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敬悼  谢韬先生

成 全 千 古 事，名 列 天 朝 文 字 狱，此 谓 人 生 有 幸；

匡 正 百 年 说，言 归 普 世 价 值 观，咸 知 大 道 不 孤。

                            章诒和  章立凡  同挽

敬悼谢韬先生

章立凡

国有遗贤此老人，谢公才调世无伦。
可怜满纸中兴策，欲救苍生讬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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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  谢韬先生

成 全 千 古 事，名 列 天 朝 文 字 狱，此 谓 人 生 有 幸；

匡 正 百 年 说，言 归 普 世 价 值 观，咸 知 大 道 不 孤。

                章诒和  章立凡  同挽


敬悼谢韬先生

章立凡

国有遗贤此老人，谢公才调世无伦。
可怜满纸中兴策，欲救苍生讬马神。

敬悼  谢韬先生

成 全 千 古 事，名 列 天 朝 文 字 狱，此 谓 人 生 有 幸；

匡 正 百 年 说，言 归 普 世 价 值 观，咸 知 大 道 不 孤。

                章诒和  章立凡  同挽

敬悼  谢韬先生

成 全 千 古 事，名 列 天 朝 文 字 狱，此 谓 人 生 有 幸；

匡 正 百 年 说，言 归 普 世 价 值 观，咸 知 大 道 不 孤。

                章诒和  章立凡  同挽

敬悼  谢韬先生

成 全 千 古 事，名 列 天 朝 文 字 狱，此 谓 人 生 有 幸；

匡 正 百 年 说，言 归 普 世 价 值 观，咸 知 大 道 不 孤。

                章诒和  章立凡  同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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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  谢韬先生

成 全 千 古 事，名 列 兲 朝 文 字 狱，此 谓 人 生 有 幸；

匡 正 百 年 说，言 归 普 世 价 值 观，咸 知 大 道 不 孤。

                章诒和  章立凡  同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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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  谢韬先生

成全千古事，名列兲朝文字狱，此谓人生有幸；

匡正百年说，言归普世价值观，咸知大道不孤。

                章诒和  章立凡  同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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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  谢韬先生

成全千古事，名列天朝文字狱，此谓人生有幸；

匡正百年说，言归普世价值观，咸知大道不孤。

                章诒和  章立凡  同挽

陈光甫不幸言中

章立凡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1949年3月20日，银行巨子陈光甫自上海飞抵香港。尽管对这片土地有无尽的眷恋，但直至1976年在台北辞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陈光甫（1881～1976），江苏镇江人，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开拓者之一，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回国后推动江苏官钱局改组为江苏省银行，辛亥革命后任该行监督、总经理。1915年脱离体制下海，创办了一家资本仅七、八万元的微型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光甫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引入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以吸收小额存款为服务特色，陆续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蓄、礼券储金等业务，并拓展到工商业、农业贷款和外汇业务。他主持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三十年间成长为行业巨舰，在全国拥有八十多个分支机构。陈氏本人也成为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尽管他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也不可避免会介入，曾支持蒋介石上台，历任政府经济部门要职，对抗战时期金融贡献甚大。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光甫出走香港观望形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及故旧李济深、资耀华等不断邀其北上，陈氏于去留之间也再三权衡利弊。他在日记中，对中共当政后的政治、经济政策作了种种分析推测，预料到“一边倒”的前景：

　　毛泽东来，恐怕不见得安定。有人说毛欠俄债太深，如东三省一百五十万人所用军火，通归中共使用，则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觉共内部必有分裂之情势。故香港仍为本行重要之中心。（《陈光甫日记》1948年12月6日）

　　陈光甫身为银行家，却没有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成见。他认为：“社会主义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产。”要发展生产，只有两个办法：“（一）要叫人赚钱；（二）逼迫做工，派人押得他做工，如古时之奴才。”他设想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提出十二条政策要点：
　　
　　一、鼓励投资，保护投资。香港繁盛，即是此法也。
　　二、合理工价。
　　三、鼓励外来来华投资及其技术。
　　四、外汇自由，不加管理。
　　五、外人可在长江内河航行，借此我们向他学习管理法，亦可限制中国军人跋扈，公务员猖狂，如此真真为人民服务。
　　六、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发展生产，不受中央控制。
　　七、行政多用外国人，减少官样文章及不负责行为。
　　八、速办学校，教育公务员而成文官（Civil Service），切不可交给党治学校去办。
　　九、币制独立，换而言之，即是不用发行弥补数字。
　　十、裁兵，以省下之钱做救济难民工作。
　　十一、大学由人民办，小学中学为强迫教育。
　　十二、此外一切新花样、新议论，严禁宣传，严禁不负责任之演讲，以免人心骚动。
　　只要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1948年12月12日）

    陈氏援引苏联“新经济政策”成例，期待中共建政后仿行：
　　
　　中国要实行规规矩矩的社会主义，须看工业化之政策如何，均要长期试验，取得民心，随时改进，且要有民主精神，真乃一件不容易的事，故敢断言共党今日之作风，必仿行斯太林新经济政策。在中国之新经济政策，当然必要看中国之环境，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主政者以农工主政为号召，此之谓俄式民主，与美国民主不同也。（1948年12月27日）
　　
　　他担心“中国之命运落在革命家手中”，并将中国革命家分为：（一）醉心革命者，一切无可理喻。（二）报仇，如孙中山排满……又如毛泽东三万里长征，立志推翻蒋政权。（三）热心名利之徒，追随时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欢迎。至于悲天悯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谈不到后果。（1949年4月7日）
　　
　　苏联1921年颁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对建政初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调整，内容包括：废除余粮收集政策，实施实物税；停止配给制度，允许商品买卖；放松贸易限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将资金与技术引进俄国；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让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这一政策实行到1928年，被斯大林废止。
　　
　　陈光甫认为“新经济政策”须有政治制度为保障，且忧虑“全盘苏化”的前景，可谓不幸言中。1949年《共同纲领》中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政策，只实行了三年就开始变卦，随着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改造”的开展，私有经济在1956年被彻底消灭。“不断革命家”的瞎折腾，两度将经济拖到崩溃边缘。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或可视为第二轮“新经济政策”，实现了从“逼迫做工”到“叫人赚钱”的转变；但斯大林主义体制架构未去，“热心名利之徒”盘踞自肥，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
　　
　　陈氏当年“规规矩矩的社会主义”发展蓝图，至今仍为可参照之历史标杆。
　　
　　                            2010年8月8日 风雨读书楼
                               《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3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陈光甫不幸言中

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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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1949年3月20日，银行巨子陈光甫自上海飞抵香港。尽管对这片土地有无尽的眷恋，但直至1976年在台北辞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陈光甫（1881～1976），江苏镇江人，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开拓者之一，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回国后推动江苏官钱局改组为江苏省银行，辛亥革命后任该行监督、总经理。1915年脱离体制下海，创办了一家资本仅七、八万元的微型民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光甫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引入现代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以吸收小额存款为服务特色，陆续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蓄、礼券储金等业务，并拓展到工商业、农业贷款和外汇业务。他主持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三十年间成长为行业巨舰，在全国拥有八十多个分支机构。陈氏本人也成为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尽管他刻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但也不可避免会介入，曾支持蒋介石上台，历任政府经济部门要职，对抗战时期金融贡献甚大。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光甫出走香港观望形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及故旧李济深、资耀华等不断邀其北上，陈氏于去留之间也再三权衡利弊。他在日记中，对中共当政后的政治、经济政策作了种种分析推测，预料到“一边倒”的前景：

　　毛泽东来，恐怕不见得安定。有人说毛欠俄债太深，如东三省一百五十万人所用军火，通归中共使用，则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觉共内部必有分裂之情势。故香港仍为本行重要之中心。（《陈光甫日记》1948年12月6日）

　　陈光甫身为银行家，却没有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成见。他认为：“社会主义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产。”要发展生产，只有两个办法：“（一）要叫人赚钱；（二）逼迫做工，派人押得他做工，如古时之奴才。”他设想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提出十二条政策要点：
　　
　　一、鼓励投资，保护投资。香港繁盛，即是此法也。
　　二、合理工价。
　　三、鼓励外来来华投资及其技术。
　　四、外汇自由，不加管理。
　　五、外人可在长江内河航行，借此我们向他学习管理法，亦可限制中国军人跋扈，公务员猖狂，如此真真为人民服务。
　　六、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发展生产，不受中央控制。
　　七、行政多用外国人，减少官样文章及不负责行为。
　　八、速办学校，教育公务员而成文官（Civil Service），切不可交给党治学校去办。
　　九、币制独立，换而言之，即是不用发行弥补数字。
　　十、裁兵，以省下之钱做救济难民工作。
　　十一、大学由人民办，小学中学为强迫教育。
　　十二、此外一切新花样、新议论，严禁宣传，严禁不负责任之演讲，以免人心骚动。
　　只要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1948年12月12日）

    陈氏援引苏联“新经济政策”成例，期待中共建政后仿行：
　　
　　中国要实行规规矩矩的社会主义，须看工业化之政策如何，均要长期试验，取得民心，随时改进，且要有民主精神，真乃一件不容易的事，故敢断言共党今日之作风，必仿行斯太林新经济政策。在中国之新经济政策，当然必要看中国之环境，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主政者以农工主政为号召，此之谓俄式民主，与美国民主不同也。（1948年12月27日）
　　
　　他担心“中国之命运落在革命家手中”，并将中国革命家分为：（一）醉心革命者，一切无可理喻。（二）报仇，如孙中山排满……又如毛泽东三万里长征，立志推翻蒋政权。（三）热心名利之徒，追随时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欢迎。至于悲天悯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谈不到后果。（1949年4月7日）
　　
　　苏联1921年颁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对建政初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调整，内容包括：废除余粮收集政策，实施实物税；停止配给制度，允许商品买卖；放松贸易限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将资金与技术引进俄国；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让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这一政策实行到1928年，被斯大林废止。
　　
　　陈光甫认为“新经济政策”须有政治制度为保障，且忧虑“全盘苏化”的前景，可谓不幸言中。1949年《共同纲领》中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政策，只实行了三年就开始变卦，随着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改造”的开展，私有经济在1956年被彻底消灭。“不断革命家”的瞎折腾，两度将经济拖到崩溃边缘。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或可视为第二轮“新经济政策”，实现了从“逼迫做工”到“叫人赚钱”的转变；但斯大林主义体制架构未去，“热心名利之徒”盘踞自肥，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
　　
　　陈氏当年“规规矩矩的社会主义”发展蓝图，至今仍为可参照之历史标杆。
　　
　　                            2010年8月8日 风雨读书楼
                               《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3期

是父亲，也是朋友

——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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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在北京（20世纪50年代）

　　西方有句格言：“you cannot choose your family but you can choose your friends.”（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东方大国“阶级路线”盛行年代，对“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训导：“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自1957年七岁时起，“章乃器”这三个字，就成了笼罩在我头上的一片阴霾；二十三年后风水轮转，如今又几乎成了我的头衔之一，总是有人在不同的场合提起。我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称谓令人厌烦，总是要求媒体去掉，但今生今世恐无从摆脱。按血统定位后代，这是东方家族社会的思维惯性，或赞或骂都要加上“老家儿”（北京话读作“老尖儿”）。
　　
　　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将“朋友”兑换为“道路”，对我也没什么两样。从小学时代起直到“文革”中，父亲与我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对我的人生道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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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出狱时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一、生活的哲学
　　
    很多人都说父亲是个工作狂，当粮食部长的时候，每天工作10-12小时，星期天也经常不休息。罢职闲居后，只挂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社会活动减少，但他依然勤奋，每天除了例行健身外，很多时间放在读书和记笔记上。他这种阅读的习惯，不经意中传给了我。我真正的知识启蒙，不是从上学开始，而是从阅读开始。
    
    我最早从阅读中获得知识，是来自一本《科学日历》，里面有很多科学知识，还有不少著名科学家、文学家的简介。稍长之后，父亲推荐了两种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展望》（后更名《国际展望》，对我的成长影响比较大。这两种刊物他都存有全套，“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与其他藏书一道焚为灰烬了。
    
    《知识就是力量》创刊于1956年，以介绍国际前沿的科技新知为主，信息量大，文字生动活泼，还有不少科学家的传记故事，以及阿西莫夫等人的科幻小说，很适合我的口味。那时中国尊崇“老大哥”，好像俄国人一切都领先，故很多内容译自俄文。字里行间虽有意识形态痕迹，但毕竟是科普刊物，偏见相对比较少。像“大跃进”中的反科学说教，基本上未收纳。中苏交恶后，该刊停刊。
    
    《展望》创刊于1950年，是一本国际文化交流杂志，有大量人文、地理、历史、政情的内容。这本杂志兼容并包，意识形态上比较开放，译文来自世界各国，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我的人文视野，可惜60年代就被停刊了。
    
    那时没有互联网，阅读杂志是汲取知识最简捷的途径。我比较喜欢短小精悍的文章，可能是当年潜移默化的结果。后来自己写作，也是多用减法，注意将一切骈枝文字裁并删除，力求简洁。进入快餐式阅读的互联网时代后，帖子超过3000字就容易影响阅读情绪，也不利传播），这种读写习惯却令我受益匪浅。近年一些报刊邀我开专栏，字数上限一般在1500字到1800字之间（这样的字数也很适合网络传播），我能纯熟地“螺蛳壳里做道场”，将信息最大限度地浓缩到专栏文章中。
    
    父亲虽是文物收藏家而非藏书家，但他收藏的书，对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很奢侈了。我爱读各种杂书，例如《搜神记》、《山海经》之类的神仙故事及各种稗史类书，这些书有不少是没有标点的竖排本，我完全靠“硬读”，学会了古文断句，逐渐能够自行阅读儒家典籍和史书，并迷上了古典诗词。父亲爱读老庄，向我推荐过《老子》和《庄子.秋水篇》，他还亲自讲解了《周易》第一章，余下的要我自行研读。这些阅读打下了古文根底，并启迪了对历史、哲学的思考。。
    
    他的友人中有好几位藏书家，例如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钧先生。父亲常称道邵老先生，说每次政协开会，老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边开会边读。那时政协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其实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质量。后来，我也养成了随身带书阅读的习惯。章伯钧藏书相当丰富，记得父亲从他家借来一套线装足本《金瓶梅》，但不许我看。

    父亲书橱里的《文史资料选辑》，那时还是灰皮的内部发行本，作者中有不少是他的老友，从前清、北洋的遗老遗少，到国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时能在政协遇到。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上的人物，以及他相册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关注对象。我经常缠着父亲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他会谈起一些相关的往事，评价则有褒有贬。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对掌故的癖好，后来最终选择历史作为专业，与早年的阅读及挖掘故事的爱好有极大的关系。
    
    某次我发现一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竟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段历史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令我十分震惊。此后，读禁书成为我的一大爱好。

　　我进入中学时，开始问父亲一些性知识问题，他也不避讳回答解释。“文革”中我终于从一位女孩那里，借到了父亲当年不许读的《金瓶梅》，是1957年毛泽东恩准限量发行的“高干读本”，每套书都有编号。后来又陆续找到《新阶级》等一些内部发行的灰皮书，打开了思维的另一道门。无论出于本能还是求知，越是禁果越想尝，此乃人之天性。读禁书的习惯延续至今，演变为上网“翻墙”。

    上小学的那一年，北京天文馆落成。我去参观后迷上天文，曾幻想当天文学家，父亲比较赞同我将来从事自然科学，又为我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后来不断遇到各种挫折，天文之梦落空，但仰望星空也影响到我性格的形成：对宇宙的好奇逐渐转化为对事物规律的探索，这种思维境界有助于超脱现实中的逆境。

    我的另一梦想是成为艺术家。上幼儿园的时候，比较喜欢捏橡皮泥，但绘画能力较差，小学阶段才陡然提高。我对美术的爱好，与父亲的文物收藏有很大关系。那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父亲收藏的画册、法帖和印谱，也是我喜爱翻阅的东西。我对书法及绘画的兴趣，就是从《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访苏时带回的列宾、苏里柯夫的画册开始的。中学时代正值“阶级路线”当道，我自知上大学无望，产生厌学情绪，痴迷于山水画和篆刻，还用粉笔头雕刻各种人像，艺术之梦即从那时开始。有天父亲指出我的印文不符合篆书书体，我就专门跑到西单商场古旧书店，买了一本《说文解字》自己钻研，无意中又引发了对文字学的兴趣。我曾按“桃花源里可耕田”诗意，自制了一把折扇，一面是画，一面是篆书，到处晃悠显摆。“文革”爆发后，大字报的书写也大大提升了我的书法水平。
    
    “文革”抄家后搬到呼家楼，父亲的生活费被造反派降到每月50元，生活全靠自理。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父亲的厨艺很不错。我跟他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他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至今逢年过节，我都能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一些器具损坏时，也能亲自动手修复。
    
    未能成为艺术家，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但早年的文化熏陶，令我拥有了足够的想象力。从父亲身上，我不仅学到了生活经验和动手的能力，也学会了生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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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章乃器在“反右”斗争会上

    二、言人所不敢言

    “七君子之狱”的同室难兄邹韬奋先生，曾对父亲有如下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父亲不讳言自己“好辩”的个性，他写文章也很注重说服力，曾向我介绍经验说：我撰文立论注重逻辑，经常会为反方假设一位辩护士，提出种种反对自己的理由，通过交互质证导出正确的结论。他在“反右”时曾多次舌战群儒，甚至与总理面折廷争。周恩来曾承认“他们说不过你”，后来又说“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父亲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主要是对民主与法制、阶级关系、个人崇拜、干部作风的意见，并未超越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但他只问真理不畏权势，被认为“态度顽固”而加重处分，撤职令下达时排名“头号右派”。
    
　　最近，有位从事统战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写了本书，其中有专文记述章乃器，引用了父亲的政协发言、致周恩来书信，以及他的言论简报和朋友们打的小报告。读后勾起了我对当年场景的回忆，也解答了一些记忆中的问号。本文将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
    
    父亲一直主张独立思考。早在1960年，他就在政协大会的书面发言中，对 “大跃进”提出质疑，并立即受到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东、上海、浙江三省市考察后回京，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连续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运动、民主法治等问题发表意见：
    
    潘汉年、胡风没有审判，凭什么把他们逮捕扣押几年，这不是违反宪法么？关于右派处理办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就是违反宪法。在反右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为他是头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论罪云云，这是司法机关的判词，《人民日报》有什么资格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机关可以判处右派，判处劳动教养，而劳动教养是巧立名目的劳动改造，机关有什么权力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
    
    ……既是敌我矛盾，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哪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现在只提12条、60条、70条，就是没有人提到1954年制定宪法106条。经过1亿5千万人制定的宪法。1957年群众运动一来就被忘记了，怎么能使群众信服？现在政府法令没有威信，群众奉公守法精神不够，司法机关知法犯法。
    
    1957年我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心向往之。但我受到了打击。在旧时代，我们说“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现在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沉默了。”现在是“言者有罪，闻者恼怒”。
  
    父亲针对“大跃进”的反科学蛮干，提出：这些年来由于缺乏常识造成很多缺点和错误，主张开展一个恢复常识的运动，来教育那些不懂常识的人。比如：学生以读书为主，教师以教学为主，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基础，这些本来连小学生都懂的普通常识，现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领导人讲话，重新来规定这些定义，岂不笑话？他举例说：
    
    《人民日报》经常发表一些违反常识的文章，如现在各地纠正了“一平二调”，而《人民日报》还在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平二调’的思想基础。
    
    ……有些教条主义理论家，还在宣扬家庭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消灭。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1958年这个时期，我们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参加妇女队，男的参加突击队，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协作关系打掉了。
    
    他发言之后曾对人说：我的发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我发言时会场寂静，但见会心的微笑与叹服的点头。
    
    在我的记忆中，1962年初曾见父亲连续数日伏案写提案，我看了内容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不久，他在三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两份提案，我担心地问会不会招来新的麻烦，他回答：“不好说，反正提案已经印发给每一位委员。”
    
    提案之一是《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另一提案是对1957年被划“右派”的抗争。事前他对人表示，提案提出后“不会推出午门斩首，也不会凌迟处死，最多把政协委员去掉”，“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他在提案中说：
    
    《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认为：“在机关、企业中，非党的正职必须服从党员的副职，非党的上级必须服从党员的下级，而且认为这样才算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就是反党，这就显著地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如果党在国家工作者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是通过法令规章的制定和实施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是通过思想教育以贯彻党的主义，而仅仅是通过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甚至党员个人的特殊地位来实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全国造成千千万万个宗派主义的独立王国，造成分散主义的混乱！离开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片面强调组织性乃至人的依附关系，是不能不走上只问亲疏、不问是非的危险的宗派主义道路。
          
    他在引用宪法第87条、89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后说，“在群众斗争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他就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甚至是答辩的自由，……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还能谈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
    
    他说：“民无信不立，国家必须以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于全民”，对宪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国家事业莫大的不幸”，是“建国12年来最大的一笔浪费”！
    
    在重提“民主”、“法治”、“尊严”的今天，反观父亲近半个世纪前的言论，不过是重申了常识，而在当时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过决议，开除了其创始人章乃器的会籍。同年3月，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也被撤销。一连串政治上、经济上的打击接踵而来，但父亲不为所动，他致信周恩来说：“我绝不能昧杀良心，做一个盲从错误乃至助长领导错误的误国佞人，也不能做一个‘国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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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小鹏记录周恩来关于摘掉章乃器右派帽子的三条指示

　　三、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从“反右”时起，我开始关心时事，小学三年级时，已能较为顺畅地读报。对儿童来说，比同龄人早熟，或许是一大不幸，这是那个泛政治化年代留下的烙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父子间的交流也多了起来，许多话题都可以讨论甚至争论。我们的交锋是从中苏论战开始的，他对批判修正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及议会道路是正确的，说外交部变成了“外攻部”。我那时每天在学校接受“革命”教育，当他点评某件时事之际，我会尝试引用老师或报刊的说教来抗辩，辩论中很快自行发现这些论据站不住。
　　
　　他是一个通读了马恩列斯著作并有独立见解的人，也向来不把背诵教条的“理论家”们放在眼里。有次我看到国外的一份研究资料说“章乃器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得知后颇有几分得意。他虽恃才傲物，但自信真理在手，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底气。
　　
    讨论政治问题时，我总是担心壁中有耳。按理说这不是一名学生考虑的问题，但自从读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父亲：在家说话也要当心。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认为自己坦坦荡荡，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公开。
    
    父亲的这类言论，也被陆续汇报上去。例如：“党应该做导演，可是他们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又搞灯光，还当经理”，“这种赤膊上阵的办法是愚蠢的”，“他们把国家机器放在一边，事事由党包办”，“一个几亿人口的国家，不遵守法律，随便用党的名义破坏法律”，“反右斗争是违宪的，宪法上只有公民，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的区别”。他还指出：
    
    把“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引用到政治上，我们的人民都是舜尧，就不要法律了，造成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企业机关无管理的现象。
    
    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源有三，一是平均主义；二是供给制思想；三是只要党、不要国家的“无国家主义”。
    
    蒋介石的天下是马上得之，马上失之；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得之，这几年又以群众运动治之。如果不是转得早，恐怕要垮在这上面。
    
    他在1962年致周恩来信中也说过：“‘马上得之，不能马上守之’……在革命时期草莽英雄是值得尊敬的；建立国家之后，还能再草莽下去吗？”这一年年底，他总结了从1957年到1962年的十六条经验教训，其中谈到：
    
    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党外民主，就更加没有党内民主；没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没有农村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会发生浮夸风、瞎指挥风，以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
    
    片面强调组织性，而把原则性削弱了，就可能变成宗派。以亲疏定好恶，以好恶定赏罚、定是非，就是宗派主义，所以宗派主义只要组织性，不要原则性。
  
     1963年父亲曾预言：“一个统治阶级浮夸到这种程度，没有民主，不要批评，上下欺蒙，不说真话。必然要发生严重问题。”这一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二年又发动了“四清运动”，阶级斗争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他认为制造阶级斗争是“无的放矢”，并再度警告说：“官僚主义、过火的斗争和唯成分论都是造成不满的根源。……造成这种形势之后，又利用它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这样搞下去，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循环发展。”
    
    在他提出上述警示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将国家拖入一场长达十年的大灾难，这场浩劫结束时，国民经济再度到了崩溃的边缘。父亲在1971年3月10日写过一封致周恩来的万言长信，对“文革”提出全面批判，指出多年来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全社会的严重灾难。其中谈到：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1975年，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掉父亲的“右派”帽子，周恩来当时有三条指示：
    
     一， 可摘掉右派帽子。
    二，愿在国内或到国外可自由选择。
    三，在国内生活予以安排。如坚持原观点也可以，可作为反面教员。

     同年4月25日，父亲的老朋友陈云出面约他谈话，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决定。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后他对我母亲说：“戴帽子是错误的，摘帽也是错误的。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就不承认那顶帽子。”
　　
　　2004年9月7日，我访问了这次谈话的当事人之一张劲夫老人。他回忆当时场景说，谈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南门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章先生听了之后没有讲感谢的话，只讲我过去讲的意见没有错……我和陈云两个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错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满意了。”他还不无歉意地对我说：“我们党对不起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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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狱中手迹（1937年6月23日）
    
    四、遗爱与遗训
    
      父亲的老友许汉三曾回忆说：“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
    
    他的个性清高孤傲，最反对唯唯诺诺，最看不起阿谀逢迎。他自称：“我素来不接客，不送客，不拜客，不请客，不送礼。”国初政坛尚能用其所长容他做事，随着个人崇拜的增长和逆淘汰体制的形成，这种个性的人不仅领袖不喜，同僚也无法见容，1957年政潮一起，被整倒是必然的。一个甲子后再看官场，潜规则也容不下这种人。
    
    我幼年就知道了“七君子”的故事，但没什么特殊感觉。他周围的人个个有名，对我而言，父亲仅仅是父亲。1957年父亲遭批判时，我尚年幼懵懂。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要批他，那他一定是犯错误了。但父亲坚持自己的见解，声称：“部长、人大代表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来认错，而是他们要纠偏。”他还自撰对联一副：“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今年父亲节，我重读三十九年前的“文革”家书，那是1971年8月25日，即“红八月”之难五周年时，父亲的一封五千字长信，我至今引为遗训。
    
    他在信中回顾平生忧患：辛亥革命时十五岁，从浙江丽水奔赴南京投身革命军；为了国家的利益，两次自毁家业；过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动走向抗日游击山区……。
    
    父亲谈到了诚信做人的原则：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他一生曾经沧海，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晚年身处逆境，“文革”横遭暴力，全凭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体魄硬挺下来，活到八十高龄。曾文正公的“挺”字，是他经常对我讲起的，且时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自许。
　　    
    父亲在信中还谈论了自己的健身之道，并建议我用气功疗法，自疗当时所患的胸膜炎，并说：“人决不可以娇惯自己，更不可以娇惯下一代。”每读至此，我脑海中就会闪回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风雪交加，本来准备回学校的我，畏缩着不想走。父亲激励说：“做人就要有一股冲风冒雪的劲头！”坚决把我打发出门。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冲风冒雪”的教诲。
　　
　　他在信中还现身说法，谈到当公仆须亲力亲为，欢迎批评，并强调无论对待亲人还是群众，都要怀有满腔热情：
　　
　　不但对你，对别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过去也是如此。当部长的时候，群众来信提出重要问题，也是亲笔答复，而且也往往是下笔千言的。但你应该知道，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这样对待你，并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读，不要再辜负我的一片好意。特别欢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见，能驳倒我。这就证明你真正重视我的信了，我当然高兴。欢迎别人批评我的言论，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亲一生亲历前清、北洋、国民政府和革命政权，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疯狂年岁月中，他坚持反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认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绝不可能一个早上从天上掉下来的。”
　　
　　“朋友”式的父亲确实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个全民盲从的年代，社会言论无自由，家中父子有民主，他坚持独立思考的种种言传身教，有意无意间令我养成了“为什么”式的逆向思维，并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受益。
　　
　　辛亥革命百周年将至，前辈们的背影渐行渐远，“文革再来”的召魂重现江湖，某个地方又发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噪，而且号称“旗帜鲜明”。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革命性”和“国民性”传统，至今缺乏客观、理性的反思；能否走出历史周期律，通过民主道路走向共和，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屏蔽历史，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独立思考，仍为今日中国之所必需。
          
　　                                    2010年7月9日风雨读书楼
                                        《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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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父亲，也是朋友

——儿子眼中的章乃器

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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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在北京（20世纪50年代）

　　西方有句格言：“you cannot choose your family but you can choose your friends.”（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东方大国“阶级路线”盛行年代，对“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训导：“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自1957年七岁时起，“章乃器”这三个字，就成了笼罩在我头上的一片阴霾；二十三年后风水轮转，如今又几乎成了我的头衔之一，总是有人在不同的场合提起。我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称谓令人厌烦，总是要求媒体去掉，但今生今世恐无从摆脱。按血统定位后代，这是东方家族社会的思维惯性，或赞或骂都要加上“老家儿”（北京话读作“老尖儿”）。
　　
　　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将“朋友”兑换为“道路”，对我也没什么两样。从小学时代起直到“文革”中，父亲与我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对我的人生道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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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出狱时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一、生活的哲学
　　
    很多人都说父亲是个工作狂，当粮食部长的时候，每天工作10-12小时，星期天也经常不休息。罢职闲居后，只挂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社会活动减少，但他依然勤奋，每天除了例行健身外，很多时间放在读书和记笔记上。他这种阅读的习惯，不经意中传给了我。我真正的知识启蒙，不是从上学开始，而是从阅读开始。
    
    我最早从阅读中获得知识，是来自一本《科学日历》，里面有很多科学知识，还有不少著名科学家、文学家的简介。稍长之后，父亲推荐了两种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展望》（后更名《国际展望》，对我的成长影响比较大。这两种刊物他都存有全套，“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与其他藏书一道焚为灰烬了。
    
    《知识就是力量》创刊于1956年，以介绍国际前沿的科技新知为主，信息量大，文字生动活泼，还有不少科学家的传记故事，以及阿西莫夫等人的科幻小说，很适合我的口味。那时中国尊崇“老大哥”，好像俄国人一切都领先，故很多内容译自俄文。字里行间虽有意识形态痕迹，但毕竟是科普刊物，偏见相对比较少。像“大跃进”中的反科学说教，基本上未收纳。中苏交恶后，该刊停刊。
    
    《展望》创刊于1950年，是一本国际文化交流杂志，有大量人文、地理、历史、政情的内容。这本杂志兼容并包，意识形态上比较开放，译文来自世界各国，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我的人文视野，可惜60年代就被停刊了。
    
    那时没有互联网，阅读杂志是汲取知识最简捷的途径。我比较喜欢短小精悍的文章，可能是当年潜移默化的结果。后来自己写作，也是多用减法，注意将一切骈枝文字裁并删除，力求简洁。进入快餐式阅读的互联网时代后，帖子超过3000字就容易影响阅读情绪，也不利传播），这种读写习惯却令我受益匪浅。近年一些报刊邀我开专栏，字数上限一般在1500字到1800字之间（这样的字数也很适合网络传播），我能纯熟地“螺蛳壳里做道场”，将信息最大限度地浓缩到专栏文章中。
    
    父亲虽是文物收藏家而非藏书家，但他收藏的书，对我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已经很奢侈了。我爱读各种杂书，例如《搜神记》、《山海经》之类的神仙故事及各种稗史类书，这些书有不少是没有标点的竖排本，我完全靠“硬读”，学会了古文断句，逐渐能够自行阅读儒家典籍和史书，并迷上了古典诗词。父亲爱读老庄，向我推荐过《老子》和《庄子.秋水篇》，他还亲自讲解了《周易》第一章，余下的要我自行研读。这些阅读打下了古文根底，并启迪了对历史、哲学的思考。。
    
    他的友人中有好几位藏书家，例如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钧先生。父亲常称道邵老先生，说每次政协开会，老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边开会边读。那时政协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其实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命质量。后来，我也养成了随身带书阅读的习惯。章伯钧藏书相当丰富，记得父亲从他家借来一套线装足本《金瓶梅》，但不许我看。

    父亲书橱里的《文史资料选辑》，那时还是灰皮的内部发行本，作者中有不少是他的老友，从前清、北洋的遗老遗少，到国民政府政要及各界名流，不时能在政协遇到。第一届政协的纪念册上的人物，以及他相册中合影的朋友，都是我的关注对象。我经常缠着父亲问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他会谈起一些相关的往事，评价则有褒有贬。久而久之，我养成了一种对掌故的癖好，后来最终选择历史作为专业，与早年的阅读及挖掘故事的爱好有极大的关系。
    
    某次我发现一个隐秘的小壁橱，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竟是“万里流窜到陕北”，受了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发现同一段历史竟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令我十分震惊。此后，读禁书成为我的一大爱好。

　　我进入中学时，开始问父亲一些性知识问题，他也不避讳回答解释。“文革”中我终于从一位女孩那里，借到了父亲当年不许读的《金瓶梅》，是1957年毛泽东恩准限量发行的“高干读本”，每套书都有编号。后来又陆续找到《新阶级》等一些内部发行的灰皮书，打开了思维的另一道门。无论出于本能还是求知，越是禁果越想尝，此乃人之天性。读禁书的习惯延续至今，演变为上网“翻墙”。

    上小学的那一年，北京天文馆落成。我去参观后迷上天文，曾幻想当天文学家，父亲比较赞同我将来从事自然科学，又为我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后来不断遇到各种挫折，天文之梦落空，但仰望星空也影响到我性格的形成：对宇宙的好奇逐渐转化为对事物规律的探索，这种思维境界有助于超脱现实中的逆境。

    我的另一梦想是成为艺术家。上幼儿园的时候，比较喜欢捏橡皮泥，但绘画能力较差，小学阶段才陡然提高。我对美术的爱好，与父亲的文物收藏有很大关系。那时最喜欢做的事，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父亲收藏的画册、法帖和印谱，也是我喜爱翻阅的东西。我对书法及绘画的兴趣，就是从《三希堂》原拓本及他访苏时带回的列宾、苏里柯夫的画册开始的。中学时代正值“阶级路线”当道，我自知上大学无望，产生厌学情绪，痴迷于山水画和篆刻，还用粉笔头雕刻各种人像，艺术之梦即从那时开始。有天父亲指出我的印文不符合篆书书体，我就专门跑到西单商场古旧书店，买了一本《说文解字》自己钻研，无意中又引发了对文字学的兴趣。我曾按“桃花源里可耕田”诗意，自制了一把折扇，一面是画，一面是篆书，到处晃悠显摆。“文革”爆发后，大字报的书写也大大提升了我的书法水平。
    
    “文革”抄家后搬到呼家楼，父亲的生活费被造反派降到每月50元，生活全靠自理。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父亲的厨艺很不错。我跟他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他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至今逢年过节，我都能下厨做几道拿手好菜；一些器具损坏时，也能亲自动手修复。
    
    未能成为艺术家，是我人生一大遗憾，但早年的文化熏陶，令我拥有了足够的想象力。从父亲身上，我不仅学到了生活经验和动手的能力，也学会了生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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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章乃器在“反右”斗争会上

    二、言人所不敢言

    “七君子之狱”的同室难兄邹韬奋先生，曾对父亲有如下描述：“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父亲不讳言自己“好辩”的个性，他写文章也很注重说服力，曾向我介绍经验说：我撰文立论注重逻辑，经常会为反方假设一位辩护士，提出种种反对自己的理由，通过交互质证导出正确的结论。他在“反右”时曾多次舌战群儒，甚至与总理面折廷争。周恩来曾承认“他们说不过你”，后来又说“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父亲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主要是对民主与法制、阶级关系、个人崇拜、干部作风的意见，并未超越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但他只问真理不畏权势，被认为“态度顽固”而加重处分，撤职令下达时排名“头号右派”。
    
　　最近，有位从事统战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写了本书，其中有专文记述章乃器，引用了父亲的政协发言、致周恩来书信，以及他的言论简报和朋友们打的小报告。读后勾起了我对当年场景的回忆，也解答了一些记忆中的问号。本文将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
    
    父亲一直主张独立思考。早在1960年，他就在政协大会的书面发言中，对 “大跃进”提出质疑，并立即受到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东、上海、浙江三省市考察后回京，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连续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运动、民主法治等问题发表意见：
    
    潘汉年、胡风没有审判，凭什么把他们逮捕扣押几年，这不是违反宪法么？关于右派处理办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就是违反宪法。在反右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为他是头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论罪云云，这是司法机关的判词，《人民日报》有什么资格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机关可以判处右派，判处劳动教养，而劳动教养是巧立名目的劳动改造，机关有什么权力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
    
    ……既是敌我矛盾，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哪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现在只提12条、60条、70条，就是没有人提到1954年制定宪法106条。经过1亿5千万人制定的宪法。1957年群众运动一来就被忘记了，怎么能使群众信服？现在政府法令没有威信，群众奉公守法精神不够，司法机关知法犯法。
    
    1957年我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心向往之。但我受到了打击。在旧时代，我们说“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现在是“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沉默了。”现在是“言者有罪，闻者恼怒”。
  
    父亲针对“大跃进”的反科学蛮干，提出：这些年来由于缺乏常识造成很多缺点和错误，主张开展一个恢复常识的运动，来教育那些不懂常识的人。比如：学生以读书为主，教室以教学为主，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基础，这些本来连小学生都懂的普通常识，现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领导人讲话，重新来规定这些定义，岂不笑话？他举例说：
    
    《人民日报》经常发表一些违反常识的文章，如现在各地纠正了“一平二调”，而《人民日报》还在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平二调’的思想基础。
    
    ……有些教条主义理论家，还在宣扬家庭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消灭。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1958年这个时期，我们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参加妇女队，男的参加突击队，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协作关系打掉了。
    
    他发言之后曾对人说：我的发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我发言时会场寂静，但见会心的微笑与叹服的点头。
    
    在我的记忆中，1962年初曾见父亲连续数日伏案写提案，我看了内容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不久，他在三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两份提案，我担心地问会不会招来新的麻烦，他回答：“不好说，反正提案已经印发给每一位委员。”
    
    提案之一是《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另一提案是对1957年被划“右派”的抗争。事前他对人表示，提案提出后“不会推出午门斩首，也不会凌迟处死，最多把政协委员去掉”，“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他在提案中说：
    
    《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认为：“在机关、企业中，非党的正职必须服从党员的副职，非党的上级必须服从党员的下级，而且认为这样才算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就是反党，这就显著地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如果党在国家工作者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是通过法令规章的制定和实施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是通过思想教育以贯彻党的主义，而仅仅是通过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甚至党员个人的特殊地位来实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全国造成千千万万个宗派主义的独立王国，造成分散主义的混乱！离开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片面强调组织性乃至人的依附关系，是不能不走上只问亲疏、不问是非的危险的宗派主义道路。
          
    他在引用宪法第87条、89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后说，“在群众斗争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他就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甚至是答辩的自由，……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还能谈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
    
    他说：“民无信不立，国家必须以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于全民”，对宪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国家事业莫大的不幸”，是“建国12年来最大的一笔浪费”！
    
    在重提“民主”、“法治”、“尊严”的今天，反观父亲近半个世纪前的言论，不过是重申了常识，而在当时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过决议，开除了其创始人章乃器的会籍。同年3月，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也被撤销。一连串政治上、经济上的打击接踵而来，但父亲不为所动，他致信周恩来说：“我绝不能昧杀良心，做一个盲从错误乃至助长领导错误的误国佞人，也不能做一个‘国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童小鹏记录周恩来关于摘掉章乃器右派帽子的三条指示

　　三、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从“反右”时起，我开始关心时事，小学三年级时，已能较为顺畅地读报。对儿童来说，比同龄人早熟，或许是一大不幸，这是那个泛政治化年代留下的烙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父子间的交流也多了起来，许多话题都可以讨论甚至争论。我们的交锋是从中苏论战开始的，他对批判修正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竞赛及议会道路是正确的，说外交部变成了“外攻部”。我那时每天在学校接受“革命”教育，当他点评某件时事之际，我会尝试引用老师或报刊的说教来抗辩，辩论中很快自行发现这些论据站不住。
　　
　　他是一个通读了马恩列斯著作并有独立见解的人，也向来不把背诵教条的“理论家”们放在眼里。有次我看到国外的一份研究资料说“章乃器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得知后颇有几分得意。他虽恃才傲物，但自信真理在手，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底气。
　　
    讨论政治问题时，我总是担心壁中有耳。按理说这不是一名学生考虑的问题，但自从读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提醒父亲：在家说话也要当心。他对我的话很反感，认为自己坦坦荡荡，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公开。
    
    父亲的这类言论，也被陆续汇报上去。例如：“党应该做导演，可是他们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又搞灯光，还当经理”，“这种赤膊上阵的办法是愚蠢的”，“他们把国家机器放在一边，事事由党包办”，“一个几亿人口的国家，不遵守法律，随便用党的名义破坏法律”，“反右斗争是违宪的，宪法上只有公民，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的区别”。他还指出：
    
    把“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引用到政治上，我们的人民都是舜尧，就不要法律了，造成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企业机关无管理的现象。
    
    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源有三，一是平均主义；二是供给制思想；三是只要党、不要国家的“无国家主义”。
    
    蒋介石的天下是马上得之，马上失之；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得之，这几年又以群众运动治之。如果不是转得早，恐怕要垮在这上面。
    
    他在1962年致周恩来信中也说过：“‘马上得之，不能马上守之’……在革命时期草莽英雄是值得尊敬的；建立国家之后，还能再草莽下去吗？”这一年年底，他总结了从1957年到1962年的十六条经验教训，其中谈到：
    
    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党外民主，就更加没有党内民主；没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没有农村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会发生浮夸风、瞎指挥风，以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
    
    片面强调组织性，而把原则性削弱了，就可能变成宗派。以亲疏定好恶，以好恶定赏罚、定是非，就是宗派主义，所以宗派主义只要组织性，不要原则性。
  
     1963年父亲曾预言：“一个统治阶级浮夸到这种程度，没有民主，不要批评，上下欺蒙，不说真话。必然要发生严重问题。”这一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二年又发动了“四清运动”，阶级斗争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他认为制造阶级斗争是“无的放矢”，并再度警告说：“官僚主义、过火的斗争和唯成分论都是造成不满的根源。……造成这种形势之后，又利用它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这样搞下去，势必造成阶级斗争的循环发展。”
    
    在他提出上述警示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将国家拖入一场长达十年的大灾难，这场浩劫结束时，国民经济再度到了崩溃的边缘。父亲在1971年3月10日写过一封致周恩来的万言长信，对“文革”提出全面批判，指出多年来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曲解，给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造成了破坏，导致了全社会的严重灾难。其中谈到：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1975年，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掉父亲的“右派”帽子，周恩来当时有三条指示：
    
     一， 可摘掉右派帽子。
    二，愿在国内或到国外可自由选择。
    三，在国内生活予以安排。如坚持原观点也可以，可作为反面教员。

     同年4月25日，父亲的老朋友陈云出面约他谈话，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决定。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后他对我母亲说：“戴帽子是错误的，摘帽也是错误的。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就不承认那顶帽子。”
　　
　　2004年9月7日，我访问了这次谈话的当事人之一张劲夫老人。他回忆当时场景说，谈话是在人民大会堂南门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章先生听了之后没有讲感谢的话，只讲我过去讲的意见没有错……我和陈云两个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错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满意了。”他还不无歉意地对我说：“我们党对不起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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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狱中手迹（1937年6月23日）
    
    四、遗爱与遗训
    
      父亲的老友许汉三曾回忆说：“我和他交往几十年，看到他办事情，总是要实事求是，在参与会议或商量事情时，或赞成或反对，总是态度明朗不作模棱两可之词。遇到情况特殊，势炎逼人，不能反对的时候，他宁肯沉默不语，也不作违心之论，以表苟同。”
    
    他的个性清高孤傲，最反对唯唯诺诺，最看不起阿谀逢迎。他自称：“我素来不接客，不送客，不拜客，不请客，不送礼。”国初政坛尚能用其所长容他做事，随着个人崇拜的增长和逆淘汰体制的形成，这种个性的人不仅领袖不喜，同僚也无法见容，1957年政潮一起，被整倒是必然的。一个甲子后再看官场，潜规则也容不下这种人。
    
    我幼年就知道了“七君子”的故事，但没什么特殊感觉。他周围的人个个有名，对我而言，父亲仅仅是父亲。1957年父亲遭批判时，我尚年幼懵懂。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要批他，那他一定是犯错误了。但父亲坚持自己的见解，声称：“部长、人大代表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来认错，而是他们要纠偏。”他还自撰对联一副：“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今年父亲节，我重读三十九年前的“文革”家书，那是1971年8月25日，即“红八月”之难五周年时，父亲的一封五千字长信，我至今引为遗训。
    
    他在信中回顾平生忧患：辛亥革命时十五岁，从浙江丽水奔赴南京投身革命军；为了国家的利益，两次自毁家业；过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动走向抗日游击山区……。
    
    父亲谈到了诚信做人的原则：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他一生曾经沧海，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晚年身处逆境，“文革”横遭暴力，全凭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体魄硬挺下来，活到八十高龄。曾文正公的“挺”字，是他经常对我讲起的，且时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自许。
　　    
    父亲在信中还谈论了自己的健身之道，并建议我用气功疗法，自疗当时所患的胸膜炎，并说：“人决不可以娇惯自己，更不可以娇惯下一代。”每读至此，我脑海中就会闪回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风雪交加，本来准备回学校的我，畏缩着不想走。父亲激励说：“做人就要有一股冲风冒雪的劲头！”坚决把我打发出门。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冲风冒雪”的教诲。
　　
　　他在信中还现身说法，谈到当公仆须亲力亲为，欢迎批评，并强调无论对待亲人还是群众，都要怀有满腔热情：
　　
　　不但对你，对别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过去也是如此。当部长的时候，群众来信提出重要问题，也是亲笔答复，而且也往往是下笔千言的。但你应该知道，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这样对待你，并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读，不要再辜负我的一片好意。特别欢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见，能驳倒我。这就证明你真正重视我的信了，我当然高兴。欢迎别人批评我的言论，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亲一生亲历前清、北洋、国民政府和革命政权，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疯狂年岁月中，他坚持反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认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绝不可能一个早上从天上掉下来的。”
　　
　　“朋友”式的父亲确实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个全民盲从的年代，社会言论无自由，家中父子有民主，他坚持独立思考的种种言传身教，有意无意间令我养成了“为什么”式的逆向思维，并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受益。
　　
　　辛亥革命百周年将至，前辈们的背影渐行渐远，“文革再来”的召魂重现江湖，某个地方又发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噪，而且号称“旗帜鲜明”。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革命性”和“国民性”传统，至今缺乏客观、理性的反思；能否走出历史周期律，通过民主道路走向共和，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屏蔽历史，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独立思考，仍为今日中国之所必需。
          
　　                                    2010年7月9日风雨读书楼
                                        《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发表时有删节）

1 、在北京买1套60平米住房需150万元，各阶层的代价是：农民种三亩地1000年，工人上班100年，公务员工作35年，抢劫犯作案1500次，妓女接客7500 次。 

2 、只要他们想干什么，先弄个“新闻”扔出去，看看网民的反映。2，只要网民不吭声（或少数人反对），他们就放手去干。 3，只要网民多半反对，他们就否认。4，网民全部反对，他们就喊出“报道不实”。

3 、中国人不解地问蒙古国海军：“你们蒙古国有没有海，为什么还成立海军？”蒙古人说：“你们中国不也有文化部吗？”

4、 金融法老师说：你们这群未来渺茫的人有什么资格嘲笑在500强工作的凤姐…

5、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有六位中国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名字都是敏感词。

6、 一个8岁小女孩在《我的理想》作文中写道“如果我是一个城市管理者，当看到我的母亲在街边卖红薯时，可以慢慢赶她走……”。

7、 去年十月我在希腊雅典的宪法广场边上的一家酒店露台上吃饭欣赏卫城夜景时，一个老美要死不死的跑来说：你是中国人吗？你们的国庆阅兵很壮观。我气不打一处来的破口大骂：独裁者强征了老子的税款，然后炫耀武力…

8、 有一个人走到天安门广场，大声且愤怒的高喊：“这个政府烂透了！！！”旋即被公共安全专家带走。那人辩解道：“我又没说哪个政府烂”。公共安全专家说：“我在这工作了多少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哪个政府烂啊？

9、 吃不吃地沟油，吃多少地沟油，以及怎么吃地沟油，应该由中国人民，依据中国自己的国情，来自行决定；任何干涉中国人民在自己国土上食用地沟油的图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10、 有网民昨称，他上午去万达影城看《孔子》，结果“全场只有我和老婆两个人”，更称“这是什么烂片啊，简直是侮辱先人！”据说官方正通过包场方式进行救亡。但也有网友表示，唯一抢救《孔子》的方法：立即再开始一场批判孔子的运动，并且把《孔子》列为禁片，头号扫黄对象…

11、 西点军校发言人称，西点军校没有雷锋的任何画像与塑像，雷锋语录也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希望中国媒体予以澄清。希望澄清的原因是西点军校两年多来接待了一万余位前来寻找雷锋像的中国游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辟谣，已经筋疲力尽。

12、 《光棍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光棍节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使苦闷情绪迅速蔓延。在提倡自由恋爱的今天，光棍节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诋毁。消灭光棍，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放妇女思想来解决。希望妇女们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救一个光棍，献一夜爱心”..

13、 王朔说，有次在国外的时候碰到个台湾老兵，问他为什么不回国看看，那个老兵说，当年打仗没打好，对不起祖国人民……

14、 一哥们儿隔壁新搬来个老外，一天晚上老外敲门求助，说：“我的电视坏了，不能换台。”这哥们儿低头看了眼表，很镇定的说：“全国的电视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都会发作这种病毒的。

15、 有消息说日本人有地沟油回收，经过处理后作为汽车燃料推向市场，中国人也有地沟油回收，经过处理后作为食用油推向市场，百年之后，中国人幸运的全面进化为汽车人。

16、话说沙尘暴吹到台湾。许多老人走上街头，张开双手，45度仰望天空，泪流满面，深呼吸，激动地说道：60年了，60年了，终于闻到家乡的泥土味了。

17、 让下一代人知道，我们并不只是平凡的、被感情和竞争所困扰的年轻人，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为了能够建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付出了一切，为了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先人曾被阿拉伯人征服、曾被蒙古人征服、却从未被专 制所征服! ---- 一位伊朗女学生

18、 他拿着枪，你买把水果刀就算凶器；他日夜宣淫，你下载个黄片就算流氓；他大发横财，你摆个摊就算违法；他住高楼别墅，你搭个窝棚还要被强拆；我在想，他这么牛逼，为什么还如此恐惧？

19、 当中国把停止征收农业税视为对农业的一大恩惠时，却忽略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直在对农业实行高补贴或补贴的政策。----时寒冰

20、 西南五省连续干旱，半亿人受灾。秋旱赶上国家大庆，冬旱赶上祥和的春节，春旱赶上两会。终于没大事儿了，温匆匆赶过去，大家才发现原来已经旱了半年多了……

21、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通过地沟油、苏丹红、福寿螺、毒大米、瘦肉精、人造蛋、避孕药黄鳝把没富的人消灭，再通过三聚氰胺、毒疫苗把没富的人的后代消灭。最终共同富裕了。

22、大家好，和谐号列车提醒大家：乘客谷歌因不遵守列车规定已被驱逐下车，请车上乘客务必遵守规定，拉紧窗帘，不得观看窗外风景。列车即将调头行驶，下一站：平壤。

23、 我想告诉我爱的姑娘，我不是舍不得钱去买房子，有那50万100万，我们把全世界玩个遍好不好？为啥要买房子呢。就 50年使用权，仔细想想跟租房子一样，还要多拿20多万的首付。

24、 中华牙膏也是外企， 别以为印着“中华”就是中国； 百度是美国上市公司，李彦宏持美国护照；GOOGLE 退出中国市场后还有百度，但是你么都忘记了百度也不是中国企业，它伪装的很好。前者是真汉子，后者是伪娘。

—— 原载: 中青论坛