡民主,少共和,很容易产生的后果就是导致多数人的保证,而多数人的暴政最终的结果只能导致独裁和极权政治,这同样已经被五四后90年的历史不断的验证。关于民主和共和的关系,杨小凯先生有过彩的分析,有兴趣者可以找来相关的文章看看。
          有科学,无关怀的结果就是导致科学主义,技术至上。工具理性掩盖价值理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倘若说科学不注入人文关怀,不涉及哲学,工具理性不配合一定得价值理性的构建,科学就很可能成为一种冰凉的缺乏指向的工具,最终会损害的是人类本身。一个讶异的例子,就是去年地震的时候,我们依然高举人定胜天,多难兴邦的论调,而缺乏对自然和灾难的敬畏,是一种渗透骨髓的科学至上的论调。
          中国是个关系社会,人们习惯非制度化生存,凡事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找后门,摆平,而缺乏对规则,对法律的尊重,如此,法律必定就会成为少数人把持的工具,于是,人们又抱怨说,社会太混乱,管制太少,又希望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终止混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大家都口口声声说要自由,却忘了自由的一个前提是法治,无法治则无自由,倡法治的双层含义是,首先是要自己守法,尊重规则,其次是要以法律为利器,促使不守法的政府机构守法,倘若因为政府机构的不守法,成为自身不守法的理由,那么恶性循环永不能打破。

          大启蒙时代的到来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攻坚,我们不得不审察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其一,“改革成本由大众承担,改革成果却由少部分人享有的 “扭曲的改革”;其二,单纯的经济改革不足以支撑起中国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因此,反思五四,既要民主,又倡共和;即谈科学,又有关怀;既要自由,更守法治,凝聚新的共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今天谈启蒙,有两个基本前提,其一是启蒙是必须的,因为今日中国,依然是一个常识不昌的国度;其二,大启蒙时代的到来,那种启蒙者—被启蒙者模式,已经失去生命力,实际上,在信息时代,启蒙的真实含义,每个人都可能是启蒙者,同时每个人又无时无刻吸取新的资讯,接受新的常识,成为被启蒙者,这种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泛化和身份重合,是大启蒙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
           因此,自由知识分子既要认识到启蒙的必要性,又要摆脱那种虚妄的说教者身份,更为重要的是,在践行民主、共和、科学、关怀、自由、法治等价值的时候,要摆脱以往宏大叙事的窘迫境地,为这些价值引入具体细微的利益考量。
          可以看到,自由派的政治幼稚病症状已经基本消退。无论是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把握,还是对于各种思潮的运用,自由派们大抵都能够做到克制,容忍,理性。
          而所谓具体而细微的利益考量,一方面是指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逐渐形成,但凡有一些社会关注,民众瞩目的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热点事件,就有一批专家学者媒体人评论人积极介入,形成热点效应,集聚强的启蒙效应。
    另一方面,乃是指的公民行动和NGO组织的不断发育和成长,积极践行到公共生活领域,譬如说环保,慈善,上访,法律维权等实际行动当中,而最终推动一个公民社会的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主义者们作为温和的反对派,积极的批判性建设群体,他们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粘合剂,是维系社会和谐和平衡的缓冲地带,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中,暴力革命和改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处于中间的自由知识分子既要约束权力,使其获得更多的渐进改良的空间,又要防止底层民粹情绪的蔓延,暴力思维的发酵,避免沦向革命,这种夹缝角色或者是中间角色无疑是一种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难点,同时也为其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提供了可能。
    (草稿,欢迎批评)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2) | 引用(0)


    2009年4月24日 07:14   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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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丁:和大学生城管讨论《城管执法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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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丁    发表于2009年04月24日 06:14 阅读(0) 评论(0)
    分类: 个人日记 权限: 公开


    梁丁:这是一名大学刚毕业,参加城管工作不久的青年,看了我文章之后,就《城市执法秘笈》等,和我在QQ展开了对话。大学生城管在东南沿海一个盛会城市,属正式公务员编制,聊天记录很多,征得他的同意,先发一大段上来,其中谈到很多的问题,的确颇令人深思。

    2009-04-23 22:49:45 梁丁
    至于  这个恶法以及城管体制性的东西 你要是有兴趣讨论的话
    就涉及到  所谓的干净的价值 和底层百姓的生存权  这个问题了
    你说是不是 ?
    2009-04-23 22:49:55 城管
    你说,怎么保证我们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做好市容
    我们扣东西,按程序,摊主说,我买自已的东西,你说不让卖,我就走了,你为什么还摆?
    2009-04-23 22:51:33 梁丁
    放开你城管的身份 你站在一个人的立场  一个普通公民的立场  
    我跟你说说这个问题   底层百姓的生存权和 城市干净的价值  
    2009-04-23 22:51:57 城管
    这个问题,你认为,我们能解决吗,解决不了,
    2009-04-23 22:52:46 城管
    按你这个理论,当然了,生存的权力大于一切
    应该让摆,是吧,  
    2009-04-23 22:52:59 梁丁
    不是这么简单的
    只是政府至少要有这个政策取向
    政府是应该以人为本的 ?是吧
    2009-04-23 22:53:21 城管
    是,啊,
    2009-04-23 22:53:26 梁丁
    最基本的又是什么  是以人的生存权为本  是不是?
    2009-04-23 22:53:40 城管

    2009-04-23 22:53:47 梁丁
    那么  政府就应该有改良体制的决心  有这样的政策取向?
    对不对?
    2009-04-23 22:54:04 城管
    也对 继续说
    2009-04-23 22:54:08 梁丁
    而且你是不是承认?
    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多家庭 如果不去搞小摊贩  活不下去? 是不是?

    2009-04-23 22:54:45 城管
    反对
    2009-04-23 22:54:49 梁丁
    这是不是事实?至少增加了一门就业的出路? 是不是?

    2009-04-23 22:55:07 城管
    这可以
    2009-04-23 22:55:24 梁丁
    我们的福利保障制度 医疗保障   是不是还很不健全

    2009-04-23 22:55:38 城管
    是极不健全 基本就是没有
    2009-04-23 22:55:55 梁丁
    那么政府是不是应该积极的引导小摊贩?  
    给他们出路   合理的引导  

    2009-04-23 22:56:19 城管
    你就把你最后要说的讲出来,这些弯,我会转过来  
    2009-04-23 22:56:27 梁丁
    最根本的 政府的政策要改  这部恶法要改
    不要说什么城市干不干净  这些扯淡的话
    要创造条件  要合理引导

    2009-04-23 22:57:22 梁丁
    比如说  你可以叫他们好好的打扫卫生
    把自己摆摊的地方弄得干净一点
    比如说  你可以叫他们不要在交通要道  不要给交通疏散  人流疏散造成阻碍

    2009-04-23 22:58:02 城管
    你的意思还是说,可以摆,城管做的事,是引导,给于引导,而不能一直的严厉不让摆,是吧
    不搞一刀切的,不让摆,让他们在规定的地方摆,是吧
    2009-04-23 22:58:26 梁丁
    你应该把我这些话跟你们领导说  跟你们同事说
    如果他们还不是王八蛋  不是流氓  
    会认可的

    2009-04-23 22:58:50 城管
    我们有做,也是这样做的
    也知道一刀切的,不让摆,我们的工作难度也很大,谁爱去跟你们冲突啊,
    2009-04-23 22:59:56 梁丁
    说句真心话     我替你们感到不值
    如果万一哪天发生冲突   被一刀捅死了  
    还要被人骂王八蛋  你说是不是?
    你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大家达成双赢?  为维护这个城市的文明做出一点点努力

    2009-04-23 23:00:50 城管
    就像我们现在,不让摆在大学正门口,有划出一块地,可是,一小部分的,有一小部门的,比较听话的,会在那里,但是大多数知道正门口好,你一走,就到那里了,而那个地方是要道,怎能摆呢
    2009-04-23 23:01:18 梁丁
    作为强势部门  武力强  权力强  你们有更多的责任  有更多的耐心  
    不要急于求成  

    2009-04-23 23:01:29 城管
    就像我们现在,不让摆在大学正门口,有划出一块地,可是,一小部分的,有一小部分的人,比较听话的,会在那里,但是大多数知道正门口好,你一走,就到那里了,而那个地方是要道,怎能摆呢
    2009-04-23 23:01:48 梁丁
    那就是你们的技巧的问题了
    当然 这个要求有点高  
    但是  只有这样 才可以慢慢改变这种水火不容的局势  你说是不是?

    2009-04-23 23:02:19 城管
    我们不是强势部门哦,我觉得也是弱势群体
    他们,你在车上叫一佰声,他都不理你,你下来动他一下,跟人干起来,他可以拿工具,我们敢吗
    说白了,他打你,他可以说,他是无知的百姓,你打他,他说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2009-04-23 23:04:51 梁丁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就是一个死结了

    2009-04-23 23:05:09 梁丁
    这样的情况  所谓的暴力抗法  我也了解不少  
    如果你们也依靠团伙武力的优势  予以反击的话
    那么这个死结就不可能化解了  
    希望你作为一个大学生新人  永远都不要想着用这招去解决问题

    2009-04-23 23:05:43 城管
    有的用油泼过来,把我们的车都掀了,我们已经很忍让了,最后,就是没人管,我们也不管了,
    管不了,
    2009-04-23 23:07:12 梁丁
    而且老百姓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了 现在
    他们在摆摊过程中 发现唯有死横才能够有点可能保护自己的一点利益  
    自然会采取这个办法  对付城管
    闹得越大越好
    2009-04-23 23:08:28 梁丁
    你想想  为何他们唯有死横才能够有点可能保护自己的一点利益?
    2009-04-23 23:08:37 梁丁
    所以,我的建议是依据是  即便你们执行一步恶法  
    也要遵守一个最基本的程序原则,
    (那种随意扣车,罚款不给收据,甚至砸摊打人的事情,用任何理由解释都是荒谬的)

    2009-04-23 23:08:45 城管
    那我们怎么办,你说,
    他们保住了,我们就回家了,
    队长过来看到,这场面,你说,不骂死我们  
    2009-04-23 23:09:18 梁丁
    你的意思是说  上级下了死命令

    2009-04-23 23:09:35 城管
    对啊,
    2009-04-23 23:09:40 梁丁
    再重申一遍,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即便你们执行一步恶法
    也一定要有一个底线
    就是严格按照恶法的程序要求
    先全部做一遍 还不行  那报警  
    2009-04-23 23:10:09 城管
    这样的,你认为,行吗,
    最后,领导照样换人,叫一队能搞得下来的来做
    2009-04-23 23:11:25 梁丁
    一定不能掀摊子 打人 团伙暴力

    2009-04-23 23:11:46 梁丁
    其实你说这句话,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流氓在城管里才能够生存下去

    2009-04-23 23:12:15 城管
    也不是流氓,现在我们不认定这个,
    2009-04-23 23:12:17 梁丁
    你不做流氓  上级和政府部门就会让流氓来取代你们的位置
    谁都知道搞得下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执法秘笈里面提得那些招数

    2009-04-23 23:13:18 城管
    你也不要提那密笈了,北京可能有吧,我们这,真没,
    2009-04-23 23:13:27 梁丁
    这叫做劣币驱逐良币  
    流氓驱逐好大学生 不得不使大学生变流氓
    是不是? 其实这不就是这个城管体制最大的问题吗?

    2009-04-23 23:14:27 城管
    确实,我们做事,不如他们,他们一来,不要叫,车子一停,一般摊主都走了,
    我们下来,叫了半天,慢慢的,不想走
    市里来检查,都不敢让我们出去管理,都引他们来管
    我们管,半天,街上清不干净,
    他们,不要三分钟,似乎让人觉得他们是对的,方法有效,得力, 有能力
    2009-04-23 23:16:36 梁丁
    这就是秘笈力说的杀人不见血  
    周围不见人 快准狠  

    2009-04-23 23:17:20 城管
    对啊,你说,这让我们怎么跟上面解释这点,说不过去啊,
    优秀年年都是他们的
    2009-04-23 23:17:30 梁丁
    这些内部教材  城管执法秘籍 (我突然发现)
    其实就是写给你们还有一些纯善的大学生 新人看的
    2009-04-23 23:18:05 梁丁
    让你们如何更快准狠得成为一个流氓
    然后就可以达到流氓有文化的境界  城管的战斗力又得上一个台阶

    2009-04-23 23:18:44 城管
    高啊,
    不得了了
    2009-04-23 23:18:59 梁丁
    懂不懂?
    然后你们成了流氓  
    还可以跟小摊贩 讲法律 讲规则
    文武并用  恩威并施
    比纯流氓战斗力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2009-04-23 23:19:46 城管
    那你是说政府错了吗,
    2009-04-23 23:19:54 梁丁
    这问题的答案你认为呢? 为什么会这样

    2009-04-23 23:20:07 梁丁
    你们也许是无辜的  你们也不想成为一个流氓
    可能女朋友看到你们这样流氓一回   就BYEBYE了  好好思考一下吧  
    梁丁 发表于 社会 | 评论(0) | 引用(0)


    2009年4月14日 18:08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中国国力办不了12年义务教育的原因
      梁丁:中国国力推行不了12年义务教育的原因        

            

            3月底,教育部回应关于12年义务教育的传闻,表示我国仍坚持九年义务教育,目前义务教育的重点是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和两基攻坚计划(实现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2年义务教育的做法不符合我国目前国力。

           “不符合国力”,这个词语用的相当好,中国现在是个什么“国力”?这大概是众说论云,但是有一种兴奋剂和鸡血混合的“国力说”一直占据着大众的眼球,大约就是大国崛起,中国终于要摆脱百多年的屈辱史,昂首挺胸了,要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做人了;譬如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认为中国财力雄厚,大概可以充当一把拯救世界的神圣责任,至少是部分的责任;譬如说,前一阵有一群“不高兴”的学者,认为中国可以不高兴了,可以亮剑了,说了一大通持剑经商,争取族权的话,其实各种各样的版本,在以前德国,日本很多国家都见识到,通用的词句是:向外扩展生存空间。

           在这批人看来,中国的国力是不成问题,当然,他们的主要思路是耀我国威,扬眉吐气这一套,慷慨激扬的还会举一些汉唐盛世,康乾帝国之类的,至于我们每个国民,每个公民?他们的处境怎么样?他们是不是不高兴,他们为什么不高兴?不能说关心的不够,但至少是放在第二位的。

           还好,政府一直都保持冷静,知道“中国国力”的国力大抵是什么样子?所以一直很低调的说,中国式发展中国家;中国不折腾;中国不能救世界经济;中国不输出革命,总之,以国力论,中国可能怎么都算不上一个强国。

        以中国的国力,当然搞不了耀我国威,扬眉吐气这一套,但是拿点钱来搞点关系长远的义务教育,应该还是有这个“国力”的?一组数据是,2003~2007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同期GDP的比重为2.6%,远低于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确定的2000年达到4%的目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更有很大差距,甚至连非洲一些落后国家,譬如说乌干达之类的,比中国国力差了几个档次的国家还不如。

            所以说,中国国力虽然没达到耀我国威,扬眉吐气的程度,但是超越乌干达,搞搞教育的国力可能还是有的,之所以现在非但九年义务教育和两基攻坚计划都难以得到完全保障,而且还经常拖欠一些小城镇,乡村教师的微薄工资,这就说明,“中国国力”还得先保障其他更为紧要的事情。

           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当然既不是耀我国威,也不是12年的义务教育。今天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小镇,江苏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期间,招待用烟共用去了5277包,约为530条。每个月的招待用烟数量都超过了1319包,均为中华香烟,有硬盒有软包,按均价每盒50元算,一年就得花上70W,刚这一项,就够得上一百多名农村孩子读完高中了。

            国务院参事任玉玲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史无前例。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而日本为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这或许才是“中国国力”指向路径最真实的写照。

            挺担心中国的孩子的(诸如毒奶粉,留守儿童之类的就暂且不表了),尤其是一些贫困山区的孩子,但更担忧的是中国的国力,因为我们的GDP即便如何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如何滚雪球水涨船高,这个“国力”都得先被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先“中华烟”一把,倘若万一“国力”还有点盈余,说不定那种“耀我国威,扬眉吐气”的冲动又涌上心头,所以,孩子们,以及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只能先受点委屈了,用一套“读书无用论”先安慰安慰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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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14日 17:54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灌水]“辱毛”避孕套广告是如何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梁丁:避孕套广告是如何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一家名为“Ads of the World”(世界广告网)网站的“全球广告展示”栏目中见到一份名为“Doc Morris药房:毛泽东”的广告,并和希特勒、本·拉登并列,海外华人对此表示非常气愤,认为这则广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必须要道歉。

           1:由衷赞叹某些海外华人的“爱国”热忱,但是问题是,哪个才是他们的国呢?这些人,大部分都已经取得了德国国籍,从法律上来说,是德国人了,他们这样的行为是“公然叛国”,是德国贼,严重损害了德国人民的感情,所以,建议恳请他们放弃德国国籍,重新加入中国国籍,然后,再来严重抗议这个德国广告损害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伟大感情!

          2:相信很多感到无望甚至绝望的中国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愤怒,在国境之内,自己便隔三差五的被所谓的人大代表们代表,甚至还要被那几个说《中国不高兴》的家伙代表自己不高兴,现在,竟然轮到这些“德国人”(这些海外华人)来代表,说自己感情被伤害了,这有点惨无人道了。

          3:再来谈侮辱中华民族,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里先要纠正一个简单的错误,“伟大的毛主席”不等同于中华民族,也不等同于全体中国人,这应该是很简单的道理。几十年前,我们全体中国人都被他代表,要大跃进,要文化大革命,要赶英超美,要复兴全人类,要解放全世界,全体中国人也给过“伟大的毛主席”机会了,而且长达27年,可是,事实已经确凿无疑的证明,毛全面代表中国人的伟大实验,已经彻底失败了,除了导致饿死几千万人,哀鸿遍野,道德全面崩溃之外,几乎没留下什么遗产。所以说,倘若还要认为毛跟中华民族、跟全体中国人挂起勾来,代表全体中国人,不但那些冤魂不同意;拨乱反正的改革家邓小平也不同意;以及现在依然在进行努力想建设和谐社会,深化改革的胡哥、宝宝也不能同意。

          4:就我自己而言,伤害感情的状况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广告本身没有伤害我这个中国人的感情,但是,倘若使用了这款避孕套,我觉得是侮辱我的性器,是伤害它的感情。当然,你可以认为我这种感情很荒谬,但是一个和谐社会的中国,一个法治社会的中国,一个大国要崛起的中国,作为热切热爱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粉丝们,应该有这个气量,允许某些人的存在一些荒谬的感情,否则,我们得开设一个中央级的内心荒谬感情审判法庭,您们说对不对?

          5:关于希特勒、本拉登、毛泽东并列的问题。可以说,本拉登肯定不乐意,因为他会说,怎么把我跟希特勒放一起啊,我跟他作恶的层次,不是一个量级的啊;当然,从反方向说,对于对作恶志存高远的本拉登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激励”。至于将毛泽东和他们两个并列,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说,这是允许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对怎么评价毛泽东,有很大的分歧,恨的人恨得要死(这广告就契合这部分人的观点),爱的人还是称呼其为伟大领袖毛泽东。所以说,这么一个问题是,既要允许人们爱戴他,称呼其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又要允许一部分人认为他确实害人不浅。否则,因为双方观点不对,就要就要辱骂诛杀对方,威胁要消灭对方的观点,甚至恐吓要权力机关把对方抓起来治罪,那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就基本上白改了,历史就倒退了。

          6:不出所料,这篇文章后满将出现一些诸如人渣,王八蛋,卖国贼,神经病,蠢货,草泥马之类的留言,而且大部分是那些热切拥戴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粉丝留的,当然,也可能会是所谓的“右粪”留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反现代社会常识,反文明,反理性的做法,但我认为这仅仅是你们出于一种“伟大的感情”受到刺激后自然喷发的结果,当你们回到日常生活中,你们依然会去尊重这些常识。

    完整新闻链接:
    环球时报4月14日报道 德国一家广告商竟将中国已故领袖毛泽东作为安全套广告的主角,还和希特勒、本·拉登并列,以体现其“创意性”。该广告自今年3月问世以来,在德国引起广泛质疑,尤其令海外华人非常气愤。一名当地学者表示,这种为出位、出名,不惜抹黑中国的做法“令人难以接受”。
    最近,很多华人向《环球时报》记者反映说,他们在一家名为“Ads of the World”(世界广告网)的网站看到一张侮辱中国领袖的广告。记者在该网站的“全球广告展示”栏目中果然见到一份名为“Doc Morris药房:毛泽东”的广告。该广告借用中国领袖的形象,并加上希特勒与本·拉登,来为一家荷兰药店的安全套做广告。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广告制作方Grey Worldwide公司为德国第二大广告公司,已有50年历史,在97个国家设有428家办事处,包括中国上海。《环球时报》记者13日致电该公司,但由于正值复活节,无人接听。
    Grey Worldwide公司不知是没预见到这样的广告的恶劣后果,还是成心要这样做。住在柏林的沈影女士气愤地向记者表示,这则广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必须要道歉。“Ads of the World”网站的读者评论也给广告打了低分。在以10分为满分的读者评分中,该广告只得4.5分。一名叫瑞皮的网友说,“把中国领袖和希特勒放在一起?这很可恶!”
    德国国际媒体研究所专家艾特伯斯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广告的创意是“即使像毛泽东那样强大,我也不怕”,以此说明安全套的保险性。但这样做显然违反了做广告的原则,并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艾特伯斯说,把受中国人爱戴的中国领袖毛泽东与希特勒和拉登“混为一谈”,令人难以接受。Grey Worldwide公司显然是想借中国领袖出位、出名,甚至不惜“抹黑中国”。另据德《霍利特日报》报道,德意志银行已拒绝与Grey Worldwide公司合作,因为不满其创意。
    这已不是德国公司第一次利用中国领袖形象做广告了。一家德国保险公司曾用中国领袖作为电视广告的主角;一家广播电台还在领袖的眼睛上画上装饰;还有一些公司像Grey Worldwide公司一样,肆意篡改中国领袖的形象,以达到他们的宣传目的。2008年1月,法国雪铁龙公司在西班牙的一幅广告中篡改了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形象,该公司后来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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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10日 14:44   晴天 
    开新窗口访问该主题 [原创]梁丁:谁是经济危机中最幸福的人?
                            
            
      梁丁:从统计总局数据看中国经济的秘密

    统计总局发布根据年度统计结果: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注]为29229元,日平均工资为111.99元。

    与2007年相比,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了4297元,增长17.2%,增幅回落1.5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1.0%。(本文数据皆来自中国政府网)

            第一眼看到这个新闻,有点惊异。如果说要找一个去年的年度关键词,“经济危机”一定是极具竞争力的一个,但是,这个数据说明,基本上城镇在岗职工保持了风雨不动安如山善的本色,竟然丝毫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17.2%的数据,也远高于去年我国9%的GDP增长率。

        数据显然完全不符合大众一般的观感,无论是人们私下扯谈,还是在各大网站社区论坛,大家都在抱怨收入减少,日子难过,得节衣缩食。当然,统计总局作为最权威也是最高的统计机构,我们得相信其专业水准,因此,解读这个数据的关键,还在这个[注]上:

    注:根据现行统计制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工资总额是指这些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不论是否计入成本,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均包括在内。工资总额统计的是个人税前工资,并且包括个人交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帐户的基金。平均工资为工资总额除以单位的年内(季度内)平均职工人数。

    参照这个[注],就大抵知道这次经济危机对我们的冲击方式了。上面说了,除了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基本不受影响。2008年7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2964元(平均月工资为2160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0%,增长2333.5元,那么下半年的工资收入是(29229—12964)=16265,增长数也达到(4297—2333.5)=1963.5元;再来看,上半年城市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直很高,同比上涨7.6%,而下半年增幅一直在回落,到了年底,5.6%,到了今年年初,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这就意味着,这些人手持的货币,实际购买力反而有所提高,在综合现在一些大宗商品譬如说房产,汽车等,价格持续走低,因此可以说:

    从整体上来看(备注),经济危机几乎没有损害这一群体(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利益,其收入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而考虑到通货紧缩和大宗商品的低迷的因素,其实际购买力相对于危机之前,反而有所提高,如此,完全可以说他们是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最幸福的一群人。

    这次统计总局的数据,也许可以做一个参考,结合经济危机的影响,来说明我国当前的利益结构和分配格局,甚至还可以深层次的扯到经济结构这么根本性的问题上去。

    其中另一项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去年我国金融业中的证券业、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活动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分别为20.4%、27.2%和26.0%。这失少反应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的死:我国金融业,大部分的是属国有的,在这个系统中,可能已经形成了比较顽固的既得利益群体,因此他们可以在危急中逆风而上;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美国的经济危机,是以现行金融体系濒临崩溃作为最突出特征的话,那么中国的金融业其实受到的冲击是相当有限的,这跟我国金融业不够市场化,不够国际化,一直处于严格的政府管制,得到政府财政的全力守护有关。因此,一些财经论者也有论述:在现行格局下,只要政府财政不垮,我国金融业也不会垮,但是一旦这个最后的大堤崩溃了,其后果可能是美国金融海啸的十倍以上。

    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和金融业这么一个特点,所以,美国金融海啸传染到中国来,就第一时间体现在实体经济上,也就是我们的出口经济,我们的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们,因为订单减少,现金流断裂,立马就倒掉了一大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破产引起的连锁反应,其实暂时还只是表现出,在某个独立经济系统的内循环中:除了私营企业主和一部分制造产业链中的商人之外,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民工。而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其基本上没有牵涉不到数据中所说的: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其一是谈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损害群体,他们的利益无法得到体制的有效呵护,农民工就不说了,基本上缺乏话语权和博弈能力,只能黯然返乡,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至少有2500万的农民工没有了工作,这就可能导致上亿的农民一下子就陷入收入困境;而中小企业在危急时刻,在现金流和贷款问题上,基本上也没获得什么支持,甚至还迎来迎头棒喝,一些地方说要顺势“腾笼换鸟”,淘汰这一部分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可谓是雪上加霜。

    其二,可以看到,我国整个的经济体系,经济系统可以说是割裂的。这批支撑起中国奇迹的制造业,这么一大批民营中小企业,在受到危机的极大冲击之时,这个危机竟然没有迅速的传导到: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中去(至少在从业者的利益这一块,没得到体现)。这令人难以想象,中国的经济似乎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以前我们经常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即便在看似较为发达的城市经济系统内,也可能是割裂的,是两个并行的,割裂的两个系统。他们之间似乎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或许是我国现行经济结构最大的特征和隐患。

    这当然跟我过金融体系的特征息息相关,本来金融业就是弥合经济系统“断裂”,产业之间沟通的根本,但是,政府严格管制的,行政化色彩还较为严重的国有金融业,非但效率存疑(值得是资本盈利能力),而且其指向也是个大问题(没有有效的指向财富创造者),因此,大批的中小企业受不到“恩泽”也是必然。

    这种整个经济领域的体制性割裂,是不是就是我国经济结构的最大的特征?如此导致的利益结构和分配结构,是不是必然也呈现割裂状态?这或许就是,在一场危机之中,很多人感到“活不下去“了,得节衣缩食了,可是,依然有一个这么大的群体(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风雨不动安如山,成为危机中最幸福的一群人。

    备注,本文没提及这么大一个群体中可能存在的较严重的内部分化,这也是民众常感觉平均工资不满意的原因,这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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